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南韓電影《寄生蟲》拿下第9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等4項大獎。在此之前，該片還拿下了第72屆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榈獎。南韓現實題材電影，再次閃耀國際影壇。法國電影評論家巴贊曾十分強調電影應該關注現實和民生，他談到“‘新現實主義’首先不就是一種人道主義，其次才是一種導演的風格嗎？”南韓現實題材電影對于悲情社會的聚焦，對于小人物的關懷，對于殘酷命運的描述，始終讓電影保持着飽含情感溫度，堅持着人道主義。
南韓現實題材電影的情感溫度，主要輻射于以下幾類電影中：以《殺人回憶》《那家夥的聲音》為代表的懸疑案件類、以《熔爐》《素媛》為代表的弱勢群體問題類、以《辯護人》《華麗的假期》為代表的政治事件類，以《梨泰院殺人事件》《韓公主》為代表的青少年問題類，以《釜山行》《恐怖直播》為代表的驚悚類，這些影片多取材于南韓現實問題或者真實案件，是沉悶社會的一記“驚雷”。
這些影片“炸響”的是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是對“惡”的反思。毫無疑問，社會問題的産生無疑有始作俑者，但關鍵在于要有一套完善的懲罰和執行制度。《熔爐》由基于真實案件創作的小說改編而來，而真實案件遠比小說更加慘烈。在真實案件中，遭受性暴力的聽障幼童多達30餘人，受害者年齡從7歲到20歲不等。而涉嫌性侵的罪犯竟有14人，卻在二審中進行權錢交易，最終隻被判緩刑并獲釋，判決結果令當事人和諸多群眾憤慨不已。
影片上映後觀影人次達466.2829 萬，占比約為南韓人口十分之一，影響力巨大，直接推進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稱《熔爐法》）、《社會福祉事業法修正案》（又稱《熔爐防治法》、《對殘障者實施性暴力等人權侵害預防對策特别委員會組成決議案》 的出台，南韓各地方也相繼出台了《學生人權保護條例》。此外，片中所揭露的階層問題、“前官禮遇”的司法問題都得到了公衆監督。
現實題材影片的觀賞性并不完全在于對暴力和抗争的展示，而在于人物内心情感張力的釋放。影片《寄生蟲》以“寄生”為隐喻，展現了南韓階級之間的沖突。樸社長不經意間對于“氣味”的介意，觸動了蝸居于地下室的金家的敏感神經，一場試圖颠覆差距的陰謀開始了。樸社長也并不是臉譜化的富人，他悉心守護自己的小家庭，甚至願意在百忙之中陪兒子玩假扮露營的遊戲。最為巧妙的是，導演還設計了忠淑這一夾在兩個階級中間的人。忠淑本常服務于富人階級，因為丈夫而陷入窘境，隐瞞着丈夫寄生于樸家的事實。導演将不同人物的心理狀态都細緻勾勒出來，并沒有給予一味的同情或批判。
現實題材電影不僅是“鏡中世界”，更是推動社會進步、影響社會程序的正義力量。近年來中國的現實題材電影也讓原本“缺席”的關注得以回歸。2018年7月，改編自真實案例的《我不是藥神》，用中國長期存在的醫療現狀扣響了觀衆的内心，“看病難”問題再次引發強烈共鳴。影片最終獲得了31億元的票房，位居國産電影票房前十，并引起政府關注，推動醫療改革。歌德曾說，“不管你們的頭腦和心靈多麼廣闊，都應當裝滿你們時代的思想感情。”時代給予了電影創作靈感，電影也必然為大衆而創作！
可以看到，電影一直在與社會發展同頻共振，可以看到，美國的明星制和類型片完善着電影工業體系，優化了電影的産業化路徑；數字技術拓展了人類想象力的邊界，卡梅隆制造的深海呼喚和萬物互聯，讓技術和藝術碰撞出了星光四溢的火花；重溫曆史、反思戰争、回望英雄，凸顯着人文關懷和倫理思考，那一串串名單、一張張無辜的笑臉、一聲聲絕望的求助，不斷呼籲着和平；溫馨的空間、詩意的氛圍和浪漫的故事，是電影的藝術底色。
而能否引導兒童成長，更是當下電影社會功能所需思考的；日本和南韓電影也是世界電影不可忽視的部分，一個從家庭空間營造“物哀”之情，一個從真實案例揭露社會問題，他們或彰顯靜默之美、或張揚抗争之力，都在從不同角度展現東方美學與文化思辨。總體來看，參差多元的電影風格，才是世界電影蓬勃發展的動力之源。
饒曙光：現任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電影資料館原副館長（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電影家協會原秘書長、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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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君（中國台港電影研究會演藝工作委員會會長）-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