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 此刻夜讀
圖書館
近期，阿根廷裔加拿大籍作家、阿根廷國家圖書館前館長阿爾維托·曼古埃爾寫給圖書館的“情書”《深夜裡的圖書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曼古埃爾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在特拉維夫度過童年，十幾歲時回到阿根廷，為已盲的博爾赫斯擔任朗讀書童；後前往歐洲，在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地生活和工作；在1980年代移居多倫多并入籍加拿大。著有《閱讀史》《深夜裡的圖書館》《好奇心》《迷人怪物》《和博爾赫斯在一起》等書。
在本書中，曼古埃爾探讨了圖書館的曆史以及閱讀的本質，尤其叙述了圖書館作為“書籍的家園”在人類文明史上的社會價值與文化意義。在他看來，圖書館是社會記憶的儲藏之所，把過去的吉光片羽帶至現在，賜與讀者們一窺他人心思的機會，進而對自身處遇有所了解。
“書籍各有其命運”是本雅明用于描述其藏書的格言，用至圖書館處似乎同樣成立。為什麼人們可以在大多數圖書館聽到針掉落的聲音？為什麼實體圖書館無法被網際網路的虛拟圖書館替代？為什麼圖書館總被認為是理性和文明的避難所、讀書和沉思的知識聖地？曼古埃爾在這本書中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加]阿爾維托·曼古埃爾 / 著
黃芳田 / 譯
商務印書館2024年4月版
“憑空想象出一本書容易得很，要把它寫在紙上卻難得很。” ——巴爾紮克，《古玩陳列室》
我的花園裡有兩棵大槐樹，就在書齋窗外。夏天，朋友來訪時，我們坐到槐樹下聊天，有時是在白天，但通常都是晚上。如在書齋裡，我的書會讓交談分心，結果我們就會傾向于沉默。但是在戶外，在星光下，談話就比較不受抑制，範圍廣得多，而且很奇怪的，更具有激發性。坐在戶外的黑暗中，似乎有什麼會引導人趨于無拘無束的交談的東西。黑暗引人發言，光亮令人沉默—或者，如菲爾丁在《阿米莉亞》的解說：“Tace（緘默），夫人，在拉丁文裡是指一根蠟燭。”
傳說告訴我們，文字，最初是由原始的黑暗中來的，而非由光明而來。根據《塔木德》上的一則神話，當初上帝坐下來要創造世界的時候，二十二個字母從他那威風凜凜、令人生畏的冠冕落下，請求他通過它們來創造。上帝同意了，準許他們生出了天堂以及在黑暗中的大地，然後又從大地中心帶來了第一道光線，以穿過聖地，照亮整個宇宙。光明，我們所認為的光明，據布朗爵士告訴我們說，隻不過是上帝的陰影，在他耀眼炫目的燦爛光明中，語言不再是可能的。上帝的背影就足以讓摩西眼花缭亂，他要等自己回到西奈的黑暗中，才能向他的子民讀出上帝給他們的十誡。聖約翰以值得嘉許的精簡，用一句著名的格言總結了文字、光與黑暗之間的關系：“太初有道。”（In the Begining was the word.）
内莫艇長的圖書館，第一版《海底兩萬裡》書中插圖。（作者收藏）
聖約翰的句子描述出了讀者的體驗。任何一個在圖書館裡閱讀的人都知道，書頁上的文字召喚光明，需要光明。黑暗、文字和光明形成了循環，文字使光産生，又為它的逐漸逝去而哀悼。我們在亮光中閱讀，在黑暗中談話。狄蘭·托馬斯為了鼓勵病危的父親與死亡作鬥争，寫下了以下這如今已成名言的詩句：“要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還有奧賽羅，在萬分痛苦之中，把蠟燭的光和生命的光混為一談，而且一視同仁：“把這光熄了，”他說，“然後再熄掉那光。”文字召喚光，讓人可以閱讀，然而光倒像是跟談話作對。十八世紀中，托馬斯·傑斐遜把阿爾甘德燈引進新英格蘭，有人觀察到，以前燃着蠟燭的晚餐桌上的交談不再精彩了，因為那些擅長談話的人都到自己房間去看書。 “我的光太亮。”佛祖說完，就拒絕再說别的話。
狄蘭·托馬斯為了鼓勵病危的父親與死亡作鬥争，寫下名句：“要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從另一個實際意義而言，文字創造了光。夜色降臨後，還希望繼續閱讀的美索不達米亞人、打算在晚飯過後繼續批閱檔案的古羅馬人、晚禱過後回到自己修道院鬥室的僧侶，及進到自己書房裡的學者、退朝回到自己寝室裡的廷臣，還有回到香閨裡的貴婦、宵禁開始之後躲在毯子底下閱讀的孩子——這些人都要點亮燈才能做他們的事。馬德裡考古博物館裡擺了一盞來自龐貝古城的油燈，于七九年火山爆發之前，老普林尼或許就是借着這油燈的光讀了他生前最後一本書。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某處有個隻能插一支蠟燭的燭台，年代可追溯至……（燭台主人吹噓說）莎士比亞時期，說不定以前曾插過一支生命短暫的蠟燭，而麥克白則視之為他自己生命的倒影。但丁流放到拉文納的日子、拉辛隐居于巴黎皇室門區的歲月、司湯達在羅馬時以及托馬斯·德·昆西在倫敦時，引導他們閱讀時光的那些燈，全都是因為書中文字的召喚而誕生，全都是協助靈光誕生的光。
在亮光中，我們閱讀别人的虛構創作；在黑暗中，我們虛構自己的故事。有很多次，我和朋友坐在那兩棵樹下，描述着從來不曾寫出來過的書。我們在各人藏書中塞進了從來都不想逼自己在紙上寫下來的書。“想象小說情節是快樂的差事，”博爾赫斯有一次說，“可真的要把它寫下來，就過于誇大了。”他很樂得用這些故事去填補眼睛無法看得見的書齋之空間，但他卻懶得把它們寫下來，不過他倒是願意“賞光”為這些故事寫篇前言、摘要或書評。即使在年輕時，他說，由于知道遲早會失明，這點反而鼓勵了他養成一種習慣，不斷想象錯綜複雜、永遠不會付梓的書。博爾赫斯因為父親的遺傳，得了一種眼疾，使得他視力逐漸衰弱，因之醫生禁止他在微弱光線中閱讀。但有一天他搭火車，在車上讀一本推理小說，讀得入迷，于是在漸暗天色中一頁又一頁地讀了下去。就在快要抵達目的地之前，火車進入了隧道。等到火車出了隧道，博爾赫斯就什麼都看不見了，眼前隻有一層有彩色的霧霾，這是彌爾頓認為如同地獄的“明顯可見的黑暗”。博爾赫斯就在這片黑暗中度過餘生，回憶着或想象着故事，在腦海中重建布宜諾斯艾利斯國家圖書館，或重溫他家中很有限的藏書。在他前半輩子的光明中，他無聲地寫作、閱讀；在後半輩子的陰暗中，他口述，讓人抄寫下來，并請别人念書給他聽。
狄更斯在蓋德山莊家中書齋裡的情景。（美國國會圖書館提供）
一九五五年，軍隊推翻庇隆将軍的獨裁專政不久之後，博爾赫斯受邀出任國家圖書館的館長一職。這個想法來自奧坎波，她是《南方》雜志名重一時的編輯，也是博爾赫斯多年好友。博爾赫斯認為指派一個盲人當圖書館的館長，簡直就是“亂來”，但接着又想起，說來也夠奇怪的，兩位前任館長也都是失明的：馬爾莫和格魯撒克。後來這項任派逐漸有可能成事時，博爾赫斯的母親提議兩人一起散步到這圖書館去看看這建築，但博爾赫斯卻有他的迷信，便拒絕了。“等到我真的得到這份工作時再說吧。”他說。幾天之後，他接到聘書。為了慶祝此事，他寫了一首詩關于“上帝這番美妙無比的諷刺”，竟同一時間賜給他“書籍與黑夜”。
博爾赫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國家圖書館工作了十八年，一直到退休，而且樂享此職位，以緻年年生日幾乎都在圖書館裡慶祝。他那間木鑲闆裝潢的辦公室裡，有挑高的天花闆，遍飾彩繪鸢尾花紋章和金色星星，但他卻隻會在一張小桌前一坐數小時，背對着房間的中央裝飾品—張堂皇的環形大辦公桌。這是仿法國總理克裡孟梭的辦公桌打造的，博爾赫斯覺得太過鋪張了，是以就坐在小桌前，由那些欣然為他服務的秘書們筆錄他口述的詩和小說，讓他們念書給他聽。他也在此會見朋友、學生和記者，跟盎格魯—撒克遜學術團體開會。至于令人生厭、官僚的圖書館行政工作，就留給助理館長、學者克雷蒙特處理。
博爾赫斯已發表的很多故事和雜文裡，都提到過他虛構但懶得寫出來的書：其中有很多奇情小說，出自賀伯特·奎恩（一篇雜文般小說的主題），這人把單一的一個情節呈幾何級地多元化，進展到情節多到不可盡數；還有那本精彩絕倫的推理小說《接近完人》（The Approach to Al-Mu’tasim），由孟買律師米爾·巴杜爾·阿裡（Mir Bahadur Ali）所寫，而且還煞有介事地由真有其人的菲力普·古達拉與西西爾·羅貝斯寫書評，并由同樣真有其社的倫敦戈蘭茨出版社出版；更有塞耶斯寫的導讀，出現在書名改為《跟一名叫完人的男人對話：一個轉換鏡子的把戲》（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n Called Al-Mutasim: A Game with Shifting Mirrors）的修訂再版裡；《特龍第一百科全書》（First Encyclopaedia of Tlön）的第十一冊，也就是艾許在死前不久所接到從巴西寄來的密封挂号包裹裡面的那本書；劇本《敵人》（The Enemies），亦即哈拉迪克沒有寫完，但獲得上帝恩賜，當機了他被槍斃之前的時間當機，因之他可以有漫長的時間使得他能在腦海裡完成這劇本以及那本頁數的八開本書，書脊上有“聖經”和“孟買”等字眼，（博爾赫斯告訴我們說）他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國家圖書館的館長一職退休之前不久，還曾把這本書捧在手上過。
博爾赫斯坐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國家圖書館内他的辦公桌前。（科梅薩納［Eduardo Comesana］提供）
收藏想象出來的書籍，其實是個古老行當。一五三二年，法國出現了一本書，署名的是個真僞不明的學者納西爾，書名是《巨人高康大之子、迪波梭德王、鼎鼎大名龐大固埃可怖又駭人聽聞的事迹和功業紀》（The Horrible and Frightening Deed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the Much Renowned Pantagruel, King of the Dipsods, Son of the Great Giant Gargantua）。在這《巨人傳》的第二冊裡的第七章，年輕的龐大固埃在奧爾良學習“成績優秀”之後，決心一訪巴黎的大學。結果，抓住他注意力的反倒不是這學府，而是聖維克托大寺院，因為他在這裡找到“非常莊嚴壯觀”的圖書館，裡面全是絕妙好書。拉伯雷抄下來給我們看的目錄達五頁之長，其中包括以下這些精彩書：
《法律褲裆遮羞蓋》（The Codpiece of the Law）
《惡習石榴》（The Pomegranate of Vice）
《悔罪芥末瓶》（The Mustard-pot of Penance）
《善念三腳鐵架》（The Trevet of Good Thoughts）
《護甲攫取法》（The Snatchfare of the Curats）
《前往羅馬的朝聖者大遊行》（The Spectacles of Pilgrims bound for Rome）
《律師與法律代理人之鑲毛皮的貓》（The Fured Cat of the Sollicitors and Atturneys）
《上述作者們針對指稱教皇們的騾子隻在定好的時間進食而做出的辯護》（The Said Authors Apologie against those who Alledge that the Popes Mule Doth Eat but at Set Times）
《寡婦們的光屁股或被剝光露出的屁股》（The Bald Arse or Peel’d Breech of the Widows）
《僞君子的大雜燴》（The Hotchpot of Hypocrites）
《藥劑師的混七搞八》（The Bumsquibcracker of Apothecaries）
拉德内庫·瓦登塞斯（Radnecu Waldenses）所著的《基礎之鏡》（The Mirrour of Basenesse）
《大學校長們的肥胖肚子》（The Fat Belly of the Presidents）
拉伯雷創造出來的巨人高康大。（萊布雷斯特藝術與音樂［Lebrecht Music ＆ Arts］提供）
高康大從烏托邦寫給兒子龐大固埃的一封忠告信上，鼓勵他要好好讀書“借此我們或許才可在難免一死的塵世中獲得一種不朽性”。“全世界到處都是有知識的人，”他寫道，“以及最有學問的教師、龐大的圖書館。在我看來，的确真的是古不如今，也就是說，從前不管是在柏拉圖時代，還是西塞羅時期，或帕皮尼安時代，都沒有過像現在這種學習的便利，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見到的這種友善……我見到現在的盜匪、絞刑吏、流寇、酒保、旅店馬夫者流的人渣，都比我從前那個時代的博士和教士有學問。”拉伯雷構出來的藏書，很可能是文學上的第一批“想象出來的藏書”。這藏書嘲弄了（拉伯雷因襲了所崇敬的伊拉斯谟與托馬斯·摩爾的風格）學術界和僧侶界，但是，更重要的是，為讀者帶來了諧谑樂趣，想象這些滑稽的書名背後隐含的争議和情節。拉伯雷在高康大造訪的另一座修道院“特來美修道院”題下了這句格言：你可從心所欲（Fay ce que voudras）。在書中的聖維克托圖書館他大概也會寫上這句：你可讀你所愛（Lys ce que voudras）。我就在我書齋的一扇門上寫了這句話。
拉伯雷于一四八三或一四八四年出生于希農鎮附近，離我現在住所不遠的地方。他的故居稱為“蔔者居”，最初名稱是叫“雁群居”，用圖爾的方 言拼成。由于以前常靠雁群來占蔔前途，這房子就改了名稱，以向此鳥的神奇天賦緻敬。這棟房子，以及周圍地貌、市鎮與紀念文物，甚至遠至馬爾蒙德市（Marmande）那座十一世紀的大廈，都可以在我的花園盡頭處一覽無遺，這一切景物都變成了拉伯雷筆下巨人家族故事的背景。《龐大固埃》的成功（甫出版頭幾個月裡就售出了四千多本）使得拉伯雷決定要繼續寫他筆下這些巨人的曆險故事。兩年後他出版了《龐大固埃之父、巨人高康大極為㤥人的見聞錄》（The Very Horrific Life of the Great Gargantua, Father of Pantagruel），還有這家族故事的其他幾卷。一五四三年，教會查禁了拉伯雷的書，并釋出正式敕令，公開譴責他的作品。
拉伯雷位于法國希農的故居。（作者收藏）
拉伯雷能閱讀拉丁文、希臘文、意大利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以及其他幾種法國方言；他也念過神學、法律、醫學、建築學、植物學、考古學和天文學；他為法文增添了八百多個詞彙以及十幾句成語，豐富了法語，很多至今仍在加拿大阿卡迪亞法語區通行。他想象出來的藏書，其實是過于活躍、無法停下來的大腦所産生并記錄下的思想成果；他寫的史詩般高康大故事，則是由一段段插曲組成的大雜燴，讓讀者可以自由選擇各種情節的順序、意義、調性甚至故事本身。仿佛對拉伯雷來說，虛構出故事的人并不非得要為内文帶來連貫性、邏輯或解答，這些是讀者的事，是他們的自由表征（後來狄德羅對此就有清楚說明）。古時的學術藏書把經典的傳統評論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拉伯雷則跟他的人文學者同侪一樣，質疑這種認為權威性等同于智力的假定。“沒有良知的知識，”高康大對他兒子說，“隻不過是靈魂的廢墟。”
史學家費弗爾在一份研究拉伯雷時代宗教信仰的報告上，意圖用十六世紀的措辭來描述這位作家。“拉伯雷在心智上像什麼呢？是否有點像個醜角……縱情痛飲，然後在晚上寫些不堪入目的東西？抑或可能是一個博學的醫生、一個人文學者，以古書中的美麗段落填滿他那驚人的記憶……？或者，不如說他是個偉大的哲學家，深受出色人物如貝紮與勒卡龍的稱頌？”費弗爾反問，并做出結論：“我們的先人比我們幸運得多，他們并沒有在兩個形象之間做選擇，而是同時接受這兩個形象：備受尊崇的那個形象以及另外一個。”
拉伯雷既能夠保有一份質疑精神，同時又能對他視為已确定的真相具有信心。他需要徹底探究愚人的斷言，然後由他自己來斷定公認之真理的分量。作為學者，他讀的是充滿古人智慧的書，必然借由那些從未取得答案的疑問，以及從未寫出的論文而使得這些書在他腦海中取得平衡。至于他自己那些由羊皮紙和紙張組成的藏書，則借由想象藏書而建立起來，這想象藏書乃由被遺忘或受忽略的研究主題以及省思組成。我們知道他“随身圖書館”有些什麼書，這滿滿一箱書在二十年中伴着他浪迹歐洲。這份書單—使得他不斷處于會受到異端裁判的危險之下—包括希波克拉底的《警句》（Aphorisms），柏拉圖、塞涅卡、盧奇安的作品，伊拉斯谟的《愚人頌》（In Praise of Folly），以及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Utopia），甚至還有一本當時出版不久、很具危險性的波蘭人寫的書—哥白尼的《天體運作論》。拉伯雷為龐大固埃所虛構創作出來的藏書，表面是對這些書的不恭，實際卻是心照不宣的評注。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出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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