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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不予承认，另一方面又想保留在华官方立足点。
虽然司徒雷登已离开中国，武汉、青岛、广州、重庆、昆明、乌鲁木齐和沈阳的美国领事馆也相继关闭，但在京津沪宁四地的使领馆仍然存在，并且计划尽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
1、赖着不走的美国外交官
但是，美国敌视新中国必然付出代价，代价之一就是无法较长时间地留在中国大陆。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宣布收回某些外国“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占据的兵营地产，并将在7天后征用其地面建筑。
军管会命令美法荷三国前领事按期腾交，不得有误。
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根据国务院的指令，于1月9日和10日接连致函周恩来外长，称占有兵营地产是得自国际条约的权利，而且兵营早已被用作美国总领事馆的部分办公场所。
与此同时，国务院向杜鲁门提出，应当坚持条约权利，一旦征用命令强行实施，就关闭所有在华官方机构，撤走全部在华官方人员。
它显然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以全部撤出相威胁，中国便可能退却。
杜鲁门立即批准了国务院的主张。1月12日，柯乐布经英国驻华官员向中国外交部表达了这一威胁，中国政府不为所动。
北京军管会于1月14日和16日实施征用命令，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宣布从中国大陆撤回所有官方人员。
但是，美国的行动却比它的声明迟缓得出奇。绝大多数美国官方人员，长时间不向中国政府申请出境，美国使领馆则迟迟不停止活动。国务院还未最后放弃，在中国大陆保留据点的希望。
柯乐布认为，中国采取行动的目的是追使美国早日予以承认，却未料及造成了“严重的事与愿违的恶果”。
在他看来，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求于美国，因而可能默许美国官方人员继续滞留，甚至退回兵营地产。他建议向中国外交部作有关试探。
然而，正当国务院考虑这个建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所谓中国留难美侨纯属捏造，中国政府不但不会阻止美国官方人员离境，“相反，根据沈阳和迪化(乌鲁木齐)美国前领事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我们宁愿听到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能够更快地离开中国。”
在中国政府一再催促下，美国官方人员到4月30日止全部撤离。
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象征一个世纪里形成的美国在华势力最终被逐出中国。
美国政府在这个事件后，打消了1949年秋以来，对承认问题的某种重新考虑，并且实际上改变了，对于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
从此，美国政府不再能够就地观察中国，也不再能够通过某些非正式接触比较直接地探知中国的意图，这将使它的政策更带有盲目性和冒险性。不仅如此，美国官方人员全部撤离中国还消除了一个有助于制约杜鲁门政府行为的因素，即美国在华官员的安全。
它可以更少顾忌地与中国为敌，更少顾忌地考虑采取针对中国的军事干涉行动。
2、何以赖着不走？
美国政府所以在撤回驻华人员一事上不爽快，一个原因是它认为中苏关系正处于微妙状态。用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的话说，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失望可望增长，中国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集团”，也将对苏联大概会表现出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感到震惊，因而美国应当拖延、等待。
这里指的是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起对苏联的访问。
从一开始，美国官员们就密切注视这次访问，对它作种种猜测，期望它会加剧中苏矛盾。
国务院官员认为，毛泽东的访问是莫斯科施加压力的结果，后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对苏忠诚状况感到不满。
柯乐布认为，苏联很可能要求用带有秘密条款的某项协定，使中国完全变成卫星国。因此，毛泽东可能失望而归，而这可能导致中国向美国“伸出触角”。
艾奇逊也如此揣测。
他后来就毛泽东访苏说道:
“你不能肯定苏联不会使用强硬手段，从而为我们创造机会”。
当时来自上海的一则消息，使艾奇逊很感兴趣，以为找到了中共领导可能因中苏谈判而分裂的迹象。
戴维斯由此写道：苏联的敲榨，加上粮食短缺，将促使中共领导层中的民族主义派起来反对亲苏派。
美国政府并非坐待中苏谈判的结果。相反，它大做手脚，力图离间中苏关系，离间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及中共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制定的国家安委会48/2号文件规定：
“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任何裂痕，同时谨慎地避免作出干涉模样。只要适当，既要使用公开的手段，也要使用秘密的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
公开手段主要是艾奇逊在全国报业俱乐部的演说。
他针对中苏谈判，宣称苏联正在攫取中国领土，“正在使中国所有宣布效忠于莫斯科并使他们自己被用作莫斯科傀儡的人，负担起最可怕的责任。”
3、美国“希望”的破灭
为了给他的这种言论提供“事实”依据，国务院发表所谓背景材料，称中国已秘密地向苏联出让了大量新特权。
与此同时，艾奇逊还暗中散布谣言。
他两次密电驻法大使戴维·布鲁斯，指示将他批发的大量谣言尽快传给《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苏兹贝格等人，再由这些人用援引“东欧消息灵通人士”的方式，把它们捅出去。
不过，美国官员们的揣测在有一点上是合理的，那就是中苏谈判并不顺利。
毛泽东访苏的目的：
一是争取缔结中苏盟约，二是争取苏联早日放弃国民党先前给予的在东北的特权；三是争取苏联提供经济援助。
在这三方面，中国都遇到困难。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苏方迟迟不谈及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联犹豫的原因，首先是它仍然怀疑中国会走“南斯拉夫道路”。它还想利用缔约问题长期保留在东北的特权，甚至获得新权益。在提供经援问题上，苏联也不积极。
但是，中苏两国当时的基本战略利益是一致的，对世界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一致的。斯大林在会谈中再次肯定了不顾他的错误干扰，而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这表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总的自主原则，和以较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必要性有所认识。
经过谈判，双方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总的来看，它们对于中国，比中国近现代先前各个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慷慨。
这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对于加强中国遏阻外来进攻的能力，巩固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制约美国在整个东亚的干涉，都有重要意义。
美国的期望破灭了。
艾奇逊在中苏条约缔结后不得不认为：
“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最热烈的支持者，可能已暂时成功地使中国人民相信：
这些协定驳倒了非共世界的说法，即与苏联结盟包含着受帝国主义统治的凶兆。”
离间中苏关系的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麦康瑙希失望地断定，在可预见的将来中苏不会分裂，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不会分裂。
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作为国务院代表告诉英法方面：
尽管中苏之间仍可能有某些矛盾，但在总的对外政策的所有问题上，中国遵循苏联路线。
对中苏关系的这种认识，必然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东亚政策。中苏条约缔结不到10天，美国驻东亚各外交使团宣传事务负责人在新加坡开会，一致认为“最近中国的事态发展确证，绥靖和企图和解，对于共产党人朝着统治世界的最终目标，进行的无情进军是没有作用的”，建议采取“更加有力的、积极的和直截了当的反攻”来对付中国。国务院表示赞同。
事实上，以后几个月里它大致就是这样做的。
其次，美国政府将更加担心东亚的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决策者们认为，中国已明确无疑地成为苏联的忠实盟友，将被用作向其他“虚弱地点”推进的基地。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的两极化从未象现在这样明显，共产主义支配亚洲大陆的危险，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
最后，不在亚洲大陆和台湾使用美国武力的政策，失去了一个理由。它过去被艾奇逊等人描绘成积极的、进取性的，因为据说这有助于促使中苏分裂和促使亚洲民族主义，把矛头转向苏联，但中苏条约的缔结，使得美国的政策难以维持这样的外观。
它不能不暴露出真实的原因，即美国在亚洲大陆缺乏力量，缺乏决心。鉴于当时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和决策者的心理状态，这一政策迟早要被显示力量和决心的军事干涉取代。
4、来自东南亚的“遏制”
在美国的亚洲大陆遏制线上，东南亚是个主要环节。
罗斯福曾希望阻止欧洲国家，战后恢复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1942年和1943年间，他几次向盟国领导人表示，战后应对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作为使它们最终独立的过渡措施。他特别强调法国不得重返印支。
然而，随着东南亚战区对日反攻开展、英国获得该战区战略领导地位、戴高乐自由法国地位上升，以及美国战后与英法荷在欧洲合作的问题逐渐突出，罗斯福明显地动摇起来。到他去世前不久，他甚至在政府内表示可能让法国单独行使印支托管者的职能，只要它许诺最终让该地区独立。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迁就欧洲殖民国家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向英国让步，按北纬16度线，将原属中国战区的印支一分为二，线南划归英国负责的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部占领，从而为得到英国支持的法国重返印支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投降后，分别在印支南部和北部受降的英军和中国国民党军队以不同方式使法军进占印支，在印度尼西亚受降的英军则帮助力图重建殖民统治的荷兰人。杜鲁门非但未反对，反而默许英法荷以殖民主义为目的，而使用美国给它们的援助。
1947年和1948年是美国东南亚政策、特别是其印支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由于英国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已从印支撤军，美国便直接面对如何对待法国殖民战争的问题。
它的态度不仅仍然受到迁就欧洲盟国的需要的严重影响，而且由于业已形成的美苏冷战而具有了明显的反苏色彩。马歇尔在给驻法使馆的一份电报中，表述了国务院的立场：
尽管法国坚持陈旧的殖民主义观念和方法，但“我们不应忽视胡志明具有直接的共产主义联系这一事实；我们应当表明，我们无意看到殖民帝国当局被克里姆林宫指挥和控制的观念与政治组织取代。”
诚然，美国政府要法国予以印支尽可能多的自治权，但这是为了使法国能够比较冠冕堂皇，并且比较有效地对付胡志明领导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运动。
中国革命的胜利，导致杜鲁门政府终于把遏制政策延伸到东南亚。
1948年底，中央情报局在呈送总统的世情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进军正在造成一种“可能使苏联在远东处于极有利地位的趋势”，因而增大了东南亚的战略重要性。
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于1949年3月提出，应当把东南亚当作由南亚次大陆、澳大利亚和日本组成的大新月形地带的一部分，予以高度重视。不久后，国防部断言“共产势力在远东的扩张目标”，对毗邻中国的东南亚地区造成了直接危险。
以行政当局内的一致意见为基础，杜鲁门和艾奇逊作出了在东亚实行遏制的“基本决定”，东南亚是贯彻这个决定的重点地区。
用国务院远东司的话说，美国要“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
第一个措施是把国会为“中国大区”所拨的7500万美元用于东南亚，以便通过军事援助加强那里的非共政府。国家安委会的48/2号文件确定，为这笔拨款制定具体的使用计划，是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据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50年1月20日，建议将印支作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受援对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缅甸次之，并提出了分配援款的粗略方案。
在此基础上，杜鲁门于3月10日批准向印支和泰国提供2500万美元军援。这是美国战后在东南亚的第一笔大额支出。
接着，国防部和国务院考虑向东南亚提供1亿美元新援助，杜鲁门基本上同意这个设想。6月1日，他要求国会再拨7500万美元，作为1951财政年度对“中国大区”的军援款项。艾奇逊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解释说，这笔新援款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威胁印支、缅甸、泰国、马来亚和新建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人民”。
5、在越南干涉的“必然性”
经济援助是东南亚遏制政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1950 年1月下旬，艾奇逊通知美国驻东南亚各使领馆：
国务院急于向东南亚提供经援，为此正在考虑向那里派出经济调查团。3月初，前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副署长艾伦·格里芬，率领这样一个调查团前往西贡、新加坡、仰光、曼谷和雅加达。按照国务院的指示，该团要“最紧迫地”确定“具有立竿见影的政治意义并将显示美国对该地区的兴趣”的经济项目，以便能迅速着手援助。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格里芬回到美国，称“一小群能人和少量金钱支出就能在那个地区实现奇迹。”
6 月初。国会根据行政当局的要求，通过《1950年对外经济援助法》，其中规定了对“中国大区”的经援拨款。
至此，美国在东南亚的遏制事业可谓初具规模。
杜鲁门政府还试图在东南亚促成反苏联盟。1949 年初，曾和蒋介石一起鼓吹建立“太平洋公约”体系的菲律宾总统季里诺，突然改变主意，在一封公开信中撇开蒋介石，宣称东南亚“自由国家”，应当在美国支持下，尽快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一转向正中美国下怀。
国务院立即指示驻菲使馆表示赞许，要菲律宾方面将此公开信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广为传播。几天后，杜鲁门在和季里诺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以比较笼统的言辞公开支持后者的主张。
到年底，鼓励建立东南亚反苏联盟已在国家安委会48/2号文件中被正式规定为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重要环节。
1949年12月中旬至1950年3月中旬，杰塞普访问东亚14国，目的之一是探询它们对建立这一联盟的态度。
同时，美国驻有关国家的外交机构也为此积极活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表示反对或不感兴趣，以致杰塞普和美国大使们都不得不认为，美国目前不宜催逼或发起建立这个联盟。
印支的局势最使美国惊恐不安。这不仅是因为在东南亚各国的革命运动中，越南抗法战争进行得最为成功，也是因为中国直接给予越南抗法力量重大的政治、物资和顾问援助。
1950年1月，中国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年初，胡志明秘密访华，从中共中央得到了大力援助越南革命的承诺。
为了打通援越交通线，中共中央于年中派陈赓率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组织边界战役，并且无偿供给了进行这次战役所需的大部分武器弹药和衣食用品。
大致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派出以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帮助越南的政权建设。中国实际上成了越南抗法战争的大后方。美国政府虽然不清楚中国援越的详情，但仍然是有所预见和有所了解的。
在中国援助下印支“共产主义化”的前景，令美国官员们不寒而栗。
国务院认为：
“如果印支被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政府控制，那么就可能预料泰国和缅甸，这些邻近国家落到共产党统治之下，那时东南亚的均势就将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驻西贡代办埃德蒙·古利安甚至预言：“要是越南被接管，世界上绝大多数有色人种将迟早被共产党人奴役”。
军方同样持有这种后来被称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观念。
1949 年 12 月下旬，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向印支提供军事援助。
一个月后，它又提出了首批军援数额。
为了使美国军援“显得符合亚洲国家的民族利益，以便受其欢迎”，并帮助掩饰法国战争努力的殖民主义性质，美国政府于1950年2月7日，宣布承认越南保大傀儡政府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独立， 20天后，国务院提出干涉印支的纲领——国家安委会64号文件。
该文件强调，要保住东南亚，就必须把共产主义遏阻在印支北部边境，但法国及其建立的印支三国力量不足，因而美国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帮助它们作战，以保护美国在那里的“安全利益”。这个文件得到了杜鲁门的同意。
3月9日，在法国政府接二连三的求助声中，艾奇逊代表国务院和国防部正式提议向印支输送1500万美元军援，立即得到批准。接着，他又要求尽快输送经援，以增强“抵抗共产主义蚕食的能力”，这同样迅速得到了满足。
5月8日，艾奇逊在巴黎宣布美国将向法国印支当局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用著名的五角大楼秘密报告的话说：“美国从此直接卷入了在越南展开的悲剧”。
杜鲁门政府在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开始进行的干涉表明，“丧失”中国之后再“丧失”东亚任何其他地区，越来越成为它所不能容忍的。
1949 年底形成的东亚战略把西太平洋“防御环带”和大陆遏制线区别开来，但这种区别在心理上和情绪上远不如它在理论上那样明显。
国务院和军方在注视东南亚局势时赋予这一地区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几乎同它们在考虑整个世界和东亚时赋予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意义一样大。
虽然在东南亚的干涉还只限于物资援助，但已经包含了美国顾问指挥作战、美国秘密军事活动和动用美国武装部队的可能性。
问题已发展到不在于美国，是否会在东亚大陆发动军事干涉，而只在于这么做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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