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亞樵。蔣介石一提這個人，假牙就發酸；戴笠若是聽說這個人又露面了，第一個反應就是檢查門窗是否關好；而汪精衛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亞樵這三個字活活敲斷的；連上海灘超級惡霸黃金榮、杜月笙一類流氓泰鬥遇上王亞樵，也得趕緊繞道走。——國民黨軍統少将沈醉”
在舊社會的大上海，十裡洋場，燈紅酒綠，是個令人無比留戀的地方。
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都市，也是當時最繁華的城市。在當時的上海灘街頭，常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彪形大漢，腰間别着铮亮的斧頭行走在街頭巷尾。
這些人，大多數都來自同一個組織，那就是名震上海的斧頭幫。
看過周星馳的電影《功夫》的朋友，對裡面嚣張霸氣的斧頭幫肯定會印象很深。這些西裝革履的人，一人一把斧頭，在大上海是無惡不作，一手遮天。
但是，不同于影視作品中的形象，在現實生活中真正的“斧頭幫”卻是另外一種感覺。
雖然他們也是人手一把斧頭，過的也都是血雨腥風的日子，但大多數時候，他們隻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當國家危難，在民族大義面前，他們卻表現出高尚的氣節，無愧于鐵骨铮铮的漢子。
這裡面最富有傳奇性的，就要說“斧頭幫”幫主——王亞樵。
提起王亞樵，這是個在上海灘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
在上海灘以“青幫三巨頭”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為代表的幫派勢力可謂是呼風喚雨。他們憑借自己的财力和勢力，穿插在政界官商、租界洋人之間，成為上海灘的“地下皇帝”,黑白兩道，誰也不敢與之抗衡。
然而，在上海灘，王亞樵和他“斧頭幫”卻是他們不敢招惹的，哪怕你是杜月笙都要忌憚三分。歸其原因，就在于六個字，團結、手狠、正義。
王亞樵
相反，王亞樵的身材十分消瘦，長相文弱，而且喜歡戴一副金絲眼鏡，看起來斯文有禮、文質彬彬。
但就在這樣一副平靜如水的外表下，卻潛藏着一顆好勇狠鬥的靈魂，任何人都不能使其屈服。
這位上海灘“斧頭幫”的幫主，最先追随孫中山投身辛亥革命、鏟除軍閥徐國粱助力北伐，随後後廬山刺蔣、北站刺宋、擊殺日軍白川大将、重傷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
王亞樵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謂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在王亞樵短短的前半生，不僅赢得了“江淮大俠”“暗殺大王”和“民國第一殺手”的稱号，更是憑借自己氣節，成為了一位鐵骨铮铮的抗日志士和民族英雄。
王亞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鄉的一個窮苦家庭。
王亞樵自幼讀書刻苦好學，再加上他天資聰穎過人，在同年齡的學生裡面，非常的出色。後來參加了清末的科舉考試，名列前十名，這在當時是非常好的成績。
王亞樵的家裡很窮，王家人世代都是本分的農民，靠着幾畝薄田，在土地裡讨生活。
在那個列強并起的昏暗年代，貧弱的中國是搖搖欲墜，在這樣的環境下，王家這樣的本分的人家，隻有被層層壓榨和剝削的命運。
當時正值英、法、日、俄、德列強洶洶入侵，瓜分中國。年少的王亞樵目睹清廷媚外無能，民族瀕臨滅亡，深感痛心。
他經常與合肥、巢縣、壽縣青年志士談論“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每每說到關鍵處，王亞樵總是義憤難平，恨不能做出一番大事業。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滿清王朝的喪鐘正式被敲響。
這一年22歲的王亞樵再也按不住自己的性子，在安徽都督、同盟會員柏文蔚的鼓勵下，雄心勃勃的王亞樵在鄉間組織地方武裝，參加了革命。
随後王亞樵加入“中華革命黨”，正式開始追随孫中山，參加“二次讨袁”運動。
無奈當時革命黨的實力相比較于北洋政府還是很弱小的，“二次讨袁”運動失敗後，王亞樵幾經輾轉，逃亡到上海灘。
來到上海灘後的王亞樵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繁華的大都市，一時間他也是有些摸不着頭腦，但是王亞樵多年的革命經驗告訴他，要想在上海這樣的地方站穩腳跟，自己必須要想辦法組織自己的勢力。
彼時，在上海有很多的安徽籍的勞工，他們大多數都在碼頭從事勞累的體力活動，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飽受壓迫的他們，由于勢單力孤，根本沒有任何反抗的力量。
王亞樵來到上海後，接觸到了很多在上海的安徽勞工，通過一段時間的交流，他深深體會到這些人的辛酸。
為了幫助這些勞工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也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王亞樵在上海成立了“安徽旅滬勞工會”。
這個就是“斧頭幫”的雛形。
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王亞樵命人買來100多把鋒利的斧頭分發給幫會成員，哪個勞工被資本家或地痞流氓欺負了，他的“斧頭幫”就一擁而上，擺出一副拼命的架勢，或砍或殺，異常兇猛。
他們高喊“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很多資本家都避而遠之，連上海青幫大亨黃金榮、杜月笙也懼其幾分。
王亞樵（前排中）和斧頭幫成員
在那個年代，“斧頭幫”的出現，實在是一種無奈之舉。如果都能過上好日子，有誰會願意以命相搏呢？實在是本分人在這亂世要想生存下去實在是太難了，王亞樵和他的兄弟們除了團結起來，沒有其他任何的選擇。
由于王亞樵處事公正，說一不二，又肯為自己的兄弟出頭，很快他的“斧頭幫”就在上海“砍”出了一片天地，勞工會會員達十幾萬，拜在他門下的弟子也越來越多，門徒最多時有數千人，他也是以一躍成為“上海勞工總會”領袖。
王亞樵和“斧頭幫”的崛起，攪動了上海灘原有的勢力分布，杜月笙等青幫大佬面對這個異軍突起的人物，都有心試試他的成色。
幾番試探下來，杜月笙得出了一個結論：魔鬼可以惹，但是不可以惹王亞樵。
1923年11月，王亞樵受皖系軍閥盧永祥之子盧小川之托，暗殺了盤踞在上海的直系軍閥淞滬警察廳廳長徐梁，受到盧永祥的賞識。
盧永祥除了贈予他重金外，還委任他為浙江别縱隊司令，把湖州地區劃給他做據點。
這對于王亞樵來說是一個等待許久的機會，于是他把“上海勞工總會”丢給幾名手下管理，馬上就到湖州上任了。
在湖州王亞樵大規模招兵買馬，練兵備戰，準備大展拳腳，這期間他手下有幾位得力的幹将。
一個就是後來成為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的戴笠，當時在浙江江山縣任保安鄉自衛團團總，被王亞樵招進别縱隊，任命為縱隊長。
還有就是後來成為“西北王”的胡宗南，以及後來投奔馮玉祥的方振武、餘亞農等人也都在王亞樵的别縱隊任縱隊長。
這幾個人與王亞樵交往甚密，先後結拜成為兄弟。
但是這樣的局面并沒有維持多久，1925年盧永祥兵敗，通電下野，靠山倒了以後王亞樵部也作鳥獸散。
戴笠、胡宗南等人各自回鄉，不久報考了黃埔軍校，而王亞樵則傳回上海。分别之際，兄弟幾人依依不舍，互道珍重，當時他們誰也沒想到，幾個拜把子兄弟日後竟會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對頭。
王亞樵再次回到上海後重操舊業，但是在他的心中始終對孫中山先生抱有十分崇高的敬意，終其一生，王亞樵都秉承孫中山的建國理念。
這也就使得王亞樵對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十分的不滿。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大屠殺”,第一次國共合作瓦解。
王亞樵甚為憤慨，在南京中山公園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高呼“打倒軍閥，反對屠殺！”和“保障人權，人權第一！”
自此，王亞樵拒絕了國民黨的所有威逼利誘，并開始了一系列暗殺國民黨高層人士的行動。
王亞樵的身上有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膽識，深得柏文蔚等國民黨内部西南派人士的賞識，是以受邀加入西南派在上海成立的秘密反蔣組織。
在1931年，王亞樵做了兩件大事，一件就是在廬山刺殺蔣介石，差點要了老蔣的命，另一件就是在火車站暗殺宋子文，同樣也是差點成功。
但是此時的王亞樵充其量就是一個反蔣的江湖豪俠，影響力也不過是上海一隅，而真正讓他實作從江湖豪俠到民族英雄轉變的，還要從抗日戰争開始。
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王亞樵就對東北軍的不抵抗十分的氣憤。
當張學良到了上海後，一直住在杜月笙的府裡，王亞樵直接給張學良送去了一個拆了引信的炸彈，并給張學良提了三個條件：第一、立刻回到東北整頓人馬，同日本人決一死戰。第二、如果不肯戰那就回東北，自殺以謝天下。三、如果不敢死，那就是把錢都捐出來，購買軍火支援關外的抗日義勇軍。
三個條件，必須滿足一個，否則第二次收到的就是有引信的炸彈。
戴笠和王亞樵
一件事，足見王亞樵對于日本人，那是切實的恨之入骨。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在上海大舉進攻中國守軍。
王亞樵摩拳擦掌，帶領3000弟兄，自發上前線，在太倉協助國軍作戰。同時他将原有幫會改編，成立“淞滬抗日義勇軍”,矢志“全力以赴抗曰”，還組織成立了以暗殺日軍進階軍官和鐵杆漢奸為對象的“鐵血鋤奸團”。
當然，還有他的老本行，暗殺！
是年2月，前關東軍司令、日本陸軍大将白川義則抵達上海吳淞口，坐陣日本海軍旗艦“出雲号”,指揮日軍對十九路軍的攻擊。
王亞樵見此時機，決心幹掉這個日本的劊子手。
王亞樵挑選出一批身負炸藥的“敢死隊”隊員，潛入江中，在“出雲号”艦底引爆炸藥。一聲轟鳴，白川義則被吓得落荒而逃，最後雖未把“出雲号”炸沉，但也重重打擊了日軍的嚣張氣焰。
這一次沒有能夠得手，王亞樵很生氣，但是王亞樵并沒有就此罷手。
到了4月29日，白川義則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園，為日本天皇誕辰舉行“慶功會”。
中國老百姓十分氣憤，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總指揮陳銘樞更是氣得拍桌子大罵，他親自跑到上海，讓王亞樵破壞日軍的“慶功會”。
王亞樵也正發愁沒有機會，于是便應允下來。
根據當時駐上海的日軍規定，大會隻準日本人和北韓人參加，中國人不得入内。王亞樵無法下手，便聯絡了自己原來的部下，流亡上海的北韓獨立黨人安昌浩等3人，請他們實施暗殺任務。
4月29日，安昌浩等人把定時炸彈裝在暖水瓶裡帶入會場，放在講台桌下，然後迅速離去。
兩分鐘後，炸彈爆炸，白川義則重傷後送往醫院不治身亡，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被炸飛了一條腿，其他十幾名日本文武官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創傷。
而白川義則也成了整個抗日戰争中，在中國陣亡的日本最進階的将領。
自此後王亞樵得到了“遠東第一殺手”的名号。
但是王亞樵的表演還遠遠沒有結束。
同年9月，由英國外交官李頓率領的“九一八事變”國聯調查團來到了中國，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李頓枉顧事實真相，存心偏袒日本，中國人聞之無不憤恨。
王亞樵對此更是十分的氣憤，他跟身邊的人說道：“世界上有強權無公理，隻有訴諸武力。”于是他決定給這個李頓一個“血的教訓”，實施一次暗殺。
前關東軍司令、日本陸軍大将白川義則
經過周密的安排，到了當年11月，王亞樵派出的殺手在李頓一行下榻的飯店提前設下了埋伏。但是就在他們正準備行動時，不慎被警察逮捕。
而李頓受此驚吓，慌忙逃離中國，這一暗殺未遂事件也迅即傳遍國際社會，國際輿論的冷嘲熱諷讓李頓顔面盡失。
王亞樵這一系列驚天動地的行動，全國的抗日志士都沸騰了，這極大地提升了當時的國民士氣，很多年輕人都開始以王亞樵為偶像，加入抗日鋤奸團。
而此時，王亞樵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
其實自從白川大将被暗殺後的喜訊傳出後，南京國民政府就開始關注這件事，尤其是蔣介石對此事極為關注，得到消息後立即派剛剛擔任特務處處長的戴笠去了解内情。
戴笠很快了解到此事系王亞樵所為，蔣介石聽罷非常地滿意，他認為王亞樵幹了政府官員不能幹的事，對他十分地欣賞。
這時候的蔣介石急于招兵買馬，為了能把王亞樵控制在自己手中，先後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去拉攏、收買王亞樵。
蔣介石讓戴笠給王亞樵帶去了4萬大洋，并且許下了中将軍銜，但是被王亞樵拒絕了，王亞樵隻是淡淡的說：“蔣介石擁兵百萬都不抗日，我們老百姓抗日是分内的事，不需要答謝。”
一番胡說的戴笠是啞口無言。
王亞樵之是以拒絕蔣介石，一方面在政見上分歧較大，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王亞樵十分的不贊同；另一方面，他也擔心自己過去暗殺蔣介石、宋子文之事被查明，那時候就是羊肉虎口。
蔣介石和戴笠不明内情，認為王亞樵這是不識擡舉，非常氣憤。
随後就抓了王亞樵的幾個門徒，在一番嚴刑拷打之後，門徒供出了王亞樵策劃暗殺蔣、宋未果之事。
蔣介石怒不可遏，立即指令戴笠緝拿王亞樵，王亞樵在家人和門徒的掩護下，化裝成搬運工，搭乘開往香港的貨輪，逃脫了戴笠的追捕。
來到香港後的王亞樵沒有就此罷手，他是個有仇必報的性格，蔣介石既然如此地追殺他，那麼他就一定要讓蔣介石付出代價。
1935年，王亞樵和部分門徒雲集香港，在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等人的支援下，繼續醞釀暗殺蔣介石和汪精衛等國民政府首腦的計劃。
為了準确掌握蔣介石等政府首腦的行蹤，王亞樵在南京設立了“晨光通訊社”,派得力助手華克之負責，帶領孫鳳鳴、張玉華等人前往南京，僞裝成記者，設法擷取有用情報。
10月，王亞樵通過自己的情報網，得知國民黨将于11月1日在南京中央黨部禮堂召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認為這是刺殺蔣介石、汪精衛的大好時機。
青年蔣介石
孫鳳鳴主動要求承擔此次刺殺任務。華克之讓張玉華以“晨光通訊社”的名義去申請六中全會的記者出入證，他自己則負責善後工作。
11月1日，孫鳳鳴以記者身份進入中央黨部大院，隻見汪精衛率中央委員們在禮堂門口合影留念，卻不見刺殺的主要對象——蔣介石。
原來，中央委員們開完會走出禮堂，準備合影留念時，蔣介石見記者蜂擁而上，不悅地退回禮堂。汪精衛傳回禮堂催請，蔣介石謊稱身體不适，汪隻好傳回，率中委們合影。
雖然蔣介石沒有露面，孫鳳鳴還是不想錯過這次絕好的暗殺機會。待中委們合影完畢準備散去時，他毫不猶豫地抽出藏在攝影箱裡的手槍向汪精衛射擊。
汪精衛連中三槍倒地，孫鳳鳴也被衛士開槍擊斃。
事發後，蔣介石非常氣憤，他知道這次暗殺的目标絕對不是汪精衛而是自己，他把戴笠叫去大罵了一頓，命他3天内查出線索。
戴笠幾經周折，終于抓到了張玉華。
在特務們的嚴刑拷打下，張玉華供出了王亞樵、華克之等人，蔣介石氣急敗壞，命戴笠迅速緝拿王亞樵，一下子王亞樵成為政府懸賞100萬大洋全國通緝的“首犯”。
但是在香港要想抓到王亞樵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亞樵初到香港時，胡漢民曾請香港總督關照他，說他是反蔣人士，不是刑事犯。
是以“刺汪案”發生後，大批國民黨特務湧到香港，都未能找到王亞樵的行蹤。
在戴笠等人的圍追堵截之下，香港漸漸地變得不再安全，1936年2月，王亞樵同部下逃亡廣西梧州，投奔李濟深。
王亞樵寄居梧州，深感國土之大，卻無立錐之地，悲憤之下寫下其唯一存世的文學作品《念奴嬌·西江煙雨》.
“西江煙雨哭陸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淪亡黃流注。中原烽火彌路，悲恨相繼，萬裡煙塵，江山知何處。
堂堂中華，難忍東倭猖寇，醉生夢死内戰，媚倭求存，何言對國人！閩海羊城興義師，蒼蒼太無情，天涯海角，足迹無門，千載留淚痕。鷗蒙山重，北顧延河非孤雲。”
字裡行間，無不浸透着對家國淪喪、兵燹連年的怆郁之情。
此時的王亞樵一門心思隻有抗日，但是眼看國民黨政府是幹打雷不下雨，王亞樵是氣不打一處來。
這時候李濟深向周恩來推薦了王亞樵，之後王亞樵親自給毛澤東緻信說道：“當今各派勢力都與蔣有苟合之可能，而惟獨中共與蔣決不妥協，思前慮後，願率随從前往延安，在正義之師中得遂正義之志”。
但是就在王亞樵躊躇滿志地想要幹一番事業的時候，意外發生了。
原來為了抓住王亞樵，戴笠可謂是煞費苦心，但幾次交手下來，王亞樵都成功逃脫，這使得戴笠很有挫敗感。
而這一次，戴笠決定智取，他找到的突破口是一個叫餘婉君的女子。
這個餘婉君，是王亞樵鐵血鋤奸團成員餘立奎的小妾。1935年11月1日，王亞樵策劃刺殺汪精衛後，戴笠旋即以綁票的方式将餘立奎從香港抓到南京，關進了監獄，餘立奎誓不叛變。戴笠等人找到餘立奎的小妾餘婉君，以重金收買。
戴笠的目的就是通過餘婉君将王亞樵引出來。
而之是以選擇他，是因為戴笠知道，王亞樵與餘婉君這位“朋友妻”，在早年曾經有過一段不能言說的感情。
是以餘婉君對于王亞樵來說，就是一個有分量的女人。
王亞樵這個人重情義，是以，戴笠料定，隻要餘婉君向王亞樵求助，王亞樵一定不會坐視不理。
于是乎，1936年10月間，餘婉君突然由香港來到梧州，對王亞樵說：我們在香港生活困難，是以隻能到梧州投靠你。
王亞樵見狀，立即答應，并派人給餘婉君母子租了房子，餘婉君說，過幾天，她打算派傭人張媽去南京看望丈夫。
王亞樵說:“到時我寫個條子,讓張媽設法轉交給立奎。”此時王亞樵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走進了戴笠為他設下的圈套裡。
1936年10月20日晚,李濟深宴請王亞樵。餘婉君找到李家對王亞樵說:“張媽明天就去南京。
晚宴結束後,王亞樵離開李家,走到半路上,突然想起要讓餘婉君帶字條,便轉頭去了餘家。不料剛一進門,躲在門後的國民黨特務便往他臉上撒了把石灰,然後一擁而上,想活捉王亞樵。
可王亞樵絕非等閑之輩,雖然眼睛被迷住了,但他臂力過人,揮舞着手腳與特務展開搏鬥。特務見不是他的對手,慌忙掏槍,當場擊斃了王亞樵。
這位名震一時的“暗殺大王”,就這樣死在了軍統特務的槍口下,終年49歲。
對于王亞樵這位暗殺大王的身死，與其說王亞樵是死于輕敵，或是死于美人計，不如說他是死于重情重義。
倘若，王亞樵在和戴笠決裂後果斷除掉戴笠，又或者，他不在亡命時分還想着幫助情人，大概會是另一番結局吧。
當王亞樵被殺的消息傳到周恩來的耳中時，周恩來十分惋惜地對人說：“若是我們早點把王亞樵先生接來延安，該能為後來的抗日戰争和解放事業做出多麼大的貢獻啊！”
王亞樵是那個年代一個十分特殊的個體，他身上充滿了反叛精神，在那個黑暗的年代，他憑借一己之力，對抗着所有的不公平。
與别人不同的是，王亞樵靠的不是筆也不是嘴，而是自己的拳頭和槍，他早已認識到，在這樣的時代，如果想保衛自己，隻能付諸于武力。
這是他的人生信條，而他也是這樣去做的。
而對于這位“暗殺之王”，毛主席曾如此評價:“殺敵無罪，抗日有功。小節欠檢點，大事不糊塗。誰給中國制造悲劇，他就給誰制造悲劇。這個人的事迹值得寫進曆史。”
幾句話，可謂是極其準确地概括了這位“暗殺大王”、抗日志士、民族英雄的傳奇一生。他值得我們去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