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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自此拉开了东三省的黑暗序幕。
但我们都知道，东北局势一片糜烂的根源，其实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二人的绥靖想法，若是当年东北军坚决抵抗，是否会有别样的转机呢？
深耕东北的张家
从北洋到民国，在无数的军阀之中，盘踞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两父子绝对是最为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原因无他，“东北王”的实力在当时实在是太强了，强到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袁世凯死后，直系军阀本就操控了北京政府，把持了自国会到总统的一线权力，但畏惧张作霖势大，依旧只能选择与之合作，短暂形成了“直奉共治”的局面。
1922年奉系驻军虽被赶回了东北，但张作霖厉兵秣马，两年后就又打回了北京，并单独把持北洋政府，麾下将领一度将势力扩张到东南沿海，几乎实控半个中国。
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在河南等地爆发中原大战，战局僵持的关键时刻，又是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才奠定了国民党在这场混战中的胜局。
而对于1931年，觊觎中华大地的日本鬼子来说，东北军同样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当时，全中国80%的钢铁、93%的石油、55%的黄金、30%的电力，都由东三省产出，工业、农业两大国民支柱产业，均以东北为翘楚。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东三省也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各省的平均值，阎锡山在山西搞所谓铁路改革，花了五年都还没能与外省的铁路通车，而东北却已经修建了密布的铁路网，占当时中国铁路总里程的47%，承担了全国38%的运力。
东北丰富的矿产与充足的工业底蕴，给了东北军肆意扩张实力的充足底气。
1925年，张作霖任命杨宇霆督办兵工厂，远赴德国寻找技术指导，并雇佣了丹麦的文德公司承担设计与建设工作，设备均为日本或德国进口，甚至为了解决材料问题，还在兵工厂一侧配套建造了炼钢厂。
沈阳兵工厂落成之时，就已经是当时全中国最为现代化，体量最庞大的军械制造所了，张作霖犹嫌不足，花了三年时间，陆续为其增加了轻机枪、骑步枪、手榴弹生产线。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深感日本人用心险恶的张学良，在接手自己父亲的旧部与资产后，再度将沈阳兵工厂的规模扩大到了其落成时的八倍。
我们可以看看同时期的一位典型小军阀——四川的刘存厚，他实控了四川地区最富的郫县，勉强能让手下一万多人个个有枪，但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当地猎户自制的土枪，部队上下重机枪一共19挺，都是北洋早期的老家伙。
而沈阳兵工厂在巅峰时期，一个月就能交付6000支步枪，80挺96式轻机枪和50挺92式重机枪，手榴弹15000枚，可见当时张学良麾下东北军的武备实力究竟有多雄厚。
除了这些自产军火外，还有许多其他军事装备，日本曾在七十年代公开过一部分侵占东北时期的文件，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缴获的，未能转移走或摧毁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足足价值三亿银元。
其中记有各式运输车辆七千余辆，其中军用卡车有2300辆，迫击炮2000门，老式山炮、加农炮等1500余门，轻重机枪4000挺、各型新式步枪12万支、炮弹25万发、炸药440吨，甚至还有262架可用的早期作战飞机和60辆坦克……足以武装一个标准的国民党精锐兵团。
若是这些武器没有因为东北军的撤离而明珠蒙尘，反而被充分利用在对日作战当中，绝对不至于没有一战之力。
反观1931年日寇，他们的情况其实与我们长久以来的认知大相径庭。
战战兢兢的日本人
1931年的关东军，处境并没有我们过去认知中那么“舒服”。
关东军在巅峰时期拥有31个步兵师团，11个步兵、坦克混成旅团，两支陆军航空队以及一个独立的敢死队旅团，总计兵力超过120万，是绝对的精锐部队，在日本陆军之中曾有“皇军之花”的称号。
但关东军实际上在1932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员，其成立之初最早仅有6个大队的编制，之后陆续扩充了一个师团与六个铁道警备队的兵力，长期盘踞在旅顺，以相当慢的速度扩员至不到八万的兵力，其中超过一半只能算是治安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贯穿旧日本军国时代的一个严重问题——内斗。
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确改变了其积贫积弱的状况，但这种改良式的革新并不彻底，武士阶级、贵族阶级的封建残余依然盘踞在社会、政府的各个层面中。
随着日本逐渐军国化，这些带有暴力色彩的封建残余也开始在越来越激进的军队中掌握话语权，同时，不同的出身与利益纠葛也在割裂着这些群体。
日本的内阁政府与军队之间存在着矛盾，内阁内部和军队内部也存在着分裂，陆军海军之间的内斗持续了近百年，直到被美国进攻本土都没有停歇。
再细化到陆军内部就更复杂了，少壮派新军官不满老派贵族出身的旧军阀是常态，留洋军官不满本土陆军士官也十分普遍，三羽乌、一夕会、皇道派、统制派……陆军内部大大小小的山头数都数不清。
关东军驻扎在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自然遭到了其他派系的敌视，因而长期得不到补员，实力扩充得非常慢。
而1931年的日本内阁、军部之间关于究竟要不要加大投入力量侵略东北都还没能达成共识，陆军内部对于此计划的态度也一样是众口不一，甚至计划制定的时间都不是在九月十八号。
九一八事变，最初其实是石原莞尔这类急于立功搏上位的新锐军官，所发起的一场“赌博”。
事发之时，先头一批攻打东北军北大营的日军部队仅有五百人规模，在事态爆发，关东军总部意识到有利可图，开始集中调动兵力攻打沈阳的时候，手头能集结起来的部队仅有两个旅团、两个联队，加起来不到三万人，并且其中还有至少四分之一用于留守旅顺和其他铁路关口。
并且因为事发仓促，关东军也没有提前调配完所有的物资，这些部队加起来仅有轻机枪400余挺，重机枪150余挺，各式火炮89门，炮弹不到一万发，手榴弹4000余颗。
虽然轻重机枪这些班组级轻火力要优于东北军，但是攻城用的重火力军械实在是匮乏得不得了，手榴弹都做不到人手一颗，炮弹存量支撑不了超过三天的战斗。
当时留守辽宁的东北军部队约五万四千人，只要防线能收缩到沈阳这样的重镇，靠城高墙厚坚守待援，如果张学良的反应足够快，能迅速将部队集结起来，关东军绝对撑不起一场消耗战。
既然东北军有装备支撑，有守备军基础，日本关东军则事起仓促，后勤准备有缺，那是否意味着，若当初张学良坚决抵抗，东三省很可能就不会沦陷呢？
若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去看待东北问题，只会错得更离谱。
远比数字复杂的现实
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游戏，以少胜多，反败为胜的案例在历史上，在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更何况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纸面实力与实际实力永远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如果张学良真的反对蒋介石的手谕，而是选择集结东北全境的力量与日本人死磕到底，那他首先需要面对三个绝对越不过的难题。
第一，是部队人心不齐。
在政治区划上，东北当时是四个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张学良名义上是东北共主，但是跟主掌热河的汤玉麟、主掌黑龙江的万福麟、主掌吉林的张作相都是面和心不和，互相之间调动部队的难度极大，更遑论“团结一心”了。
更何况日本渗透东北十余年，许多汉奸早已暗中与之勾结，留守辽宁的五万四千东北军中，就有一万多人，是于芷山、张海鹏这两个大汉奸的手底下的兵。
吉林方面，张作相的军政心腹熙恰，同时勾结满清遗老和日本人，他故意将精锐守军调出城，在九一八之后主动开城迎接日本人，日后伪满洲国的建立，他也在其中四处奔走摇旗呐喊。
汤玉麟和万福麟两人则对辽宁和吉林被日军进攻直接隔岸观火，若是当初张学良真的带兵反抗了，这两人直接反水投靠日本人的概率绝对不低。
东北军纸面上的兵力优势，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第二，指挥体系上的巨大劣势。
这是影响东北军战斗力的最根本问题，无论东北军的军事装备如何，其本质始终是旧军阀部队，指挥体系低效，指挥官的素质参差不齐，面对当时现代化的关东军部队，很难组织有效地反击。
驻守沈阳的最高指挥官叫荣臻，此人是出了名的军事上什么不懂，凡事只通晓一个酒色财气。
九一八当晚，他又在以给父亲办寿的名义摆宴席收红包，带着整个沈阳的高级军官班子都喝得不成人样，关东军进攻时，下面的部队根本找不到指挥官，基层没有自行组织战斗的能力，就是一盘散沙。
第三，关东军对东北实在太熟悉了。
沈阳城防最初的布局，就是日本人在1905年侵占东北后修的，在张作霖1916年入主奉天之前，沈阳城在日本人手里已经经营了11年，各种建筑布局、城防漏洞了如指掌，秘密暗道之类的布置层出不穷。
并且沈阳周边最重要的南满铁路也已经被日本控制，关东军既可以轻松地依托铁路网，将其两万多部队高速调动，又能监视沿铁路线地大多数东北军部队调动情况。
此外前文也提到过，日本人已经把东北里里外外渗透得很彻底了，下到乡村保安团，上到东北军高层，都或多或少被日本人收买过，种种因素结合起来，关东军的情报优势大得难以想象。
总而言之，即使忽略东北军和日军之间单兵作战能力的差距和张学良这位总指挥的能力问题，想要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抵挡日寇的进攻，都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
但是“难”并不等同于“应该放弃抵抗”，无论如何，坐看日寇长驱直入，致使东三省沦陷，都是一个足以被铭刻在全民族历史中的耻辱决定。
其实张学良和蒋介石事后都因此反悔过，他们之中，一个回到锦州尝试组织防线，另一个则发电文改口希望东北的抵抗力量与敌誓死抗争，但战略上的错误又怎是一时的悔意可以弥补的呢？
同样地，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而言，拘泥于历史的“可能性”同样没有意义，我们真正该关心的，是中国在真正富强崛起之后，当如何面对日本这个过往的血仇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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