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韩国电影《寄生虫》拿下第9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等4项大奖。在此之前，该片还拿下了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韩国现实题材电影，再次闪耀国际影坛。法国电影评论家巴赞曾十分强调电影应该关注现实和民生，他谈到“‘新现实主义’首先不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其次才是一种导演的风格吗？”韩国现实题材电影对于悲情社会的聚焦，对于小人物的关怀，对于残酷命运的描述，始终让电影保持着饱含情感温度，坚持着人道主义。
韩国现实题材电影的情感温度，主要辐射于以下几类电影中：以《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为代表的悬疑案件类、以《熔炉》《素媛》为代表的弱势群体问题类、以《辩护人》《华丽的假期》为代表的政治事件类，以《梨泰院杀人事件》《韩公主》为代表的青少年问题类，以《釜山行》《恐怖直播》为代表的惊悚类，这些影片多取材于韩国现实问题或者真实案件，是沉闷社会的一记“惊雷”。
这些影片“炸响”的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对“恶”的反思。毫无疑问，社会问题的产生无疑有始作俑者，但关键在于要有一套完善的惩罚和执行制度。《熔炉》由基于真实案件创作的小说改编而来，而真实案件远比小说更加惨烈。在真实案件中，遭受性暴力的听障幼童多达30余人，受害者年龄从7岁到20岁不等。而涉嫌性侵的罪犯竟有14人，却在二审中进行权钱交易，最终只被判缓刑并获释，判决结果令当事人和诸多民众愤慨不已。
影片上映后观影人次达466.2829 万，占比约为韩国人口十分之一，影响力巨大，直接推进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称《熔炉法》）、《社会福祉事业法修正案》（又称《熔炉防治法》、《对残障者实施性暴力等人权侵害预防对策特别委员会组成决议案》 的出台，韩国各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学生人权保护条例》。此外，片中所揭露的阶层问题、“前官礼遇”的司法问题都得到了公众监督。
现实题材影片的观赏性并不完全在于对暴力和抗争的展示，而在于人物内心情感张力的释放。影片《寄生虫》以“寄生”为隐喻，展现了韩国阶级之间的矛盾。朴社长不经意间对于“气味”的介意，触动了蜗居于地下室的金家的敏感神经，一场试图颠覆差距的阴谋开始了。朴社长也并不是脸谱化的富人，他悉心守护自己的小家庭，甚至愿意在百忙之中陪儿子玩假扮露营的游戏。最为巧妙的是，导演还设计了忠淑这一夹在两个阶级中间的人。忠淑本常服务于富人阶级，因为丈夫而陷入窘境，隐瞒着丈夫寄生于朴家的事实。导演将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都细致勾勒出来，并没有给予一味的同情或批判。
现实题材电影不仅是“镜中世界”，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影响社会进程的正义力量。近年来中国的现实题材电影也让原本“缺席”的关注得以回归。2018年7月，改编自真实案例的《我不是药神》，用中国长期存在的医疗现状扣响了观众的内心，“看病难”问题再次引发强烈共鸣。影片最终获得了31亿元的票房，位居国产电影票房前十，并引起政府关注，推动医疗改革。歌德曾说，“不管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时代的思想感情。”时代给予了电影创作灵感，电影也必然为大众而创作！
可以看到，电影一直在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可以看到，美国的明星制和类型片完善着电影工业体系，优化了电影的产业化路径；数字技术拓展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卡梅隆制造的深海呼唤和万物互联，让技术和艺术碰撞出了星光四溢的火花；重温历史、反思战争、回望英雄，凸显着人文关怀和伦理思考，那一串串名单、一张张无辜的笑脸、一声声绝望的求助，不断呼吁着和平；温馨的空间、诗意的氛围和浪漫的故事，是电影的艺术底色。
而能否引导儿童成长，更是当下电影社会功能所需思考的；日本和韩国电影也是世界电影不可忽视的部分，一个从家庭空间营造“物哀”之情，一个从真实案例揭露社会问题，他们或彰显静默之美、或张扬抗争之力，都在从不同角度体现东方美学与文化思辨。总体来看，参差多元的电影风格，才是世界电影蓬勃发展的动力之源。
饶曙光：现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资料馆原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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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君（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演艺工作委员会会长）-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