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經痛罵章士钊是“落水狗”，并且對章士钊口伐筆誅，留下了很多罵章士钊的文章。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章士钊的女兒章含之也被連累了，被人們說成“小落水狗”。
為這事，章含之一直耿耿于懷，十分痛恨父親的“黑曆史”。而且在和毛主席讨論時，對父親的“黑曆史”也頗有微詞。
但是毛主席對章含之的态度十分不滿意，斥責：你要正确認識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簡單。你知道行老年輕時《蘇報》一案是怎麼回事？
行嚴是章士钊的筆名，而出于對章士钊的尊重，以及感激他幫助革命的貢獻，毛主席尊稱他一聲行老。此事毛主席明顯就是斥責章含之什麼都不懂，對于所謂大“黑曆史”，毛主席也并不滿意這個說法。
章含之隻看過魯迅的文章，把魯迅的一家之言當成金科玉律，連怎麼回事都沒了解清楚就指責其父的“黑曆史”，這一點毛主席不滿意，于是對她解釋道：“行老青年時代是個反對滿清的激進革命派呢。我們誰都不是天生的馬列主義者。他一生走過彎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從毛主席的話中，我們能得出兩個重要點，一是章士钊青年時代是一個反對滿清的激進革命派；二是章士钊在一定時期内走過彎路。第一點就是指《蘇報案》，第二點就是指“三·一八慘案”，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這兩大重點事件。
《蘇報案》
《蘇報》最開始隻是一個小報紙，每天報道的無非也就是市井瑣事，但是在陳範接收之後，《蘇報》就變得不一樣了，報道的全部都是革命事件，同時對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大為贊揚。
當時是1903年，還是晚清政府所統治，權力被清朝皇室、保皇黨所把持，革命派被圍追堵截。《蘇報》的改變使各地革命派和愛國學生有了一塊輿論陣地，同時他們的行為、思想被傳播出去，更多的人意識到了革命的重要性以及革命所帶來的影響，于是紛紛投入革命隊伍中。
《蘇報》撰稿人有章太炎、蔡元培、鄒容，主筆有章士钊，支援者有孫中山、陶成章等大佬。從這一系列的名字上就能看出當時《蘇報》的分量。他們堅持反對皇權政治，痛罵皇帝和清政府，同時鼓吹革命的言論，把革命視為神聖寶物，更是推薦《蘇報》刊登的《革命軍》成為國民必讀的第一教科書。
《革命軍》的作者是鄒容，作序是章太炎，題簽是章士钊。
這本書被譽為中國近代《人權宣言》，從輿論上高歌革命，在國民中傳播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戊戌六君子”之後，他們仍舊不畏清政府的屠刀，高舉革命義旗，這一點上非常難得的。而在這個過程中，章士钊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激進的革命派，=。
能夠在黑暗中舉起一束革命的火把，這也是需要勇氣的，而且章士钊他們就具備這個勇氣。他們知道此舉可能會遭到清政府的圍剿，但是為了中國之革命，為了民族的未來，他們需要站出來。這是值得我們尊敬的，誠如章太炎所說：天命方新，來複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于雲表者，為我為爾，坐以待之。
由于豎起了革命的火把，《蘇報》很快就遭到了清政府的打壓。當時負責“檢查革命黨事”的是俞明震（江蘇候補道，魯迅的老師）。俞明震特意知會了《蘇報》負責人，吳敬恒、陳範、章士钊、蔡元培、鄒容相繼出走，但不幸的是章太炎沒能出走，被捕入獄。
在章太炎被捕之後，鄒容也放棄出走，選擇與章太炎一起被捕。人生得一知己何其難，鄒容的舉動像極了伯牙碎琴。而對于他們，我突然想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詩：“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在這裡要說一下，章士钊能出走的主要原因，他自己認為是：而當時乃以無署名之着作，得免于禍，或謂治是獄者，為山陰俞君，與餘有素，特置不究。
他認為自己刊登的著作無署名，是以自己能躲過一劫，實際上這一點不存在，因為他在《革命軍》一書上題簽了。是以主要原因就是山陰俞君（俞明震）為他從中周旋。“有素”是指俞明震的兒子俞大純經常跟着章士钊一起為革命東奔西走，俞明震自身本身對革命也有同情之心。
章士钊沒有署名這件事隻是友善俞明震為他開脫。就像抓捕要犯周樹人一樣，抓周樹人和魯迅有什麼關系？同樣的道理，抓捕要犯章行嚴，抓章行嚴和章士钊有什麼關系？在俞明震的保護下，章士钊幸免于難，革命的一絲火種被儲存了下來。
而章士钊在此之後加入了華興會，這個華興會最後并入同盟會，組成了一個由孫中山上司的全國性革命政黨。對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曆史上的意義不言而喻。
就從這一點上看，章士钊是一個堅持反帝反封建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激進的革命派。是以很多人說，尤其是魯迅說章士钊是反動派的爪牙時，毛主席對此不屑一顧。你的老師都保護人家幹革命，然後你又說人家是反動派的爪牙，這合理嗎？這科學嗎？這不科學。
要知道章士钊對革命的貢獻很大，一方面加入同盟會，另一方面還給早期的共産黨籌措留學經費（兩萬多銀元），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蔡和森、李立三等人去法國留學還是要感謝章士钊的。
三·一八慘案
魯迅痛罵章士钊是“落水狗”有兩點原因，第一點就是章士钊合并北京八所大學，第二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三·一八慘案。
第一點簡單說一下，就是當時章士钊主張合并北京八所大學，要整頓學風。這一點主要是因為章士钊的政治觀點，當時章士钊主張聯邦制，宣稱應該放棄約法，立國會。
如果說隻是堅持自己的主張，那麼自然沒問題，問題就是章士钊在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時候損害了學生的利益，這一點就是毛主席說的“走彎路”。
當時在撤銷女師大的時候，引起了學潮，而負責此事的楊蔭榆又是支援章士钊的人，是以用軍警鎮壓了學生，同時引起魯迅的不滿。我迅哥是誰啊，天不服地不服，見誰都想怼。就憑這脾氣，魯迅開始怼章士钊。
章士钊是教育總長，魯迅隻是一個小官，是以章士钊就罷免了魯迅的職位。結果魯迅把章士钊告上了法庭，而且憑借自身學術，告赢了章士钊，拿回來自己的職位。
為什麼我要特意說這一點？我想表示的就是當時章士钊雖然深得段祺瑞重視，但是章士钊并沒有利用自己教育總長、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身份幹擾司法，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關系到後文的“三·一八慘案”中章士钊所扮演的角色。
“三·一八慘案”時，有媒體認為章士钊是慘案的主謀，這個媒體就是《世界晚報》。但是實際上當時章士钊在天津。且不說章士钊人在天津，就算章士钊在北平又能如何？他隻是一個教育總長、司法總長、政府秘書長，他根本沒有權力幹涉軍警事務。當時掌握北京軍警的是鹿鐘麟（國民軍前敵總司令），馮玉祥的人，段祺瑞政府隻是一個吉祥物。
為什麼《世界晚報》扯章士钊？主要原因是《世界晚報》曾經跟段祺瑞的兒子打過官司，結果就是《世界晚報》敗訴了。而當時章士钊是司法總長，段祺瑞的紅人。《世界晚報》認為章士钊為了讨好段祺瑞，是以利用關系幹涉了司法，導緻敗訴。
于是《世界晚報》對章士钊口伐筆誅，而章士钊也是發聲斥責《世界晚報》。但是章士钊的聲音沒人聽，因為章士钊當時有兩個問題，第一是他的人楊蔭榆曾經幹過類似的事（鎮壓女師大學潮），第二就是他是段祺瑞政府的高官。
“三·一八慘案”的主要内容就是指控段祺瑞政府鎮壓人民群衆、愛國學生所造成的慘案。
事情的開端就是國民軍（馮玉祥）與奉系（張作霖）開戰，而張作霖在日軍軍艦的掩護下進逼天津大沽口，為了反擊，馮玉祥所部在大沽口海域布下了水雷，并且炮擊日本軍艦。
日本迅速聯合英美等帝國，指控段祺瑞政府違反了《辛醜條約》，是以勒令段祺瑞政府解除大沽口的防務。在這個時候，段祺瑞表示《辛醜條約》規定大沽口、北京一帶的炮台要削平，但是條文沒有規定對水路的要求。弱國無外交，段祺瑞的聲音沒人聽，列強偏袒日本和張作霖，強行要求段祺瑞解除大沽口的國防設施。
在這個時期，愛國學生和廣大群眾群情激憤，紛紛要求段祺瑞政府反抗“八國通碟”。但是段祺瑞政府衛隊鎮壓了學潮，并且在之後下令通緝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徐謙等人，同時文壇迅哥也上了黑名單。
“三一八慘案”的影響非常大，魯迅稱這一天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同時中國知識分子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而作為段祺瑞政府的一員，章士钊也沒少被罵。尤其是段祺瑞政府倒台之後，魯迅更是罵章士钊為“落水狗”。
擔任段祺瑞政府的一員，鎮壓女師大學潮，這也就成了章士钊的“黑曆史”。毛主席認為章士钊确實走了彎路，但是不至于被罵“落水狗”，因為很多事并不是章士钊能決定的。在槍杆子出政權的年代，章士钊這樣的文人很難有大權力，更别說指令北京軍警了。
沒有天生的馬列主義者，章士钊雖然走了一些彎路，但是最後還是選擇了馬列主義。而且結合章士钊的貢獻，毛主席認為章士钊對革命還是有功的“大部分是好的”。
章士钊對革命的貢獻
最後我們提一嘴章士钊對革命的貢獻。
1：支援革命
加入同盟會這件事不用多說，傳播革命思想這一點也不用多說，我在這主要說一下兩萬塊錢的事。
在早期的時候，中國共産黨十分困難，就連送共産黨黨員出國留學的費用都沒有。而在這關鍵時刻，章士钊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中國共産黨募捐了兩萬銀元，是以大批幹部才得以出國留學。
這兩萬塊錢是什麼概念哪？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毛主席在北大圖書館的月收入隻有8塊錢，一年不吃不喝勉強能攢下96塊錢。要想養活這批留學生，毛主席要不吃不喝工作208年。你想想這在當時是多麼大的一筆錢。
值得說一下，當時迅哥在北京買了一個四合院，也才三千多塊錢。有人拿錢買四合院，有人拿錢支援革命，然後拿錢買四合院的人說拿錢支援革命的人不是革命派。我感覺這樣不太好，作為段祺瑞政府的一員，章士钊積極支援革命，就這一點能坐實他革命派的身份，而不是反動派。
2：營救李大钊、陳獨秀
李大钊和陳獨秀先後被奉系、國民黨抓捕。李大钊和陳獨秀合稱“南陳北李”，對中國共産黨的影響更不用提了，都是共産主義運動的先驅，而且都是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這兩位在曆史書上、紅色電視劇、電影上頻頻出現，足以證明兩人對中國共産黨的影響以及這兩人的地位。
而在他們被捕之後，章士钊先後參與了營救李大钊、陳獨秀的工作。
營救李大钊的時候，他曾四處奔走，找到張作霖的朋友潘複，盡可能的為李大钊說情，試圖能讓張作霖回心轉意。奈何受日本所影響的張作霖不顧輿論的反對，強行宣判李大钊死刑。
營救陳獨秀的時候，他親自擔任陳獨秀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與檢察官展開唇槍舌劍般的辯論，最後成功讓法庭改判，陳獨秀幸免于死。
在國民黨的“圍剿”下，所有人都對共産黨避之不及，唯恐擔上“共黨分子”的政治名聲，但是章士钊卻不顧個人安危，試圖營救他們，這一點非常難得。
3：解放戰争時動員程潛
當然最大的一個貢獻就是在解放戰争時期動員程潛，而程潛的和平起義也是解放軍能和平解放湖南的重要原因。
程潛是一個“老資格”，當初追随孫中山幹革命，對章士钊的還是挺熟悉的。也正是因為這層身份的關系，是以他對章士钊的警惕性比較小，同時也比較容易接洽。
章士钊開門見山就說：“你我相交并非一日，據我看來，毛潤之乃中外曆史上的偉大人物，共産黨有能力把國家搞好。仁兄難道就對新中國袖手旁觀？”
程潛明白章士钊的意思，但是程潛有自己的顧慮。章士钊不是國民黨，但是自己是。共産黨能接納章士钊，但是能接納自己嗎？要知道自己可是共産黨說的“國民黨戰犯”啊。
在一番交談中，章士钊才明白程潛的顧慮，于是把這份顧慮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表示程潛是老革命，被蔣介石所裹挾也是在所難免的事，隻要站在人民的這一邊，以往的事既往不咎。
在章士钊的一番活動下，程潛最後率領三湘健兒宣布和平起義，湖南和平解放。此舉大大推動了解放戰争的程序，同時也免于湖南遭受戰亂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