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絕後的古代類書
永樂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的年号，這個年号從1403年一直使用到1424年。永樂時代，是明朝國力強盛的時代。遷都北京、建設紫禁城、鄭和下西洋等大事，都發生在永樂時代。永樂時代，還見證了中國古代曆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的誕生，這部類書以“永樂”為名，是為《永樂大典》。
1403年即永樂元年，朱棣命解缙等人編纂一部類書，其诏令稱：“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蔔、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由此诏令可知，朱棣希望這部類書包舉天下所有的文獻，囊括所有的知識門類。類書與叢書不同，我們熟悉的《四庫全書》是叢書，它依據自己的選擇标準，完整收錄單獨的書，而類書則從單獨的書中析出材料，再分門别類排列在一起。類書和資料庫很像，輸入一個關鍵字，就能查閱到散在各書中的相關材料。
解缙
解缙接到任務後，組織人手開始編書，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朱棣賜名《文獻大成》。但朱棣對此書并不滿意，認為并沒有将天下文獻囊括殆盡，又命姚廣孝、解缙等人在南京文淵閣開館重修，此項工程始于1405年，竣稿于1408年，這便是《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僅目錄與凡例就有60卷，全書共計22877卷，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字，以《洪武正韻》韻目編排内容，“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洪武正韻》是朱元璋命宋濂等人編纂的一部韻書，它包括76個韻目，每個韻目下包括許多字，如韻目“東”下包括冬、通、桐等字。《永樂大典》就用這種方法，将紛繁複雜的内容井然有序地進行排列。
像《永樂大典》這樣宏大的文化工程，隻有在一個國家國力強盛并留意于文化事業時才能完成。由于《永樂大典》卷帙浩繁，成書之後并沒有刊印出來。1420年，明朝正式遷都北京，《永樂大典》正本也從南京移藏北京。此後，直到嘉靖年間才又抄寫了一個副本，而僅僅是抄寫副本也花去了五年時間。
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永樂大典》遺冊，都來源于嘉靖年間抄寫的副本，永樂年間的正本連一頁紙也沒有流傳下來，它的下落至今仍是個謎。副本抄好後，收藏在嘉靖皇帝新設的曆史存檔機構皇史宬中，到清朝雍正年間，轉移到翰林院。實際上，《永樂大典》在此時已逐漸散佚，乾隆年間曾點查過一次冊數，剩下九千餘冊。
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利用《永樂大典》輯出許多已消失在曆史塵埃中的書籍，但與此同時，一些館臣也利用職務之便，将《永樂大典》攜帶回家，作為自己的私藏。
對于《永樂大典》而言，更大的劫數還在後面。
《永樂大典》一度被當成磚使用
近代以來，中國屢遭列強侵略，書的命運也如人的命運一樣，在風雨飄零中苟延殘喘。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争進入到了最後時刻，這年十月，英法聯軍攻占北京，搶走了海量中國珍寶，收藏在翰林院中的《永樂大典》也未能幸免，其中以英軍搶掠冊數最多。
四十年後的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再度占領了北京，翰林院一帶成為戰場，部分《永樂大典》被戰火焚毀，還有一些則被聯軍用來遮擋彈雨。在同時代人雷震的筆記《新燕語》中，有一則标題為“斯文掃地”的筆記，其中提到“洋兵入城時，曾取該書之厚二寸許、長尺許者以代磚，支墊軍用等物。武進劉葆真太史拾得數冊，閱之，則《永樂大典》也，此真斯文掃地矣。”據學者統計，在1900年的戰事中，損失的《永樂大典》至少有605冊。
國家圖書館《永樂大典》
到1912年，民國肇建，今天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僅藏《永樂大典》64冊，不及原數的1%。而這64冊成功入藏京師圖書館，與魯迅有密切關系。原來，這64冊曆劫而存的《永樂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學士陸潤庠拿回家中收藏。魯迅在民國成立後，出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工作，他多次以教育部名義緻函陸潤庠，希望他将珍藏的《永樂大典》交由京師圖書館保管收藏。1912年7月16日，這批典籍入藏京師圖書館。
當時，公共圖書館的觀念仍有待更多人接受，京師圖書館的成立是中國公共圖書館發展史上的一個裡程碑。中國作為文獻大國，其國家級的公共圖書館，理應有能與之地位比對的文獻入藏。京師圖書館的這64冊《永樂大典》，開啟了國家圖書館持續至今的搜求《永樂大典》的曆程。
在這一曆程中，鄭振铎的名字不能忘記。鄭振铎對《永樂大典》的興趣，反映了時代的潮流與風向。1938年，鄭振铎發表了《中國俗文學史》，這部具有奠基意義的著作，将視野轉向此前并不為文學研究者所多關注的“俗文學”上，如歌謠、變文、鼓子詞、子弟書等，這些興起于民間的文學形式，其實擁有比“雅文學”更多的閱聽人，它深刻影響了社會心理的形成。這些民間文學的材料，許多就儲存在《永樂大典》中。
《永樂大典》當然不隻儲存了許多民間文學的材料，它堪稱“典籍淵薮”，尤其它收錄文獻很少删改，基本保持原貌。從清代至今，對《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讓已消失的重生，讓遺忘的再度被記起。
國家圖書館成最大收藏地
1949年以後，鄭振铎成為第一任國家文物局局長。1951年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鄭振铎的《關于永樂大典》一文，文章介紹了《永樂大典》的編纂、流失與收藏。同月，在鄭振铎等人的策劃下，北京圖書館舉辦了一場《永樂大典》展覽，在二十天的正式展期中，總共有八千二百多人一睹《永樂大典》真迹。
1951年，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永樂大典》冊數從前一年的109冊一躍至144冊，其中新增的33冊來源于以下三處：這年3月，蘇聯列甯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将所藏11冊還贈中國；7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的提議下，商務印書館将所藏21冊全部捐給政府；8月，時任天津市副市長、實業家、收藏家周叔弢将所藏1冊捐給政府。這33冊均轉交北京圖書館統一收藏。
流散的典籍，如同漂泊的遊子，似乎天然有着“鳳還巢”的願望。1951年，定居在香港的藏書家陳清華要出讓一批古籍。由于陳清華的藏書素以珍貴著稱，鄭振铎得知此事後，迅速向周恩來總理報告。當時國家财政窘迫，但仍決定購買這批藏書，1955年陳清華第一批藏書入藏北京，其中包括4冊《永樂大典》。為了讓這批古籍安全回家，鄭振铎要求不得乘坐飛機。
然而，誰能想到，1958年，鄭振铎因為飛機失事而殉職。逝世後，他的家人将其所有藏書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
時至今日，國家圖書館已成為全球收藏《永樂大典》冊數最多的圖書館，224冊得來不易，曆百年才有這樣的成績。這其中凝聚了收藏者化私為公的襟懷、管理者對書籍的認真搜求與妥善保護，還有社會大衆的關心。
文脈系乎國運。《永樂大典》的聚散沉浮，生動展示了書與人的命運是如何緊密相連的，國家強盛，才能赓續與弘大文脈。從皇史宬到圖書館，從宮廷秘藏到人民所有，《永樂大典》的傳奇經曆，也正是曆史潮流的注腳。
來源：各界雜志2022年第4期
作者：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