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苏丹暴力循环
在5月1日的澎湃思想周报中，我们关注了苏丹乱局的由来与前景。文中，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亚历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将苏丹敌对双方称为“盗贼统治卡特尔（kleptocratic cartels）”，其中一方的权力基础是重要的军事和企业利益，构成一个裙带资本主义公司的网络；另一方的领导人则以部族民兵金戈威德（Janjaweed）为班底，利用首都喀土穆的混乱扩大了其家族商业帝国。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既得经济利益在苏丹乱局中扮演的角色。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0日，苏丹喀土穆，两名敌对将军之间的暴力仍在继续，苏丹军队的车辆附近，道路被砖块封锁。
5月16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副教授奥马尔·沙哈布丁·麦克杜姆（Omar Shahabudin McDoom）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发表题为《苏丹：结束盗贼统治以打破暴力循环》的署名文章。他认为，既得经济利益正在助长苏丹的冲突，建设和平的努力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作者认为，要在短期内停止战斗，需要促成冲突双方之间的财务解决方案，而从长远来看，应当制裁冲突中的盗贼统治阶层，让暴力变得无利可图。
麦克杜姆提出的解决方案以经济利益驱动，且局限于西方国家惯用的制裁手段，并未探讨长远的、根本性的政治安排，但他对苏丹冲突背后既得经济利益的分析以及针对当前局势的操作性建议，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麦克杜姆写道，苏丹的暴力事件通常被描述为两个有钱有枪的人之间的分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Rapid Support Forces，缩写RSF）的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姆丹·“赫梅迪”·达加洛（Mohamed Hamdan“Hemedti”Dagalo）和苏丹武装部队（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SAF）的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是广泛精英网络的两位头面人物。直到不久之前，这些网络的成员对于如何在他们自己及其庇护的支持者之间分配苏丹财富还有着共同的理解。
因此，为了在短期内停止战斗，调解人不仅需要促进交战各方之间达成政治协议，还需要在其盟友之间斡旋达成财务解决方案。
从长远来看，要打破暴力的循环，就需要采取行动，降低夺取政权对该国统治阶级的吸引力。这意味着制裁苏丹的个人和他们的公司实体，同时也针对那些帮助他们将腐败资金转移和转移到国外的人：迪拜、伦敦和纽约等地的银行家、律师和会计师。
如果要在苏丹成功地过渡到一个稳定的、基于规则的政府，就必须结束对盗贼统治的有罪不罚，但这必须谨慎行事。苏丹——就像缅甸一样——应该成为寻求变革的民主人士的一个警世故事。在这两个国家，军事政权已经表明，他们更愿意放弃政治权力，而不是放弃经济利益。
之前，苏丹在奥马尔·巴希尔总统领导下曾形成了长期政治解决方案，但该方案被一场民众革命戏剧性地改写，革命也导致了巴希尔于2019年4月下台。不久之后，在文官势力和军方达成权力分享协议后，过渡政府接管了政权。但是，政府中的文官派系步子迈得太大，这点时间不足以拆除巴希尔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由军方控制的利润丰厚的商业网络。这导致布尔汉于2021年10月发动军事政变。
随后的政治解决似乎只是另一个军政府，实际上代表了苏丹主要的安全势力与其国内和国际盟友网络之间不稳定的权力平衡。
赫梅迪是其中一个网络的头面人物，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武装组织金戈威德之上。2003年，巴希尔曾拉拢金戈威德镇压达尔富尔的叛乱。十年后，赫梅迪被提拔为新成立的快速支援部队的负责人，该组织直接由总统控制。最终，赫梅迪控制了达尔富尔利润丰厚的金矿，并利用其财富大规模招募并壮大了快速支援部队。
他还将快速支援部队借给也门和利比亚作战，从而将其政治网络扩大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军阀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那里。其商业网络也不断发展，不仅包括私人军事承包，还包括黄金交易、采矿、建筑和高端房地产。
布尔汉是另一个竞争网络的头面人物，他指挥着苏丹武装部队，该部队也拥有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高级官员控制着从建筑到肉类加工等各个行业的公司。布尔汉还得到了埃及总统塞西的支持，后者希望避免该地区出现军事政权被文官政府取代的先例。
最终打破这些敌对网络之间脆弱协议的是将快速支援部队并入苏丹武装部队的计划。赫梅迪想要放慢整合的速度。他清楚，一旦快速支援部队不再受其独家指挥，他就会失去对威胁其利益的行动的军事否决权。
因此，苏丹的暴力应被理解为敌对网络和相互竞争的物质利益的作用，并应据此加以处理。一种策略是激励网络内的团体不参与战斗。2007年，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在伊拉克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收买逊尼派部落成员，让他们停止和自己打仗，转而与自己并肩作战。
麦克杜姆认为，调解人在短期内通过调解达成经济解决方案以停止暴力的同时，应当向快速支援部队组织内部可能改变其效忠的团体伸出橄榄枝。乍得和其他外国战士以及从苏丹科尔多凡地区招募的战士的忠诚可能更容易商量。调解人还应当与苏丹其他尚未选边站队的主要武装团体接触，其中，苏丹解放运动的米尼·米纳维（Minni Minnawi）、正义与平等运动的吉布里勒·易卜拉欣（Gibril Ibrahim）和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马利克·阿加尔（Malik Agar）是关键人物，他们若参战可能会将暴力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从长远来看，需要向苏丹的盗贼统治阶层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使用暴力来确保既得利益是得不偿失的。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行政命令授权对被认为“破坏”苏丹稳定的个人实施制裁，这不仅意味着冻结苏丹的个人及其控制公司的海外资产，还意味着将主要金融中心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和其他服务提供者为他们在海外转移、隐藏、洗钱和增加非法获得提供的帮助定为刑事犯罪。
还可以更大胆地让盗贼统治者，而不是外国捐赠者，为造成的破坏买单，这可以通过帮助苏丹追回被盗资产来实现。据称，赫梅迪的财富集中在家族控制的Al Junaid公司。另外，据报道，快速支援部队在阿布扎比第一银行（First Abu Dhabi Bank）有一个账户。在布尔汉方面，军方的商业帝国是由伞形公司国防工业系统（Defence Industries System）掌控的。可以没收这些资产用于重建国家和赔偿暴力的受害者。
麦克杜姆最后写道，不作为的代价是众所周知的。苏丹有近4700万人，首都喀土穆有600多万人。如果战斗持续下去，人道主义和难民危机将是巨大的。平民的无序外流可能破坏邻国的稳定，并让本已疲惫不堪的国际难民体制雪上加霜。它还可能强化一种战争经济，在其中的各方认为战斗比和平更加有利可图。到那时，阻止杀戮所需的努力将比现在昂贵得多。
埃尔多安何以胜出
5月14日，土耳其举行了2023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次日，该国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和其最大对手、由6个反对党组成的“民族联盟”阵营候选人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ilicdaroglu）的得票率均低于50%，他们将进入第二轮决选。19日的官方公报显示，埃尔多安获得49.52%的选票，克勒奇达尔奥卢获得了44.88%的选票。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0日，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地震城市，并发表了演讲。
5月18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文章，评述这一轮选举结果。在他看来，尽管腐败猖獗，经济管理不善，土耳其现任总统和他的正义与发展党（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缩写AKP）仍有可能继续掌权，这对其他右翼民粹主义者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土耳其每况愈下的经济来说是个坏消息。
阿西莫格鲁写道，土耳其第一轮总统和议会选举的结果很难不让人失望。在这场以2月份大地震的余波、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腐败问题为特征的竞选中，人们对于终结总统埃尔多安20年的统治寄予厚望。一些民意调查显示，由中间偏左的共和人民党（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续写CHP）的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领导的六方反对党将能够赢得多数席位，或者至少以领先埃尔多安的优势进入第二轮。
土耳其将于5月28日进行第二轮投票，埃尔多安获得49.5%的选票遥遥领先。克勒奇达尔奥卢获得了不到45%的选票，其余的选票被极右翼反移民候选人希南·奥安（Sinan Ogan）获得，他将于5月19日宣布支持剩下两位候选人中的哪一位，但他的支持者中似乎有很大一部分会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埃尔多安。
阿西莫格鲁认为，出问题的原因比错误的民意调查更为根本。如果不认识到土耳其选民的民族主义程度，就不可能理解选举结果。
这一变化反映了土耳其与东南部库尔德分裂分子的长期冲突、中东难民的大量涌入以及主要媒体和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数十年来的宣传。在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其联盟伙伴民族主义运动党（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缩写MHP）、“好党”（the Good Party，反对派联盟中的第二大党)和至少三个其他政党都以民族主义议程为竞选纲领。其中，民族主义运动党尽管由一位身体欠佳、脱离群众的领导人领导，竞选活动的组织乏善可陈，然而还是获得了超过10%的选票。
因此，埃尔多安好斗的民族主义比克勒奇达尔奥卢的温和姿态和反腐运动更能引起选民的共鸣，特别是考虑到克勒奇达尔奥卢来自阿勒维少数民族（在一个逊尼派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什叶派分支），并得到了库尔德政党和选民的暗中支持。
然而，应该抵制对选举结果的两种轻率解读：第一种观点是——无论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喜欢与否，选举结果都反映了土耳其公众的民主意愿。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这是一场由独裁者策划的虚假选举。
事实是，尽管许多土耳其选民意识到埃尔多安所在政党的腐败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程度，经济管理不善导致了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困难，然而他们仍然支持埃尔多安。即使在地震最严重的地区，他们也支持他，在那里，正义与发展党的贪污是造成惊人的破坏和伤亡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选举不能被描述为自由的和公平的。电视和印刷媒体几乎完全在埃尔多安和他的盟友的控制之下。库尔德少数民族政党的领导人已经入狱数年，司法部门和许多官僚机构不再独立，而是一直听命于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也利用国家资源来维持他们创建的强大资助网络，并迎合关键选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政府雇员的工资、国有银行向联合企业提供廉价信贷，以及即使在困难时期，企业也面临维持就业的压力，这些都巩固了选民的忠诚度。埃尔多安之所以在地震灾区得到如此多的支持，部分原因是他亲自发放现金、扩大政府就业，并承诺为灾民提供新住宅。
虽然埃尔多安的反对者再次低估了他对正义与发展党当地组织和资助网络的熟练运用，以及他捕捉许多选民情绪的能力，但是选举结果对土耳其制度的未来来说是个坏消息。埃尔多安对媒体、司法和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只会越来越大。遏制腐败或改善经济管理不善的政策似乎不太可能出台。
乐观主义者可能会指出，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中的领先地位已经下降。然而，在第二轮选举之后，埃尔多安可能比他之前更有可能控制议会。他引入的帝王总统制削弱了议会的作用，反对派在议会的分歧将更加严重。共和人民党的席位更少，因为反对党进一步分裂，其领导人克勒奇达尔奥卢将共和人民党的一些安全席位让给了较小的伙伴政党以团结反对党联盟，并将其团结总统候选人身后。
此外，土耳其经济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总生产率已经停滞了15年以上，经济体制的普遍恶化意味着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得到控制。非金融企业和银行都有糟糕的资产负债表，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严重的崩溃。在2021年用尽外汇储备后，土耳其央行开始依赖友好国家的支持，而在政府需要大量融资重建地震灾区之际，正义与发展党与选举相关的公共支出耗尽了财政资源。
在没有大量资源流入的情况下，很难看到经济如何实现正常化。如果没有政府将采取更加传统的政策的强烈信号，这些改革不太可能实现。
但是正义与发展党和它在官僚机构中的盟友没有专业知识来引导经济度过这些困难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僚曾同情该党的保守主义，并愿意与之合作，但他们已经被逐出埃尔多安的圈子，取而代之的是唯唯诺诺的人。
阿西莫格鲁在文末写道，土耳其的选举提供了更广泛的教训。首先，埃尔多安的成功对其他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强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比如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他们可能会继续使用类似的策略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论来调动他们的选民基础，加深两极分化。
其次，土耳其在未来几个月的经历将揭示这种政治的经济后果，谁将为此付出代价，以及国内外资本将如何应对。由于威权主义往往与经济管理不善联系在一起，土耳其发生的事情不会只发生在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