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泡泡
何謂古希臘理性
“理性”是古希臘時期的一個核心概念。在古希臘時期，當時的哲學家對“理性”的具體内涵持有不同的看法。
泰勒斯認為，水不僅包含可以用作哲學範疇的抽象概念，而且包括哲學理念的一種認知。從某種意義上說，水就是“理性”内涵的一種表征。
畢達哥拉斯認為，世界具有固定的“秩序”和“結構”，并且這種“秩序”和“結構”受到“數”的限制，“數”是萬物的基礎。
可以說，“數”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理性，也使得“理性”一詞的原始含義具有了科學的精神。
古希臘的理性主要包含兩個方面，即“邏各斯”與“努斯”。
“邏各斯”是指理性的邏輯規範性，即人可以認識和掌握自然界的規律，但這個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努斯”是指理性的自由超越性，即人以自身為目的尋求有意義的生活。
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薩哥拉分别提出了“邏各斯”與“努斯”的概念，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則進一步擴充了其内容。
最後，亞裡士多德将“邏各斯”與“努斯”統一于“目的性”之中，由此構成了西方哲學理性精神的基本脈絡，即理性是邏輯規範性與自由超越性的統一。
同時，理性賦予了世界秩序以人的意義，人類用理性統治世界并推動世界不斷向前，以此為出發點建構人的“自由的理性王國”。
那麼，到底何謂“理性”，至今學術界仍沒有給出一個定論。“理性”這個詞本身就包含着多種意義，不同的時代、流派、學科領域等也對“理性”一詞持有不同的了解。
古希臘的理性“既是純粹理性，又是實踐理性；既是工具理性，又是價值理性；既是合理的思維方式，又是合理的生活态度。
人們用此方式、态度思考問題，處理一切事務，終于創造出燦爛的文明，在世界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換言之，古希臘的“理性”是指人的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方式和思維能力，以及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下，依靠自然規律和所掌握的知識進行實踐活動的意志與能力。
理性既是自然規律與人自身能力的有機統一，也是知識與心靈的和諧統一。
古希臘理性的孕育基礎
古希臘理性的誕生與發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自身獨特的條件，是與其地理位置、經濟、政治密切聯系且相适應的，也是古希臘民族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發展的産物。
是以要探究理性何以成為古希臘教育思想之特征，首先應将其放在當時古希臘的曆史背景下進行考察，進而解釋為何追求理性是古希臘的一個重要傳統。
古希臘正是依靠自身獨特的條件，建構起了與衆不同的教育思想，并形成了其教育思想的理性特征。
而且古希臘人依靠其理性的指導，突破人類發展中的限制，探索解決問題之道，進而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希臘文明。
(一)海洋性特征:理性滋生的土壤
古希臘理性的産生離不開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
古希臘所處的地理位置，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需要從事海上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需要既是被動的亦是主動的。
一方面，古希臘人生活在希臘半島和愛琴海地區，在地域上臨近海洋，海洋面積占主導地位。
同時古希臘位于地中海東部的交通要道，港口衆多。古希臘境内多山，缺乏河流和平原，土壤貧瘠，谷物無法自給，是以不适宜發展農業。
古希臘人從很早時就開始從事海上活動，并将其視為生存的根本;航海能使他們見多識廣，并且能領略不同的地理風情。
由于視野開闊及所遇環境的不斷變化，古希臘人的想象力和思維均較為發達。
另一方面，浩瀚的海洋不僅為古希臘人提供了開闊的視野和思想空間，使其形成了一種海納百川的包容胸懷，同時海洋的變化莫測又使古希臘人多了一份沉着冷靜的思維能力。
古希臘在地理位置上的獨特性，最終形成了古希臘人獨具特色的理性。
這種理性展現在對自然的無限敬畏中，人既然無法抵抗自然，就要以超凡的立場把握現有的生活，不斷追求和探索，進而超越自我和完善自我。
(二)商品經濟:理性生長的營養
古希臘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古希臘人從事商品經濟的生活方式。古希臘人必須理性地從事商業行為，理性地進行商品流通和交換。
“瀕臨海洋，地形曲折、島嶼衆多、海灣密布，到處是天然良港，十分利于航海。地中海連接配接歐、亞、非三大洲，乃航海經商的得天獨厚之地”。
透視古希臘獨特的經濟方式，可以看出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古希臘人的理性不斷提高。
這主要表現在古希臘人通過特有的經濟方式，理性地認識經濟現象，總結經濟規律和從事經濟活動。
(三)城邦民主制：理性成熟的環境
在政治上，古希臘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權組織形式———城邦制。城邦制的所有公權力由公民行使，所有重大問題由公民集體決定，其本質上是民主的。
這種城邦民主制解放了公民的思想，滋養了古希臘人的理性，為古希臘理性的産生和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民主的政治環境為理性的發展提供了平台。但古希臘的民主政治并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民主改革逐漸完善的。
在完善的過程中，理性也不斷得到發展。梭倫采取了諸多民主政治改革的措施，其核心内容就是樹立公民的主體地位，擴大公民大會的立法權，這無疑對理性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克裡斯提尼進一步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他通過設立五百人議事會進一步提升公民決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公民的提案首先要經過五百人議事會的讨論，得到認可後才能上交公民大會進行讨論。
這項舉措不僅擴大了公民的參政議政權，也進一步促進了公民理性的發展。
很顯然，古希臘理性的發展與其地理位置、經濟和政治相聯系，但它更是古希臘民族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古希臘民族在曆史發展的長河中，通過其海洋性特征、商品經濟及城邦民主制的互相配合，奠定了古希臘民族性格中理性成分的基礎。
事實上，理性已不隻是古希臘人的一種思維方式，它還是古希臘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态度亦或是一種追求。
古希臘教育思想與理性的紐帶:雄辯術
雄辯術(通常指演說、辯論等)可能早在古希臘之前就已存在，但由于史料的限制，真正對于雄辯術可考證的研究要從古希臘開始。
“古典時代雅典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養能夠适應民主政治的善于言辯的公民，是以雄辯術成為這一時期教育的主要内容。……盡管雄辯術最早并非出現于雅典，但卻在雅典得到了充分發展，并成為新教育最重要的教授内容”。
毋庸置疑，雄辯術本身就蘊含着豐富的理性思想，它推動了古希臘人(包括教育家)思想中的理性發展。
通過雄辯術，教育家不僅發展了自身的理性，而且還将理性融入教育實踐，由此使理性上升為教育理性，最終使理性蘊含在其教育思想之中。
總之，古希臘教育家無論是在教育方式還是教育内容上，均具有強烈的理性色彩。
雄辯術使理性成為古希臘教育思想的紐帶，并推動了古希臘教育家理性的發展，最終使其教育理性思想日趨成熟。
古希臘教育思想的理性表征
古希臘教育思想具有追求理性的傾向，并且把理性作為最高的美德。理性成為古希臘教育思想的表征是逐漸實作的，可以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中看到這種變化。
(一)蘇格拉底的教育理性
蘇格拉底在“努斯”概念的基礎上，明确提出了“人的理性是萬物的尺度”的思想，開啟了尋求普遍“邏各斯”的邏輯程序，進而凸顯了理性的主體地位。
作為理性主體的人倘若不想被欲望所左右，就必須以理性為手段，同時受理性的規定，這樣才能真正地認識自我，即蘇格拉底所說的“認識你自己”。
認識自己就是要重視人自身的思考，這種思考并非胡思亂想，而是基于理性的，人隻有通過思考才能認識自己與外界。
為了幫助人自身能夠進行審慎的思考，蘇格拉底通過問答、辯論等方式傳播教育思想，激發人們的求知欲與主動探究的能力，引導人們進行理性的思考，最終獲得正确的帶有普遍意義的知識。
蘇格拉底教育思想的中心命題是“美德即知識”。這個命題強調美德不隻是行善事，同時還具有普遍的理性基礎。
蘇格拉底認為一切知識都涉及理性，是以知識本身就是理性，普遍意義的知識即為普遍的理性，它是從日常的具體事物中發展出來的帶有普遍性的東西，這就是普遍的理性“邏各斯”。
也就是說，知識不代表自然知識、科學知識，而是一種理性的、不可避免的良好知識。
在教育上正是由于知識是理性的、普遍的真理，因而傳授理性知識應成為教育教學的最高目的。
蘇格拉底與早期的哲學家不同，他的每句話都充滿了理性的智慧。
他對于普遍理性的追求，進一步促進了人們對理性的關注，推動了理性的發展程序，奠定了西方思想的理性傳統。
(二)柏拉圖的教育理性
柏拉圖進一步發展了蘇格拉底的教育理性思想，他将理性界定為“理念”，并提出了一個由純粹理性構築的“理念”王國，進而形成了他的“理念論”，其目的是認清思想的内在本質并促進理性的發展。
柏拉圖認為理性是超越感性的至上存在，在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是關于“善”的理念，而“善”的理念能夠“給予認識的對象以真理性”。
柏拉圖在追求“善”的理念中不斷完善其理性思想，同時他正是借助理性思想才得以認識“善”的理念。
柏拉圖的洞穴隐喻也表達了對“至善”理念的追求。可見追求“善”的理念應當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柏拉圖不僅将知識的擷取歸于理性，而且首次将真善美與理性結合起來。
“與智者學派全力追求立竿見影的實用效果不同，柏拉圖把自己的教育體系建立在‘真理’這個基礎概念之上，他同時相信，隻有借助理性知識才能獲得真理”。
柏拉圖把理性置于哲學的最高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将理性上升到了普遍主義的高度。
(三)亞裡士多德的教育理性
亞裡士多德把古希臘的理性發展到最高境界，進而奠定了二千多年以來西方理性主義文化的基礎。
他認為理性是人與其他動物區分的根本，是人所獨有的特質，是人的本質中最好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在此基礎上，亞裡士多德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命題。也就是說，人能用理性支配自己的行為，控制自己的欲望，使自身的行為合乎道德。
亞裡士多德所推崇的理性是世界的本體，也是人的最高本質。
他繼承并發展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理性思想，提出用“形式—質料說”解釋事物變化的原因，從新的角度論證了理性至上的觀點。
可以說，亞裡士多德發展了古希臘的理性哲學，為以後西方哲學和科學的理性分析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均從理性出發，強調理性的崇高地位，把理性作為古希臘教育的重要内容，并由亞裡士多德将古希臘教育思想的理性推向新的高度。
結語
古希臘文化是以自由探究精神為基礎的文化，它對于一個從未認識到的事物總是抱着理智和理性高于信仰、邏輯和科學高于迷信的态度與精神。
古希臘人總是憑借自身所具有的理性探索自然及社會，并使其理性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因而“創造”了人的理性。
他們對知識的渴求、對世界的好奇心、對未知事物的理性探索，永遠是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理性是古希臘教育思想的永恒主題，同時也是古希臘教育思想的一個突出特征。
現在全人類所追求的“科學”“真理”“知識”等正是繼承了古希臘人的理性智慧。
古希臘教育強調用知識引導人追求理性，認為教育的人性即是理性。換言之，教育歸根結底是引導人追求知識、發展理性。
這既是“希臘的奇迹”，也是古希臘教育思想的“璀璨明珠”。
我們希望通過對理性何以成為古希臘教育思想特征的追問，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強當今對公民理性意識與理性教育的認識，并結合當代的社會及政治環境，适時地發展和推廣理性教育，以推動社會的進步。
理性依舊是解放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現代教育的目的應重視對學生理性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