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實習生 馮銳
【編者按】
18年前，紀錄片《鐵西區》橫空出世，不僅因為該片時長達九個小時，還因為未能在公開場合廣為放映，導緻坊間傳聞紛紛，成為那時候觀衆私底下傳閱交流的片子（dvd）。
《鐵西區》分三部，依次是《工廠》、《豔粉街》、《鐵路》。這部超長的紀錄片，對于觀衆是一個嚴肅的考驗。這在中國紀錄片曆史上，似乎也是絕無僅有的。在國内，其出産後不是被冷落，就是被誤解，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在世界三大紀錄片電影節上——法國的馬塞和南特，日本的山形——它都獲得了第一名。
沈陽鐵西區是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它于日僞時期建立，1949年後又按計劃經濟管理制度和蘇聯模式重塑，成為國有企業的龐大群落。到新千年前後，大廠依次被拆，舊世界分崩離析。
今年，導演王兵将當年創作《鐵西區》紀錄片同期拍攝的照片，再度推向公衆——2017年參展第14屆卡塞爾文獻展的52幅攝影作品，亮相2021年11月3日在滬舉辦的影像上海藝術博覽會。以此為契機，關于《鐵西區》的創作幕後故事、video與靜态圖檔攝影的創作了解，以及他本人對于生命的困惑，等等，王兵在2021年10月22日，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長達3個多小時的專訪，我們将分四個獨立篇章釋出，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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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加載中...
王兵導演談創作過程中的認知與困惑 視訊剪輯 實習生 郭志屹婷(03:47)
澎湃新聞：鐵西區的拍攝發生在90年代，到了今天在創作上又有什麼不同？
王兵：從我剛開始拍照片到今天，内心從來都是困惑的，沒有一刻會忘乎是以。别人以為這個電影怎麼樣，對我來說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情，不是那麼愉快的。不是說我生活不愉快，而是在精神世界是非常困惑。
如何在電影裡面建立一個精神性，或者說一種内心世界？塔可夫斯基電影跟安東尼奧尼電影很像，隻是塔可夫斯基的電影更沉重，他的心靈更壓抑。但是安東尼奧尼就更浪漫、内心更多想象，他也有他的情感困惑，但他們的困惑是不一樣的，兩個人表達的方式也截然不同。對我來說，我也一樣很困惑，一直在一個情感的困惑當中，不是說好像就是吃飽了喝足了，然後有很多錢會很高興，不是這樣子。
《鐵西區》07-52 沈陽鐵西區豔粉街拆遷 2000年 王兵 攝影
《鐵西區》10-52 沈陽鐵西區豔粉街小賣部老石和他的妻子 2000年 王兵 攝影
剛才你問我這麼多年，從《鐵西區》一直到今天，我也經曆了很多關于電影的變化。像我拍《方繡英》，她是我在南方湖州拍的，它的叙述語言和《鐵西區》完全變了。因為在《鐵西區》的時候，有一種很青春的東西在裡面——青春和浪漫的那種心理。當然困惑就是，我們怎麼通過電影去感受到人類的真正情感。到了現在，這種困惑消失了，另一種困惑出現了，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我們活着是為什麼，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主體，我們的意義在哪裡？就像我拍方繡英這麼一個老太太，她是我朋友的媽媽，得了老年病，到了不能吃飯的地步。我們看着她整個身體自我搗毀，親人在邊上死守，看着她即将離開我們，最終去世。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面臨這個時刻，不光是她，任何一個人都逃離不了這樣一個時刻。回到電影，其實我們也面臨藝術的平靜、個人的平靜、生命本身的平靜，面臨很多的問題，是以會一直處在一種困惑當中，然後來建構這種電影的可能性。
《方繡英》截圖
澎湃新聞：那活着的意義在哪裡？
王兵：人的意義到底在哪？它是無意義的，她（方繡英）的生命也許就是無意義的，那麼誰會有意義？我也不知道，我會有意義嗎？我們看着一個一個這樣的人，就這樣消失了，是以如果你問我這部電影主題是什麼，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說，但是我内心很感動。她生命的最後時刻讓我迷戀，迷戀那種衰弱、那種絕望。我不知道她内心有什麼樣的恐懼、甚至是不是有恐懼，我不知道，但是同時也面臨那種尴尬、那種無助、那種無所謂，就是沒辦法解釋。
這種表達方式在過去的電影裡邊很少。我們過去的電影都是要表達某個意義，表達某一個人物，表達喜怒哀樂，但是在這一刻沒有。這個電影裡面沒有這個東西，唯一有的就是一個人如何離開這個世界。當我的攝影機每每對準她拍攝的時候，我總有種無名的憂傷、恐懼，或者說是一種（生命的）徘徊。
所謂電影裡面是不是真實，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我也不覺得什麼是真實，什麼是不真實，我們過去講藝術真實性的問題，我好像沒想過，我隻是覺得藝術更重要的是它的情感——我們感覺人的情感、感覺作品本身的情感，而不是說我們有什麼真理可談。我不是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真理，也可能有真理，但是對于這一刻，我覺得藝術更重要的是人類彼此之間内心的情感。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活着，我們的内心通過藝術來溝通，這是情感的一種溝通。
禅宗實際上也是講了這麼一個主觀性的問題，我覺得禅宗可能就是我們主體性的問題，我覺得藝術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應該是這個東西。《鐵西區》那個時候更外化，而且技術上更絢麗，比如拍攝的方式、鏡頭的排程方式變化都很大。那時候受到俄羅斯電影的影響，怎麼去排程設計、怎麼去建立這種空間感，實際上那不是随便想出來就能做的，它有之前電影的影響在裡面。
到了後期我的電影基本上都很簡化，拍攝方式變得很簡單，沒有那種看上去非常漂亮，非常美的東西，都很簡單平視，看上去讓人很親近。像《無名者》，就是一個老頭，他一個人生活在一個荒原的世界裡面，他的周邊完全就沒住人。在一個廢棄的村莊裡面，他沒有房子可住，他住兩個地洞裡，完全是兩個像動物一樣的兩個地洞。
我們人類是一個社會性的動物，當你一個人離開這種社會性而獨立存在，不再使用語言，也不再使用更多的物質，那麼在這種狀态下，你如何繼續生活？可能有人會說這個人生活很悲慘，實際上不是，反而有時候我們想一想，我們的物質是不是太多了？如果我放棄這個物質，我作為一個個體，存在于那種狀态下獨自生活會怎麼樣？這就帶來一種想象，一種思考。
比如我，當時也沒有條件進入到另一類很主體的集體性電影創作中，不是說沒有這個創作能力，而是我最初就是這樣去看待電影的，這形成了我的電影世界。最後讓我變成了一個個體的電影，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不是天生就是這樣，而是機緣巧合。我相信如果說當時提供了另一種機會，我也許可能會拍那樣的電影（集體性電影）。
《無名者》截圖
2021年10月22日，王兵在上海接受澎湃新聞的采訪。 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攝影
責任編輯：高劍平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