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五千年，東晉是獨一檔存在，比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都要特殊。一般而言，王朝到了末期，國力下滑，危機重重，氣數已盡。但是，東晉到了末期，國力卻蒸蒸日上，達到曆史頂峰，着實罕見。
漢朝末期，黃巾起義，天下大亂，群雄并起，三國鼎立。宋朝末期，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都無法應對遊牧騎兵南下，亡國不可避免。元朝、明朝末期，農民起義縱橫馳騁，财政系統崩潰，亡國随之而來。
清朝末期，即便有洋務運動加持，也陷入内憂外患。皇帝兩次逃走，京師兩次被夷狄蹂躏。晚清，成了虛弱的代名詞，是一種屈辱的曆史。
東晉非常特殊，從建國到亡國，都是獨一檔存在。317年，東晉建立，疆域不過荊州、江州、揚州、嶺南而已。其餘“僑置郡縣”，以及“内遷郡縣”，領地範圍太小，連州治都在其他南方州裡面。
420年，劉裕取代東晉，又廢殺晉安帝、晉恭帝。但是，東晉滅亡之前，還能滅了北方強國後秦、南燕，橫掃遊牧騎兵。如果連同“成漢”，以及“谯蜀”，東晉一共滅掉4個割據政權。
東晉滅亡之際（以關中之亂前為節點），疆域達到魏晉南朝的極盛，關中、洛陽、山東、河南、兩淮、川蜀、荊襄、江南、嶺南都是東晉的版圖。可以說，除了北魏占據河北、河東，以及赫連勃勃在陝北外，東晉幾乎拿下全國土地。
亡國之前，國力達到頂峰，疆域達到極盛，東晉的曆史很特殊。可以說，東晉非常強大，遠不是南宋、南明可比。即便東晉内亂頻繁，但對北方作戰，隻要指揮得當，還是能所向披靡。
那麼，東晉為何如此強大，又在頂峰狀态走向滅亡呢？答案是，東晉特殊的政治格局，注定東晉在極盛時走向滅亡，東晉弱小反而可以存活。
第一，東晉4股力量，彼此互相制衡，維持朝政運轉。
東晉建國，不是司馬睿打江山，而是各派力量協商建立江山。都知道，東晉立足江南的基礎，是東海王司馬越、琅琊王氏王衍的布局，“狡兔三窟”之一。
311年 ，司馬越北伐途中病逝，王衍無能，導緻10萬大軍覆沒。朝廷主要公卿文武，以及司馬家諸侯王，都在甯平被石勒一鍋端。317年，劉曜率匈奴騎兵攻克長安，俘虜晉愍帝，西晉滅亡。
司馬睿，宗室遠支，是司馬越的江南的一枚棋子。“永嘉之亂”，司馬皇室幾乎都死于北方，隻有遠支“五馬渡江”。如此，司馬睿的根基非常弱，能力、威望都不足。
開國皇帝，沒能力，威望又低，東晉從何而來呢？是4股勢力互相妥協，以應對内憂外患的時局，維持朝政運轉，卻也互相博弈。
這4股力量，可以分為司馬皇室、北方士族、江南士族、流民帥。其中，司馬皇室是一面旗幟，雖說沒有實際權力，還要看門閥臉色辦事，但暫時還不能倒下。
北方士族，以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谯國桓氏、颍川庾氏為代表，是落難的士族。按理說，江南士族應該排擠他們，作為“喪家之犬”而已，但情況沒那麼簡單。
流民的存在，讓北方士族有了籌碼。北方士族掌握朝政，條件是不侵犯江南士族的經濟利益，不霸占他們的莊園，不去開發他們的土地。再則，北方士族阻止流民帥過江，這是江南士族最擔心的事情。
流民過江，江南士族的利益就沒有保證。如此，想要保住産業，江南士族必須接納北方士族，否則郗鑒、祖逖、祖約、蘇峻、郭默一旦渡江南下，這些大戶人家可就要倒黴了。
皇室、南北士族、流民帥，彼此可以互相制衡，誰都沒有明顯優勢。流民沒有強大的核心，還不能渡江，但戰鬥力強悍，是抵禦北方遊牧騎兵南下的關鍵，士族們不得不适當妥協，并拉攏他們。
第二，互相博弈之後，寒門勝利，依靠流民軍隊橫掃天下。
三角形結構，是最穩定的存在，但總是會有人想打破平衡，一家獨大。東晉也是如此，皇室、士族、流民帥，在互相博弈中，慢慢走向新的集權。因為，隻有強有力的政權，才能整合資源，進而統一天下。
皇室，率先發起挑戰，試圖終結“王與馬，共天下”的格局，把門閥政治拉回到皇權政治中。但是，皇室的努力沒有效果，反而導緻皇權進一步衰落，門閥依然控制朝政。
為了強化皇權，司馬睿過河拆橋，重用戴淵、劉隗、刁協等親信，讓他們掌握中樞權力，以及坐鎮地方，打擊琅琊王氏。此外，釋放奴婢，讓佃客當兵，組建直屬皇室的武裝，動了門閥的奶酪。
322年，王敦以“清君側”為旗幟，要求誅殺戴淵、劉隗、刁協，率兵殺向京師建康。此時，門閥同情并支援王敦，司馬睿戰敗，郁郁而終。
324年，王敦第二次叛亂，晉明帝司馬紹依靠郗鑒、蘇峻的流民軍隊作戰，王敦又中途病逝，平定了叛亂。但是，司馬紹重用流民，也惹惱了門閥，不久之後暴斃，正當壯年。
兩次王敦之亂，讓皇室權威進一步下滑，而流民帥缺乏凝聚力，故而門閥掌握了大權。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國桓氏、陳郡謝氏相繼掌權，皇帝就是擺設。
門閥之間，也是互相博弈。其中，江南門閥顧、陸、朱、張低調，隻希望保住自己一畝三分地，不想插手政務。義興周氏、吳興沈氏是武力強總，喜歡出頭，在皇室、門閥之間充當打手。
王敦之亂，周氏支援司馬家，被王敦派沈充去滅族。吳興沈氏，也在王敦之亂中被踢出局，一度脫離門閥，雖說保住了宗族（王導、王彪之布局）。
北方門閥博弈，幾乎是兩敗俱傷。琅琊王氏，對朝政影響力減弱，颍川庾氏幾乎被桓溫消滅；桓溫想稱帝，又被謝安、王坦之“拖死”。謝安格局大，在淝水之戰後，主動退出，讓孝武帝司馬曜掌權。
誰知，司馬曜也不是帝王的料，跟司馬道子内鬥不說，還言語刺激妃子，死于後宮，也沒人追責。司馬曜死後，安帝比惠帝更無知，朝政一團糟，又讓桓玄有了崛起的機會。
後來，桓玄篡奪東晉，建立“桓楚”。但是，流民組建而來的“北府軍”已經十分強大，在謝安、謝玄、劉牢之、劉裕的經營下，足以決定時局的發展。
404年，劉裕在京起兵，組建“勤王”軍團。此時，劉裕才有7人，但迅速召集北府兵，得到了數百人，加上沿途群衆參加，兵力兩千多。就這點人，劉裕硬是拿下桓玄，誅滅桓氏。
劉裕出身寒門，依靠“北府兵”崛起，最終橫掃群雄，基本完成統一。門閥士族在劉裕的打擊下，損失慘重，雖說還有影響力，但比東晉時代差遠了。南朝，是皇權政治，而非門閥政治。
第三，北方混亂，讓東晉有了發展壯大的環境。
東晉内鬥，皇室、門閥、流民帥互相博弈，都是希望自己掌權，進而整合各方力量，恢複中原。也就是說，他們互相鬥争，不是為了“鬥而鬥”，而是有着遠大的目标，尤其是流民帥，這注定了東晉會朝着強盛方向發展。
桓溫、謝安、劉裕都是精心治理國家，還推向“土斷”，想辦法把人口、财稅轉移到國家手中，削弱門閥力量。再則，桓溫、劉裕都一度脫離“九品中正制”的選官軌道，任用賢能，英雄不問出處。
從317年建國，到420年劉裕建立“南朝宋”，東晉不是在内鬥，就是在内鬥的路上。103年，東晉過得并不平穩，但運氣卻很好。此時，若非北方一樣陷入混戰，東晉也沒有時間整合資源，快速滅亡。
317年，司馬睿還忙于平定内亂，差點丢了荊州。此時，匈奴“漢趙”基本統一北方，但劉聰、劉粲父子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靳準之亂”，不但平陽匈奴劉氏被團滅，北方還再次陷入混戰。
兩次王敦之亂，以及後來的蘇峻之亂，東晉陷入内戰。但是，北方石勒、劉曜互相搏殺，沒時間理會江南，故而東晉可以從容平叛，并進行戰後重建。
桓溫專權，觊觎皇權，東晉再次到了權力洗牌的邊緣。此時，前燕、前秦互相攻殺，慕容垂出逃，苻堅忙于統一，也沒空去攻打東晉。
孫恩、盧循之亂，以及桓玄之亂，江南遍地狼煙。此時，北方情況更糟糕，淝水之戰後，前秦分崩離析，後秦、後燕、北魏、赫連夏互相厮殺，打得不亦樂乎。
可以說，東晉十六國時代，北方、南方都在打區域賽，看誰先整合資源，然後在全國大賽中獲勝。東晉，無疑搶先一步完成整合，劉裕崛起，并消滅了後秦、南燕。
劉裕掌權，東晉達到極盛，但司馬皇室也衰落到谷底。如此，劉裕拿下關中，消滅姚秦之後，就進入了改朝換代階段。
東晉強大，滅亡之前，還能消滅鮮卑慕容的南燕，以及姚秦，并壓着拓跋鮮卑的北魏吊打。至于赫連勃勃的“胡夏”，壓根就不敢招惹劉裕，如果不是沈田子跟王鎮惡鬧沖突，關中系、北府系内鬥，赫連夏也沒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