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沈建華：40餘年，在古文字天地裡的苦與樂

沈建華近照 作者/供圖

我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裡，父親從事文博工作，母親從事教育工作。1966年，我國小畢業。當時，同學、朋友之間流行私下互相交換小說看。由于我求書心切，曾用哥哥的自行車偷偷與朋友換了一部托爾斯泰的《複活》，作為以後換取世界名著的“資本”。因為當時學校停課，沒學可上，我幹脆在家沉迷于讀各國名著，好像活在另一個不同的世界裡。

13歲的我，覺得在書裡能找到精神寄托和快樂，可以忘記煩惱。幸而我家附近有個舊書店，是我經常看書、消磨時間的地方。有一段時間，我還每天去廢品收購站，等候抱成捆來賣“廢紙書”的人，我曾用低廉價格挑選了一套《中華活頁文選》，至今還記得當初興奮不已的心情。那時的我，饑渴讀書，泥沙俱下不分良莠，隻為打發時間。現在想來，我最初的知識大概就是這段時期積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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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冬，父親從上海博物館回到家接受政審，好在家裡還有一些曆史、美術、考古和甲骨、金文古文字等領域的書籍。他一邊寫材料，一邊偷偷讀司馬遷《史記》和陳夢家《殷墟蔔辭綜述》。後來，父親通過顧廷龍先生，從上海圖書館借到島邦男《殷墟蔔辭綜類》（以下簡稱《綜類》），對這部十年磨一劍、劃時代的甲骨工具書，簡直是愛不釋手。當時還沒有影印機，父親就讓我幫他抄錄其中“通用·假借·同義用例”和“檢字索引”的部分。

從那時起，我開始對甲骨文産生好奇與興趣，甚至在夢裡，滿眼都是甲骨文。二十年後，我來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當松丸道雄先生拿出島邦男《綜類》手抄本的原稿時，内心極其震撼，感慨萬分。已經去世多年的島邦男先生永遠不會想到，正是他的這部書，讓一個異國的年輕女子走進甲骨文的世界，改變了她一生。

1970年春，我到宿縣插隊，随身除了帶一些外國名著和傳記雜書外，還有父親送給我的一盒甲骨文卡片。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山東文史館制、左以修編的《甲骨塊字》，記有1155個方塊字，正面寫甲骨文，背面寫楷釋、國音和簡單注解，一種是本字，一種是普通字義，很像給幼童的看圖識字讀物。另有一部《文字蒙求》和天虛我生《白香詞譜》線裝本。

插隊那些年，我連續三次被推薦入上海外院和南大考古系。由于父親政審沒通過，我一次次被刷下來，對我的精神打擊很大。父親一邊寫信安慰我說，大學是沒有圍牆的，一邊給我定出了學習計劃。首先學會查《說文解字》，并開始閱讀早期甲骨文學者的著作，如朱芳圃、于省吾、吳其昌、楊樹達、商承祚等前輩，從不同學者考證蔔辭的釋文中，汲取他們的釋字方法。其中，唐蘭《殷墟文字記》（北大講義油印本）和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蔔辭通纂》《甲骨文字研究》等書，對我入門幫助極大，至今仍覺受益匪淺。

記得有一年我生日，父親從上海舊書店為我選購了一套石印袖珍本的12冊《經籍纂诂》和哈佛燕京學社出版的《周禮》引得工具書送我。郭沫若《殷契粹編》，我是一邊讀，一邊做筆記。父親還給了我不同時期的甲骨拓片，讓我試着鑒别蔔辭五個時期貞人集團文字風格演變的特點。對于一個初學者來說，這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須掌握的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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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我作為特殊人才從安徽省宿縣化肥廠調入安徽省博物館特級書畫庫房保管部。同年12月，我很榮幸地參加了吉林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古文字學會研讨會。會上代表對李學勤《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一文中的甲骨分期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争論和探讨。我宣讀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關于“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一點補充意見》。

《古文字研究》第一期在發排時，我的這篇小文被張政烺先生審稿退了。他不同意我的提法，托趙誠先生給了我一封信，信上說：

沈建華文不能用。經過修改也不能用。把曆組蔔辭提前到武丁時，這個學說建立不起來的，勉強拼湊幾個證據，似是而非，不能解決問題。鉛筆批字不要擦掉，可給作者看，如果是個上進青年，會感謝，不會恨我。

十四日（1980年1月）

張先生也許是不忍我走入歧途，看得起我，否則他也不會給我寫親筆信。我與張先生素不相識，竟然意外地得到他的教誨，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緣分，直到今天我仍對張先生心存感激。翻開這封珍藏40多年、帶着歲月斑痕的信，恍若隔世一般，總有一種說不清的感慨和怅然。

今天，李學勤先生的“兩系說”斷代，即“一個王世，不僅有一種蔔辭，一種蔔辭也未必限于一個王世”，這個簡短的24字“兩系說”，成為今天甲骨分期學上的經典名言，已得到學界普遍的認同。如果說，20世紀40年代，董作賓先生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那麼自70年代李先生則開啟了甲骨分期曆組蔔辭反思，建立了甲骨分期“兩系說”。新說已發展成為一個體系，對甲骨學研究産生了深遠影響。

80年代以來，甲骨文研究迎來了黃金時代，正是由于資料的集中，給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優越環境。将近十萬片的甲骨，應該怎樣更好地被不同專業的學者利用？1983年4月，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路，饒宗頤先生向我提出，要做一個“多快好省”、不同于以往版本的甲骨整理項目。經過反複權衡，覺得隻有做一個甲骨文分類詞彙索引，将已出版的每條蔔辭進行分類擇選抄出彙集，才可以被不同專業的學者利用。1984年4月，我回到安徽省博物館，這裡遠不如上海學術條件便利，于是我做了一個大膽決定：停薪留職，回到上海家中編《甲骨文通檢》。我的決定獲得了父母的全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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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經胡厚宣、李學勤先生引薦，我以補佐員非常勤資格，獲得了參加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丸道雄教授主持的“甲骨文字字釋綜覽”這部大型甲骨工具書項目的機會。

該書将浩瀚的甲骨文研究成果，用“釋字”的形式綜合彙總，以便于通覽進行編輯。該書編纂的目的是為今後甲骨文的研究發展做一個基礎性工作。從1904年至1988年間的1904部著作、計有471名作者的論文中，收錄了釋字總計約25000條目，按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甲骨文編》（1965年版）的格式進行分類編輯，收錄的釋字用表格形式按年代順序進行排列，有一目了然的效果。是以，該書編纂的意圖不僅僅局限于釋字的檢索，同時也能通過彙集的各文字的釋字縱覽，對文字研究史的概要有一個全面的梳理。

我被配置設定在高嶋謙一研究室，先做中國文獻論文釋字提要卡片，這些基礎工作使我既有飽覽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的豐富的甲骨書籍和海内外各種雜志的機會，尤其是台灣的古文字研究方面的雜志和書籍相當齊全，同時又受到高嶋先生嚴謹的工作訓練，這對我後來做學問的方法影響很大。

接着，我又整理了《甲骨文編》與《綜類》的文字互見編号工作。由于這兩部書在檢索體例上完全不同，從互見整理中，我才真正體會到《綜類》創造自然分類檢索的便捷優越性，而《甲骨文編》是按漢代《說文》部首，許多不識的甲骨文字、同字異體大量被放在《甲骨文編》卷十四之外的“附錄”裡，對于讀者檢索極為不友善。是以，高嶋先生索性把《甲骨文編》“附錄”按《綜類》體例制作了檢索表。1993年出版的《甲骨文字字釋綜覽》與島邦男《綜類》這兩部巨作，可謂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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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我告别了三年零九個月的日本旅居生活，應饒宗頤先生邀請，第二次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繼續完成與饒宗頤先生合作的《甲骨文通檢》編纂工作，先後出版了一至五分冊（先公先王貞人、方國地名、天文氣象、職官人物、田獵）。我來時，正值陳方正教授任研究所所長，他原是中大秘書長，有着豐富的行政工作經驗群組織能力，身為實體學博士的他，一直對傳統文化抱有與衆不同的科學現代化的思維和熱情。随着所裡各中心業務的拓展，不同學科來訪學交流的海内外著名學者日益增多，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發展進入了黃金時期，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張文化名片。

1988年，陳所長和劉殿爵教授着人策劃了先秦至南北朝傳世文獻電子資料庫，并出版逐字索引，對學界影響很大。1993年，饒先生邀請李學勤先生來所裡通路，演講的主旨是談近年新發現的出土簡帛文獻，對重新評估先秦學術史有着重大意義，由此也引發了陳所長的思考。1996年，陳所長重拾1983年的未了心願，向我提出建立甲骨文電子全文資料庫項目的工作計劃。時隔13年，終于在他的積極策劃推動下，一個繼“漢簡帛書電子資料庫計劃”之後，仍由饒先生領銜主持的“甲骨文全文電子資料庫計劃”很快得到了香港研究資助局的撥款資助。

在長達七年時間裡，我們建立了智能“甲骨文全文資料庫”，至今仍受到學界的歡迎。鑒于當時已結項的甲骨文資料庫存有種種局限性，2000年初，我和曹錦炎教授合編的《新編甲骨文字形表》（即《甲骨文字形表》）、《甲骨文校釋總集》20卷先後出版，榮獲2006年全國優秀古籍圖書二等獎和2009年教育部高等院校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七名。

沒有想到，我和這部書做伴，“一陷進去”就是十年，後來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我的喜、怒、哀、樂，它也早已融入了我的精神生活。回想起來，在中大度過的歲月，每每看着辦公室内堆存如山的筆迹斑斑的舊稿時，我好像走近了一面鏡子，再一次看到自己的過去，重新認識自己。有時候不敢相信，會問自己，當年内心那份執着和瘋勁兒是從哪兒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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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我結束了長達17年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工作，應李學勤先生邀請，于同年10月初到了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工作。在李先生的帶領下，參與了清華簡從清理、綴合，到釋文、編輯、整理、研究的整個過程。

想起我們面對楚簡，曾和李先生有過怎樣的驚喜和困惑，讓我體驗了夢想成真的快樂與滿足。

清華簡的綴合過程，越到後來越舉步維艱。有時候，一個星期也沒有太多進展，郁悶的情緒一直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直到有一天，被綴合的碎簡“在燈火闌珊處”等着你發現。多少個日子裡積壓的焦灼和困惑，都在那一瞬間消逝了，還有什麼比收獲帶來的欣喜、愉悅讓人更享受的呢？

那一年，我每天從中關園走到清華圖書館老館這座“神秘”的老房子裡整理楚簡，當時的心情幾乎帶着一種朝聖敬畏的感覺，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是李先生悄悄安慰我說：“建華，邊幹邊學吧！”我怎麼也沒料到，來清華一晃已有13年，是李先生引我進入誘人的楚簡領域，盡管愚鈍的我步履蹒跚，但打開了我生命中新的一頁。

2009年，李先生配置設定我做第一冊《祭公之顧命》簡釋文。熟悉《尚書》的學者都知道，它是一部古代政治文獻的彙編。不僅見于今古文《尚書》，同時也見于被稱為“孔子删《書》之餘”的《逸周書》記載。此書存疑相當多的病句，長期以來不受重視。

值得慶幸的是，在清華簡中，我們見到了《逸周書》中的《程寤》《皇門》《祭公之顧命》《命訓》篇。有關祭公謀父的史迹，傳世文獻很多，最詳細者莫過于《逸周書·祭公》篇。祭公謀父臨終告誡三公之語，見于傳世《禮記·缁衣》篇所引的《葉（祭）公之顧命》，又見于近年刊布的郭店楚簡和上博簡。清華楚簡《祭公之顧命》篇完整再現，與傳世本《逸周書·祭公》基本可以對應。我無法忘記最初的那幾個月，當看到楚簡展現的内容與傳世文獻相印證時，内心那種震撼興奮的心情，難以形容。

對我來說，在香港中文大學的17年裡相随在饒公身邊，那段日子恐怕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如果沒有編撰《甲骨文通檢》的機會，可能我将會是另外一種命運。我有幸遇上了出身實體學家的陳方正所長，他以鮮有的魄力、自信和遠見，構築他心之念之的中國文化研究的願景，并自始至終給予我信任與寬容。他不單為我提供了伸展學術生命的機遇，也讓我從中認識了自己。其實，我并沒有任何學曆，回顧40年來我在古文字這塊天地裡，不停地“拾麥穗”，老天終究不負有心人，還是給了我不少獎勵和驚喜。

對我來說，工作有興奮點，人生足矣！我會永遠記住父親送我的家訓——意大利畫家達·芬奇的名言：“一生沒有虛度，可以愉快的死，如同一天沒有虛過，可以安眠。”

（作者機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原文題目：學海無涯苦作舟

編輯：闫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