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拿破侖遠征埃及時，在埃及港灣城市羅塞塔，法軍上尉皮耶·布夏賀發現發現了一塊殘缺的石碑，後來被命名為“羅塞塔石碑”。石碑上刻有古希臘、古埃及與當時通俗體三種文字，其中古埃及文部分有殘缺，英國學者根據古希臘文讀出石碑記載的是托勒密五世的登基周年紀念文書，但古埃及文則無一人能夠辨識出來。
1822年，34歲的法國語言天才商博良（下圖），宣布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揭開了古埃及文的神秘面紗，是以今年是古埃及文字破譯200年。商博良能夠破譯古埃及文，最為重要的線索是“羅塞塔石碑”，上面的古希臘文、通俗體給破解提供了參照。
然而與西方破譯古埃及文的難度相比，中國在甲骨文破解上更具優勢，因為如今的漢字是由甲骨文演變而來，彼此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但自19世紀末發現甲骨文以來，迄今已有120多年，但隻破譯了一半，以至于如今相關部門給出“破解一個甲骨文獎勵十萬”的激勵。
那麼，在有漢字對照的情況下，中國人破譯甲骨文為何較為緩慢？其實，甲骨文的破譯比想象中的難度還要大，不信請看以下三個案例。
甲骨文破解難點之一：普遍缺少完整演化過程
2016年，中國文字博物館釋出了一則“甲骨文釋讀優秀成果獎勵計劃”公告：破解出一個甲骨文，獎勵十萬元。由于迄今還有3000餘甲骨文沒有破解，是以理論上有三個億獎金等待領取。
但在過去七年内，隻有一個字被完全破解，這就是“蠢”字，破譯者是複旦大學學者蔣玉斌。那麼，甲骨文被發現已經120餘年，為何之前無數學究天人的大師們都沒能破解蠢字，而直到前些年被蔣玉斌破譯了呢？
其實，關鍵問題應該是蠢字的演化鍊條不完整，中間少了一些演化步驟，即初始字形與後來字形之間缺少一定的演化環節。甲骨文中的蠢字非常簡單（見下圖），而後來的蠢字非常複雜，讓人很難将之聯系起來。
上圖四個字中，一與二、二與三之間缺少演化環節。如果蠢字初始字形與成熟字形之間，儲存了每一步演化環節，那麼估計國小生都能破譯甲骨文。
蔣玉斌先是确認下圖一字形是“屯”字，大緻搞清楚了蠢字的文字演化鍊，之後印證甲骨文與史書記載的内容，最終破解了蠢字。
甲骨文破解中，普遍存在上述難點，于是部分文字因為上下文、前後字形相對接近等原因容易破解，但也有很大一部分難以破解。
甲骨文破解難點之二：時代變化而被廢棄的文字
甲骨文是一個成熟的文字系統，但甲骨文上的文字并未定型，一直處于變動狀态，根據商代社會的變化而會改變，其中有些文字因時代變化而被廢棄。
以兵器戈為例，商代戈字（見下圖）有多種寫法，越到晚期越接近後來的青銅戈形象，這就說明商代兵器戈是不斷變化的，于是文字也在不斷變化。
與戈字類似的還有很多，還有比如“羌”字，起初“羌”字上還有繩索，反映在商羌戰争中俘虜了大批羌人；後來“羌”字上沒了繩索，反映出商羌關系可能有所緩和。
總之，甲骨文上的文字，往往都有多個字形，本質上都是根據時代變化而變化。在時代變化過程中，有些文字反映的東西還存在，于是文字傳承了下去；有些文字反映的東西不存在了，于是或出現大變化，或就徹底被棄用，這就造成了甲骨文破解的第二個難點。
甲骨文中的“我”，本來是一種帶有鋸齒的兇器，統治階層以此震懾統治者，即手持“我”大聲呵斥，但在商周文字中“我”不斷變化，後來鋸齒兇器完全看不到，“我”中反而帶有“戈”字形象，另外“我”字後來演變為第一人稱。下圖A是甲骨文，B是周初金文，C是晚周金文，D是秦代小篆。
幸運的是，周代還在使用鋸齒兇器“我”，是以“我”字被沿用至今，并成為了第一人稱。但還有很多文字不太幸運，因為很多器物或表達，在周代或在商代已經被淘汰不用了，于是導緻這些文字也被廢棄。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被廢棄的文字接近無解。
不僅如此，學者裘錫圭先生稱甲骨文為“特殊的俗體字”，可能不是商朝日常使用的文字，是以甲骨文上的不少文字未必傳承了下來，無法找到對應的現代漢字，這種文字無疑很難破譯。
甲骨文破解難點之三：普遍存在一字多義的現象
中國文字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多種意思，最簡單的比如“之乎者也”，在不同語境之下含義會有所差別。甲骨文中很多文字也存在一字多義的現象，這就給其破解帶來了第三個難點。
造字之初，文字數量很少，可能100個文字就足夠表達，但這種表達無疑非常模糊，不可能過于精确。随着時代發展的需要，文字數量也會不斷增加，到商代時文字愈發系統化，但受制于時代認知水準，無法達到“專字專用”的狀态，其實即便今天也無法達到，于是就必然會出現一字多義的現象。
甲骨文中一個字形，既是電字的初始字形，又是神字的初始字形，還是申字、伸字等的初始字形。還有一個字形，既是伏字的初始字形，還是包字的初始字形，而伏字與包字在意義上沒有什麼關聯性。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準确識别的話，就要依賴于意思明确的上下文内容，而一旦缺少上下文語境支援，那麼就很難識别出某個甲骨文。
與此同時，還有一種“一字多義”的現象，以二裡頭遺址中的一個陶文為例：
“二裡頭遺址”是夏朝晚期至商代早期的遺址，出土的陶文（見下圖）上有一個字很能說明問題。上圖陶文拓片中，圖1-4代表的箭矢，圖5-7是井，圖8代表的是什麼？
根據夏商的社會情況，現代學者分析指出，圖5-7不是現代取水的“井”，而應當是捕獵的陷阱，是以圖8的意思是有箭矢有陷阱的捕獵，即古人将箭矢捕獵與陷阱捕獵兩種方式結合了起來，用一個字來表述。
無疑，遇到這一類文字時，字形比較形象時，可能相對容易破解，但如果字形不那麼形象，破解難度就會變大。當然，由于這類文字包含多層意思，是以無論能不能破解意思，最終都很難找到對應的現代漢字。
除了上述難點之外，甲骨文破解中還存在時代不同帶來的認知偏差、甲骨文中衆多的異體字、以及甲骨文中的錯别字等等，這些都會增大識别的難度。
可以說，不是中國沒有商博良一樣的文字天才，而是甲骨文的識讀難度實在太高，是以如今才識别出一半左右，是以才有“十萬一字”的重金激勵。反過來說，古埃及文的破解也存在很多難點，比如文字不斷變化、演化鍊條缺失等與甲骨文類似的問題，但包括商博良在内的西方學者卻能破解，不得不讓人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