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觀察者網-底線思維
如何了解、概括中國當下的宏觀經濟，分析、研究其中的問題和成因是目前公衆共同關心的問題之一。近日，複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就此問題接受觀察者網采訪。
2024年中國經濟怎麼幹？怎麼走？
12月11日至12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刻分析了目前的經濟形勢，并對明年的經濟工作做出系統部署。其中的很多新提法，釋放出重要信号。
比如說，會議重申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同時強調“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緻性；會議定調明年九大任務，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産業體系建設被放在第一條......
觀察者網注意到，如何了解、概括中國當下的宏觀經濟，分析、研究其中的問題和成因是目前公衆共同關心的問題之一。圍繞這一話題，觀察者網特邀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分享觀點。
觀察者網：最近，包括您在内的多位經濟學家在不同場合提到2016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的權威人士談話，特别是其中的一個判斷，即“大陸經濟運作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L型一般來說是指“L-shaped recession”，意味着持續的衰退，但現在的中國經濟既沒有衰退，更沒有蕭條。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去了解、概括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
張軍：怎麼定義我們看到的不同經濟現象，是經濟學家的事。有些新的概念被提出來也是為了描述一些新的現象。對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來說，一旦在短期内遭遇危機或受到外部沖擊，經濟多半會出現負增長，我們可以稱之為“衰退”。衰退現象如果較長時期得不到扭轉，就可能演變成了所謂的“蕭條”。
三十年前，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在實施了激進的休克療法之後，經濟産出出現了大幅度下降，變化曲線很像L。是以那個時候一些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定義成“L型”的衰退。
可是我們看中國，到現在每年還有5%-6%左右的經濟增長，這不能稱為衰退。跟10年前比，我們的GDP增速是下來了的，但不是劇烈的，而是緩慢的。是以，在我們這裡，“L型”的說法不過是表示增速放緩的趨勢而已。至于今天5%左右的增長，那也是因為疫情拉下來的。三年前中國經濟每年有高于6%的增長，應該說大緻符合我們的預期。
至于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速從高位出現回落，形成“L型”的放緩走勢，看上去跟政府沒有再像之前那樣總是不斷刺激投資有關，但我們也要看到這麼做的理由，這些理由是否令人信服。如果不是意識到試圖再去維持高的增速要付出的代價，以及會造成的難以承受的金融風險，恐怕很難想象政府會改變之前的做法。
2023年11月9日，在重慶長壽區，長江上遊陸海新通道物流節點之一的重慶化工碼頭，集裝箱船舶在碼頭進行裝卸作業。
根據這些年的觀察和思考，我越來越覺得，我們看到的增速放緩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能簡單地用宏觀經濟分析架構來認識，甚至把它了解為是缺乏足夠幹預總需求造成的。這些年來，經濟增速持續放緩有其深刻的原因。
至于PPI在一段時間内出現了負增長，CPI低位運作，這些與其說是需求不足的表現，不如說它們是經濟出現放緩的結果，特别是這三年的疫情影響很大。
其實，增速出現“L型”放緩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這是幾乎所有東亞高增長經濟體的一個典型現象。不過，如果我們習慣地用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眼光來看這個現象，它就顯得非常不典型。如果我們真的要套用總需求-總供給的概念架構來看問題，可以說出現增速持續放緩，無非是總供給的增加快于了總需求。
我記得2003年冬，在複旦大學舉行的第二屆中國經濟學年會上，林毅夫教授在主旨演講中就用我上面提到的類似概念讨論過類似的話題，那幾年宏觀上我們也出現了适度緊縮的情形，但GDP依然還有略高于8%的增長，盡管比之前超過10%的增長已經明顯放緩了。
現在跟20年前不同的地方是，這次我們的放緩出現了一個“長尾現象”，不再能回到之前。東亞幾個經濟體當年也是這樣的，增長曲線下降到了一個新的平台。原因是今天的潛在增長率下來了，比那時候低多了。隻要觀察今天投資的機會大不如從前就可以判斷了。是以說今天沒有太多的機會實作U型反轉。
觀察者網：這确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需要去關心這個“L型”趨勢到底是怎麼形成的，您認為增速放緩的背後有哪些深層次的原因是需要去研究、去解釋的？
張軍：在我看來，具體的增速數字可能并不那麼重要，短期來說多一點少一點都不說明問題，要關注的是，中長期來看它确實在放緩了。
這個放緩是個趨勢，它不是一個短期的下行周期現象，是以我不認為這就是單純的需求收縮或所謂“三駕馬車”的問題。當然，經濟在過去三年疫情沖擊之下下來的更多了，那要另當别論。
東亞經濟和我們一樣，增速放緩就是下一個台階，是個趨勢。過去高增長時期的一些條件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難以再支援我們有那麼高的潛在增長率。至于未來這個底部在哪，取決于潛力有多大，還有潛力釋放的條件是否具備等等，這個我們可以進一步讨論，而且這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簡單地說就是，接下來我們如何確定總體生産率的合理增長，這個非常重要。至于現在能否達到6%或稍高點的增長速度，我認為是可能的，因為疫情之前我們的經濟增速高于6%，如果我們有條件讓經濟恢複的更好，應該可以延續之前的趨勢。現在的問題是，接下來幾年不能讓生産率掉下去，拉低潛在增長率。
如果你最近關注經濟學家的研究論文，你會注意到，08年之後，我們的生産率增長确實轉入放緩階段，明顯的放緩。一些研究還證明，生産率的這個放緩模式基本上是高投資推動的增長模式帶來的結果。當然，這個判斷不是針對個别年份的GDP增速資料而言，而是指一個趨勢。
有些人難免會說，生産率放緩是個全球現象，現在全世界的生産率都有所放緩：一方面新技術的出現依然沒有擺脫“索洛悖論”；另一方面，随着一段時間新技術的不斷普及，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活動也進入到一個平台期，生産率增長的勢頭會出現一個脈沖式的放緩。不過，中國的生産率放緩除了技術性放緩之外，資本配置設定方面長期存在的低效率問題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
在這方面，很多經濟學家指出，中國經濟被資本配置設定的低效率和資源錯配問題困擾很久了，隻是短期的繁榮會掩蓋掉實質的問題，我們不容易看到。你想一下，投資刺激的繁榮會鼓勵很多貸款配置設定到許多生産率低下的基建項目，甚至那些沒有實質性生産率增長的項目也會上馬。而且，越到基層，好像這個問題會越嚴重。
2023年12月13日，浙江金華一生産工廠中的房間内，各條流水線開足馬力，勞工們正搶抓時間趕制年末保溫杯訂單。
觀察者網：是不是因為看到系統性金融風險太高，引起了中央高層的警覺，是以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有效防範化解風險。也就是不得不踩刹車，治理整頓金融？
張軍：治理整頓金融過去也多次有過，是我們宏觀調控的一部分。因為過度投資的問題會在金融領域積累巨大的風險，是以往往也很容易提醒高層去注意宏觀經濟的問題。但如果你看2015年中央高層的表态就會發現，高層可能接受了一個跟之前不同的判斷，認為我們過去的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了，需要修正它，于是首次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想法。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這一轉變顯然說明，高層也認為我們在那之前幾年的經濟放緩不是單純周期性的，而可能是結構性的。在那個階段調低大家的增長預期，不鼓勵追逐高速度也是給市場的一個重要信号。2016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的權威人士談目前中國經濟的長篇訪談，裡面明确表達了中央對于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決心。
當然這個在經濟學界也是有争議的，因為大家對于如何轉變增長模式沒有一緻的看法。是不是必須用行政幹預的做法來限制那些傳統的經濟活動和投資活動？這個确實非常複雜，理論上說，市場化是克服資本配置設定的低效率和錯配問題的根本出路，而那時候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實作突破。
說到這裡，我想提一句，201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新常态”，大概從那時候開始，我注意到高層似乎逐漸接受了這樣的叙事，認為大陸經濟發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雖然增速會慢一些，但認為隻要能緻力于培養新動能，我們的經濟還是會保持中高速增長的。這在高層是個共識。
我認為高層确實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定力，也确實在按這個邏輯進行全方面的政策調整。這一點一直到今天都好像沒有改變過。但同樣，問題在于市場化做得不夠，沒有成為結構調整的決定性力量。為了向新動能轉換，國家反而加強了産業政策的幹預。這個值得高度關注，我擔心到後面會造成新一輪的棘手問題。
比如，這些年，我們的很多領域依然出現過度投資現象，像光伏産業以及現在的锂電池、新能源汽車、綠色雙碳和儲能等，都可能産生過多産能。政府通過産業政策引導或幹預了資源配置，這是個問題。任何一個領域，一旦被發現成為熱點，政府會引導市場加大對該領域的投資，短期内會吸引大量資本進入，産能的積累速度非常快。而過度的産能最終将導緻行業盈利能力、研發能力和和投資回報的整體惡化，并且給銀行形成巨大債務。是以，有可能是，雖然我們限制了對傳統領域的過多投資，但新動能領域的産能過剩依然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2023年12月6日，江西省贛州市南康區，滿載比亞迪新能源汽車的貨運列車駛出贛州國際陸港。
觀察者網：您認為，過去七八年我們經濟放緩的根本原因是生産率放緩，而生産率的放緩又和産能過剩有很大關系。我注意到，餘永定先生最近提到這樣一個觀點，他說，産能過剩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産業問題。在宏觀經濟層面，從總量上看，隻存在總需求不足問題，不存在産能過剩問題；或隻存在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導緻的産能過剩問題。他認為，中國經濟過去十來年的問題是總需求不足，而不是“産能過剩”。對于這個觀點，您怎麼看？
張軍：其實我的認識在前面說得夠多了。表面上看，需求不足與供給過剩無非是一個問題的兩面，但其實經濟學的含義并不相同。而且，我認為也沒有必要過分強調是短期的總量問題還是長期的結構問題，中國經濟的問題多半都是長期的。如果我們已經存在無效産能過多和資本回報率惡化的情況，政策上更多刺激投資需求就可能會導緻更多的無效産能的累積，至少在中國是這樣。
至于現在的貨币和财政政策，撇開疫情這三年的突發情況，中國的GDP增速還是在6%左右，名義增速也有8%左右，應該說跟我們的預期相差是不大的。何況我們這些年，包括今年以來，投放到經濟中的貨币量，無論總量還是增量都還是相當大的，增速明顯高于名義GDP的增長。水是不少的，政策并不像看上去的那麼緊，但穩經濟的壓力還是在的。
是以，恐怕問題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進一步放水刺激基建投資，而是要高度關注怎麼改善我們的潛在增長率趨勢。這方面我們需要改進的太多。
往前看，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注重去解決體制性的問題，不是更多依賴市場化來克服資本配置設定方面的低效率問題，投資浪費和錯配的問題就會繼續困擾我們的經濟，要穩住潛在增長率恐怕很難。
我幾年前就表達過“放水不如放權”這樣的看法，放權就是要減少産業政策的幹預，很多事情要依賴市場來做，提高很多領域的市場化程度，經濟才會慢慢恢複活力。這些年的宏觀政策總體上是遵循了對需求的溫和刺激，確定基本的就業創造和短期GDP增速不滑出我們的預期太多。
我非常了解宏觀經濟管理當局的用意，我們現在經濟中面臨的各種不确定性很大，挑戰很多，在這種情況下，宏觀政策方面保持穩健是對的，不必冒超調和波動的風險。但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在解決結構問題和深層次的沖突問題方面盡快形成共識，推進體制機制的改革，外推我們的可能性邊界，更好釋放我們的增長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