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廣程：馬克思主義關于“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曆史邏輯和認識路徑——以人類曆史的确定性為視角
學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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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論斷，将人類曆史進入“世界曆史”時期與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資本主義和共産主義聯系在一起進行考察，指出了人類走向共産主義的必然性。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的“人類曆史”概念就是“曆史”和“世界曆史”統合，“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展示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趨勢。以經典作家關于“人類曆史”的論斷為出發點，集中思考人類曆史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和理論價值。人類曆史的一個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确定性。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人類處于新的十字路口，中國世界史研究者需要運用曆史唯物主義分析和回答人類面對的迫切問題。一、人類曆史的思想觀念，“人類曆史的确定性”及主要特征恩格斯曾經說過，根本沒想要懷疑或輕視“曆史的啟示”，“曆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比其他學派“更重視曆史”。馬克思說：“人們之是以有曆史，是因為他們必須生産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須用一定的方式來進行：這是受他們的肉體組織所制約的，人們的意識也是這樣受制約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闡述曆史及與曆史有關的問題時一般使用“人類曆史”的概念，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就多次使用這個概念。(一)人類曆史的思想内涵第一，關于人類曆史中的“人”。其一，“人的存在”。“全部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是以，第一個需要确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産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其二，“人的活動”。“任何曆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曆史程序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人的活動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人把自己和動物差別開來的一個重要标志就是人開始生産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産自己的物質生活資料。經典作家表示：曆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曆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産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曆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産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産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由此可見，這種觀點表明：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其三，“現實中的個人”。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産生的。這裡所說的個人是“現實中的個人”，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産的人。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第四，人的“解放”。隻有在現實世界中并使用現實手段才能實作真正的解放；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障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一種曆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曆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第二，人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這是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即一切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為了生活，人們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東西。是以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滿足生産，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産物質生活本身。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為了維護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曆史活動，是一切曆史的基本條件。一定的生産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生活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着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産力”。而人們所達到的生産力的總和決定着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曆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曆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讨。人們之間一開始就有一種物質的聯系，而且具有長久的曆史。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了生産力與交往形式的沖突運動，強調了物質生産在人類曆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他們還闡述了生産力制約交往形式，“一切曆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産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第三，馬克思主義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出發，強調科學曆史觀的前提在于研究現實的人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他們的曆史觀在于：聚焦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産來考察現實的生産過程，強調整個曆史的基礎是同這種生産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産生的交往形式，并以此為基礎闡明諸如宗教、哲學、道德等意識的各種理論産物和形式及其産生過程。“這種曆史觀和唯心主義曆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曆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态。”第四，恩格斯提出了自然科學和曆史研究的任務，即自然界和人類曆史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這就要求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是不夠的，必須了解構成總畫面的各個細節。“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曆史的聯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别加以研究。”這表明，曆史研究不僅要關注曆史演化的總體畫面、總體程序和總體結構，也要關注宏觀架構下的曆史細節，這些曆史細節往往具有“全息性”，承載一些特殊的、獨特的曆史資訊。是以，把握人類曆史的“總畫面”與關注人類曆史的“細節”需要統一起來。我們現在經常批評人類曆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從曆史的總體性和整體性上看，人類曆史研究“碎片化”會陷入認識論上的一個誤區，即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人類曆史時必須注意曆史的種種“碎片”，這是因為，就像鏡子摔碎後，各個碎片仍能反映出“全息”鏡像一樣，曆史的碎片更隐藏了曆史的資訊，我們的任務不是忽視這些曆史碎片，而是盡可能地将這些曆史碎片與曆史“總畫面”相關聯，将曆史碎片系統化。(二)人類曆史的确定性：概念及其特征人類的所有過去就是人類的全部曆史。從人類誕生到人類所度過的昨天，這期間發生的所有一切，都屬于人類曆史的範疇。在三維世界裡，人類曆史一個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确定性。這表現為，人類曆史呈現出已經完成的、已經發生的、不可更改的、已被“硬化”的所有一切。是以，人類曆史是人類既往活動的總和，包含了全部人類的過往，這就是人類曆史的原本之态。人類曆史的确定性特征決定了人類曆史是可知的，是可以認識的。但人類曆史的确定性特征決定了其不可能通過自我呈現的方式加以展現，人類曆史需要通過後人研究和梳理加以重構和再現，是以，對人類曆史的研究就是人類曆史再現的基本方式。人類曆史研究的基本準則就是要符合人類曆史的實際，符合人類曆史的“過去的現實”，曆史學家不可能對人類曆史進行選擇，更不要說是“任意選擇”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曆史沒有選擇項，或者說，創造曆史的當事者已經選擇過了，後人無法對其進行再“選擇”，進行修正和改變。人類曆史的确定性決定了其已不存在可供選擇多種可能性，隻能是一種被确認了的曆史存在和曆史實踐的實作。确切地說，在當時的人類社會“現實”有三類情況：一類是“别無選擇”，隻有一種選擇，當時的人類社會實作了這種“選擇”，被曆史所确認；另一類是面臨“選擇”，可能還有很多“選擇”，但當時的人類社會沒有做出“選擇”，曆史依然反映了沒有“選擇”的痕迹，曆史“留白”了；第三類是面臨多種可能性，但排除了其他幾種可能性，做出了唯一選擇并實作了這種“選擇”，曆史所呈現的就是這個已經得以實作的選擇。我們通常說人類社會每一個階段做出了“曆史性的選擇”，就是這個意思。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曆史不存在“假設”、“假如”。人類曆史确實存在很多令人“惋惜”之處，但已經沒有補救的餘地，不可能通過“假設”、“假如”等橋段将人類曆史存在的種種“惋惜”再從曆史的故紙堆裡拉扯出來。後人隻能接受這個曆史的确定性，接受曆史的客觀事實。這就是曆史的“殘酷”之處。人民經常說接受曆史的裁決，就是接受曆史的這個“殘酷”性。人類曆史不接受對曆史的“反悔”，人類曆史更不存在“時光寶盒”這類神器。曆史事實是人類曆史研究的核心。人類曆史的确定性給人類曆史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尺度和規範。人類曆史的确定性決定了其自身的客觀存在性，無論人們研究不研究、認識不認識，它都保持自身的确定性和客觀存在性。人類曆史處于“文本閱讀”模式，不是“修改”模式，它一勞永逸地去掉了“改寫”和“修改”功能。人類曆史的确定性要求曆史研究者也必須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正是因為人類曆史存在這樣一個特性，就決定了人類的過去可以“回溯”和“重制”，但不能“編輯”和“添減”。而人類認識和研究自身的曆史既有客觀反映人類曆史的确定性的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偏差甚至扭曲。是以，人類認識和研究自身的曆史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人類曆史的确定性要求曆史研究者的曆史研究符合人類曆史所具有的确定性。曆史研究的确定性必須與人類曆史本身的确定性相比對。人類曆史的确定性從哲學的意義上就是其所固有的曆史客觀性，從曆史的視角看就是其所固有的真實性。這就決定了世界曆史學家必須追求“信史”，在曆史研究中追求曆史的真實程度，這是衡量一個世界曆史學家和曆史流派的重要學術标準。但問題恰恰就出現在這裡。人類曆史具有不可選擇的特性，但世界曆史學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一次性書寫曆史，隻能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進行選擇、歸納和取舍，然後進行相應的曆史評價。而世界曆史學家對史料的選擇、歸納和取舍不可能不受其曆史觀的支配。于是，如何處理人類曆史的确定性與史學家研究程序中的選擇性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世界史學研究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時間差”困擾着人類曆史的研究。除了當代史之外，人類曆史都是由後人研究和梳理出來的，他們不是創造這些曆史的“當代人”和“當事人”，他們是曆史的後人，是曆史的閱讀者、研究者和審視者。這從時間上就說明，人類曆史研究者與人類曆史之間存在時間上的“位差”。研究人類曆史應有兩個基本次元，一是曆史的次元，二是現實的次元，即用科學的曆史觀去認識現實：迄今為止的一切曆史觀不是完全忽視了曆史的這一現實基礎，就是把它僅僅看成與曆史程序沒有任何聯系的附帶因素。是以，曆史總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編寫的；現實的生活生産被看成是某種非曆史的東西，而曆史的東西則被看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這樣，就把人對自然界的關系從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曆史之間的對立。人類在不斷進步，人類的曆史也在不斷地延長，而後人對前人對人類曆史的認知也在不斷地深化。人類曆史具有确定性，但人類曆史研究卻存在相當大的不确定性和偏差。人類曆史從更廣闊的意義上說就是世界曆史。世界曆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解釋、還原人類曆史的過去真相、“原本之态”，揭示人類發展和演化的基本曆史規律，為人類現實和未來的發展與進步提供借鑒。這樣，我們通常所說的“世界曆史”就是世界史專家按照自身的曆史觀和價值觀所“爬梳”出來的世界曆史。馬克思主義認為，以往的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争的曆史，都是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産物，都是自己時代經濟關系的産物，進而将唯心主義從其最後的避難所即曆史觀中驅逐出去了。唯物史觀強調的是人的存在決定人的意識。中國世界史研究者需要運用曆史唯物主義分析和回答人類面對的迫切問題。二、人類曆史的時空架構及其被扭曲人類曆史是有溫度的，人類曆史、現實與未來的關系可以用昨天、今天和明天來比喻。曆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會變為曆史，未來是即将來臨的現實。曆史與現實和未來之間存在質的差别，但卻都在連續不斷的時間次元上，連結曆史與未來的恰恰是現實。創造曆史實際上就是在現實層面上完成的，換句話說，曆史的創造不是在曆史層面上完成的，而是在現實層面上鑄就的，曆史是現實的凝固，現實是曆史的儲備材料。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改變曆史不如說在現實中進行改變，進而使曆史具有了現實所預期的模樣。是以，現實決定了人類曆史的高度，每個時期的“現實”都在曆史中得到了反映和積累，一層層“現實”的疊加就是人類曆史的文化層累加，紀錄了人類文明和進步的刻度。是以，人類若想塑造曆史就不能在已不可更改的曆史本身上下功夫，而必須在正在實踐中的現實和迎接即将要實踐的未來準備上下功夫，以獲得人類所預期的曆史存在。曆史是一系列曾經現實的結果，而不是一系列現實的開始和過程。要從當今世界現實中發現世界曆史的确定性，又從世界曆史程序中感悟世界現實中所隐藏的曆史必然性和趨勢。人類曆史與人類現實和未來是相關聯的，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從人類曆史縱深看人類未來是人類智慧的重要表現。從人類曆史的程序中觀察，人類曆史具有疊加性和累加性，後一代人的活動是在前一代人基礎上展開活動的，每一代人都是受當時既定曆史條件所限制。今之視昔亦如後之視今。經典作家指出：“曆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産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曆史學的研究方法與未來學的研究方式截然相反，未來學研究充滿了各種假設，不同變量的加入會得出不同的未來演化趨勢。這是未來學自身特性所要求的。而人類曆史的研究隻能遵守人類曆史确定性這個法則，來解釋、揭示人類曆史的演化規律。在人類曆史程序中時間與空間是相統一的。恩格斯批判黑格爾不承認自然界有時間上的發展，不承認時間概念中的“先後”，隻承認排斥時間概念的“并列”：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界隻是觀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時間上發展，隻能在空間擴充自己的多樣性，是以，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發展階段同時地、并列地展示出來，并且注定永遠重複始終是同一的過程。黑格爾的謬誤就在于，他認為發展是在空間以内但在時間以外發生的，而時間正是一切發展的基本條件。是以，恩格斯批判機械唯物主義的局限性在于不能把世界了解為一種過程，時間與空間不統一。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照搬黑格爾的邏輯學時諷刺道，杜林沒有把黑格爾邏輯學中的内在聯系抄來，結果，“一切都成為關于空間和時間、不變和變的毫無内容的玄想”。“因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像空間以外的存在一樣，是非常荒誕的事情。”恩格斯非常正确地闡述了時間與空間之間的關系。恩格斯還表示：無限性是一個沖突，而且充滿沖突。無限純粹是由有限組成的，這已經是沖突，可是情況就是這樣。物質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沖突，并不比它的無限性所引起的沖突少，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任何消除這些沖突的嘗試都會引起新的更糟糕的沖突。正因為無限性是沖突，是以它是無限的、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無止境地展開的過程。如果沖突消除了，那無限性就終結。人類曆史具有完整的時空結構。從時間次元上看，人類曆史經曆了最原始的曆史狀态、蒙昧時期和野蠻時期，之後人類進入文明時期。世界曆史學家一般習慣于将文明時期以前的時期稱為史前時期。中國是古老的國家，從時間次元上看，中國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因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持續延續的文明，因而幾乎成為人類曆史的衡量器和尺度。在四大文明之前，人類依然處于野蠻時代。可見，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時間并不長，相比之下，人類更多時間處于史前時期，處于文明前狀态。若将人類文明時期做劃分的話，以現代化程度做标志，可以分為前現代文明時期和現代文明時期。這個劃分的時間點應該是世界中世紀結束和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從空間上看，人類曆史的誕生并沒有呈均勻分布狀态，最主要的人類四大原生文明都在泛歐亞闆塊，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都分布在泛歐亞大陸靠南的空間。人類所生活的空間是分散的，但已經有了地區性的交流，特别是歐亞非大陸已經形成比較緊密的聯系網，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将歐亞非大陸聯系在一起。隻是到了近代西歐國家崛起，通過殖民的方式将人類一下子拖入整個世界，世界形成全球化，恩格斯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強調了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程序。但是，自近代以來，世界曆史研究的解釋權、話語權和厘定權全部掌握在西方知識體系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西方中心論”。這實際上是西方憑借近代以來所積累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優勢所建構起來的曆史叙事。“西方中心論”違背了人類曆史的時空結構。從時間上看，歐洲主流史學體系有意與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碰瓷”，将其納入大西方文明的古代源頭，古希臘羅馬文明屬于次生文明，自然受到了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甚至印度文明的影響。更為明顯的是，“西方中心論”将西方文明直接“焊接”在古代希臘羅馬“古典文明”基座之上，視古代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為西方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曆史事實上看，恰恰是日耳曼等“野蠻民族”摧毀了羅馬帝國，毀滅了羅馬文化。西歐文明形成于中世紀，從公元5世紀開始萌生，與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文明體。西方體系如此“拉長”曆史，将其文明強行“焊接”和“嫁接”在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之上不符合曆史事實。日耳曼等民族摧毀羅馬帝國後，歐洲長時間陷入沉寂黑暗的時期，歐洲在混亂中度過了1000多年，成為當時世界文明區域貧窮落後之地，與毗鄰的拜占庭帝國相比大為遜色，這就是西歐的“中世紀”時期。事實上，現在的西方國家成為民族國家屬于很晚的時期，隻是到了15世紀歐洲才逐漸形成民族國家。恩格斯在《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産生》中詳細論述了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特點。就連亨廷頓也承認，曆史上西歐在文明程度上也曾落後于許多其他文明，比中國、伊斯蘭、拜占庭等文明都落後。但西方文明強勢崛起，在其後的250年間，整個西半球和亞洲的一些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歐洲的統治和控制之下。歐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 ,1878年，這一數字為67% ,1914年為84%。西歐崛起後，借助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大搞全球殖民，西方将世界曆史書寫成了以西方為軸心的世界曆史，建構了以“西方中心論”為特征的世界曆史話語體系，并在全世界加以推廣。“西方中心論”從空間上将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給排擠出“世界曆史”，“西方中心論”以其龐大的曆史“體積”擠占了世界曆史的空間。由此可見，“西方中心論”以“拉長”西方曆史和擠占曆史“空間”的方式實作了西方國家、西方文明在全球的絕對統治地位，塑造了世界曆史的時空架構，這是對人類曆史時空架構的有意識的扭曲和系統性的人為構造。在西方體系中，一部世界史就是西方史，至多是西方史＋，西方史是紅花，非西方國家曆史是綠葉。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史學家将世界史描繪成西方史一花獨秀，連“綠葉”都不要了。“西方中心論”突出地表現在，西方曆史就是世界曆史的主線，把全世界的曆史、把人類曆史粘貼在西方曆史的圖景中，以西方認知代替世界認知，以西方體系代替世界體系，以西方經驗代替世界經驗，通篇灌輸着西方文明優越論濃厚的味道。“西方中心論”的出現和西方的強勢崛起有直接的關聯性。西方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直接為西方殖民塑造曆史話語權。按照西方體系的說法，西方國家就是人類的曆史方向。正因為如此，西方有能力、有資格去征服其他國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是以，“西方中心論”以西方為核心來書寫世界曆史，是為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服務的。人類曆史的确定性和世界曆史知識體系的建構之間存在巨大沖突和扭曲。近代以來，西方幾百年所推行的殖民主義曆史，對被殖民國家來說，是帶來巨大的曆史創傷的曆史，是血與火凝結成深重災難的曆史，是被殖民國家人民所痛恨的曆史，但在西方對世界曆史的闡釋中卻被譽為光榮的曆史，給被殖民國家和人民帶來光明和文明的曆史，是“推動”人類“前進和進步”的曆史。由此可見，世界曆史的真相與西方的世界曆史研究存在巨大的扭曲，這主要是因為曆史的話語權掌握在西方體系中。而“西方中心論”恰恰違背了人類曆史、世界曆史發展的原本之态，不符合人類發展的曆史規律，極大地歪曲了世界曆史的基本真相。是以，未來人類的發展必須要破除“西方中心論”，還人類曆史發展的原本之态。“西方中心論”思想還展現在貶低和忽視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在二戰期間幾乎以一己之力與日本法西斯抗争，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拖住了兇惡的日本法西斯，為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最後勝利貢獻了巨大的力量，但西方史學主流學派無視這些曆史事實，刻意淡化中國在抗戰中的曆史貢獻和作用。日本到現在對“曆史問題”沒有進行應有的反思，依然存在軍國主義思想基礎。從人類曆史的發展架構就可以看得出，西方文明屬于次生文明，是在人類曆史多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等多重影響下所生成的續生文明。從日耳曼人毀滅羅馬帝國算起到現在也不到兩千年的時間，而且長期處于不成熟時期，西方文明迸發創造力、西歐列強真正崛起在世界進入近代以後，也就是最近的250多年。但西方文明和西歐列強一經崛起和強盛就以武力擴張到了大半個世界，占據了全世界大半個空間，英帝國成為日不落帝國。而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年沒有中斷的輝煌曆史，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文明史沒有像西方文明那樣實施征服和擴張，這是中華文明和平性最重要的展現，也是由中華文明自身的内在文明規定性所決定的。但1840年以後中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受到了來自西方列強的侵略，緻使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從人類曆史上看，中國和中華文明自跨進文明時代以後，在近代以前的長達五千年的曆史長周期内都處于世界先進之列，隻是在1840年以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處于被動挨打和貧窮落後狀态。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又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征程。中國曆史、中華文明史應該在人類曆史的時空坐标上具有真實的顯示。中國漢代與其相對的西歐是羅馬帝國，中國史書稱為“大秦”，那時日耳曼人作為“蠻族”還在羅馬帝國北部的密林中生息。無論“西方中心論”如何建構世界曆史，但中國曆史和中華文明史在人類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能因其而損耗和褪色，這是人類曆史的确定性所決定的，而且人類曆史的确定性也會真實地紀錄“西方中心論”建構不真實曆史的深深痕迹。三、人類文明進步中的野蠻因素人類曆史漫長而複雜。人類的進步經常以與其進步不比對的方式實作的，或者說，人類的進步經常以野蠻的方式實作的，人類的文明伴有野蠻的因素，現在的人類文明中依然可以看到野蠻要素在晃動。應該說，人類的文明時代是由野蠻時代後期的“野蠻人”開啟的，是“野蠻人”将人類推入文明的門檻，将人類帶入文明的野蠻人也就是第一批人類文明時代的文明人。(一)人類進入文明時代是通過“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秉賦為代價”的方式加以實作的，“鄙俗的貪欲”和“财富”是推動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刺激因素。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并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秉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财富，财富，第三還是财富——不是社會的财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财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如果說在文明時代的懷抱中科學曾經日益發展，藝術高度繁榮的時期一再出現，那也不過是因為現代的一切積聚财富的成就不這樣就不可能獲得罷了。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裡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亵渎，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産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産階級的曆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由現實的發展程序(這裡插一句)産生的結果，是資本家必然戰勝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說，發達的私有财産必然戰勝不發達的、不完全的私有财産，正如一般說來動必然戰勝不動，公開的、自覺的卑鄙行為必然戰勝隐蔽的、不自覺的卑鄙行為，貪财欲必然戰勝享受欲，直認不諱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機敏的開明利己主義必然戰勝眼界狹隘的、一本正經的、懶散懈怠的、耽于幻想的迷信利己主義，貨币必然戰勝其他形式的私有财産一樣。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推動人類的進步的因素有很多，但并不排除一些諸如“卑劣的貪欲”之類的我們習慣稱之為“負面”的因素也在起重要的作用，但評價人類文明的進步關鍵還要看結果，注重人類文明的實際效果。事實上，馬克思主義還從人類曆史發展的内在規律上分析了人類發展的走向和人類文明發展的走向：“按照我們的觀點，一切曆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産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沖突。”人在自然和野蠻的狀态中是平等的；人在文明狀态中是不平等的。盧梭認為，人類超過原始狀态的一切進步表面上是走向單個人的完善，而實際上是走向人類的沒落。金屬加工和農業是兩種技藝，它們的發明引起了這一巨大革命，變原始森林為耕地，但是由于财産的出現也引起了貧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來并使人類沒落下去的東西，在詩人看來是金和銀，在哲學家看來是鐵和谷物。恩格斯就此評論說，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随着文明而産生的社會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原來的目的的反面。(二)人類曆史和人類文明在進步中最大的野蠻因素和野蠻現象就是征服和戰争。征服他人，将戰争強加給他人成為人類曆史程序中的經常性現象。翻開歐洲曆史，考察西方文明史，征服和戰争連綿不斷，這成為歐洲曆史和西方文明的常态化現象。西方文明中的“尚武”精神非常明顯，用拳頭解決問題的方式在歐洲是平常的狀态。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相繼消失，有内外綜合性因素，但外部因素不可忽視。随後波斯帝國的興盛及其在歐亞地帶的擴張和征服，将地中海南部和東部地區至中亞地區的廣闊地區用戰争的方式進行了“梳理”和“整合”，形成了第一個歐亞大帝國，随後亞曆山大帝國登場，滅掉波斯帝國後進一步擴充疆域，幾乎覆寫了古代歐亞四大原生文明中的三個。至于後續産生的古代希臘文明更是戰争不斷、征服蔓延，各城邦之間的戰争常态化，最典型的就是古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争。羅馬帝國将征服、擴張和戰争推至新的高度，羅馬帝國的輝煌是與征服和戰争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但人類曆史上輝煌的羅馬帝國卻被“蠻族”所滅。日耳曼人和法蘭克人等“蠻族”滅掉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後依然在西歐進行互相之間的混戰。毫無疑問，西方文明借鑒了古代人類文明包括中華文明的精華，但在古希臘羅馬文明中接受了“征服”和“戰争”的習慣。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程序中，在歐洲文藝複興和工業革命時期，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的西方列強開始在全球大搞征服、進行戰争、在全球殖民過程中恢複奴隸制并在全球販賣奴隸。比封建生産方式先進得多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依然夾雜着野蠻的因素，将野蠻的方式附着于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之上。“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産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産階級文明的極端僞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亨廷頓在論述文明的沖突時視西方文明為強勢文明、優勢文明。在他看來，西方文明就是人類文明的尺度，“根據它來判斷非歐洲人的社會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為歐洲人所支配的國際體系的成員”。他公開宣稱：“文明之間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來自一個文明的人戰勝、消滅或征服來自另一個文明的人。”因為在他看來，西方文明已經在曆史上有效地實踐了這個理念：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滅了，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國受到滲透并從屬于西方的影響。隻有俄羅斯、日本和埃塞俄比亞這三個在高度中央集權的帝國權威統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沖擊，并維持了有意義的獨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間關系是由其他社會對西方文明的從屬所構成的。亨廷頓毫不掩飾西方文明的暴力性質："西方擴張的直接根源是技術：發明了到達距離遙遠的民族的航海工具，發展了征服這些民族的軍事能力。……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其他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們)，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事實；非西方人從未忘記。"“有組織的暴力”所形成的優勢，這可能是對西方文明特征所總結出來的最确切的結論。是以，西方文明有很多特征，但以暴力為終極工具征服他者是最顯著的特征。在這方面近代中國就經受了極其慘痛的體驗。英國為逆轉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向中國輸送鴉片，英國明知道鴉片是毒品但卻作為商品“專供”中國。因為鴉片在印度殖民地不銷售，在英國不銷售，将鴉片專門配置成适合中國煙民的口味。而中國政府為維護中國國家和群眾利益實行禁煙，卻招緻了侵略。這不是野蠻是什麼？這不是一般的野蠻，而是極其野蠻！這不是一般性的野蠻，而是在西方文明的高光下所實施的公開野蠻！英國政府也擔心英國群眾知道他們這些極其野蠻的做法，于是封鎖英國國内資訊，掩蓋真相，“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一點兒也聽不到”。中國蒙受了巨大的恥辱，經受了巨大的災難。當時的英國人馬利·馬丁寫道："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後，還殺害他們的肉體；每時每刻都有新的犧牲者被獻于永不知飽的摩洛赫之前，英國殺人者和中國自殺者競相向摩洛赫的祭壇上供奉犧牲品。"這個分析可謂一針見血。馬克思說：“這種貿易，無論就可以說是構成其軸心的那些悲慘沖突而言，還是就其對東西方之間一切關系所發生的影響而言，在人類曆史記錄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是以，馬克思認為中國反抗英國侵略的戰争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争，是一場維護中華民族生存的人民戰争。而對于起來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戰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應當根據公認的正規作戰規則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準來衡量，而應當根據這個反抗的民族所剛剛達到的文明程度來衡量。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為補償的”。經過艱苦卓絕的鬥争，中國人民終于在中國共産黨的上司下走上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之路。由此可見，西方文明在全球擴張時伴随的是野蠻的方式：“随着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于整個文明期。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隐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随着文明時代。”從人類曆史的大趨勢上看，從西方文明的曆史軌迹上看，世界需要對西方文明進行反思。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發生在歐洲，在西方文明中孕育出了世界法西斯的罪惡思想、體制和戰争販子。德國曾是歐洲的落後國家，但卻在西方文明的架構下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全面學習西方，改弦易轍，棄中華文明轉而照搬西方文明，但最後卻走火入魔，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給亞洲人民、當然也給包括美國在内的全世界帶來了災難。這些都說明西方文明需要反思，特别需要在西方文明的基因方面進行全面而深入的檢查。現在，人類又一次站在了曆史的十字路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和俄羅斯都頻頻亮出核威懾，特别是烏克蘭危機出現後，俄美屢次進行互相的核威脅。這不僅給歐洲也給全球帶來了巨大的核風險。誰能保證擁核一方使用戰術核武器後就不能使用戰略核武器？在核戰争面前還有勝利者嗎？從人類曆史上看，人類第一次擁有了自我毀滅的終極武器，而冷戰後俄美所達成的核軍控條約體系已蕩然無存。而因人類的心智和理智還沒有完全成熟到除去“卑劣的貪欲”高度文明的程度，以至于不可能極其理智地遏制使用核武器的危險念頭。人類如果不除去“卑劣的貪欲”和野蠻的征服思想，全人類都将面臨滅頂之災，人類文明面臨系統性毀滅的危險。在人類曆史上歐洲曾經出現過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所征服、所滅族的現象。但現在和未來兩個核國家所發生的戰争就足以毀滅所有的國家、毀掉地球。導緻世界戰争發生的各種類型的導火索仍然存在。我們需要從文明毀滅的視角進行“吹哨”，而這正是世界曆史研究者極其重要的使命。人類文明/世界文明不能靠征服和沖突來解決互相之間的差異、世界各個文明都是平等的，沒有優劣之分。文明需要互鑒互融，需要和平對話，放棄偏見。毛澤東同志說：“西方國家幾百年以來，由于進行長期的侵略，它們對亞非兩洲産生一種心理，輕視落後國家。它們說我們是有色人種。這是拿膚色來區分，就好像說有色金屬那樣。我們這些‘有色金屬’是會膨脹起來的。當然，我們不會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屬’是更有價值的，因為有色金屬包括金、銀、銅、錫等。”毛澤東同志還說：“我們都屬于有色人種。有色人種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最大的‘缺點’就是有色。有些人喜歡有色金屬而不喜歡有色人種。據我看，有色人種相當像有色金屬，有色金屬是貴重的金屬，有色人種至少與白色人種同等貴重。有色人種同白色人種一樣都是人，都是第一類，不是第二類。第二類是動物，不是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麼膚色，都是平等的。”四、人類曆史演化中的偶然性與必然及其他馬克思和恩格斯重視曆史科學：“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曆史科學。曆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隻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互相制約。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學，我們在這裡不談；我們所需要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态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意識形态本身隻不過是人類史的一個方面。”恩格斯說：“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一樣也有自己的發展史和自己的科學。是以，問題在于使關于社會的科學，即所謂曆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并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人類曆史的高度就是指人類曆史的進步高度。人類曆史的研究應以問題為導向，這是研究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人類曆史的确定性表明人類曆史是可以被認識和閱讀的，是可以評論的，是可以從中進行深度思考并直接深刻教訓的，人類曆史的借鑒功能極其強大，這也是人類自我進化和進步的重要動因。後人察史，是以曆史文獻、曆史文物和地下發掘為基本方式的，考察承載曆史資訊的相關材料。人類曆史具有紛繁複雜的特性，具有過去現實程序的一切複雜性、掩蓋性，自然也包括過去現實所擁有的陰謀和欺騙性，人類曆史的内在動因和内在規律就隐藏在其中，這正是後人必須通過研究才能發現的最重要的曆史邏輯。(一)關于人類曆史上的征服與被征服問題在人類曆史上，有一種現象即文化落後的民族常常征服文化比較先進的民族。日耳曼民族征服羅馬帝國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恩格斯指出：凡德意志人給羅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帶來生命的東西，都是野蠻時代的東西。的确，隻有野蠻人才能使一個在垂死的文明中掙紮的世界年輕起來。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遷徙之前已經達到并努力開拓的野蠻時代進階階段，對于這一過程恰好最為适宜。創造高度文明的羅馬帝國被處于野蠻時代進階階段的德意志人給征服了。“由比較野蠻的民族進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産力。但是在長時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不得不适應由于征服而面臨的比較高的‘經濟狀況’；他們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落後的日耳曼人征服并蕩平羅馬帝國之後，自然受到了羅馬文明的影響。日耳曼人征服羅馬帝國引起了俄羅斯曆史學家的“嫉妒”。克柳切夫斯基曾說："(東斯拉夫人)處在與他們阿利安的親族——在西歐開創新曆史的日耳曼部落稍早一些時候完全不同的地理環境和國際環境中。在那裡，流浪的日耳曼人是在廢墟上安居下來的，他們在森林中養成的習慣和觀念直接受到有力的文化的影響，他們處在被他們征服的羅馬人或這個衰敗帝國的羅馬化的外地人之間，對他們說來，這些人成了這種文化的生動的傳導者和講解者。東斯拉夫人卻相反，他們處在無邊無際的平原中，平原的河流使他們不能緊密地居住在一起，平原的森林和湖泊使他們難以在新的地方、在那些來源不同而發展較低的鄰人中間安家立業，在這些鄰人那裡不但沒有值得學習的長處，還經常和他們作戰，他們處在一個荒無人迹、未經開發的地域裡，這個地域的過去并沒有為他們遺留下任何生活裝置和文化遺産，甚至沒有留下一個廢墟，隻留下無數的荒墳，滿布在到處有草原和森林的俄羅斯土地上。羅斯斯拉夫人的這些原始的生活條件，決定了他們的發展比較緩慢，他們的社會結構比較簡單，同時也決定了這種發展和這種社會結構的很大的獨特性。再舉一個例子，印度的全部曆史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曆史。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兒人先後侵入過印度，但都被印度化了，因為他們都是“野蠻的征服者”，沒有印度文明程度高，被印度文明所同化。是以，在人類曆史上，經常出現文化落後的民族征服文化先進的民族，随後這些落後民族被同化。但英國征服印度卻是例外：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一切，進而毀滅了印度的文明。他們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曆史，除破壞以外很難說還有别的什麼内容。印度屢次被征服——不論是被文明程度低的征服還是被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征服，給人類曆史提供了一個很典型的案例。這說明印度文明與屢屢被征服有什麼樣的關聯性？(二)關于人類曆史的人權和平等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日耳曼人在西歐的橫行，逐漸建立了空前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等級制度，在幾個世紀裡消除了一切平等觀念，也在西歐和中歐第一次創造了一個牢固的文化區域，使其卷入曆史的運動，并在這裡“第一次建立了一個由互相影響和互相防範的、主要是民族國家所組成的體系。這樣就準備了一個基礎，後來隻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談人的平等和人權的問題”。這表明，平等和人權問題的提出是有條件的，一是牢固文化區域的形成；二是民族國家體系的建立。由于人們不再生活在像羅馬帝國那樣的世界帝國中，而是生活在那些互相平等地交往并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産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是以這種要求就很自然地獲得了普遍的、超出個别國家範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這種人權的特殊資産階級性質的典型表現是美國憲法，它最先承認了人權，同時确認了存在于美國的有色人種奴隸制：階級特權不受法律保護，種族特權被神聖化。除上述兩個因素外，還要有提出平等和人權的主體。在封建的中世紀内部孕育了注定要成為現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資産階級。在中世紀晚期的歐洲，在經濟關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地方，封建政治制度卻每一步都以行會束縛和各種特權同其對抗。這樣，社會的經濟進步要求擺脫封建桎梏和通過消除不平等來确立權利平等。但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階級的時候起，資産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産階級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資産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産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随着。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産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産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曆史的産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曆史條件，而這種條件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曆史為前提。是以，這樣的平等觀念說它是什麼都行，就是不能說它是永恒的真理。馬克思主義與杜林在平等問題上有過激烈的争論。杜林曾表示，人民擁立國君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而不是為了毀滅自由，這是全部國家法的基本原則。恩格斯反駁說，這些國君必然成為人民的壓迫者，使得登峰造極的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自己的反面，成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說大家都等于零。杜林還有一個觀點：這裡是一個不平等的頂點，是封閉一個圓圈的終點，它和我們由之出發的起點相遇：在這裡一切個人都是平等的，正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沒有别的法律。暴君隻有當他擁有暴力時才是君主，現在暴力又推翻了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程序進行。恩格斯批判道，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平等，但不是轉變為沒有語言的原始人的舊的自發的平等，而是轉變為更進階的社會契約的平等。壓迫者被壓迫，這是否定之否定。(三)關于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問題恩格斯給曆史下了一個定義：“無論曆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曆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曆史。”人類曆史的确定性注定了人類曆史的存在，這就涉及人類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問題。明确地說，人類社會在曆史的“形成”過程中，在曆史的實踐中遇到很多偶然性，人類曆史的許多重大事件都以看似偶然性的方式表現出來。恩格斯說："在自然界裡，正是那些在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變的辯證運動規律，也在無數錯綜複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這些規律也同樣地貫串于人類思維的發展史中，它們逐漸被思維着的人所意識到。"但當這些“偶然性”所導緻的事實成為已經實踐的、已經完成曆史狀态，“偶然性”所導緻的事實就成為曆史的存在，就失去了曆史“形成”過程中的“偶然性”所具備的特性。人類曆史的這些“偶然性”越明顯、越突兀，給後人所帶來的刺激就越大，就越促使後人對因“偶然性”所導緻的曆史存在不服氣，就越不自覺地提出一些“假設”，以期從既定的曆史存在中排除“偶然性”，給曆史注入“必然性”和“合理性”，“改寫”曆史，使曆史存在更“順眼”，更“合理”，更具有“必然性”。但所有這些都是徒勞的，曆史不可以更改，自然也不可“美化”或者“醜化”。在人類曆史研究學術史上對曆史進行剪裁——美化或者醜化的，最終都被曆史所固有的“清洗劑”所洗刷掉，曆史的真容依然在那裡。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標明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恩格斯在闡述這個觀點是強調了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在既定的、制約着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關系具有決定性意義，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于了解的紅線”。馬克思主義認為，“曆史程序是受内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表面上看好像是偶然性在支配合作，但無數單個願望和單個行動的沖突，在曆史領域内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行動的結果卻不是預期的，這樣，曆史事件似乎總的來說同樣是偶然性支配着的。但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隻是在于發現這些規律。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據一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一個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會内來創造自己的曆史。他們的意向是互相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裡，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裡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類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論證了共産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曆史必然性，提出了無産階級的曆史任務。他們指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産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共産主義隻有作為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産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五、人類發展的曆史趨勢及其曆史邏輯(一)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闡述人類曆史時提出了“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論斷。他們論述中經常使用“世界曆史性”、“世界市場”等概念，如随着生産力的發展，人們的存在是世界曆史性的存在，而不是區域性的存在，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曆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人們的勞動狀況和就業狀況是以“世界市場”的存在為前提的，等等。所有這些都表明，人類曆史進入了在世界範圍内聯系密切的時期。這個時期就是資本主義時期。他們還将人類曆史進入“世界曆史”時期與無産階級和共産主義聯系在一起進行考察：無産階級隻有在世界曆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産主義——它的事業——隻有作為“世界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作一樣。而各個人的世界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曆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他們強調未來新社會的建立“是以生産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共産主義将消滅舊的分工造成的限制，去除社會活動的固定化，使每個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形成自身的聯合力量，單個人能夠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地域局限、職業限制和身份限制，在“曆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曆史”的程序中真正獲得解放。這表明人類曆史發展到世界曆史時期，這為無産階級的産生和發展提供了世界範圍的物質基礎、空間基礎和曆史基礎。每個人的存在轉變為與世界曆史直接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是完全物質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表示：各個互相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程序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産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曆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曆史。……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着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曆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曆史的程度一緻的。馬克思說：“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曆史是結果。”如何了解“曆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曆史”？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上看，經典作家将人類曆史分為“曆史”和“世界曆史”兩個階段和時期。“曆史”顯然指的是各民族的曆史、國家的曆史和地區的曆史；“世界曆史”指的是世界性的曆史，世界範圍的曆史，具有“世界曆史性的事件”的曆史。在筆者看來，經典作家的“人類曆史”概念與大陸現在所通用的“世界曆史”概念的内涵基本相同，而經典作家所使用的“世界曆史”的概念與現在所流行的“全球史”的概念有近似之處，與世界近代史和現代史研究的時期相吻合。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曆史”概念指的是資本主義時期及其以後的曆史，即包括資本主義時期和共産主義時期中的社會主義運動兩部分。這從反向表明，資本主義時期以前，不存在“世界曆史”。是以，筆者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曆史”和“世界曆史”統合起來就是人類曆史。(二)從馬克思主義否定之否定理論看人類曆史發展的曆史趨勢馬克思主義從曆史深處來論證文明的否定之否定的曆史演化程序，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的，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一起或帶着它非常明顯的殘餘進入曆史的。但經過某一原始階段的一切民族，在農業發展程序中這種公有制就變成了生産的桎梏，于是它被廢除被否定，轉變為私有制。但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導緻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産的桎梏，是以就必然産生出把私有制同樣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但這并不是重建立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進階得多、發達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它會使生産擺脫束縛，并且會使現代的化學發現和機械發明在生産中得到充分的利用。馬克思主義的否定之否定理論揭示了人類曆史的确定性，特别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類曆史發展到“世界曆史”階段，資産階級曆史時期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所表現出的否定之否定的原則，即資本主義制度相對于封建制度的先進性和資本主義制度相對于共産主義制度的必然走向滅亡的人類曆史的确定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資産階級在曆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産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着的剝削”。資産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就是生産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地動蕩，處于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之中：資産階級，由于一切生産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産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産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資産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在封建社會裡形成的，但封建社會制度已容納不了資本主義的生産力了，是以被資本主義摧毀了。然而，資本主義從産生之日起就出現了嚴重的弊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表現為生産過剩的社會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态。這表明，社會所擁有的生産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産階級文明和資産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資産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創造出來的财富了。資産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産階級自己了。資産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還産生了将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無産者。人類曆史就是這樣，資本主義制度否定了封建制度，形成了曆史的進步，但資産階級也同時造就了自己的對立面和掘墓人——無産階級。無産階級的使命就是對資産階級的曆史否定。從馬克思主義的人類曆史發展的确定性來看，資本主義比較好地完成了摧毀封建制度的任務，具有曆史的進步性，推動人類曆史走向了世界曆史階段，但資本主義解決不了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沖突，資本主義給取代自己的社會主義奠定了物質基礎：資産階級曆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産力，把物質生産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支配。資産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一樣。隻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産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産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隻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社會主義不可能像資本主義那樣從封建制度内部産生，社會主義必須借助資本主義所開創的“世界曆史”趨勢，實作自己的曆史使命。社會主義制度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曆史性的否定。是以，我們在談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時不能将兩者視為并列關系而是取代被取代、否定被否定的關系，共産主義社會是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更進階的社會形态。但人類曆史具有曲折性。社會主義不是從馬克思主義所設想在英法德發達國家的那一端開始的，社會主義恰恰是從貧窮落後的俄國取得勝利的。列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揭示了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預見到了社會主義能夠在帝國主義世界鍊條中的最薄弱環節取得突破。俄國就處于這個位置。列甯是在“世界革命”思想指導下推動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按照列甯的設想，俄國革命取得勝利後會引爆歐洲革命，英法德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會極大地幫助俄國革命，俄國将由革命的先頭部隊變為跟随部隊。但歐洲革命沒有像列甯所預想的那樣取得成功，俄國面臨獨自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于是，在人類曆史上就産生了一個最為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貧窮落後的國家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列甯根據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改變了“世界革命”的思想，提出了俄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的重要理論論斷。列甯的思想是，在蘇維埃政權下俄國能夠改變貧窮落後的狀态，能夠發展生産力，能夠取得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産率，能夠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須擁有的高度發達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變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為新經濟政策，實行糧食稅，鞏固業已出現裂痕的工農聯盟，與資本主義國家展開經貿合作。曆史證明，列甯的理論和實踐是十分成功的，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實踐意義。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在于，社會主義作為共産主義的初級階段理應在生産力發展水準方面超過資本主義，但因社會主義是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取得勝利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是以，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達程度不如發達國家的現實“位差”。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全部的關鍵性問題就在于，如何在無産階級政黨上司下實作生産力的快速發展，取得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産率。這裡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路徑，一是要借助資本主義的文化遺産。列甯表示：沒有資本主義文化的遺産，我們建不成社會主義。除了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以外，沒有别的東西可以用來建設共産主義。……如果你們不能利用資産階級世界留給我們的材料來建設大廈，你們就根本建不成它，你們也就不是共産黨人，而是空談家。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充分利用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俄國給我們留下來的一切東西。列甯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樂于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這就是列甯的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1985年，鄧小平表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甯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這表明，鄧小平對列甯的新經濟政策思想持十分肯定的立場。二是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與本國特色相結合。列甯十分強調俄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毛澤東說：“對蘇聯的經驗，隻能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什麼事情都要提出兩種辦法來比較，這才是辯證法。”“革命精神應與實際精神統一，要把俄國的革命熱情和美國的實際精神統一起來。”現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理論，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在新的曆史階段上的理論創新。(三)世界曆史研究的曆史路徑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研究人類曆史，特别是世界曆史的發展規律性，增強運用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辨識是非的能力。舉一個例子，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重要的曆史事件之一，屬于人類曆史的确定性的範疇。如何看待這樣一個給人類社會和當代世界帶來重大影響的曆史事件？蘇聯解體的原因是什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主流思想界和史學界沒有富有智慧地回答這個問題。俄羅斯哲學社會科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是戈爾巴喬夫搞垮了蘇聯，戈爾巴喬夫是大叛徒，出賣了蘇聯。俄國學者這種不嚴肅的研究所得出的觀點居然在大陸學界中得到了一些人的認同。這說明大陸世界曆史學界需要認真反思一下自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事實上，這樣貌似正确實際上卻是十分錯誤的觀點，恩格斯早就進行了清算。他在研究德國革命必然爆發而又必然失敗的原因時明确表示：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曆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發的運動，不是個别人活動的結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每個國家的各個階級對這種要求和需要的認識程度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覺到。這已經是一件公認的事實。而每當問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出賣了”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确，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麼會讓别人出賣自己。而且，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隻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麼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俄國的學界去尋找誰“出賣了”蘇聯，這情有可原，因為俄國已經不将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了，但大陸的世界曆史學界則不能随意接受已經被經典作家公開清算的觀點，而應認真閱讀經典作家的作品，起碼應該閱讀經典作家的主要作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應該到蘇聯“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與其說是個别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衆、使整個整個的民族，并且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的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曆史變遷的行動”。探讨群衆以及領袖頭腦中的動力，“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曆史中以及個别時期和個别國家的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
【邢廣程：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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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星月；初審：程子茜、陳佳妮；複審：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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