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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突襲沈陽，自此拉開了東三省的黑暗序幕。
但我們都知道，東北局勢一片糜爛的根源，其實是蔣介石與張學良二人的綏靖想法，若是當年東北軍堅決抵抗，是否會有别樣的轉機呢？
深耕東北的張家
從北洋到民國，在無數的軍閥之中，盤踞東北的張作霖、張學良兩父子絕對是最為不可忽視的一支力量。
原因無他，“東北王”的實力在當時實在是太強了，強到一舉一動都影響着曆史的程序。
袁世凱死後，直系軍閥本就操控了北京政府，把持了自國會到總統的一線權力，但畏懼張作霖勢大，依舊隻能選擇與之合作，短暫形成了“直奉共治”的局面。
1922年奉系駐軍雖被趕回了東北，但張作霖厲兵秣馬，兩年後就又打回了北京，并單獨把持北洋政府，麾下将領一度将勢力擴張到東南沿海，幾乎實控半個中國。
1930年，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軍閥在河南等地爆發中原大戰，戰局僵持的關鍵時刻，又是張學良通電支援蔣介石，才奠定了國民黨在這場混戰中的勝局。
而對于1931年，觊觎中華大地的日本鬼子來說，東北軍同樣是一個不容小觑的對手。
當時，全中國80%的鋼鐵、93%的石油、55%的黃金、30%的電力，都由東三省産出，工業、農業兩大國民支柱産業，均以東北為翹楚。
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東三省也遠遠超出了當時中國各省的平均值，閻錫山在山西搞所謂鐵路改革，花了五年都還沒能與外省的鐵路通車，而東北卻已經修建了密布的鐵路網，占當時中國鐵路總裡程的47%，承擔了全國38%的運力。
東北豐富的礦産與充足的工業底蘊，給了東北軍肆意擴張實力的充足底氣。
1925年，張作霖任命楊宇霆督辦兵工廠，遠赴德國尋找技術指導，并雇傭了丹麥的文德公司承擔設計與建設工作，裝置均為日本或德國進口，甚至為了解決材料問題，還在兵工廠一側配套建造了煉鋼廠。
沈陽兵工廠落成之時，就已經是當時全中國最為現代化，體量最龐大的軍械制造所了，張作霖猶嫌不足，花了三年時間，陸續為其增加了輕機槍、騎步槍、手榴彈生産線。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深感日本人用心險惡的張學良，在接手自己父親的舊部與資産後，再度将沈陽兵工廠的規模擴大到了其落成時的八倍。
我們可以看看同時期的一位典型小軍閥——四川的劉存厚，他實控了四川地區最富的郫縣，勉強能讓手下一萬多人個個有槍，但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當地獵戶自制的土槍，部隊上下重機槍一共19挺，都是北洋早期的老家夥。
而沈陽兵工廠在巅峰時期，一個月就能傳遞6000支步槍，80挺96式輕機槍和50挺92式重機槍，手榴彈15000枚，可見當時張學良麾下東北軍的武備實力究竟有多雄厚。
除了這些自産軍火外，還有許多其他軍事裝備，日本曾在七十年代公開過一部分侵占東北時期的檔案，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僅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繳獲的，未能轉移走或摧毀的東北軍武器裝備就足足價值三億銀元。
其中記有各式運輸車輛七千餘輛，其中軍用卡車有2300輛，迫擊炮2000門，老式山炮、加農炮等1500餘門，輕重機槍4000挺、各型新式步槍12萬支、炮彈25萬發、炸藥440噸，甚至還有262架可用的早期作戰飛機和60輛坦克……足以武裝一個标準的國民黨精銳兵團。
若是這些武器沒有因為東北軍的撤離而明珠蒙塵，反而被充分利用在對日作戰當中，絕對不至于沒有一戰之力。
反觀1931年日寇，他們的情況其實與我們長久以來的認知大相徑庭。
戰戰兢兢的日本人
1931年的關東軍，處境并沒有我們過去認知中那麼“舒服”。
關東軍在巅峰時期擁有31個步兵師團，11個步兵、坦克混成旅團，兩支陸軍航空隊以及一個獨立的敢死隊旅團，總計兵力超過120萬，是絕對的精銳部隊，在日本陸軍之中曾有“皇軍之花”的稱号。
但關東軍實際上在1932年之後才開始大規模擴員，其成立之初最早僅有6個大隊的編制，之後陸續擴充了一個師團與六個鐵道警備隊的兵力，長期盤踞在旅順，以相當慢的速度擴員至不到八萬的兵力，其中超過一半隻能算是治安團。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到貫穿舊日本軍國時代的一個嚴重問題——内鬥。
日本的明治維新的确改變了其積貧積弱的狀況，但這種改良式的革新并不徹底，武士階級、貴族階級的封建殘餘依然盤踞在社會、政府的各個層面中。
随着日本逐漸軍國化，這些帶有暴力色彩的封建殘餘也開始在越來越激進的軍隊中掌握話語權，同時，不同的出身與利益糾葛也在割裂着這些群體。
日本的内閣政府與軍隊之間存在着沖突，内閣内部和軍隊内部也存在着分裂，陸軍海軍之間的内鬥持續了近百年，直到被美國進攻本土都沒有停歇。
再細化到陸軍内部就更複雜了，少壯派新軍官不滿老派貴族出身的舊軍閥是常态，留洋軍官不滿本土陸軍士官也十分普遍，三羽烏、一夕會、皇道派、統制派……陸軍内部大大小小的山頭數都數不清。
關東軍駐紮在資源豐富的東北地區，自然遭到了其他派系的敵視，因而長期得不到補員，實力擴充得非常慢。
而1931年的日本内閣、軍部之間關于究竟要不要加大投入力量侵略東北都還沒能達成共識，陸軍内部對于此計劃的态度也一樣是衆口不一，甚至計劃制定的時間都不是在九月十八号。
九一八事變，最初其實是石原莞爾這類急于立功搏上位的新銳軍官，所發起的一場“賭博”。
事發之時，先頭一批攻打東北軍北大營的日軍部隊僅有五百人規模，在事态爆發，關東軍總部意識到有利可圖，開始集中調動兵力攻打沈陽的時候，手頭能集結起來的部隊僅有兩個旅團、兩個聯隊，加起來不到三萬人，并且其中還有至少四分之一用于留守旅順和其他鐵路關口。
并且因為事發倉促，關東軍也沒有提前調配完所有的物資，這些部隊加起來僅有輕機槍400餘挺，重機槍150餘挺，各式火炮89門，炮彈不到一萬發，手榴彈4000餘顆。
雖然輕重機槍這些班組級輕火力要優于東北軍，但是攻城用的重火力軍械實在是匮乏得不得了，手榴彈都做不到人手一顆，炮彈存量支撐不了超過三天的戰鬥。
當時留守遼甯的東北軍部隊約五萬四千人，隻要防線能收縮到沈陽這樣的重鎮，靠城高牆厚堅守待援，如果張學良的反應足夠快，能迅速将部隊集結起來，關東軍絕對撐不起一場消耗戰。
既然東北軍有裝備支撐，有守備軍基礎，日本關東軍則事起倉促，後勤準備有缺，那是否意味着，若當初張學良堅決抵抗，東三省很可能就不會淪陷呢？
若是抱着這樣的想法去看待東北問題，隻會錯得更離譜。
遠比數字複雜的現實
戰争從來不是簡單的數字對比遊戲，以少勝多，反敗為勝的案例在曆史上，在世界各地都屢見不鮮，更何況在那個軍閥混戰的時代，紙面實力與實際實力永遠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如果張學良真的反對蔣介石的手谕，而是選擇集結東北全境的力量與日本人死磕到底，那他首先需要面對三個絕對越不過的難題。
第一，是部隊人心不齊。
在政治區劃上，東北當時是四個省——黑龍江、吉林、遼甯、熱河，張學良名義上是東北共主，但是跟主掌熱河的湯玉麟、主掌黑龍江的萬福麟、主掌吉林的張作相都是面和心不和，互相之間調動部隊的難度極大，更遑論“團結一心”了。
更何況日本滲透東北十餘年，許多漢奸早已暗中與之勾結，留守遼甯的五萬四千東北軍中，就有一萬多人，是于芷山、張海鵬這兩個大漢奸的手底下的兵。
吉林方面，張作相的軍政心腹熙恰，同時勾結滿清遺老和日本人，他故意将精銳守軍調出城，在九一八之後主動開城迎接日本人，日後僞滿洲國的建立，他也在其中四處奔走搖旗呐喊。
湯玉麟和萬福麟兩人則對遼甯和吉林被日軍進攻直接隔岸觀火，若是當初張學良真的帶兵反抗了，這兩人直接反水投靠日本人的機率絕對不低。
東北軍紙面上的兵力優勢，實際上根本不存在。
第二，指揮體系上的巨大劣勢。
這是影響東北軍戰鬥力的最根本問題，無論東北軍的軍事裝備如何，其本質始終是舊軍閥部隊，指揮體系低效，指揮官的素質參差不齊，面對當時現代化的關東軍部隊，很難組織有效地反擊。
駐守沈陽的最高指揮官叫榮臻，此人是出了名的軍事上什麼不懂，凡事隻通曉一個酒色财氣。
九一八當晚，他又在以給父親辦壽的名義擺宴席收紅包，帶着整個沈陽的進階軍官班子都喝得不成人樣，關東軍進攻時，下面的部隊根本找不到指揮官，基層沒有自行組織戰鬥的能力，就是一盤散沙。
第三，關東軍對東北實在太熟悉了。
沈陽城防最初的布局，就是日本人在1905年侵占東北後修的，在張作霖1916年入主奉天之前，沈陽城在日本人手裡已經經營了11年，各種建築布局、城防漏洞了如指掌，秘密暗道之類的布置層出不窮。
并且沈陽周邊最重要的南滿鐵路也已經被日本控制，關東軍既可以輕松地依托鐵路網，将其兩萬多部隊高速調動，又能監視沿鐵路線地大多數東北軍部隊調動情況。
此外前文也提到過，日本人已經把東北裡裡外外滲透得很徹底了，下到鄉村保安團，上到東北軍高層，都或多或少被日本人收買過，種種因素結合起來，關東軍的情報優勢大得難以想象。
總而言之，即使忽略東北軍和日軍之間單兵作戰能力的差距和張學良這位總指揮的能力問題，想要在當時的東北戰場上，抵擋日寇的進攻，都是一件難如登天的事情。
但是“難”并不等同于“應該放棄抵抗”，無論如何，坐看日寇長驅直入，緻使東三省淪陷，都是一個足以被銘刻在全民族曆史中的恥辱決定。
其實張學良和蔣介石事後都是以反悔過，他們之中，一個回到錦州嘗試組織防線，另一個則發電文改口希望東北的抵抗力量與敵誓死抗争，但戰略上的錯誤又怎是一時的悔意可以彌補的呢？
同樣地，對于我們這些後來者而言，拘泥于曆史的“可能性”同樣沒有意義，我們真正該關心的，是中國在真正富強崛起之後，當如何面對日本這個過往的血仇之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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