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内某網站一則“‘重生之性轉朱元璋’獲雨果獎（Hugo Award）提名”的新聞引起不少國内科幻、玄幻、奇幻類文學作品愛好者關注，報道稱這篇實際上名為《成為太陽的她》（She Who Became the Sun）的曆史穿越類玄幻作品獲得2022年度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類提名，并稱“這本小說以朱元璋為原型，講了一個朱元璋的妹妹替死去的朱元璋，推翻蒙古帝國統治，一統江山的故事”。
該網報道的措辭似乎暗示，這位作者及其作品是一名中國人。但實際上作者雪莉.帕克.陳（Shelley Parker-Chan）是一名始終不願明确自己族裔甚至性别屬性，原居住于馬來西亞、紐西蘭，現定居澳洲的青年作家，《成為太陽的她》是其處女作，其在發表後獲得《今日美國報》上著名書評人施弗爾（Eliot Schrefer）3.5星高分（滿分4星），是以獲得重視，其在西方史詩類玄幻作品中罕見的、迥異于傳統上脫胎希臘、羅馬或北歐神話“世界觀”的構架令歐美書評家耳目一新，加上其中又引入了“亞洲式權謀”這一在歐美十分新鮮的概念，和“性别取向和身份認同”這一在當代西方十分“時髦”的概念，是以赢得不少好評，其中最高贊譽為《軌迹（locusmag）》2021年7月号著名書評家布爾克（Liz Bourke）和布朗（Alex Brown）給出的“叙事宏大”、“權謀描寫令《名為和平的荒蕪》（ADesolation Called Peace，美國著名玄幻作家馬婷Arkady Martine代表作，本屆也入圍同一獎項）中的橋段宛如兒戲”。
但對于這部作品的“差評”也非常多。如一些書評批評該書“矯揉造作”、“故作深沉，架構宏大而内容蒼白”，認為作者“文筆稚嫩，不足以駕馭龐大的架構”，有人認為作品“冷酷無情，缺乏文學創作者應有的人文關懷”。一些華裔評論者則曾含蓄批評，作者“有堆砌時尚和異國文化元素媚俗之嫌”，更有華裔讀者表示，“這就是大陸和香港流行爽文連載網站上爛大街的‘明穿文’，而且遠不是寫得最好的一類”，“這樣的爽文能入圍隻是因為她是用英語寫的”。
不過《成為太陽的她》的确入圍2022年度雨果獎“最佳小說”（Best Novel，這是“最佳長篇獎”的正式名稱）獎項（英語40000詞以上作品）提名，這一提名系從2020年和2021年世界科幻大會（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s）全部成員中共計1368張有效提名選票（Worldcon）中取排名前六者産生的，在圈内有一定代表性。《成為星星的她》在全部六部入圍作品中排名第六，而排名第一的恰是被書評家用于類比的《稱為和平的荒蕪》。另外五部作品為錢伯斯（Becky Chambers）《銀河系與内陸》（The Galaxy, and the Ground Within）、阿奧基（Ryka Aoki）《罕見的星光》（Light From Uncommon Stars）、克拉克（P. Djèlí Clark）的《吉恩大師》（A Master of Djinn）、威爾（Andy Weir）的《冰雹瑪麗計劃》（Project Hail Mary），最終花落誰家尚需等待，但過度渲染《成為太陽的她》中“中國元素”，恐怕至少并不十分恰當。
實際上，自1953年創立至今，雨果獎并不缺乏“中國元素”。
1984年，美國華裔作家（出生于美國密蘇裡州）伍家球（William F. Wu）以短篇《王先生的失物商店》（Wong's Lost and Found Emporium）榮獲當年雨果獎、星雲獎和世界奇幻獎三大幻想文學類大獎短篇小說獎提名，兩年後他的短篇《洪先生的虛張聲勢》（Hong's Bluff）再獲同年雨果獎、星雲獎兩大短篇小說類提名，但五次提名無一獲獎；1991年，出生于美國紐約的華裔作家姜峰楠（Ted Chiang）以《巴比倫之塔》（Tower of Babylon）獲得雨果短篇小說獎提名，2002年他憑借《地獄是上帝不在的地方》（Hell Is the Absence of God）首獲雨果獎短篇小說獎，此後他先後在2007（《商人和煉金術士之門》TheMerchant and the Alchemist's）、2009（《呼吸》Exhalation）和2010（《軟體的生命周期》The Lifecycle of Software Objects）三次獲得同一獎項，并另獲得四次星雲獎（Nebula Award）、三次軌迹獎（Locus Award），是當代有影響的中短篇玄幻作家之一。
2012年，出生于中國蘭州的美籍華裔作家劉宇昆以《手中紙，心中愛》（The Paper Menagerie）同時獲得當年度星雲獎和雨果獎短篇小說獎，成為迄今唯一同時同年度斬獲這兩項獎的華裔；2013年9月，他以《Mono no Aware》再獲雨果獎最佳短篇小說獎。
2015年，中國作家劉慈欣以《三體》(TheThree-Body Problem）斬獲雨果獎最佳小說獎；2016年，中國作家郝景芳以《北京折疊》（Folding Beijing）斬獲“最佳短篇獎”。他們也是迄今僅有的兩位獲得雨果獎真正中國選手。另，2017年劉慈欣《三體3》獲得最佳小說獎提名但落選，這也是中國籍作者迄今最後一次獲得雨果獎提名。
顯然，相對于中國人口基數及作者、作品數量，區區兩次獲獎和若幹次提名顯得頗不相稱，對此，評論家的解釋大同小異，包括“這是英語獎項，中國作品翻譯不力”、“東西方口味不同”、“中國市場太小、創作人數不足”等。
不能說這些說法沒有一定道理，如2010年以來雨果獎出現過于偏愛女作家、非白人作家，片面強調“進步屬性”等潮流，并在2015年前後引發白人男性Worldcon擁有者集體“刷榜”的鬧劇，但片面強調這些客觀因素，忽視中文科幻、玄幻和奇幻作品自身問題，也是不可取的。
從翻譯上看，中文科幻、奇幻作品至少在雨果獎層面并不吃虧：本身是出色華裔科幻作家和獲得雨果獎最多華裔作家，漢語、英語和科技術語都很娴熟的劉宇昆熱心中外科幻、奇幻和玄幻文化交流，代理了大批“頂流”中國作家的英文版翻譯和推介工作，《三體》系列和《北京折疊》的獲獎，他作為翻譯都名列獲獎者名單之中，其工作之努力、勤勉有口皆碑，那麼何以《三體3》獲提名而落選，其他作家的作品甚至連提名都拿不到？難道能一味責怪“翻譯不力”？難道我們還能找到比劉宇昆更專業、更熱心的“雨果獎敲門磚”？《三體3》落選時，有國外書評者遺憾作者“大劉”勾勒出一個“與時代背道而馳的大男子主義世界”，這難道僅僅是吹毛求疵？國内一些圈内人士則指出，部分作者因種種原因，被束縛了“幻想的翅膀”，而另一些作者沉醉于“點贊圈錢”，把大量精力用在灌水、代言，批發大量經不起推敲和沉澱作品上，甚至為趕進度不惜動用“非常手段”，這些難道也都是空穴來風？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希望中國元素在雨果獎等國際平台上早日煥發應有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