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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政府一方面不予承認，另一方面又想保留在華官方立足點。
雖然司徒雷登已離開中國，武漢、青島、廣州、重慶、昆明、烏魯木齊和沈陽的美國領事館也相繼關閉，但在京津滬甯四地的使領館仍然存在，并且計劃盡可能長久地儲存下去。
1、賴着不走的美國外交官
但是，美國敵視新中國必然付出代價，代價之一就是無法較長時間地留在中國大陸。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軍管會頒釋出告，宣布收回某些外國“利用不平等條約中所謂‘駐兵權’”占據的兵營地産，并将在7天後征用其地面建築。
軍管會指令美法荷三國前領事按期騰交，不得有誤。
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布根據國務院的指令，于1月9日和10日接連緻函周恩來外長，稱占有兵營地産是得自國際條約的權利，而且兵營早已被用作美國總領事館的部分辦公場所。
與此同時，國務院向杜魯門提出，應當堅持條約權利，一旦征用指令強行實施，就關閉所有在華官方機構，撤走全部在華官方人員。
它顯然抱着一種僥幸心理，希望以全部撤出相威脅，中國便可能退卻。
杜魯門立即準許了國務院的主張。1月12日，柯樂布經英國駐華官員向中國外交部表達了這一威脅，中國政府不為所動。
北京軍管會于1月14日和16日實施征用指令，美國國務院不得不宣布從中國大陸撤回所有官方人員。
但是，美國的行動卻比它的聲明遲緩得出奇。絕大多數美國官方人員，長時間不向中國政府申請出境，美國使領館則遲遲不停止活動。國務院還未最後放棄，在中國大陸保留據點的希望。
柯樂布認為，中國采取行動的目的是追使美國早日予以承認，卻未料及造成了“嚴重的事與願違的惡果”。
在他看來，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求于美國，因而可能默許美國官方人員繼續滞留，甚至退回兵營地産。他建議向中國外交部作有關試探。
然而，正當國務院考慮這個建議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說所謂中國留難美僑純屬捏造，中國政府不但不會阻止美國官方人員離境，“相反，根據沈陽和迪化(烏魯木齊)美國前領事從事間諜活動的經驗，我們甯願聽到所有美國官方人員能夠更快地離開中國。”
在中國政府一再催促下，美國官方人員到4月30日止全部撤離。
這是中美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象征一個世紀裡形成的美國在華勢力最終被逐出中國。
美國政府在這個事件後，打消了1949年秋以來，對承認問題的某種重新考慮，并且實際上改變了，對于聯合國内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态度。
從此，美國政府不再能夠就地觀察中國，也不再能夠通過某些非正式接觸比較直接地探知中國的意圖，這将使它的政策更帶有盲目性和冒險性。不僅如此，美國官方人員全部撤離中國還消除了一個有助于制約杜魯門政府行為的因素，即美國在華官員的安全。
它可以更少顧忌地與中國為敵，更少顧忌地考慮采取針對中國的軍事幹涉行動。
2、何以賴着不走？
美國政府是以在撤回駐華人員一事上不爽快，一個原因是它認為中蘇關系正處于微妙狀态。用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布的話說，中國人民對蘇聯的失望可望增長，中國共産黨内的“民族主義集團”，也将對蘇聯大概會表現出來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感到震驚，因而美國應當拖延、等待。
這裡指的是毛澤東1949年12月16日起對蘇聯的通路。
從一開始，美國官員們就密切注視這次通路，對它作種種猜測，期望它會加劇中蘇沖突。
國務院官員認為，毛澤東的通路是莫斯科施加壓力的結果，後者對中國共産黨的對蘇忠誠狀況感到不滿。
柯樂布認為，蘇聯很可能要求用帶有秘密條款的某項協定，使中國完全變成衛星國。是以，毛澤東可能失望而歸，而這可能導緻中國向美國“伸出觸角”。
艾奇遜也如此揣測。
他後來就毛澤東訪蘇說道:
“你不能肯定蘇聯不會使用強硬手段，進而為我們創造機會”。
當時來自上海的一則消息，使艾奇遜很感興趣，以為找到了中共上司可能因中蘇談判而分裂的迹象。
戴維斯由此寫道：蘇聯的敲榨，加上糧食短缺，将促使中共上司層中的民族主義派起來反對親蘇派。
美國政府并非坐待中蘇談判的結果。相反，它大做手腳，力圖離間中蘇關系，離間中國共産黨内部，以及中共與中國人民之間的團結。在毛澤東訪蘇期間，制定的國家安委會48/2号檔案規定：
“利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和其他分子之間的任何裂痕，同時謹慎地避免作出幹涉模樣。隻要适當，既要使用公開的手段，也要使用秘密的手段來達到這些目的。”
公開手段主要是艾奇遜在全國報業俱樂部的演說。
他針對中蘇談判，宣稱蘇聯正在攫取中國領土，“正在使中國所有宣布效忠于莫斯科并使他們自己被用作莫斯科傀儡的人，負擔起最可怕的責任。”
3、美國“希望”的破滅
為了給他的這種言論提供“事實”依據，國務院發表所謂背景材料，稱中國已秘密地向蘇聯出讓了大量新特權。
與此同時，艾奇遜還暗中散布謠言。
他兩次密電駐法大使戴維·布魯斯，訓示将他批發的大量謠言盡快傳給《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蘇茲貝格等人，再由這些人用援引“東歐消息靈通人士”的方式，把它們捅出去。
不過，美國官員們的揣測在有一點上是合理的，那就是中蘇談判并不順利。
毛澤東訪蘇的目的：
一是争取締結中蘇盟約，二是争取蘇聯早日放棄國民黨先前給予的在東北的特權；三是争取蘇聯提供經濟援助。
在這三方面，中國都遇到困難。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後，蘇方遲遲不談及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蘇聯猶豫的原因，首先是它仍然懷疑中國會走“南斯拉夫道路”。它還想利用締約問題長期保留在東北的特權，甚至獲得新權益。在提供經援問題上，蘇聯也不積極。
但是，中蘇兩國當時的基本戰略利益是一緻的，對世界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一緻的。斯大林在會談中再次肯定了不顧他的錯誤幹擾，而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這表明他對中國共産黨的總的自主原則，和以較平等的态度對待中國的必要性有所認識。
經過談判，雙方終于在1950年2月14日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
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總的來看，它們對于中國，比中國近現代先前各個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條約協定慷慨。
這是新中國外交的重大成就，對于加強中國遏阻外來進攻的能力，鞏固中國的獨立和主權以及制約美國在整個東亞的幹涉，都有重要意義。
美國的期望破滅了。
艾奇遜在中蘇條約締結後不得不認為：
“蘇聯及其在中國的最熱烈的支援者，可能已暫時成功地使中國人民相信：
這些協定駁倒了非共世界的說法，即與蘇聯結盟包含着受帝國主義統治的兇兆。”
離間中蘇關系的最起勁的鼓吹者之一——麥康瑙希失望地斷定，在可預見的将來中蘇不會分裂，中國共産黨内部也不會分裂。
蘇聯問題專家查爾斯·波倫，作為國務院代表告訴英法方面：
盡管中蘇之間仍可能有某些沖突，但在總的對外政策的所有問題上，中國遵循蘇聯路線。
對中蘇關系的這種認識，必然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和東亞政策。中蘇條約締結不到10天，美國駐東亞各外交使團宣傳事務負責人在新加坡開會，一緻認為“最近中國的事态發展确證，綏靖和企圖和解，對于共産黨人朝着統治世界的最終目标，進行的無情進軍是沒有作用的”，建議采取“更加有力的、積極的和直截了當的反攻”來對付中國。國務院表示贊同。
事實上，以後幾個月裡它大緻就是這樣做的。
其次，美國政府将更加擔心東亞的所謂共産主義擴張。決策者們認為，中國已明确無疑地成為蘇聯的忠實盟友，将被用作向其他“虛弱地點”推進的基地。在他們看來，國際關系的兩極化從未象現在這樣明顯，共産主義支配亞洲大陸的危險，從未像現在這樣嚴重。
最後，不在亞洲大陸和台灣使用美國武力的政策，失去了一個理由。它過去被艾奇遜等人描繪成積極的、進取性的，因為據說這有助于促使中蘇分裂和促使亞洲民族主義，把矛頭轉向蘇聯，但中蘇條約的締結，使得美國的政策難以維持這樣的外觀。
它不能不暴露出真實的原因，即美國在亞洲大陸缺乏力量，缺乏決心。鑒于當時美國國内政治氣氛和決策者的心理狀态，這一政策遲早要被顯示力量和決心的軍事幹涉取代。
4、來自東南亞的“遏制”
在美國的亞洲大陸遏制線上，東南亞是個主要環節。
羅斯福曾希望阻止歐洲國家，戰後恢複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1942年和1943年間，他幾次向盟國上司人表示，戰後應對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實行國際托管，作為使它們最終獨立的過渡措施。他特别強調法國不得重返印支。
然而，随着東南亞戰區對日反攻開展、英國獲得該戰區戰略上司地位、戴高樂自由法國地位上升，以及美國戰後與英法荷在歐洲合作的問題逐漸突出，羅斯福明顯地動搖起來。到他去世前不久，他甚至在政府内表示可能讓法國單獨行使印支托管者的職能，隻要它許諾最終讓該地區獨立。
杜魯門繼任總統後，遷就歐洲殖民國家的傾向進一步發展。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向英國讓步，按北緯16度線，将原屬中國戰區的印支一分為二，線南劃歸英國負責的東南亞盟軍最高統帥部占領，進而為得到英國支援的法國重返印支開了友善之門。
日本投降後，分别在印支南部和北部受降的英軍和中國國民黨軍隊以不同方式使法軍進占印支，在印度尼西亞受降的英軍則幫助力圖重建殖民統治的荷蘭人。杜魯門非但未反對，反而默許英法荷以殖民主義為目的，而使用美國給它們的援助。
1947年和1948年是美國東南亞政策、特别是其印支政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期。
由于英國和中國國民黨政府已從印支撤軍，美國便直接面對如何對待法國殖民戰争的問題。
它的态度不僅仍然受到遷就歐洲盟國的需要的嚴重影響，而且由于業已形成的美蘇冷戰而具有了明顯的反蘇色彩。馬歇爾在給駐法使館的一份電報中，表述了國務院的立場：
盡管法國堅持陳舊的殖民主義觀念和方法，但“我們不應忽視胡志明具有直接的共産主義聯系這一事實；我們應當表明，我們無意看到殖民帝國當局被克裡姆林宮指揮和控制的觀念與政治組織取代。”
誠然，美國政府要法國予以印支盡可能多的自治權，但這是為了使法國能夠比較冠冕堂皇，并且比較有效地對付胡志明上司的真正的民族獨立運動。
中國革命的勝利，導緻杜魯門政府終于把遏制政策延伸到東南亞。
1948年底，中央情報局在呈送總統的世情報告中說，中國共産黨的勝利進軍正在造成一種“可能使蘇聯在遠東處于極有利地位的趨勢”，因而增大了東南亞的戰略重要性。
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于1949年3月提出，應當把東南亞當作由南亞次大陸、澳洲和日本組成的大新月形地帶的一部分，予以高度重視。不久後，國防部斷言“共産勢力在遠東的擴張目标”，對毗鄰中國的東南亞地區造成了直接危險。
以行政當局内的一緻意見為基礎，杜魯門和艾奇遜作出了在東亞實行遏制的“基本決定”，東南亞是貫徹這個決定的重點地區。
用國務院遠東司的話說，美國要“以一切可行和适當的政治、經濟、軍事措施，把共産主義阻截在中國南部邊境。”
第一個措施是把國會為“中國大區”所撥的7500萬美元用于東南亞，以便通過軍事援助加強那裡的非共政府。國家安委會的48/2号檔案确定，為這筆撥款制定具體的使用計劃，是美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據此，參謀長聯席會議于1950年1月20日，建議将印支作為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受援對象，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亞、緬甸次之，并提出了配置設定援款的粗略方案。
在此基礎上，杜魯門于3月10日準許向印支和泰國提供2500萬美元軍援。這是美國戰後在東南亞的第一筆大額支出。
接着，國防部和國務院考慮向東南亞提供1億美元新援助，杜魯門基本上同意這個設想。6月1日，他要求國會再撥7500萬美元，作為1951财政年度對“中國大區”的軍援款項。艾奇遜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解釋說，這筆新援款之是以必要，是因為“中國共産黨威脅印支、緬甸、泰國、馬來亞和建立立的印度尼西亞聯邦人民”。
5、在越南幹涉的“必然性”
經濟援助是東南亞遏制政策的另一個組成部分。
1950 年1月下旬，艾奇遜通知美國駐東南亞各使領館：
國務院急于向東南亞提供經援，為此正在考慮向那裡派出經濟調查團。3月初，前經濟合作署中國分署副署長艾倫·格裡芬，率領這樣一個調查團前往西貢、新加坡、仰光、曼谷和雅加達。按照國務院的訓示，該團要“最緊迫地”确定“具有立竿見影的政治意義并将顯示美國對該地區的興趣”的經濟項目，以便能迅速着手援助。
經過一個月的奔波，格裡芬回到美國，稱“一小群能人和少量金錢支出就能在那個地區實作奇迹。”
6 月初。國會根據行政當局的要求，通過《1950年對外經濟援助法》，其中規定了對“中國大區”的經援撥款。
至此，美國在東南亞的遏制事業可謂初具規模。
杜魯門政府還試圖在東南亞促成反蘇聯盟。1949 年初，曾和蔣介石一起鼓吹建立“太平洋公約”體系的菲律賓總統季裡諾，突然改變主意，在一封公開信中撇開蔣介石，宣稱東南亞“自由國家”，應當在美國支援下，盡快建立集體安全體系。這一轉向正中美國下懷。
國務院立即訓示駐菲使館表示贊許，要菲律賓方面将此公開信在亞洲各國和美國廣為傳播。幾天後，杜魯門在和季裡諾發表的聯合公報中，以比較籠統的言辭公開支援後者的主張。
到年底，鼓勵建立東南亞反蘇聯盟已在國家安委會48/2号檔案中被正式規定為美國東亞遏制戰略的重要環節。
1949年12月中旬至1950年3月中旬，傑塞普通路東亞14國，目的之一是探詢它們對建立這一聯盟的态度。
同時，美國駐有關國家的外交機構也為此積極活動。但是，絕大多數國家表示反對或不感興趣，以緻傑塞普和美國大使們都不得不認為，美國目前不宜催逼或發起建立這個聯盟。
印支的局勢最使美國驚恐不安。這不僅是因為在東南亞各國的革命運動中，越南抗法戰争進行得最為成功，也是因為中國直接給予越南抗法力量重大的政治、物資和顧問援助。
1950年1月，中國率先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年初，胡志明秘密訪華，從中共中央得到了大力援助越南革命的承諾。
為了打通援越交通線，中共中央于年中派陳赓率軍事顧問團入越，協助組織邊界戰役，并且無償供給了進行這次戰役所需的大部分武器彈藥和衣食用品。
大緻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又派出以羅貴波為首的政治顧問團，幫助越南的政權建設。中國實際上成了越南抗法戰争的大後方。美國政府雖然不清楚中國援越的詳情，但仍然是有所預見和有所了解的。
在中國援助下印支“共産主義化”的前景，令美國官員們不寒而栗。
國務院認為：
“如果印支被一個由共産黨支配的政府控制，那麼就可能預料泰國和緬甸，這些鄰近國家落到共産黨統治之下，那時東南亞的均勢就将處于嚴重的危險之中。”
駐西貢代辦埃德蒙·古利安甚至預言：“要是越南被接管，世界上絕大多數有色人種将遲早被共産黨人奴役”。
軍方同樣持有這種後來被稱為“多米諾骨牌理論”的觀念。
1949 年 12 月下旬，參謀長聯席會議要求向印支提供軍事援助。
一個月後，它又提出了首批軍援數額。
為了使美國軍援“顯得符合亞洲國家的民族利益，以便受其歡迎”，并幫助掩飾法國戰争努力的殖民主義性質，美國政府于1950年2月7日，宣布承認越南保大傀儡政府以及寮國和高棉獨立， 20天後，國務院提出幹涉印支的綱領——國家安委會64号檔案。
該檔案強調，要保住東南亞，就必須把共産主義遏阻在印支北部邊境，但法國及其建立的印支三國力量不足，因而美國必須迅速采取措施幫助它們作戰，以保護美國在那裡的“安全利益”。這個檔案得到了杜魯門的同意。
3月9日，在法國政府接二連三的求助聲中，艾奇遜代表國務院和國防部正式提議向印支輸送1500萬美元軍援，立即得到準許。接着，他又要求盡快輸送經援，以增強“抵抗共産主義蠶食的能力”，這同樣迅速得到了滿足。
5月8日，艾奇遜在巴黎宣布美國将向法國印支當局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用著名的五角大樓秘密報告的話說：“美國從此直接卷入了在越南展開的悲劇”。
杜魯門政府在東南亞、特别是印支開始進行的幹涉表明，“喪失”中國之後再“喪失”東亞任何其他地區，越來越成為它所不能容忍的。
1949 年底形成的東亞戰略把西太平洋“防禦環帶”和大陸遏制線差別開來，但這種差別在心理上和情緒上遠不如它在理論上那樣明顯。
國務院和軍方在注視東南亞局勢時賦予這一地區的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幾乎同它們在考慮整個世界和東亞時賦予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的意義一樣大。
雖然在東南亞的幹涉還隻限于物資援助，但已經包含了美國顧問指揮作戰、美國秘密軍事活動和動用美國武裝部隊的可能性。
問題已發展到不在于美國，是否會在東亞大陸發動軍事幹涉，而隻在于這麼做的時間、地點和場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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