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姚雪垠與劉以鬯

南方周末

2024-05-27 20:00釋出于廣東南方周末官方賬号

一九五零年代的劉以鬯（1918-2018）。

抗戰勝利後，由重慶回到上海的劉以鬯，經由劇作家徐昌霖（1916-2001）介紹，認識了剛到上海的姚雪垠。他們約定在跑馬場邊的國際飯店三樓見面。劉以鬯當時已從《和平日報》（原《掃蕩報》）副刊編輯崗位上退出，在江蘇路五五九弄九十九号A自己的家中，辦了一家出版社——懷正文化社（以下簡稱“懷正社”）。劉以鬯與姚雪垠的見面是愉快的，前者建議由懷正社出版一套《雪垠創作集》，姚當即同意，很爽快。劉以鬯後來回憶：

為了使雪垠安心寫作，我請他到出版社來住。出版社二樓有三個房間，兩大一小。面積較大的兩間，一間用作書庫，另外一間則存放紙型。紙型全部放在玻璃櫃裡，櫃子不大，仍有不少空間可以利用。姚雪垠搬來出版社後，就住在這個房間裡。

在姚雪垠之前，作家徐訏已經在此居住。在這個出版社的一樓客廳裡，曾張挂過一張魯迅寫的橫幅：“金家香弄千輪鳴，楊雄秋室無俗聲。”這張字的主人，正是徐訏。姚雪垠是理應見過這張魯迅書法的。姚在七十歲時，寫下創作回憶錄《學習創作五十年》，但對這個出版社隻是一筆帶過，與之相關的人與事，則基本無有。關于這一點，他在文前的《題記》中已經事先申明了：“由于不是一般生活的回憶錄，是以生活上的許多經曆縱然寫出來會引起讀者很大興趣，我或者一筆帶過，或者根本不提。”當然，這是姚雪垠視角的回憶。

然而，對于劉以鬯而言，記憶的重點顯然與姚迥異。劉回憶：

戰後的上海，……每月都有大量文學書出版，懷正向作家征稿時，常常發現作家的作品已被其他機構搶先約去了。這種情形使“出好書”的理想難以實作，令我擔憂。出版社得不到有價值的作品，當然辦不好。是以，當徐昌霖告訴我姚雪垠來到上海時，我立即請昌霖介紹相識。姚雪垠了解懷正的情況後，不但答應将他的《雪垠創作集》交給我們出版，還答應幫我們拉稿。譬如：熊佛西的《鐵花》、豐村的《望八裡家》、王西彥的《人性殺戮》都是他拉來的。他還陪我去見過茅盾。

姚雪垠與劉以鬯，以及與懷正社結緣，應該是1947年的事情。

《雪垠創作集》後來一共出版了四種：第一種《差半車麥稭》，第二種《長夜》，第三種《牛全德與紅蘿蔔》，第四種《記盧镕軒》。劉以鬯說，“《雪垠創作集》的形式是劃一的，二十八開，封面由畫家陸漢英設計。”

劉以鬯還回憶：

懷正開辦時發給同業的信中曾計劃出版一種以科學思想文藝并重的綜合性刊物,但姚雪垠認為，懷正既是一家專出文學書的出版社，就該出一本高水準的文藝雜志。經商讨後，決定辦《小說雜志》。這個決定使出版社的同僚們都很興奮，籌備工作随即展開。……後來，創刊号稿件約齊，通貨膨脹了。

姚雪垠曾建議《小說雜志》專門刊登小說和與小說有關的論文。在創刊号組稿之際，由姚雪垠執筆給孫伏園寫信，請他寫一篇關于小說的文章。不久，孫就寄來《魯迅先生的小說》一文，長達一萬兩千多字，“這是一篇難得的佳作”（劉以鬯語）。

姚雪垠（1910-1999）。

姚雪垠住進懷正社之後，據說“徐訏因為吃不慣出版社的夥食，不大住在社裡了。不過，他還是常常到出版社來的。是以，也常常見到雪垠”。

住在懷正社的姚雪垠也并非隻有創作和整理舊作的平靜。徐昌霖回憶：

一天，姚雪垠跑來找我，說有的朋友知道他的書給了“懷正”，漸漸跟他疏遠了，因為不知哪裡刮來的一股風，說懷正出版社有問題、有背景，甚至有人背後說：“懷正”者，即懷念蔣中正也！”

徐昌霖聽後大吃一驚，雖然不相信，但還是直截了當地正面詢問了劉以鬯。劉聽了隻是淡淡一笑，說：“懷正是我父親劉懷正的名字，甯波鄉下祖産堂屋上那塊‘懷正堂’三個字的匾額還在老家挂着，誰要是懷疑，不妨勞駕去看看嘛!”

将出版社起名“懷正”的緣起與偶然，劉以鬯曾有過詳細、有趣的文字回憶：

徐訏搬來後，我們商酌過不少事情，其中之一是出版社的名稱。徐訏對“風”字特别感興趣，建議将出版社稱作“作風”或“風格”，我覺得不很理想，建議将出版社命名“大家”或“大衆”,他說這一類的名字早已有人用過，不能再用。陷于僵局時，我忽然想起茶杯底的“懷正堂”三個字，認為用作出版社的名字也是可以的。“懷正堂”是我家的堂名，從“浩然正氣”取義。先嚴名浩，字養如，也是“養吾浩然之氣”的意思。不過，“懷正堂”有點象藥材店的名字，容易給人錯誤的印象，删掉“堂”字比較好，徐訏不但不反對，還建議将“懷正出版社”改為“懷正文化社”。使業務範圍不至于太狹窄。

被猜忌的不光是懷正社，或是出版界新人的劉以鬯，更主要的鋒芒，其實目标明确，直指姚雪垠。這些無風不起浪的悠悠百口，究其原因，當然是《雪垠創作集》的甫一面世就引人注目。至于猜疑與積極攻擊者，倒也行不更名。

阿垅在本年8月21日，完成了《從〈飛碟〉說到姚雪垠底歇斯的裡》一文，後相繼發表在上海的《時代日報》和北平的《泥土》雜志上，僅從标題，即可知道内容的慷慨激昂。該文對姚的創作曆史一一回顧，與懷正社相關的在最後一部分，作者義正辭嚴地質問：“……而現在，姚雪垠的傑作又是在什麼出版機構出版呢？又住着什麼人的屋子呢？”文章最後，迹近罵街：“姚雪垠，簡單得很：一條毒蛇，一隻騷狐，加一隻癞皮狗；拖着尾巴，發出騷味，露了牙齒罷了。”已經不是正常的文學批評了。

由此文的揮斥方遒，想到作者阿垅不數年後的悲劇遭際，令人喟歎。至于撰寫此文前後的種種，所幸近年已出版《阿垅緻胡風書信全編》，在其中自然可以探尋到來龍去脈。當年此文一出，雖談不上石破天驚，但有較大反響則是事實。胡風在緻阿垅的信中說：“飛碟（文）出來後，好像頗熱鬧，甚至有人說，這還算客氣的雲。”

“懷正文藝叢書”書目。

胡風與姚雪垠糾葛源自重慶，蔓延于上海。是以，對于姚雪垠及其作品的筆仗，此并非首戰。僅就1947年而言，姚雪垠在懷正社5月15日出版的《牛全德與紅蘿蔔》中，寫了一篇《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及其他》的序言。其中寫道：

在抗戰八年間，用一種解嘲的口吻說，我是年輕一輩小說作者中比較“幸運的”一個。我的“幸運”有兩方面：第一是我竟然有資格被胡風派特别重視，當做了文藝戰線上的主要敵人……胡風派把我錯看成他們的主要敵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種種造謠污蔑的方法對付我，在當時我有點傷心，現在想起來有點滑稽。我雖然有一個倔強的性格，但一直沒想過用胡風派的方法報複胡風派。我對胡風派的作風雖極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真敵人，那就是黑暗勢力。

歲月忽忽，曾經“戰猶酣”的雙方皆成古人，對當年人物、作品，乃至對筆戰的回顧、當事人的孰是孰非，後人自有評判。

懷正社創立伊始，劉以鬯就有“除非不辦出版社，否則，非出好書不可”的志願，事實證明，懷正社壽命雖短，但從已出書的品種和品質來看，是達到了出版者“不出雜書，專出高水準的新文學作品”的初衷的。

在國際飯店兩人初會時，姚雪垠曾告訴劉以鬯自己正在寫作長篇小說《長夜》，但姚的濃重口音，讓劉誤聽為是《創業》。劉曾設想《雪垠創作集》應該能包括姚雪垠已有的全部作品，包括頗得時評的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和《戎馬戀》（此兩種，正是被胡風和其同志在重慶猛烈批判的），但因作者“對自己的要求比讀者對他的要求更高”（劉以鬯語），最後，收入的懷正社四種書的長、中、短篇，都是那一時期姚雪垠自己滿意的作品，包括首次出版的《長夜》。

因為國共内戰的爆發，國統區的金融崩潰，劉以鬯想專出高品質好文學書的“出版夢”也不得不戛然而止。劉以鬯說：

《記盧镕軒》出版後，戰區擴大。出版社發出去的書，多數收不回書款。币值大跌，通貨出現惡性膨脹。在這種情況下，保留白報紙尚可随時售出，将白報紙印成書籍，非蝕本不可。出版社陷于半停頓狀态。《雪垠創作集》當然也出不下去了。

他在另一處回憶寫道：“當出版社陷于半停頓狀态時，徐訏固然不大來了，雪垠也搬了出去。我自己則在徐州會戰時離滬來港……”

姚雪垠最晚在1948年年頭即受聘于浦東高行農業學校，并搬至該校。當時的浦東浦西雖然隻是一江（黃浦江）之隔，但一是偏僻鄉村，一是摩登都市，俨然是兩個世界。但姚雪垠并沒有放棄寫作：

解放戰争時期，我住在上海鄉下，開始為寫明末曆史題材的小說着手準備。……當時有一位青年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到鄉下找我，說他要辦一個刊物，名叫《幸福》，要求我給他寫點稿子。我将研究崇祯的材料略加整理，标一個《崇祯皇帝傳》的題目，交他發表。大概連載了三期，不曉得為什麼不再連載了，可能是他的《幸福》停刊了。

這個被姚雪垠忘記了名字的青年人，是沈寂（1924-2016）。《崇祯皇帝傳》一共連載了四期，從第23期到第26期，時間從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3月25日。停止連載的原因，也的确是停刊。

懷正文化社舊址。

沈寂也寫小說，并且是當時活躍的出版人。他與姚雪垠的相識，也是因為劉以鬯，地點就在懷正社。初次相見，給沈寂的印象是：

徐訏不太愛說話，大家寒暄了幾句就離開了。倒是姚雪垠能說會道。……當他知道我也在寫小說時，就與我講起了社會上各種人扇扇子的不同姿勢。他邊說邊做給我看，真是太像了。第一次見到徐、姚二位作家，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戰勝利後至1949年5月解放，姚雪垠在上海的足迹，大緻可分武訓學校、懷正文化社、高行農校三個階段，至于到私立大夏大學任教，繼而決意傳回河南做專業作家，則是解放之後的事情了。

懷正社壽命既短，在中國出版史上如流星一劃而過。倘若不是當年出版者劉以鬯所持之執念——出版新文學的佳作，被公共記憶迅速遺忘大抵是确定的。正是有了如《雪垠創作集》這些出版物，使得懷正文化社的生命，在中國現代新文學史與出版史中得以延長、再延長……

1948年6月5日，劉以鬯與李芳菲在麗都花園禮堂結婚。因為李芳菲是位電影演員，是以此則婚訊還成了報章的新聞。不久，劉以鬯在“天翻地覆慨而慷”之際，離開上海飄忽地抵達香港，并在此城終其一生。據說，在那座大房子裡，隻留下他的老母親枯守。

就是這一座三層小樓、一個五五九弄九九号A的門牌。在劉以鬯的記憶深處，或是位于Edinburgh Road，或是憶定盤路，而對1947年的姚雪垠而言，隻是江蘇路。      

1992年，住在愚園路（緊靠江蘇路）的施蟄存得知江蘇路将有新氣象，遂給香港劉以鬯報信：

江蘇路正在擴建，将改為五車大道，路旁居民勒遷至浦東或北新泾……足下房屋，是否有權利可以收回？如有可能，務必從速辦好手續……兄萬不可拖延下去，到明年兄必無法收回了。

劉以鬯聞訊做了努力，但結果是失望的。劉以鬯曾對上海某報記者口述，“我那時候也給施蟄存出過小說，戴望舒的稿子也是他轉給我。他也住在愚園路，就住在我家後面。有時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給我。”此說給施蟄存出過小說，為誤記。懷正社1947年5月出版了施著《待旦錄》，為“懷正文藝叢書”之一種，是散文集。由施蟄存遞轉的“戴望舒的稿子”，就是懷正社出版的戴望舒譯波特萊爾的《惡之花掇英》，亦收入“懷正文藝叢書”，是年三月初版。

作為見證了姚雪垠與劉以鬯交誼，并見證了懷正社——一個小出版社短暫興亡的那座三層樓房，如今存乎亡乎？2023年8月19日的黃昏，我曾專程從松江驅車前往江蘇路實地踏訪，無果。

吳霖

責編 劉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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