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萊美為何“撐腰”LGBTQ？

作者 | 丁茜雯          編輯 | 範志輝

“LGBTQ（即性少數群體）音樂人，使得2022年成為标杆之年。” 

這是LGBTQ+新媒體品牌《Them》在回顧2022年歐美樂壇時所做出的總結，而這一評價也在今年格萊美頒獎禮上得到了有效認證。 

在2月6日落幕的第65屆格萊美頒獎禮上，Sam Smith 、Kim Petras、Brandi Carlile等LGBTQ音樂人及支援這一群體的Beyonce、Lizzo等音樂人占據了格萊美半壁江山，并首度出現了涵蓋同志、雙性戀、跨性别類群的LGBTQ音樂人均獲獎的曆史性時刻。 

值得一提的是，“女同”歌手Brandi Carlile的兩個女兒及她的妻子也登上舞台擔任演出前的報幕，這樣公開亮相的女同歌手家庭，在格萊美也是難得一見。 

在大衆看來，如此種種，格萊美自2012年成為第一個取消性别分類的大型頒獎禮後，很可能在當下會要比以往更為公開地去支援LGBTQ音樂人。 

格萊美與LGBTQ的不解之緣

自1958年成立以來，格萊美實際上與LGBTQ群體有着難以割舍的曆史性緣分，不斷重新整理着這一少數群體音樂人的參與空間，為他們帶來主流層面的認可。 

早在1984年，格萊美就曾将最佳新人獎頒發給紅極一時的搖滾樂團Culture Club，這也令成員Boy George成為第一個公開獲得格萊美獎項的同志人士；而1971年以來，同樣身為LGBTQ人士的Elton John則數次提名和斬獲格萊美多個獎項，并在1999年被授予“格萊美傳奇獎”，更是在2000年的第42屆格萊美被授予“年度音樂關懷風雲人物”。 

那一年，他還與Backstreet Boys一同演繹了他在1975年發行的熱門單曲《Philadelphia Freedom》，而這首歌曲也是為紀念LGBTQ先驅人物Billie Jean King- John所作。 

不僅如此，K.D.Lang這一浸淫在怪誕與誇張中的另類鄉村風“女同”歌手，也同樣在多屆格萊美頒獎禮大放異彩。在1989年拿下最佳鄉村演唱合作獎後，K.D.Lang又在宣布“出櫃”的1992年，再度收獲了格萊美最佳流行音樂表演女歌手獎項。而正是K.D.Lang在公開“女同”身份後仍然能夠被主流音樂界無差别認可，也促使更多LGBTQ音樂人勇于站出來公開自己的感情世界。

同樣也是女同身份的搖滾歌手Melissa Etheridge，也曾于1993年、1995年兩度獲得格萊美最佳搖滾女藝人，掀起90年代女性搖滾熱潮。2005年，這位走在反歧視LGBTQ活動前列的先鋒歌手再度提名47屆格萊美最佳個人搖滾演唱獎項，其因乳腺癌化療首度公開的光頭形象與帶來的《I Run For Life》現場，也成為了“格萊美史上最偉大的50個瞬間之一”。 

此外，即便是非LGBTQ群體的音樂人，也同樣在格萊美舞台上創造了曆史性時刻。 

2011年第54屆格萊美現場直播中，Lady Gaga在演唱《Born This Way》時，登上高處強調了歌詞中“無論是同性、異性亦或是雙性、變性，西歐在光明的道路上前行，生來就有權利生存”的核心意義，這一舞台也在後來被看作是為LGBTQ群體發聲的格萊美經典現場之一。 

而今年的第65屆格萊美，對于LGBTQ音樂人則又展現了更具包容性的态度。 

在此前宣布的獎項最終入圍者名單裡，便有超過半數以上為LGBTQ音樂人；而在頒獎禮當晚，除了Brandi Carlile斬獲最佳搖滾歌手、最佳搖滾歌曲兩大獎項外，也出現了足以尤載入格萊美曆史的第一位跨性别獲獎者Kim Petras，其與同志歌手Sam Smith拿下最佳流行二人組/團體表演獎。 

對此，Kim Petras也強調：“我隻想感謝在我之前所有的跨性别傳奇人物，他們打開了這裡的門，讓我今晚能夠站在這裡。”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也打破了音樂領域傳統的二進制化性别與變性音樂人之間的性别高牆。

同時，憑借主題為緻敬LGBTQ群體的專輯《Renaissance》獲得4項格萊美大的Beyonce，也以總共32座獎杯成為史上獲格萊美獎最多的音樂人。在領取最佳舞曲/電子音樂專輯獎時，她表示已故的同志叔叔Johnny對其音樂審美影響頗深，并喊話LGBTQ群體，“感謝你們的愛，感謝你們創造了這一音樂流派”。

可以說，這一屆的格萊美，更加史無前例地将活躍在音樂領域中的LGBTQ歌手賦予了大手筆的主流認可。正如GLAAD副總裁 Anthony Allen Ramos在一份聲明中所言，“格萊美在提醒世界，LGBTQ群體在創作音樂方面是多麼地具有影響力”。 

LGBTQ如何影響流行樂壇？

LGBTQ群體在音樂領域中的活躍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細究起來，也正是因為這一群體的影響，反而為樂壇注入了别樣的靈感源泉。 

如Beyonce所提到的，LGBTQ群體所影響的舞曲熱潮，對Disco、House Music等有着極為重要的裡程碑意義。 在大衆認知裡，舞曲的源頭是為了沖擊占據電台主導地位的藍調音樂而形成的，其以快節奏、更具活力的音樂來吸引聽衆消費，也因其對聽衆的包容性，LGBTQ群體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舞廳的主要消費人群，而Disco也逐漸被部分人群打上了“同志音樂”這一标簽。 

當時，LGBTQ群體仍在公衆領域接受程度較低，也被不少高端優雅的Club拒之門外，這些少數群體便選擇将同樣被認為粗鄙的舞廳作為駐紮地，并在此将舞曲“發揚光大”。比如DJ Frankie Knuckles便在70年代中期将同志、變裝表演、舞曲派對結合，以震撼的表演現場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舞廳并被效仿。 

而随着舞曲從LGBTQ的音樂成為所有人的音樂，舞曲熱潮也從地上走進了主流，不斷影響着流行音樂的塑造。像2005年Madonna發行的舞曲《Hung Up》便在全球41個國家音樂榜登頂，創下吉尼斯世界紀錄。除此之外，像是靈魂樂、另類音樂、福音等流派也有LGBTQ群體的努力，George Michael、Ricky Martin等都是極具代表性的歌手。 

另一方面，LGBTQ音樂人也在打破性别概念，逐漸推動非二進制化的音樂制作。 以鄉村音樂這一流派舉例，其全盛時期所帶有的浮誇妝造、愛的表達主題兩大特色，便帶有着十分明顯的LGBTQ影子。 

随着Patrick Haggerty、K.D.Lang、Chely Wright等鄉村歌手在過去幾十年來大膽公開LGBTQ群體身份，其講述的那些被音樂行業拒之門外的關于初戀、心碎的愛情、單戀、孤獨、如何去治愈自己等非二進制角度的内容，也填補了一定的音樂空白。 

同時，Garth Brooks、Rascal Flatts等鄉村音樂領域的諸多知名歌手也在其作品中暗示着其對LGBTQ的支援，即便這些歌曲也曾面臨被電台、唱片公司撤下的風險，但也逐漸打破了鄉村音樂隻能以異性戀、白人涉及的傳統刻闆概念并影響至今。像2021年宣布出櫃的T.J.Osborne，便是第一個簽約主流鄉村音樂唱片公司的同志藝人，Allison Russell、Joy Oladokun等黑人LGBTQ鄉村音樂歌手也同樣獲得了大量聽衆喜愛。 

這一變化也是由于音樂行業或多或少被愈加開明的社會效應所影響，從長遠來看，繼續壓制LGBTQ鄉村音樂人的聲音，隻會令這一流派更加閉塞。畢竟，LGBTQ音樂人在流媒體時代到來之後，不再完全需要依賴唱片公司來将自己的音樂傳播出去，閱聽人也并非隻有電台這一途徑來發現音樂人。 

而屬于LGBTQ群體的大量聽衆，也逐漸因體極具黏性的忠實度和對音樂市場的高關注度，成為主流歌手們的重要支援者。

在Luminate去年釋出的《LGBTQ+音樂的力量報告》中便提到，LGBTQ群體平均每年在音樂上的花費更是比普通聽衆高出72美元，其中每月在音樂周邊上花費要比普通人群高出18%，每月在實體唱片消費比普通聽衆高出27%，購買黑膠唱片的可能性比普通音樂聽衆高 31%；在現場音樂上的支出比普通人群多 6%，特别是在音樂會上的支出高出15%。 

尼爾森音樂也曾形容，LGBTQ是“音樂産業不容忽視的聽衆群體，它們對于不同種類的音樂都有着強烈的興趣”。

不過，也正是是以，音樂人對于LGBTQ群體歧視與否的态度，間接成為了影響到其職業生涯的重要因素。比如，Dababy曾在2021年夏天公開在Rolling Lound音樂節上發表恐同言論，且起初拒絕向LGBTQ群體道歉遭受抵制，蝴蝶效應之下，Lollapalooza音樂節、Summer Of Soul音樂節等諸多演出也将其從名單上拿掉，而與其合作處熱單《Levitating》的Dua Lipa也為此與其割席。 

不可否認的是，LGBTQ對于演出市場的推動也是不容小觑的，這一群體作為一類音樂閱聽人，有着十分高漲的音樂消費熱情。比如2018年，在美國洛杉矶為LGBTQ群體舉辦的LA Pride音樂節， 便創下了洛杉矶西好萊塢地區48年以來首場門票售罄的演出記錄。去年，在意大利舉辦聖雷莫音樂節及IGLTA大會期間，也同樣湧入大量LGBTQ人群，根據GFK資料顯示，這一群體為意大利旅遊業創造了27億歐元營業額，在歐洲更是創下超過750億歐元營業額。 

而随着LGBTQ群體的音樂消費實力逐漸得到認可，為該群體所打造的音樂節、演唱會等演出活動也愈加多樣。像2019年，Troye Sivan與Chali XCX便一同策劃了Go West Fest音樂節，以此來慶祝LGBTQ群體的團結與包容、藝術性與創造力。側面來看，LGBTQ群體也在無形中推動着演出市場的多元化發展。 

從20世紀到如今，LGBTQ對于歐美樂壇乃至全球樂壇流行音樂的影響，可謂是水到渠成一般，這一群體不僅重新定義了流行，也将LGBTQ音樂人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如今的流媒體時代裡逐漸占據着穩固的一畝三分地。 

可以說，他們也正在現代音樂消費市場中，塑造着新的流行趨勢。 

結語

LGBTQ音樂人或支援LGBTQ群體的音樂人逐漸拔高的聲量，在樂壇之中已經形成一抹不容忽視的彩虹色，影響着閱聽人的審美認知。 

目前來看，歐美樂壇的性别界限其實已經在趨向模糊，可放眼全球，徹底打破藩籬仍是長路漫漫。 如Years&Years成員Olly Alexander曾向BBC所言，“我們熟悉的樂壇明星通常是在職業生涯中段或是末段取得較大成功後才會公開對LGBTQ的傾向，但這對群體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 

說到底，就算是Beyonce，雖在格萊美上感謝LGBTQ群體，也仍舊因其“同志違法”的迪拜演出一事被痛罵“虛僞”一樣，如何在重視LGBTQ中維持平衡，而不是僅僅因為“政治正确”或是宣傳噱頭貼近，才是最基本的尊重與包容。 

總的來說，LGBTQ在當下的音樂行業中所顯現出來的強大推動力已是不可忽視的。來到流媒體時代之後，不僅是消費音樂的方式發生變化，流行音樂也越來越關注這一少數群體。這也意味着，音樂人被授予了可以通過産業結構性的轉變在作品中表達自己的性認同的空間。 

而同樣的，唱片公司、版權公司等行業上遊僅僅在“驕傲月”或是特定時期才出現的商業關懷，也同樣急需改變。畢竟說到底，LGBTQ早已不再是限制音樂人作品上架的原因所在，反倒利于找回被音樂工業化所忽略的音樂理念和審美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