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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作家馬伯庸是影視市場的寵兒。

2023年,他把自己的曆史紀實文學《顯微鏡下的大明》中的第一篇《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改編成了14集網劇《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下文簡稱《大明》),6.8萬人在豆瓣打出7.8分的評分。

這是馬伯庸首次在自己作品的影視改編中擔任編劇。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馬伯庸将自己寫劇本稱之為“客串”,他在劇集和電影上各客串了一次。電影上,他擔任了曹盾執導的電影《敦煌英雄》的編劇。2019年夏天《長安十二時辰》上線,他作為觀衆被導演曹盾的影像驚豔到,之後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曆史小說才是他的主場。他博聞強識,擅長從曆史縫隙中穿梭遊走,然後用事無巨細的考據還原當時社會生态,拓出了一條曆史題材和類型叙事巧妙拼接的路子。他愛開腦洞愛填坑,小說中不乏天馬行空又趣味十足的原創“機構”與“技術”,吸引了很多同類。

《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古董局中局》接連播出,給馬伯庸帶來了名聲。《長安十二時辰》的出現,則為馬伯庸的小說改編按下了加速鍵。此後一部接一部地被影視化,說“馬伯庸IP”連年霸屏毫不誇張。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火當然是好事,不過作為常年寫曆史故事的作家,馬伯庸對火是警惕的。于是,他寫了“有點偏學術、冷門”的《顯微鏡下的大明》,想主動給自己冷卻一下。隻是,這本非虛構曆史文學的熱度仍靠着口碑在逐漸上升。無疑,一旦影視改編的熱潮湧起,不會因為作者後退一步而停下。

但确實,《顯微鏡下的大明》的改編又是特别的,以往IP改編都從小說開始,但《大明》的起點甚至都不是故事,馬伯庸隻好自己來解決從0到1的過程。

以下,是他的講述。

冷卻的産物

《長安十二時辰》播了之後,當時很多人說我要趁着熱度,去寫下一個,比如“北京十二時辰”“廣州十二時辰”。

對于追逐熱度的誘惑,我比較警惕,是以當時後退了一步,寫了《顯微鏡下的大明》。

寫的時候我就跟出版社說,這個書你們也别指望熱銷,我要用這本書給自己冷卻一下。

它原本由一批政府公文組成。寫作的過程,相當于補完政府公文背後的一些資料後,用更通俗的語言去重述了一遍。寫書的時候就很痛苦,很多次覺得事情如果往那個方向發展會特别精彩,但偏偏沒有,它就是一個真實生活的世界。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是以當留白影視決定要改這個劇時,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顯微鏡下的大明》幾乎沒有故事,隻有事件,事件本身又涉及到明代稅收、法律和政府運作,很難轉換成視覺。

之前的IP改編,是授權給專業團隊去做,我就繼續自己的小說創作,但因為這個項目非常特别,它是一個曆史紀實類的東西,沒有故事基礎,等于要做兩重轉換,一重是從史料到故事的轉換,一重是從故事到劇本的轉換。

我說那我先試着把它轉換成一個故事。

我不會寫劇本,我當時的想法是:假設這是我看到的資料,現在我要寫一個小說,我該怎麼寫。我就把底層邏輯、人物關系、核心事件基本建構起來以後,再交給你們,你們再看如何實作可拍攝的腳本,就這麼一個過程。

編劇和小說創作底層邏輯不太一樣,習慣了寫小說的人,很難把自己的思維轉換成寫劇本的思維。實際上我還是去寫一個小說,隻是這個小說直接呈現為劇本的狀态。絲絹案作為一種故事素材要轉換成電視劇的話,當然會有一些變化。

嚴格按照原著沒法拍,全是公文往來,人都見不着。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原著的帥嘉谟沒有人設。長什麼樣,處于社會什麼階層,什麼性格,有什麼情緒,一片空白。整個事件他相當于一個符号、工具人,事件本身也不具備強烈的戲劇性。

改編過程中,我一直很難擺脫講述原著裡提到的那些概念,但是講出來又特别冗長,很難讓人接受,像稅賦算錢就反反複複算了很多次。

我需要做減法,盡量讓整個争議簡單一點,然後借此事觸及到明代的土地政策,或明代社會中潛藏的危機。

我也想過,我們可以做一個爽劇,大殺四方或者是通過自己的技術揚眉吐氣,但是後來我覺得做爽劇有點可惜,這麼好的一個事例,希望能夠承載多一點東西,借着基層小事把明代當時的土地兼并沖突揭開一角。

從故事本身的質感來說,它也不适合做爽劇或我們所熟知的權謀劇,它很難分類,它不是我們所熟知的任何一個類型。

絲絹案之後,他們是有相關計劃去消化另外幾個案子的,我當時跟他們說的就是我先拿第一個案子試驗一下,往前走一步,無論這一步走得對不對,至少你們有一個參考,覺得可以就往前走,不可以還可以繞過去。

不是話劇,但很像話劇

劇本和小說最大的差別就是,劇本需要不斷打磨,尤其是像我沒有編劇經驗,很多地方我可能寫個東西出來,到片場實作起來特别折騰,這個時候就需要一位有豐富編劇經驗,且熟知片場各工種、拍攝工作流程的編劇老師。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大明劫》

周榮揚老師是《大明劫》的編劇,這部電影我非常喜歡,我有時候覺得他對明朝的了解超過了我。當時《大明劫》就是通過瘟疫,揭露了明代末年滅亡的一個殘酷真相。

其實兩者的立意很像的。很難區分《大明》這部劇裡面我寫了多少字,他寫了多少字,總之是一個不斷回報、讨論和打磨的過程。

潘安子導演非常敬業,我之前跟他開過幾次會,他幾乎可以把劇本背下來,這讓我非常驚訝。我當時見他,跟他說:其實委屈你了,因為裡面有大量公堂戲,持續時間很長,很考驗導演。

他們找演員的時候,我說找什麼長相我沒意見,但可能語言交鋒的台詞比較多,辛苦他們要背得比較熟,得有背台詞的功力。我去探過一次班,看到的場景是演員一演就半個多小時,中間不停,有劇場裡的感覺了。尤其幾位老師之間碰撞碰嗨了之後,無論是台詞還是表情都氣定神足,讓人覺得特别過瘾。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看到影像後,我感覺像寫了一個話劇的劇本。從導演排程、拍攝,然後到演員表演,後期剪輯,可以說是層層加分,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不是話劇,但很像話劇。

《大明》我想表現的是明代官場生态,也就是群像戲。每一個人都有目的和私心,包括男主帥家默(張若昀 飾)身邊最好的朋友豐寶玉(費啟鳴 飾)、豐碧玉(戚薇 飾),幫他的最初動機也是想給自己掙點名聲,每個人背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這也是一個戲劇的基本概念:當人物都是灰色或黑色的時候,需要一個純白之人站在中間像一面鏡子一樣,反射出他們的顔色。

帥家默這個人物,我當時設計的時候就在想,他一定是至真至純,甚至執着到偏執的一個人。

帥家默需要有一個錨點,如果是純粹對數字的追求,有點單薄。加入他對同樣精于算學的父親的懷念,他對數字追求就有了情感支撐。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如果不是這麼一個人,很難解釋主角為什麼要幹這個事。就像劇裡說的,稅收跟他一點關系沒有,就算是赢了,他也沒有任何好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到底從何而來?需要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他可能不去掌控整個事件的進展,但你會看到所有人走到他的面前都會被反射出光芒,無論是程仁清(王陽 飾)、豐寶玉,還是鄧思齊(張帆 飾)、毛攀鳳(翟小興 飾)、方懋珍(侯岩松 飾),每個人在他面前都會反映出自己,有人被折服,有人被治愈。

小人物與人民史觀

從第一部作品開始,我的視角就在小人物身上。

明确有這種創作意識,是有一年去參觀三國志特展,我看到一個砌牆修墓勞工在一塊磚上寫的“倉天乃死”。非常小的事件,但我當時很震撼。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我們都知道黃巾起義,但為什麼黃巾起義全天下都響應?從磚上一個普通工匠的呐喊,足見它深厚的群衆基礎。所謂的三國亂世,劉備、孫權、曹操趁勢而起,并不隻是因為他們能力強,而是因為普通百姓的反抗已經動搖了統治的基礎。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曆史的真正動力還是在這些小人物身上,一兩個小人物可能無足輕重,但千千萬萬個小人物都産生了同一種訴求、同一種希望,那麼願望就會彙成曆史的潮流,這些英雄人物就可以在潮流之上向前一步。

我們已經很熟悉那些帝王将相、王公大臣、名将謀士之間進階的廟堂之争,那我就反其道行之,寫一個小一點的。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國内曆史小說和曆史劇我都會看,姚雪垠先生寫的《李自成》,徐興業先生寫的《金瓯缺》,他們對于古代名物的考證、用詞的講究都非常紮實,這兩位先生對我影響比較大。

比如說《金瓯缺》裡面對于靖康之恥前的汴京繁華浮粉油膩的展現,寫出了當時《東京夢華錄》的質感;《李自成》裡有很多大段讨論明末經濟形勢的段落,雖說有些地方略顯堆砌,但表現方式是我所希望能夠達到的境界。

後來我寫東西,會盡量去考證當時的名物細節,來充實小說品質,也習慣性用财政、階級去分析曆史事件背後的原因,最後引着我來到人民史觀這個地方,我現在是堅定的人民史觀擁護者。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大明王朝1566》

曆史劇我看了“大帝系列”,從康熙到雍正到乾隆,包括《大明王朝1566》。那時候有的地方看不太懂,但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寫的時候其實也會無意識地模仿前輩們。

比如說《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裡經常會有一群人坐在開會,源頭是我看《大明王朝1566》開場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集嘉靖和嚴嵩幾個人開國家年度預算會議。我沒想到竟然會有曆史劇以開會作為開頭。“大帝系列”視角比較高,但一些思路邏輯還是相似的。

古人思維是僞命題

關于“曆史劇就要用古人思維去寫”的觀點,我覺得古人思維本身是一個僞命題。

《水浒傳》雖然寫的是宋代,但用的是明代人的思維方式和明代市井生活,《封神演義》也不是殷商那會兒的思維方式。往回捋,金庸、古龍、二月河先生的作品,都有現代人的意識在裡面,關鍵在于主角做的事情符不符合當時的社會邏輯。在這個規則之上,我們可能讓他做出一些現代觀衆認同的選擇。

比如說《大明》裡的豐碧玉,按理說明代的姑娘是不可能出來抛頭露面的,當時女性受到的禁锢非常嚴重。當你需要有一個女性在故事裡,就要給出一個理由。豐碧玉的設定是她爹天天在揚州待着不回來,弟弟又是纨绔子弟,沒辦法她隻能自己把火腿店的生意扛起來。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要百分百還原明代生态,我也覺得很難。考據工作是無窮無盡的,無論做得多細,它一定跟當時的真實形态有差距。

穿越到古代的寫法、寫作者帶着現代意識去寫古人,差别就在于限制本身。比如說我要寫一個人穿越回去,我可以肆無忌憚把現代人的思維放進去,執行人道主義,不能濫殺無辜;帶着現代意識寫小說的話,角色本身是古人,你要讓他既符合當時社會規則,也符合現代讀者預期。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比如古代沒有手機,《長安十二時辰》裡面,為了解決通訊問題,我設定了望樓,主角隻要聽到咚咚咚的鼓聲,他大概知道事情要發生了。其實望樓是不存在的,好多人看完劇去問專家望樓遺址,專家一臉懵,“沒這東西”。這是我原創的,但唐代的科技能夠實作,它既現代又古代。

一直以來我的創作方向,都習慣把影視鏡頭感或者說畫面感,放在小說的創作技法裡去。創作初衷是來自于井上靖的《天平之甍》,他講日本僧人在中國抄了一輩子佛經,想送回日本去,走了一半船沉了,僧人就眼睜睜看着經卷,像海草一樣向海中舒展,一點一點被浸透破壞,當時那種畫面感真的是太美了,像電影一樣。

當然我也有意識調整,寫完最新一部大部頭,立刻就會去寫一個小中篇,沒有什麼畫面,全都是文字蓄能,算是給自己的一種消解。

《顯微鏡下的大明》,是馬伯庸的“降燥”之作

關于做編劇,我當時的想法是:電影和電視劇,我各試一次客串完了,也知道不同的世界是什麼樣的,然後再回來寫小說的時候感覺可能就不同了。

選題目前還沒有枯竭,我有一個電腦裡放着一個目錄,大概有20多個開頭,有曆史也有一些科幻類、奇幻類的,沒事我就打開來看一看,看到哪個忽然有感覺了,就往下推進。

可能寫完這20多個故事才會有選題枯竭的情況。

才思枯竭這個經常會發生。有時候寫了一天,忽然發現寫不動了,這種情況我就會停下來,出去跑步或出去玩。我覺得靈感就像一隻貓,你越去抓它,它跑得越遠,但是你不搭理它,他一會兒就趴在你的鍵盤上來了。

我現在在寫的《食南之徒》,其實沒有任何計劃性,靈感來了就寫,也不太考慮一口氣寫完了直接出版。

我希望能讓自己寫得爽、寫得高興,是以我現在會在網上發一下,讓大家先看看。至于什麼時候寫完,我也不知道。

【文/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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