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蘇丹暴力循環
在5月1日的澎湃思想周報中，我們關注了蘇丹亂局的由來與前景。文中，美國塔夫茨大學的亞曆克斯·德瓦爾（Alex De Waal）将蘇丹敵對雙方稱為“盜賊統治卡特爾（kleptocratic cartels）”，其中一方的權力基礎是重要的軍事和企業利益，構成一個裙帶資本主義公司的網絡；另一方的上司人則以部族民兵金戈威德（Janjaweed）為班底，利用首都喀土穆的混亂擴大了其家族商業帝國。今天，我們繼續讨論既得經濟利益在蘇丹亂局中扮演的角色。
當地時間2023年5月20日，蘇丹喀土穆，兩名敵對将軍之間的暴力仍在繼續，蘇丹軍隊的車輛附近，道路被磚塊封鎖。
5月16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比較政治學副教授奧馬爾·沙哈布丁·麥克杜姆（Omar Shahabudin McDoom）在半島電視台英文網發表題為《蘇丹：結束盜賊統治以打破暴力循環》的署名文章。他認為，既得經濟利益正在助長蘇丹的沖突，建設和平的努力無法回避這些問題。作者認為，要在短期内停止戰鬥，需要促成沖突雙方之間的财務解決方案，而從長遠來看，應當制裁沖突中的盜賊統治階層，讓暴力變得無利可圖。
麥克杜姆提出的解決方案以經濟利益驅動，且局限于西方國家慣用的制裁手段，并未探讨長遠的、根本性的政治安排，但他對蘇丹沖突背後既得經濟利益的分析以及針對目前局勢的操作性建議，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麥克杜姆寫道，蘇丹的暴力事件通常被描述為兩個有錢有槍的人之間的分歧，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準軍事組織快速支援部隊（Rapid Support Forces，縮寫RSF）的上司人穆罕默德·哈姆丹·“赫梅迪”·達加洛（Mohamed Hamdan“Hemedti”Dagalo）和蘇丹武裝部隊（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SAF）的上司人阿蔔杜勒·法塔赫·布爾漢（Abdel Fattah al-Burhan）是廣泛精英網絡的兩位頭面人物。直到不久之前，這些網絡的成員對于如何在他們自己及其庇護的支援者之間配置設定蘇丹财富還有着共同的了解。
是以，為了在短期内停止戰鬥，調解人不僅需要促進交戰各方之間達成政治協定，還需要在其盟友之間斡旋達成财務解決方案。
從長遠來看，要打破暴力的循環，就需要采取行動，降低奪取政權對該國統治階級的吸引力。這意味着制裁蘇丹的個人和他們的公司實體，同時也針對那些幫助他們将腐敗資金轉移和轉移到國外的人：迪拜、倫敦和紐約等地的銀行家、律師和會計師。
如果要在蘇丹成功地過渡到一個穩定的、基于規則的政府，就必須結束對盜賊統治的有罪不罰，但這必須謹慎行事。蘇丹——就像緬甸一樣——應該成為尋求變革的民主人士的一個警世故事。在這兩個國家，軍事政權已經表明，他們更願意放棄公權力，而不是放棄經濟利益。
之前，蘇丹在奧馬爾·巴希爾總統上司下曾形成了長期政治解決方案，但該方案被一場群眾革命戲劇性地改寫，革命也導緻了巴希爾于2019年4月下台。不久之後，在文官勢力和軍方達成權力分享協定後，過渡政府接管了政權。但是，政府中的文官派系步子邁得太大，這點時間不足以拆除巴希爾統治時期建立起來的、由軍方控制的利潤豐厚的商業網絡。這導緻布爾漢于2021年10月發動軍事政變。
随後的政治解決似乎隻是另一個軍政府，實際上代表了蘇丹主要的安全勢力與其國内和國際盟友網絡之間不穩定的權力平衡。
赫梅迪是其中一個網絡的頭面人物，他的權力基礎建立在武裝組織金戈威德之上。2003年，巴希爾曾拉攏金戈威德鎮壓達爾富爾的叛亂。十年後，赫梅迪被提拔為新成立的快速支援部隊的負責人，該組織直接由總統控制。最終，赫梅迪控制了達爾富爾利潤豐厚的金礦，并利用其财富大規模招募并壯大了快速支援部隊。
他還将快速支援部隊借給葉門和利比亞作戰，進而将其政治網絡擴大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亞軍閥哈利法·哈夫塔爾（Khalifa Haftar）那裡。其商業網絡也不斷發展，不僅包括私人軍事承包，還包括黃金交易、采礦、建築和高端房地産。
布爾漢是另一個競争網絡的頭面人物，他指揮着蘇丹武裝部隊，該部隊也擁有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進階官員控制着從建築到肉類加工等各個行業的公司。布爾漢還得到了埃及總統塞西的支援，後者希望避免該地區出現軍事政權被文官政府取代的先例。
最終打破這些敵對網絡之間脆弱協定的是将快速支援部隊并入蘇丹武裝部隊的計劃。赫梅迪想要放慢整合的速度。他清楚，一旦快速支援部隊不再受其獨家指揮，他就會失去對威脅其利益的行動的軍事否決權。
是以，蘇丹的暴力應被了解為敵對網絡和互相競争的物質利益的作用，并應據此加以處理。一種政策是激勵網絡内的團體不參與戰鬥。2007年，美國和伊拉克政府在伊拉克就是這樣做的，他們收買遜尼派部落成員，讓他們停止和自己打仗，轉而與自己并肩作戰。
麥克杜姆認為，調解人在短期内通過調解達成經濟解決方案以停止暴力的同時，應當向快速支援部隊組織内部可能改變其效忠的團體伸出橄榄枝。查德和其他外國戰士以及從蘇丹科爾多凡地區招募的戰士的忠誠可能更容易商量。調解人還應當與蘇丹其他尚未選邊站隊的主要武裝團體接觸，其中，蘇丹解放運動的米尼·米納維（Minni Minnawi）、正義與平等運動的吉布裡勒·易蔔拉欣（Gibril Ibrahim）和北方蘇丹人民解放運動的馬利克·阿加爾（Malik Agar）是關鍵人物，他們若參戰可能會将暴力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内戰。
從長遠來看，需要向蘇丹的盜賊統治階層發出一個明确的信号，即使用暴力來確定既得利益是得不償失的。美國總統喬·拜登的行政指令授權對被認為“破壞”蘇丹穩定的個人實施制裁，這不僅意味着當機蘇丹的個人及其控制公司的海外資産，還意味着将主要金融中心的銀行家、律師、會計師和其他服務提供者為他們在海外轉移、隐藏、洗錢和增加非法獲得提供的幫助定為刑事犯罪。
還可以更大膽地讓盜賊統治者，而不是外國捐贈者，為造成的破壞買單，這可以通過幫助蘇丹追回被盜資産來實作。據稱，赫梅迪的财富集中在家族控制的Al Junaid公司。另外，據報道，快速支援部隊在阿布紮比第一銀行（First Abu Dhabi Bank）有一個賬戶。在布爾漢方面，軍方的商業帝國是由傘形公司國防工業系統（Defence Industries System）掌控的。可以沒收這些資産用于重建國家和賠償暴力的受害者。
麥克杜姆最後寫道，不作為的代價是衆所周知的。蘇丹有近4700萬人，首都喀土穆有600多萬人。如果戰鬥持續下去，人道主義和難民危機将是巨大的。平民的無序外流可能破壞鄰國的穩定，并讓本已疲憊不堪的國際難民體制雪上加霜。它還可能強化一種戰争經濟，在其中的各方認為戰鬥比和平更加有利可圖。到那時，阻止殺戮所需的努力将比現在昂貴得多。
埃爾多安何以勝出
5月14日，土耳其舉行了2023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次日，該國最高選舉委員會宣布，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和其最大對手、由6個反對黨組成的“民族聯盟”陣營候選人凱末爾·克勒奇達爾奧盧（Kemal Kilicdaroglu）的得票率均低于50%，他們将進入第二輪決選。19日的官方公報顯示，埃爾多安獲得49.52%的選票，克勒奇達爾奧盧獲得了44.88%的選票。
當地時間2023年5月20日，土耳其卡赫拉曼馬拉什，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路地震城市，并發表了演講。
5月18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在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網站發表文章，評述這一輪選舉結果。在他看來，盡管腐敗猖獗，經濟管理不善，土耳其現任總統和他的正義與發展黨（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縮寫AKP）仍有可能繼續掌權，這對其他右翼民粹主義者來說是個好消息，但對土耳其每況愈下的經濟來說是個壞消息。
阿西莫格魯寫道，土耳其第一輪總統和議會選舉的結果很難不讓人失望。在這場以2月份大地震的餘波、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和腐敗問題為特征的競選中，人們對于終結總統埃爾多安20年的統治寄予厚望。一些民意調查顯示，由中間偏左的共和人民黨（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續寫CHP）的凱末爾·克勒奇達爾奧盧上司的六方反對黨将能夠赢得多數席位，或者至少以領先埃爾多安的優勢進入第二輪。
土耳其将于5月28日進行第二輪投票，埃爾多安獲得49.5%的選票遙遙領先。克勒奇達爾奧盧獲得了不到45%的選票，其餘的選票被極右翼反移民候選人希南·奧安（Sinan Ogan）獲得，他将于5月19日宣布支援剩下兩位候選人中的哪一位，但他的支援者中似乎有很大一部分會在第二輪投票中支援埃爾多安。
阿西莫格魯認為，出問題的原因比錯誤的民意調查更為根本。如果不認識到土耳其選民的民族主義程度，就不可能了解選舉結果。
這一變化反映了土耳其與東南部庫爾德分裂分子的長期沖突、中東難民的大量湧入以及主要媒體和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數十年來的宣傳。在議會選舉中，正義與發展黨其聯盟夥伴民族主義運動黨（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縮寫MHP）、“好黨”（the Good Party，反對派聯盟中的第二大黨)和至少三個其他政黨都以民族主義議程為競選綱領。其中，民族主義運動黨盡管由一位身體欠佳、脫離群衆的上司人上司，競選活動的組織乏善可陳，然而還是獲得了超過10%的選票。
是以，埃爾多安好鬥的民族主義比克勒奇達爾奧盧的溫和姿态和反腐運動更能引起選民的共鳴，特别是考慮到克勒奇達爾奧盧來自阿勒維少數民族（在一個遜尼派占絕大多數的國家的什葉派分支），并得到了庫爾德政黨和選民的暗中支援。
然而，應該抵制對選舉結果的兩種輕率解讀：第一種觀點是——無論受過教育的城市居民喜歡與否，選舉結果都反映了土耳其公衆的民主意願。第二種觀點與第一種觀點相反——這是一場由獨裁者策劃的虛假選舉。
事實是，盡管許多土耳其選民意識到埃爾多安所在政黨的腐敗已經達到了天文數字的程度，經濟管理不善導緻了三位數的通貨膨脹和嚴重的困難，然而他們仍然支援埃爾多安。即使在地震最嚴重的地區，他們也支援他，在那裡，正義與發展黨的A錢是造成驚人的破壞和傷亡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選舉不能被描述為自由的和公平的。電視和印刷媒體幾乎完全在埃爾多安和他的盟友的控制之下。庫爾德少數民族政黨的上司人已經入獄數年，司法部門和許多官僚機構不再獨立，而是一直聽命于埃爾多安。
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也利用國家資源來維持他們建立的強大資助網絡，并迎合關鍵選區。提高最低工資标準、提高政府雇員的工資、國有銀行向聯合企業提供廉價信貸，以及即使在困難時期，企業也面臨維持就業的壓力，這些都鞏固了選民的忠誠度。埃爾多安之是以在地震災區得到如此多的支援，部分原因是他親自發放現金、擴大政府就業，并承諾為災民提供新住宅。
雖然埃爾多安的反對者再次低估了他對正義與發展黨當地組織和資助網絡的熟練運用，以及他捕捉許多選民情緒的能力，但是選舉結果對土耳其制度的未來來說是個壞消息。埃爾多安對媒體、司法和包括中央銀行在内的官僚機構的控制隻會越來越大。遏制腐敗或改善經濟管理不善的政策似乎不太可能出台。
樂觀主義者可能會指出，正義與發展黨在議會中的領先地位已經下降。然而，在第二輪選舉之後，埃爾多安可能比他之前更有可能控制議會。他引入的帝王總統制削弱了議會的作用，反對派在議會的分歧将更加嚴重。共和人民黨的席位更少，因為反對黨進一步分裂，其上司人克勒奇達爾奧盧将共和人民黨的一些安全席位讓給了較小的夥伴政黨以團結反對黨聯盟，并将其團結總統候選人身後。
此外，土耳其經濟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總生産率已經停滞了15年以上，經濟體制的普遍惡化意味着通貨膨脹幾乎沒有得到控制。非金融企業和銀行都有糟糕的資産負債表，預示着在不久的将來會出現更嚴重的崩潰。在2021年用盡外匯存底後，土耳其央行開始依賴友好國家的支援，而在政府需要大量融資重建地震災區之際，正義與發展黨與選舉相關的公共支出耗盡了财政資源。
在沒有大量資源流入的情況下，很難看到經濟如何實作正常化。如果沒有政府将采取更加傳統的政策的強烈信号，這些改革不太可能實作。
但是正義與發展黨和它在官僚機構中的盟友沒有專業知識來引導經濟度過這些困難時期。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僚曾同情該黨的保守主義，并願意與之合作，但他們已經被逐出埃爾多安的圈子，取而代之的是唯唯諾諾的人。
阿西莫格魯在文末寫道，土耳其的選舉提供了更廣泛的教訓。首先，埃爾多安的成功對其他右翼民粹主義者和強人來說是個好消息，比如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他們可能會繼續使用類似的政策和激進的民族主義言論來調動他們的選民基礎，加深兩極分化。
其次，土耳其在未來幾個月的經曆将揭示這種政治的經濟後果，誰将為此付出代價，以及國内外資本将如何應對。由于威權主義往往與經濟管理不善聯系在一起，土耳其發生的事情不會隻發生在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