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翻譯成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橋梁。習近平總書記緻信祝賀中國外文局成立70周年強調，要更好向世界介紹新時代的中國，更好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為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讀懂中國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為翻譯界指明了立業方向。面廣量大的翻譯實踐需要理論的支援，翻譯研究成為學人試筆研習的領域，發展和完善中國的譯學研究體系，仍是重要的理論追求之一。
翻譯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須借鑒其他學科的相關理論來研究翻譯問題。跨學科研究能有效拓展學術空間，跨學科翻譯研究強調學科間的融合、互動與合作，具有開創性、包容性和開放性。新世紀以降，翻譯的跨學科研究步伐加快，形形色色的“翻譯學”和譯學新論接踵而至，知識生産蒸蒸日上。但翻譯學科的影響力仍有待擴大，不能僅僅局限在專業圈子内說文論道，有必要對跨學科翻譯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做一番探讨。
不同名目的“翻譯學”興起
目前，跨學科翻譯研究的廣度已明顯延伸。冠以“××翻譯學”或“翻譯××學”之類的“交叉學科”有61種之多，涉及的學科有哲學、美學、闡釋學、倫理學、社會學、生态學、地理學、傳播學、教育學、語言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思維學、安全學、文學、文化學、符号學、認知科學、交際學等二三十種。上述任何學科與翻譯學交叉，即可構成一門新的“翻譯學”，如哲學與翻譯學交叉構成翻譯哲學，安全學與翻譯學交叉構成翻譯安全學，社會學與翻譯學交叉構成社會翻譯學或翻譯社會學等，但隻是自成體系、自圓其說。就卷帙浩繁的翻譯論文而言，涉及的學科更是五花八門，除以上學科外，還有人類學、宗教學、叙事學、計量學、媒介學、風俗學、資訊論、控制論、模糊理論、博弈論、東方學、數字人文、遊戲學、認知神經科學、生物符号學、計算機科學與計算語言學等。
翻譯學如此廣泛交叉，研究效果如何？黃忠廉、王小曼認為，跨學科研究當下多處于概念借用研究的階段，也就是說跨學科翻譯研究仍處于概念借鑒研究的表層，尚未通過深入剖析各學科内部的關聯性而從本質上解決問題。這是一個學科交叉廣度和深度的問題，筆者的調查印證了這一結論。
以61種不同名目的“××翻譯學”或“翻譯××學”為關鍵詞，在知網上查詢曆年來各自發文的累計數，以說明學人對其關注程度和研究狀況。截至2021年底，名列前茅的有生态翻譯學（2868篇）、翻譯美學（1194篇）、社會翻譯學（也稱翻譯社會學，二者合計為226篇）、語料庫翻譯學（183篇）和翻譯詩學（163篇）等五種。生态翻譯學和翻譯美學發文數最多，在具有共同屬性的成員中“鶴立雞群”。根據原型範疇理論，61種“翻譯學”屬于相同範疇，具有“家族相似性”。範疇成員有中心成員和邊緣成員之分，具有更多共同屬性（成員之間有互相重疊的屬性）的成員是中心成員。經時間的檢驗，在61種“翻譯學”中，生态翻譯學、翻譯美學、社會翻譯學（翻譯社會學）、語料庫翻譯學、翻譯詩學等屬于中心成員，具有共同屬性，并受到譯界的普遍關注。細品起來，這幾種“翻譯學”确實代表着跨學科翻譯研究的不同有效途徑。
自創、傳承、引進和本土化
生态翻譯學是跨學科研究成功的一例，其翻譯理論常與跨學科聯系在一起。生态翻譯學最初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适應/選擇”學說為指導，探讨“翻譯生态環境”中譯者選擇與适應行為的互相關系、基本特征和規律。以2001年胡庚申在國際譯聯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的論文《翻譯适應選擇論初探》為發轫，後以新生态主義為理論主導，以生态翻譯的喻指和實指為研究取向，以揭示翻譯文本和翻譯活動中的生态理性與生态意義為學術要務，旨在以生态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統領并觀照翻譯行為與研究，是一種從新生态主義理論視角描述翻譯的研究範式。生态翻譯學是目前大陸翻譯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說，并不斷成熟。其最初借用适者生存的理論來解釋、催生翻譯學的知識形态和話語體系，建構可以進行自我解釋的知識形态，後又從新生态主義中汲取理論要素，生成可以自我言說的話語結構，逐漸形成以生态學和翻譯學交叉學科研究為特征的觀念架構。但許多跨學科翻譯研究隻是概念的簡單“搬遷”，收效甚微。
翻譯美學是翻譯學與美學的交叉學科，是傳承大陸經典美學思想的範例。1986年劉宓慶提出翻譯美學的基本理論構想，即運用美學基本原理分析、闡釋和解決語際轉換中的審美客體、審美主體和審美關系，是對翻譯活動中審美體驗一般規律的研究，對審美再現手段及翻譯美的标準的探讨。在此基礎上，1995年劉宓慶所著的《翻譯美學導論》傳承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明确了翻譯美學的感覺、想象、了解、再現等四級審美體系，強調翻譯審美再現的内容、手段和程式，提出翻譯審美移情論，是中國真正意義上比較全面系統的翻譯美學思想研究成果。該書全面揭示譯學的美學淵源，探讨美學對譯學的特殊意義，用美學的觀點認識翻譯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并運用美學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譯不同文體的審美标準，分析、闡釋和解決語際轉換中的美學問題。在充分認識翻譯審美客體（原文）和審美主體（譯者）的基本屬性基礎上，剖析客體的審美構成和主體的翻譯能動作用，明确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的關系，提供翻譯中審美再現的類型和手段，以指導翻譯實踐。劉宓慶認為，如果說美學在西方譯論史上有着影響至深的推動作用，那麼中國譯論與美學的關系就更加密切和持久了。中國傳統譯論從理論命題到方法論都與哲學—美學緊密相連。
近十年來，大陸學者努力汲取中國傳統哲學與文論要旨，應用《易經》思想、和合思想、“道器論”等，結合中國傳統譯論，重構翻譯學闡釋體系和中國譯學話語體系、學術體系，産生了“和合翻譯學”“共生翻譯學”“文章翻譯學”“大易翻譯學”“易譯學”等新論。遺憾的是，古為今用、借古論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上學說至今尚未被譯界廣泛接受。
語料庫翻譯學是“引進+本土化”的範例。與生态翻譯學和翻譯美學的路徑不同，語料庫翻譯學走先“引進”，再消化、應用、發展的本土化道路。貝克（Mona Baker）開辟了以語料庫為基礎的翻譯研究途徑，早在1993年即著有《語料庫語言學與翻譯研究：意義與應用》，并着手主持建立英語翻譯語料庫。王克非借鑒語料庫語言學的理念，率先倡導基于語料庫的翻譯研究，采用語内比較和語際對比的實證方法，發現和闡釋翻譯的普遍特征。王克非在國内最先提出語料庫翻譯學的概念：“語料庫翻譯學在研究手法上以語言學理論為指導，以機率和統計為手段，以雙語真實語料為對象，對翻譯進行曆時或共時的研究，代表了一種新的研究範式”。該定義清晰闡述了語料庫翻譯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注重從語言學、翻譯學理論的視角觀察、分析、描寫翻譯本質、翻譯過程以及翻譯現象，凸顯了語料庫翻譯學跨學科的屬性。
目前，中國語料庫翻譯學研究在語料庫規模、研制技術、加工深度和曆時複合等方面不斷創新，處于國際研究的前沿。國内許多機關甚至個人都建有用途不同、規模不一、制式各異的語料庫。比如，中國外文局等機關根據文化“走出去”的需要，主持建設了“中國特色話語對外翻譯标準化術語庫”和“‘中國關鍵詞’多語種對外資訊傳播平台”等具備一定規模、可供翻譯研究和查詢的語料庫。
社會翻譯學（翻譯社會學）是又一個“引進+本土化”的範例。其最早由霍爾姆斯（James S．Holmes）在《翻譯的名與實》一文中提出，但并未引起關注。直到21世紀前後，從社會學角度關注翻譯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譯學界召開專題國際會議、出版文集，借用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生産、場域、資本、符号商品、慣習和幻象等概念，旨在把翻譯行為置于宏大社會語境中進行研究，探析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因素及各翻譯中介之間的關系、角色及互相影響等；把翻譯看作一種社會現象，而不僅僅是一個語言間的轉換問題；把翻譯置于更大的領域來考察，強調社會體系對翻譯的制約作用，突出翻譯與社會、權力、話語的互相作用，形成翻譯的社會學研究模式。借鑒社會學的主流思想和方法，翻譯社會學已成為國内外翻譯研究的一個新路徑，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資料顯示，“企業翻譯學”“軍事翻譯學”“圖解翻譯學”“翻譯思維學”“翻譯語義學”“翻譯教育學”“翻譯經濟學”等已問世多年，卻少人問津，有的“翻譯學”關鍵詞資料甚至為零，有的“翻譯學”隻見相關論文一兩篇。另外，“國家翻譯學”“知識翻譯學”“生态口譯學”等在2021年建立，資料暫時空缺，其能否在今後的翻譯研究中落地生根尚未可知。
我們不是唯資料論者，不能隻看資料，而不顧學科的性質和類型。生态翻譯學、翻譯美學、語料庫翻譯學、翻譯社會學都以翻譯實踐為研究客體，把翻譯置于不同語境中，并采用其他學科原理或現代化的手段進行考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這些分支學科觸及翻譯的本質，疏通了翻譯的機理，也回答了翻譯實踐提出的問題，因而學習和研究者衆多。而“元翻譯學”（或稱“玄翻譯學”）、“理論翻譯學”“翻譯哲學”等少數分支是脫離翻譯實踐的形而上的研究，學理深邃且屬小衆科目，關注研究的人相對較少，産出的論文自然也少。
正确認識跨學科翻譯研究
廣度和深度是衡量事物的兩個次元。對翻譯研究來說，“廣度”要求理論能覆寫翻譯所及的各類現象，“深度”要求直抵翻譯的本質。翻譯作為一項複雜多元的社會活動，涉及作者、原文、譯者、譯文、讀者、贊助人、編輯、出版商等。翻譯和翻譯現象本身具有多元性、複雜性和普遍性特征，是以，翻譯研究是需要“廣度”的。翻譯研究又是一項學術活動。學術是系統專門的學問，是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單一的理論不能有效論證翻譯動機、翻譯思維、翻譯過程、譯文接受以及一定社會文化語境下影響翻譯的各種現象，除了事實論證外，還需要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模式與研究方法，從不同視角加以論證。這就涉及論證或研究的深度問題。在跨學科研究中，不是借鑒其他學科幾個術語、貼幾張标簽就是多學科的交叉融合研究。
目前，翻譯研究有廣度而無深度。翻譯研究邊界過度擴張，研究目标對象有“去中心化”的趨勢。對關聯學科的借鑒越來越多、視角增加，研究者也紛紛開始建構自我解釋的知識形态。學者們在時代大潮中不斷尋找新的突破，探索新的存在形式，呈現新的知識形态，形形色色的“翻譯學”不斷湧現，把翻譯研究帶向各自的領域。于是，知識生長呈現一個個分散的孤島，看似星羅棋布，實則互不相幹。除了早已成熟的語言學與翻譯學的深度融合之外，就是生态翻譯學、翻譯美學、語料庫翻譯學、翻譯社會學這些需要引證和探讨的知識體系了。
翻譯的跨學科研究既有客觀需要，也需主觀能動。“學”原指某一門類系統的知識，如實體學、化學、哲學、生物學等。随着知識分工越來越細，自成系統的主張、理論亦稱為“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二級學科之下的三級學科，都可稱為“學”。于是，翻譯學科漫無邊際地衍生出各種“學”來。而事實證明，隻有為數不多的“××翻譯學”或“翻譯××學”對翻譯學科建設有所裨益。
大陸譯學的跨學科研究大緻有三種模式：其一，“自上而下”，即從哲學高度考察翻譯現象，直抵翻譯本質和翻譯價值，廓清對翻譯的根本認識，以中國傳統哲學、倫理、美學思想為其理論特點。翻譯美學、翻譯哲學、倫理翻譯學、闡釋翻譯學等屬此模式。其二，“自下而上”，即總結歸納翻譯實踐經驗，加以概念化和範疇化，從實際經驗中提煉、升華理論，如語言翻譯學、口譯學等。此模式産生的理論經常不被稱為“學”，如黃忠廉的“變譯理論”、許淵沖的“三美論”、方夢之的“應用翻譯研究”等。其三，“借雞生蛋”，即借鑒相關學科的概念、範疇和理論架構，創立新的交叉學科。這種模式為近一二十年所常見，如借經濟學而生翻譯經濟學，借地理學而生翻譯地理學等。學人們過往慣用“自上而下”模式，其特點是譯論呈碎片化，集腋成裘。他們靠感悟、憑實學，旁搜遠紹，校短量長，前赴後繼，譯論的精粹代代相傳，自成一統。如羅新璋總結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四個概念，成為大陸翻譯理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翻譯學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翻譯理論按功能和源頭可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宏觀理論關注翻譯的普遍和根本問題，對翻譯實踐的指導主要是方法論、價值觀、認識論和翻譯思想層面上的；中觀理論受宏觀理論的支配和調節，是宏觀理論向微觀理論過渡的理論；微觀理論則來自實踐，受中觀理論的制約和調節，用于翻譯操作。有跨學科研究者好在宏觀理論上大張聲勢，而對微觀技巧不屑一顧，對中觀政策也缺乏系統研究。翻譯政策（此術語20世紀末引進，之前統稱為“翻譯方法”）的研究屬于中觀研究，目的是架設宏觀理論通向翻譯實踐的橋梁。國外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都有相應的翻譯政策。20餘年來，“翻譯政策”逐漸成為大陸翻譯研究關鍵詞中的第一高頻詞。國外政策理論如歸化異化、顯化隐化、改寫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釋中國的翻譯現象。大陸不少翻譯方法源于自下而上的推演、歸納和綜合以及經驗的概念化和範疇化，這曆來是學人們研究翻譯的主項和強項。如古代譯論中的“五不翻”“厥中”“會通”，近代譯論中的“以頓代步”“達旨”“兼顧兩面”等。但這些翻譯方法對一些标舉跨學科旗幟的研究者并不十分靈驗，究其原因，或是論者疏于實踐而無翻譯的感悟和靈性，或是缺乏系統的科研素養，或對傳統譯論一片茫然。中國當代譯論并不是沒有創造，隻是與翻譯事業的蓬勃發展落差較大。
翻譯研究者多有語言學或外國文學背景，但融通其他學科也并非易事。現在有一些不太懂（或根本不懂）其他學科的人，自诩為在做跨學科研究，實際上隻是蹭跨學科翻譯研究的熱度而已。翻譯的跨學科研究是常态，貫穿于翻譯理論的不同層次，需講究跨學科的廣度和深度，在“廣”上須持謹慎态度。毫不誇張地說，翻譯與大陸現當代學科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不是見風是雨、見獵心喜，有一絲關系就“跨”過去。應敬重一個“學”字，不是逢“跨”就必稱“學”。跨學科研究應從借用概念、術語的表層深入下去，走向不同學科與翻譯學互相作用、互相滲透的深層融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翻譯理論發展史研究”（20&ZD31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編輯：劉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