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泰斗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道走。——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
在旧社会的大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是个令人无比留恋的地方。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都市，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在当时的上海滩街头，常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彪形大汉，腰间别着铮亮的斧头行走在街头巷尾。
这些人，大多数都来自同一个组织，那就是名震上海的斧头帮。
看过周星驰的电影《功夫》的朋友，对里面嚣张霸气的斧头帮肯定会印象很深。这些西装革履的人，一人一把斧头，在大上海是无恶不作，一手遮天。
但是，不同于影视作品中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斧头帮”却是另外一种感觉。
虽然他们也是人手一把斧头，过的也都是血雨腥风的日子，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当国家危难，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却表现出高尚的气节，无愧于铁骨铮铮的汉子。
这里面最富有传奇性的，就要说“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提起王亚樵，这是个在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在上海滩以“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为代表的帮派势力可谓是呼风唤雨。他们凭借自己的财力和势力，穿插在政界官商、租界洋人之间，成为上海滩的“地下皇帝”,黑白两道，谁也不敢与之抗衡。
然而，在上海滩，王亚樵和他“斧头帮”却是他们不敢招惹的，哪怕你是杜月笙都要忌惮三分。归其原因，就在于六个字，团结、手狠、正义。
王亚樵
相反，王亚樵的身材十分消瘦，长相文弱，而且喜欢戴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文有礼、文质彬彬。
但就在这样一副平静如水的外表下，却潜藏着一颗好勇狠斗的灵魂，任何人都不能使其屈服。
这位上海滩“斧头帮”的帮主，最先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铲除军阀徐国粱助力北伐，随后后庐山刺蒋、北站刺宋、击杀日军白川大将、重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
王亚樵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谓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王亚樵短短的前半生，不仅赢得了“江淮大侠”“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的称号，更是凭借自己气节，成为了一位铁骨铮铮的抗日志士和民族英雄。
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的一个穷苦家庭。
王亚樵自幼读书刻苦好学，再加上他天资聪颖过人，在同年龄的学生里面，非常的出色。后来参加了清末的科举考试，名列前十名，这在当时是非常好的成绩。
王亚樵的家里很穷，王家人世代都是本分的农民，靠着几亩薄田，在土地里讨生活。
在那个列强并起的昏暗年代，贫弱的中国是摇摇欲坠，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家这样的本分的人家，只有被层层压榨和剥削的命运。
当时正值英、法、日、俄、德列强汹汹入侵，瓜分中国。年少的王亚樵目睹清廷媚外无能，民族濒临灭亡，深感痛心。
他经常与合肥、巢县、寿县青年志士谈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每说到关键处，王亚樵总是义愤难平，恨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清王朝的丧钟正式被敲响。
这一年22岁的王亚樵再也按不住自己的性子，在安徽都督、同盟会员柏文蔚的鼓励下，雄心勃勃的王亚樵在乡间组织地方武装，参加了革命。
随后王亚樵加入“中华革命党”，正式开始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讨袁”运动。
无奈当时革命党的实力相比较于北洋政府还是很弱小的，“二次讨袁”运动失败后，王亚樵几经辗转，逃亡到上海滩。
来到上海滩后的王亚樵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繁华的大都市，一时间他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王亚樵多年的革命经验告诉他，要想在上海这样的地方站稳脚跟，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组织自己的势力。
彼时，在上海有很多的安徽籍的劳工，他们大多数都在码头从事劳累的体力活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压迫的他们，由于势单力孤，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
王亚樵来到上海后，接触到了很多在上海的安徽劳工，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他深深体会到这些人的辛酸。
为了帮助这些劳工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王亚樵在上海成立了“安徽旅沪劳工会”。
这个就是“斧头帮”的雏形。
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王亚樵命人买来100多把锋利的斧头分发给帮会成员，哪个劳工被资本家或地痞流氓欺负了，他的“斧头帮”就一拥而上，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或砍或杀，异常凶猛。
他们高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很多资本家都避而远之，连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也惧其几分。
王亚樵（前排中）和斧头帮成员
在那个年代，“斧头帮”的出现，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如果都能过上好日子，有谁会愿意以命相搏呢？实在是本分人在这乱世要想生存下去实在是太难了，王亚樵和他的兄弟们除了团结起来，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
由于王亚樵处事公正，说一不二，又肯为自己的兄弟出头，很快他的“斧头帮”就在上海“砍”出了一片天地，劳工会会员达十几万，拜在他门下的弟子也越来越多，门徒最多时有数千人，他也因此一跃成为“上海劳工总会”领袖。
王亚樵和“斧头帮”的崛起，搅动了上海滩原有的势力分布，杜月笙等青帮大佬面对这个异军突起的人物，都有心试试他的成色。
几番试探下来，杜月笙得出了一个结论：魔鬼可以惹，但是不可以惹王亚樵。
1923年11月，王亚樵受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川之托，暗杀了盘踞在上海的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梁，受到卢永祥的赏识。
卢永祥除了赠予他重金外，还委任他为浙江别纵队司令，把湖州地区划给他做据点。
这对于王亚樵来说是一个等待许久的机会，于是他把“上海劳工总会”丢给几名手下管理，马上就到湖州上任了。
在湖州王亚樵大规模招兵买马，练兵备战，准备大展拳脚，这期间他手下有几位得力的干将。
一个就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当时在浙江江山县任保安乡自卫团团总，被王亚樵招进别纵队，任命为纵队长。
还有就是后来成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以及后来投奔冯玉祥的方振武、余亚农等人也都在王亚樵的别纵队任纵队长。
这几个人与王亚樵交往甚密，先后结拜成为兄弟。
但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25年卢永祥兵败，通电下野，靠山倒了以后王亚樵部也作鸟兽散。
戴笠、胡宗南等人各自回乡，不久报考了黄埔军校，而王亚樵则返回上海。分别之际，兄弟几人依依不舍，互道珍重，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几个拜把子兄弟日后竟会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对头。
王亚樵再次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但是在他的心中始终对孙中山先生抱有十分崇高的敬意，终其一生，王亚樵都秉承孙中山的建国理念。
这也就使得王亚樵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十分的不满。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瓦解。
王亚樵甚为愤慨，在南京中山公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高呼“打倒军阀，反对屠杀！”和“保障人权，人权第一！”
自此，王亚樵拒绝了国民党的所有威逼利诱，并开始了一系列暗杀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行动。
王亚樵的身上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深得柏文蔚等国民党内部西南派人士的赏识，因此受邀加入西南派在上海成立的秘密反蒋组织。
在1931年，王亚樵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就是在庐山刺杀蒋介石，差点要了老蒋的命，另一件就是在火车站暗杀宋子文，同样也是差点成功。
但是此时的王亚樵充其量就是一个反蒋的江湖豪侠，影响力也不过是上海一隅，而真正让他实现从江湖豪侠到民族英雄转变的，还要从抗日战争开始。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王亚樵就对东北军的不抵抗十分的气愤。
当张学良到了上海后，一直住在杜月笙的府里，王亚樵直接给张学良送去了一个拆了引信的炸弹，并给张学良提了三个条件：第一、立刻回到东北整顿人马，同日本人决一死战。第二、如果不肯战那就回东北，自杀以谢天下。三、如果不敢死，那就是把钱都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三个条件，必须满足一个，否则第二次收到的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戴笠和王亚樵
一件事，足见王亚樵对于日本人，那是切实的恨之入骨。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守军。
王亚樵摩拳擦掌，带领3000弟兄，自发上前线，在太仓协助国军作战。同时他将原有帮会改编，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矢志“全力以赴抗曰”，还组织成立了以暗杀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对象的“铁血锄奸团”。
当然，还有他的老本行，暗杀！
是年2月，前关东军司令、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抵达上海吴淞口，坐阵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指挥日军对十九路军的攻击。
王亚樵见此时机，决心干掉这个日本的刽子手。
王亚樵挑选出一批身负炸药的“敢死队”队员，潜入江中，在“出云号”舰底引爆炸药。一声轰鸣，白川义则被吓得落荒而逃，最后虽未把“出云号”炸沉，但也重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这一次没有能够得手，王亚樵很生气，但是王亚樵并没有就此罢手。
到了4月29日，白川义则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为日本天皇诞辰举行“庆功会”。
中国老百姓十分气愤，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更是气得拍桌子大骂，他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破坏日军的“庆功会”。
王亚樵也正发愁没有机会，于是便应允下来。
根据当时驻上海的日军规定，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不得入内。王亚樵无法下手，便联络了自己原来的部下，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党人安昌浩等3人，请他们实施暗杀任务。
4月29日，安昌浩等人把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里带入会场，放在讲台桌下，然后迅速离去。
两分钟后，炸弹爆炸，白川义则重伤后送往医院不治身亡，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飞了一条腿，其他十几名日本文武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而白川义则也成了整个抗日战争中，在中国阵亡的日本最高级的将领。
自此后王亚樵得到了“远东第一杀手”的名号。
但是王亚樵的表演还远远没有结束。
同年9月，由英国外交官李顿率领的“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中国，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李顿枉顾事实真相，存心偏袒日本，中国人闻之无不愤恨。
王亚樵对此更是十分的气愤，他跟身边的人说道：“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于是他决定给这个李顿一个“血的教训”，实施一次暗杀。
前关东军司令、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
经过周密的安排，到了当年11月，王亚樵派出的杀手在李顿一行下榻的宾馆提前设下了埋伏。但是就在他们正准备行动时，不慎被警察逮捕。
而李顿受此惊吓，慌忙逃离中国，这一暗杀未遂事件也迅即传遍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李顿颜面尽失。
王亚樵这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行动，全国的抗日志士都沸腾了，这极大地提升了当时的国民士气，很多年轻人都开始以王亚樵为偶像，加入抗日锄奸团。
而此时，王亚樵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其实自从白川大将被暗杀后的喜讯传出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开始关注这件事，尤其是蒋介石对此事极为关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刚刚担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去了解内情。
戴笠很快了解到此事系王亚樵所为，蒋介石听罢非常地满意，他认为王亚樵干了政府官员不能干的事，对他十分地欣赏。
这时候的蒋介石急于招兵买马，为了能把王亚樵控制在自己手中，先后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去拉拢、收买王亚樵。
蒋介石让戴笠给王亚樵带去了4万大洋，并且许下了中将军衔，但是被王亚樵拒绝了，王亚樵只是淡淡的说：“蒋介石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是分内的事，不需要答谢。”
一番胡说的戴笠是哑口无言。
王亚樵之所以拒绝蒋介石，一方面在政见上分歧较大，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王亚樵十分的不赞同；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自己过去暗杀蒋介石、宋子文之事被查明，那时候就是羊肉虎口。
蒋介石和戴笠不明内情，认为王亚樵这是不识抬举，非常气愤。
随后就抓了王亚樵的几个门徒，在一番严刑拷打之后，门徒供出了王亚樵策划暗杀蒋、宋未果之事。
蒋介石怒不可遏，立即命令戴笠缉拿王亚樵，王亚樵在家人和门徒的掩护下，化装成搬运工，搭乘开往香港的货轮，逃脱了戴笠的追捕。
来到香港后的王亚樵没有就此罢手，他是个有仇必报的性格，蒋介石既然如此地追杀他，那么他就一定要让蒋介石付出代价。
1935年，王亚樵和部分门徒云集香港，在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继续酝酿暗杀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政府首脑的计划。
为了准确掌握蒋介石等政府首脑的行踪，王亚樵在南京设立了“晨光通讯社”,派得力助手华克之负责，带领孙凤鸣、张玉华等人前往南京，伪装成记者，设法获取有用情报。
10月，王亚樵通过自己的情报网，得知国民党将于11月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认为这是刺杀蒋介石、汪精卫的大好时机。
青年蒋介石
孙凤鸣主动要求承担此次刺杀任务。华克之让张玉华以“晨光通讯社”的名义去申请六中全会的记者出入证，他自己则负责善后工作。
11月1日，孙凤鸣以记者身份进入中央党部大院，只见汪精卫率中央委员们在礼堂门口合影留念，却不见刺杀的主要对象——蒋介石。
原来，中央委员们开完会走出礼堂，准备合影留念时，蒋介石见记者蜂拥而上，不悦地退回礼堂。汪精卫返回礼堂催请，蒋介石谎称身体不适，汪只好返回，率中委们合影。
虽然蒋介石没有露面，孙凤鸣还是不想错过这次绝好的暗杀机会。待中委们合影完毕准备散去时，他毫不犹豫地抽出藏在摄影箱里的手枪向汪精卫射击。
汪精卫连中三枪倒地，孙凤鸣也被卫士开枪击毙。
事发后，蒋介石非常气愤，他知道这次暗杀的目标绝对不是汪精卫而是自己，他把戴笠叫去大骂了一顿，命他3天内查出线索。
戴笠几经周折，终于抓到了张玉华。
在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下，张玉华供出了王亚樵、华克之等人，蒋介石气急败坏，命戴笠迅速缉拿王亚樵，一下子王亚樵成为政府悬赏100万大洋全国通缉的“首犯”。
但是在香港要想抓到王亚樵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亚樵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请香港总督关照他，说他是反蒋人士，不是刑事犯。
所以“刺汪案”发生后，大批国民党特务涌到香港，都未能找到王亚樵的行踪。
在戴笠等人的围追堵截之下，香港渐渐地变得不再安全，1936年2月，王亚樵同部下逃亡广西梧州，投奔李济深。
王亚樵寄居梧州，深感国土之大，却无立锥之地，悲愤之下写下其唯一存世的文学作品《念奴娇·西江烟雨》.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
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家国沦丧、兵燹连年的怆郁之情。
此时的王亚樵一门心思只有抗日，但是眼看国民党政府是干打雷不下雨，王亚樵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时候李济深向周恩来推荐了王亚樵，之后王亚樵亲自给毛泽东致信说道：“当今各派势力都与蒋有苟合之可能，而惟独中共与蒋决不妥协，思前虑后，愿率随从前往延安，在正义之师中得遂正义之志”。
但是就在王亚樵踌躇满志地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原来为了抓住王亚樵，戴笠可谓是煞费苦心，但几次交手下来，王亚樵都成功逃脱，这使得戴笠很有挫败感。
而这一次，戴笠决定智取，他找到的突破口是一个叫余婉君的女子。
这个余婉君，是王亚樵铁血锄奸团成员余立奎的小妾。1935年11月1日，王亚樵策划刺杀汪精卫后，戴笠旋即以绑票的方式将余立奎从香港抓到南京，关进了监狱，余立奎誓不叛变。戴笠等人找到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以重金收买。
戴笠的目的就是通过余婉君将王亚樵引出来。
而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戴笠知道，王亚樵与余婉君这位“朋友妻”，在早年曾经有过一段不能言说的感情。
所以余婉君对于王亚樵来说，就是一个有分量的女人。
王亚樵这个人重情义，因此，戴笠料定，只要余婉君向王亚樵求助，王亚樵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于是乎，1936年10月间，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我们在香港生活困难，所以只能到梧州投靠你。
王亚樵见状，立即答应，并派人给余婉君母子租了房子，余婉君说，过几天，她打算派佣人张妈去南京看望丈夫。
王亚樵说:“到时我写个条子,让张妈设法转交给立奎。”此时王亚樵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走进了戴笠为他设下的圈套里。
1936年10月20日晚,李济深宴请王亚樵。余婉君找到李家对王亚樵说:“张妈明天就去南京。
晚宴结束后,王亚樵离开李家,走到半路上,突然想起要让余婉君带字条,便转头去了余家。不料刚一进门,躲在门后的国民党特务便往他脸上撒了把石灰,然后一拥而上,想活捉王亚樵。
可王亚樵绝非等闲之辈,虽然眼睛被迷住了,但他臂力过人,挥舞着手脚与特务展开搏斗。特务见不是他的对手,慌忙掏枪,当场击毙了王亚樵。
这位名震一时的“暗杀大王”,就这样死在了军统特务的枪口下,终年49岁。
对于王亚樵这位暗杀大王的身死，与其说王亚樵是死于轻敌，或是死于美人计，不如说他是死于重情重义。
倘若，王亚樵在和戴笠决裂后果断除掉戴笠，又或者，他不在亡命时分还想着帮助情人，大概会是另一番结局吧。
当王亚樵被杀的消息传到周恩来的耳中时，周恩来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王亚樵是那个年代一个十分特殊的个体，他身上充满了反叛精神，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凭借一己之力，对抗着所有的不公平。
与别人不同的是，王亚樵靠的不是笔也不是嘴，而是自己的拳头和枪，他早已认识到，在这样的时代，如果想保卫自己，只能付诸于武力。
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而他也是这样去做的。
而对于这位“暗杀之王”，毛主席曾如此评价:“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
几句话，可谓是极其准确地概括了这位“暗杀大王”、抗日志士、民族英雄的传奇一生。他值得我们去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