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姚雪垠与刘以鬯

南方周末

2024-05-27 20:00发布于广东南方周末官方账号

一九五零年代的刘以鬯（1918-2018）。

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上海的刘以鬯，经由剧作家徐昌霖（1916-2001）介绍，认识了刚到上海的姚雪垠。他们约定在跑马场边的国际饭店三楼见面。刘以鬯当时已从《和平日报》（原《扫荡报》）副刊编辑岗位上退出，在江苏路五五九弄九十九号A自己的家中，办了一家出版社——怀正文化社（以下简称“怀正社”）。刘以鬯与姚雪垠的见面是愉快的，前者建议由怀正社出版一套《雪垠创作集》，姚当即同意，很爽快。刘以鬯后来回忆：

为了使雪垠安心写作，我请他到出版社来住。出版社二楼有三个房间，两大一小。面积较大的两间，一间用作书库，另外一间则存放纸型。纸型全部放在玻璃柜里，柜子不大，仍有不少空间可以利用。姚雪垠搬来出版社后，就住在这个房间里。

在姚雪垠之前，作家徐訏已经在此居住。在这个出版社的一楼客厅里，曾张挂过一张鲁迅写的横幅：“金家香弄千轮鸣，杨雄秋室无俗声。”这张字的主人，正是徐訏。姚雪垠是理应见过这张鲁迅书法的。姚在七十岁时，写下创作回忆录《学习创作五十年》，但对这个出版社只是一笔带过，与之相关的人与事，则基本无有。关于这一点，他在文前的《题记》中已经事先申明了：“由于不是一般生活的回忆录，所以生活上的许多经历纵然写出来会引起读者很大兴趣，我或者一笔带过，或者根本不提。”当然，这是姚雪垠视角的回忆。

然而，对于刘以鬯而言，记忆的重点显然与姚迥异。刘回忆：

战后的上海，……每月都有大量文学书出版，怀正向作家征稿时，常常发现作家的作品已被其他机构抢先约去了。这种情形使“出好书”的理想难以实现，令我担忧。出版社得不到有价值的作品，当然办不好。因此，当徐昌霖告诉我姚雪垠来到上海时，我立即请昌霖介绍相识。姚雪垠了解怀正的情况后，不但答应将他的《雪垠创作集》交给我们出版，还答应帮我们拉稿。譬如：熊佛西的《铁花》、丰村的《望八里家》、王西彦的《人性杀戮》都是他拉来的。他还陪我去见过茅盾。

姚雪垠与刘以鬯，以及与怀正社结缘，应该是1947年的事情。

《雪垠创作集》后来一共出版了四种：第一种《差半车麦秸》，第二种《长夜》，第三种《牛全德与红萝卜》，第四种《记卢镕轩》。刘以鬯说，“《雪垠创作集》的形式是划一的，二十八开，封面由画家陆汉英设计。”

刘以鬯还回忆：

怀正开办时发给同业的信中曾计划出版一种以科学思想文艺并重的综合性刊物,但姚雪垠认为，怀正既是一家专出文学书的出版社，就该出一本高水平的文艺杂志。经商讨后，决定办《小说杂志》。这个决定使出版社的同事们都很兴奋，筹备工作随即展开。……后来，创刊号稿件约齐，通货膨胀了。

姚雪垠曾建议《小说杂志》专门刊登小说和与小说有关的论文。在创刊号组稿之际，由姚雪垠执笔给孙伏园写信，请他写一篇关于小说的文章。不久，孙就寄来《鲁迅先生的小说》一文，长达一万两千多字，“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刘以鬯语）。

姚雪垠（1910-1999）。

姚雪垠住进怀正社之后，据说“徐訏因为吃不惯出版社的伙食，不大住在社里了。不过，他还是常常到出版社来的。因此，也常常见到雪垠”。

住在怀正社的姚雪垠也并非只有创作和整理旧作的平静。徐昌霖回忆：

一天，姚雪垠跑来找我，说有的朋友知道他的书给了“怀正”，渐渐跟他疏远了，因为不知哪里刮来的一股风，说怀正出版社有问题、有背景，甚至有人背后说：“怀正”者，即怀念蒋中正也！”

徐昌霖听后大吃一惊，虽然不相信，但还是直截了当地正面询问了刘以鬯。刘听了只是淡淡一笑，说：“怀正是我父亲刘怀正的名字，宁波乡下祖产堂屋上那块‘怀正堂’三个字的匾额还在老家挂着，谁要是怀疑，不妨劳驾去看看嘛!”

将出版社起名“怀正”的缘起与偶然，刘以鬯曾有过详细、有趣的文字回忆：

徐訏搬来后，我们商酌过不少事情，其中之一是出版社的名称。徐訏对“风”字特别感兴趣，建议将出版社称作“作风”或“风格”，我觉得不很理想，建议将出版社命名“大家”或“大众”,他说这一类的名字早已有人用过，不能再用。陷于僵局时，我忽然想起茶杯底的“怀正堂”三个字，认为用作出版社的名字也是可以的。“怀正堂”是我家的堂名，从“浩然正气”取义。先严名浩，字养如，也是“养吾浩然之气”的意思。不过，“怀正堂”有点象药材店的名字，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删掉“堂”字比较好，徐訏不但不反对，还建议将“怀正出版社”改为“怀正文化社”。使业务范围不至于太狭窄。

被猜忌的不光是怀正社，或是出版界新人的刘以鬯，更主要的锋芒，其实目标明确，直指姚雪垠。这些无风不起浪的悠悠百口，究其原因，当然是《雪垠创作集》的甫一面世就引人注目。至于猜疑与积极攻击者，倒也行不更名。

阿垅在本年8月21日，完成了《从〈飞碟〉说到姚雪垠底歇斯的里》一文，后相继发表在上海的《时代日报》和北平的《泥土》杂志上，仅从标题，即可知道内容的慷慨激昂。该文对姚的创作历史一一回顾，与怀正社相关的在最后一部分，作者义正辞严地质问：“……而现在，姚雪垠的杰作又是在什么出版机构出版呢？又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文章最后，迹近骂街：“姚雪垠，简单得很：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拖着尾巴，发出骚味，露了牙齿罢了。”已经不是正常的文学批评了。

由此文的挥斥方遒，想到作者阿垅不数年后的悲剧遭际，令人喟叹。至于撰写此文前后的种种，所幸近年已出版《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在其中自然可以探寻到来龙去脉。当年此文一出，虽谈不上石破天惊，但有较大反响则是事实。胡风在致阿垅的信中说：“飞碟（文）出来后，好像颇热闹，甚至有人说，这还算客气的云。”

“怀正文艺丛书”书目。

胡风与姚雪垠纠葛源自重庆，蔓延于上海。所以，对于姚雪垠及其作品的笔仗，此并非首战。仅就1947年而言，姚雪垠在怀正社5月15日出版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中，写了一篇《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的序言。其中写道：

在抗战八年间，用一种解嘲的口吻说，我是年轻一辈小说作者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我的“幸运”有两方面：第一是我竟然有资格被胡风派特别重视，当做了文艺战线上的主要敌人……胡风派把我错看成他们的主要敌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种种造谣污蔑的方法对付我，在当时我有点伤心，现在想起来有点滑稽。我虽然有一个倔强的性格，但一直没想过用胡风派的方法报复胡风派。我对胡风派的作风虽极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真敌人，那就是黑暗势力。

岁月忽忽，曾经“战犹酣”的双方皆成古人，对当年人物、作品，乃至对笔战的回顾、当事人的孰是孰非，后人自有评判。

怀正社创立伊始，刘以鬯就有“除非不办出版社，否则，非出好书不可”的志愿，事实证明，怀正社寿命虽短，但从已出书的品种和质量来看，是达到了出版者“不出杂书，专出高水平的新文学作品”的初衷的。

在国际饭店两人初会时，姚雪垠曾告诉刘以鬯自己正在写作长篇小说《长夜》，但姚的浓重口音，让刘误听为是《创业》。刘曾设想《雪垠创作集》应该能包括姚雪垠已有的全部作品，包括颇得时评的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和《戎马恋》（此两种，正是被胡风和其同志在重庆猛烈批判的），但因作者“对自己的要求比读者对他的要求更高”（刘以鬯语），最后，收入的怀正社四种书的长、中、短篇，都是那一时期姚雪垠自己满意的作品，包括首次出版的《长夜》。

因为国共内战的爆发，国统区的金融崩溃，刘以鬯想专出高质量好文学书的“出版梦”也不得不戛然而止。刘以鬯说：

《记卢镕轩》出版后，战区扩大。出版社发出去的书，多数收不回书款。币值大跌，通货出现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保留白报纸尚可随时售出，将白报纸印成书籍，非蚀本不可。出版社陷于半停顿状态。《雪垠创作集》当然也出不下去了。

他在另一处回忆写道：“当出版社陷于半停顿状态时，徐訏固然不大来了，雪垠也搬了出去。我自己则在徐州会战时离沪来港……”

姚雪垠最晚在1948年年头即受聘于浦东高行农业学校，并搬至该校。当时的浦东浦西虽然只是一江（黄浦江）之隔，但一是偏僻乡村，一是摩登都市，俨然是两个世界。但姚雪垠并没有放弃写作：

解放战争时期，我住在上海乡下，开始为写明末历史题材的小说着手准备。……当时有一位青年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到乡下找我，说他要办一个刊物，名叫《幸福》，要求我给他写点稿子。我将研究崇祯的材料略加整理，标一个《崇祯皇帝传》的题目，交他发表。大概连载了三期，不晓得为什么不再连载了，可能是他的《幸福》停刊了。

这个被姚雪垠忘记了名字的青年人，是沈寂（1924-2016）。《崇祯皇帝传》一共连载了四期，从第23期到第26期，时间从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3月25日。停止连载的原因，也的确是停刊。

怀正文化社旧址。

沈寂也写小说，并且是当时活跃的出版人。他与姚雪垠的相识，也是因为刘以鬯，地点就在怀正社。初次相见，给沈寂的印象是：

徐訏不太爱说话，大家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倒是姚雪垠能说会道。……当他知道我也在写小说时，就与我讲起了社会上各种人扇扇子的不同姿势。他边说边做给我看，真是太像了。第一次见到徐、姚二位作家，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5月解放，姚雪垠在上海的足迹，大致可分武训学校、怀正文化社、高行农校三个阶段，至于到私立大夏大学任教，继而决意返回河南做专业作家，则是解放之后的事情了。

怀正社寿命既短，在中国出版史上如流星一划而过。倘若不是当年出版者刘以鬯所持之执念——出版新文学的佳作，被公共记忆迅速遗忘大抵是确定的。正是有了如《雪垠创作集》这些出版物，使得怀正文化社的生命，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与出版史中得以延长、再延长……

1948年6月5日，刘以鬯与李芳菲在丽都花园礼堂结婚。因为李芳菲是位电影演员，所以此则婚讯还成了报章的新闻。不久，刘以鬯在“天翻地覆慨而慷”之际，离开上海飘忽地抵达香港，并在此城终其一生。据说，在那座大房子里，只留下他的老母亲枯守。

就是这一座三层小楼、一个五五九弄九九号A的门牌。在刘以鬯的记忆深处，或是位于Edinburgh Road，或是忆定盘路，而对1947年的姚雪垠而言，只是江苏路。      

1992年，住在愚园路（紧靠江苏路）的施蛰存得知江苏路将有新气象，遂给香港刘以鬯报信：

江苏路正在扩建，将改为五车大道，路旁居民勒迁至浦东或北新泾……足下房屋，是否有权利可以收回？如有可能，务必从速办好手续……兄万不可拖延下去，到明年兄必无法收回了。

刘以鬯闻讯做了努力，但结果是失望的。刘以鬯曾对上海某报记者口述，“我那时候也给施蛰存出过小说，戴望舒的稿子也是他转给我。他也住在愚园路，就住在我家后面。有时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给我。”此说给施蛰存出过小说，为误记。怀正社1947年5月出版了施著《待旦录》，为“怀正文艺丛书”之一种，是散文集。由施蛰存递转的“戴望舒的稿子”，就是怀正社出版的戴望舒译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掇英》，亦收入“怀正文艺丛书”，是年三月初版。

作为见证了姚雪垠与刘以鬯交谊，并见证了怀正社——一个小出版社短暂兴亡的那座三层楼房，如今存乎亡乎？2023年8月19日的黄昏，我曾专程从松江驱车前往江苏路实地踏访，无果。

吴霖

责编 刘小磊

查看原图 90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