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5日下午，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建所40周年“校友講堂”第二期在騰訊會議上成功舉辦。本次講座邀請了2005年博士畢業校友楊雨蕾教授演講，主題為“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和十七世紀歐洲的中國地理認知”。楊雨蕾教授，現為浙江大學曆史學院（籌）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理事，曾為南韓國立首爾大學、南韓延世大學、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MPIWG）通路學者或客座研究員。講座主持人為複旦史地所的徐建平教授，史地所副所長楊偉兵教授、丁雁南青年副研究員、楊霄青年副研究員等老師亦有出席。線上顯示，高峰時段來自上海、北京、杭州、南京、廣州、武漢、成都、西安、長春、太原等地高校院校和科研機構近300名聽衆聆聽了本次講座。
講座伊始，徐建平教授主持和介紹了楊雨蕾教授的學術履曆與學術成就，楊教授首先表達了對史地所四十周年“校友講堂”邀請的感謝，也分享了她和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的淵源。
随後進入講座的主題，楊教授以“《中國新地圖集》的内容和版本”“《中國新地圖集》的文獻來源”“十七世紀歐洲的中國地理認知”三個方面内容，介紹了對《中國新地圖集》的版本、内容、文獻來源以及影響的研究情況。
一、《中國新地圖集》的内容和版本
楊教授首先為大家簡單介紹了《中國新地圖集》的作者——衛匡國本人及他的經曆：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S.J.)字濟泰，1614年9月20日出生于意大利特蘭托（Trento），1632年加入耶稣會，之後便被派往中國傳教。1640年3月他乘船從葡萄牙裡斯本出發，1642年8月到達澳門，1643年10月到達杭州。1643-1650年之間遊曆江南諸多地方，并親曆明清交替之戰事。1650年他被任命為杭州地區耶稣會會長，1653年作為天主教耶稣會中國副教省代理人回到歐洲，前往羅馬教廷為中國禮儀辯護，1659年重返杭州，《中國新地圖集》是他在回到歐洲這段時間出版的，1661年6月6日在杭州因病去世，遺體即被安葬在杭州城外大方井天主教徒墓地，是以衛匡國和杭州關系密切。
衛匡國
關于《衛匡國全集》的出版背景，楊教授分享道，1997年位于衛匡國出生地的意大利特蘭托大學成立了衛匡國研究中心，該中心一項重要工作是翻譯和編輯出版《衛匡國全集》，自1998年-2020年該中心完成意大利文本的翻譯注釋等工作，出版了6卷的《衛匡國全集》，第1卷為《書信集》、第2卷為《小作品集》，《中國新地圖集》是其中的第3卷，共上、下兩冊， 第4卷為《中國曆史第一部十卷》、第5卷為《鞑靼戰紀以及其他》、第6卷為其他文獻和索引。
關于《中國新地圖集》的版本，1655年出版了拉丁文本，同時1655年還有德文本、1656年荷蘭文本、1656年法文本、1658-1659出版西班牙文本，除了西班牙文本，其他均存在單獨出版以及作為 《新地圖集》第6卷出版兩種情況。1663-1672年《大地圖集》出版，有拉丁文本、法文本、荷蘭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其中拉丁文本中，《中國新地圖集》被收錄在第10卷。
楊教授介紹了《中國新地圖集》的目錄情況，在卷首彩色插圖、衛匡國呈文和出版許可等内容之後，正文主體部分除了地圖，還有大篇幅的文字内容。指出如黃盛璋先生所言，這部地圖其實為地圖和地志合二為一之作。正文的主體為17幅地圖，其中1幅中國總圖，15幅分省地圖和1幅北韓半島、日本、遼東合圖，且17幅地圖四周有經緯度坐标體系。另外還附有經緯度清單、索引等。講座向大家展示了相關地圖圖檔，并介紹了地圖的尺幅、比例尺、圖例和圖說等細節。
《中國新地圖集》地圖展示
二、《中國新地圖集》的文獻來源
關于《中國新地圖集》文獻來源，楊教授從衛匡國在《中國新地圖集》序言中總結到中國地理知識來源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中國的相關文獻，二是本人的親自遊曆，三是來源于他人的資訊。衛匡國參考的中國書籍，其本人在其著述中并沒有具體說明，楊老師在學界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主要就《廣輿記》、《廣輿圖》和《大明一統志》以及衛匡國參考的版本及内容做了介紹與考論。
通過研究，楊教授發現衛匡國具體參照的《廣輿記》版本是收藏在梵蒂岡宗座圖書館的的凝香閣刻本，衛匡國在這部《廣輿記》上留下的工作痕迹，包括對地圖的剪貼，以及在地圖和文字說明上的注記，尤其地圖上的注記内容甚多。再結合上海師範大學林宏老師的研究，可以發現衛匡國繪制《中國新地圖集》主要參考的就是這本《廣輿記》。
關于是否參考《廣輿圖》，前人研究認為《中國新地圖集》的戶口、稅收在内的統計數字多數和《廣輿圖》的記載可以對應，從地圖細部繪制的角度，部分與《廣輿圖》的繪法類似。但是楊教授通過研究總結發現認為衛匡國是否直接參考有《廣輿圖》尚無明确的結論。同樣前人研究中，如白佐良在注文中認為衛匡國參考了《大明一統志》，并大量利用《大明一統志》的内容進行注釋。楊教授通過核查衛匡國的相關記述，還未能發現出現在《大明一統志》，但在《廣輿記》 凝香閣刻本中無載的内容。是以楊老師認為白佐良認為衛匡國參考有《大明一統志》證據不足。楊老師也提到一個最近的研究，康言指出人口、稅收的資料來源自曹君義的《天下九邊分野人迹路程全圖》。
楊教授繼續介紹道，中國書籍之外，衛匡國肯定也參考有西方文獻，尤其是在地圖的繪制上，典型的如“Kia Lake”（加湖），“大流沙”等的繪制，是參考利瑪窦中文世界地圖的部分。 明顯受到西方文獻影響的内容應該還有對中國東南沿海海岸和島嶼的繪制和描述，就台灣島這一地區而言，在中國文獻不足的情況下，衛匡國無疑是主要依據西方相關資料，來進行具體繪制和描述的。
三、十七世紀歐洲的中國地理認知
關于歐洲對中國的地理認知，楊教授按照時間順序梳理出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之前歐洲人對中國的地理認知，以及衛匡國地圖集展現的中國地理認知，并論述了《中國新地圖集》的影響與不足：
蒙元之前，西方人對所謂“遠東地區”的地理認識主要來源于傳說和傳聞，基本上局限在以托勒密（公元90-168）時代為代表的歐洲古典時期，多數時間說的是賽裡斯人（Seres）、秦尼國（Thin）、北方的賽裡斯與南方的秦奈國（Si-nai）、秦尼紮（Tzinitza）和秦尼斯達（Tzinista）、桃花石（Taugaste）等這些不同的稱呼。在15世紀以後重繪的托勒密世界地圖上，東亞混沌一片，用文字表示的一般隻是Seres、Sinae和Scythia Extra（外斯基泰）。
蒙元以來，随着使者、旅遊者、傳教士和商人不斷到訪東方，西方人的中國地理認識逐漸擴大。 整體來看，在衛匡國之前大體經曆有兩個階段，一是受到如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海屯《海屯行紀》以及《馬可·波羅行紀》等早期行紀作品的影響。此階段可以《馬可·波羅行紀》為标志，改變了西方人對中亞和更遠的亞洲以及部分印度的地理認識，如在中國部分的地圖中标繪出 Cansay，即Quinsay（行在，即杭州）的另一種寫法，之後的相關地圖，可以看到更多與中國有關的地名，包括 CATHAY（契丹）、Quinsai、TANGVT、MANGI（蠻子）等。
蒙元以來的第二階段是西方大航海之後，以1584年拉丁文版的巴爾布達《中國新圖》為标志，該圖是歐洲人所制作的第一幅刊印傳世的單幅中國地圖。該階段西方人對中國地理的認識不再局限在一些不甚明确的地名，《中國新圖》以及受其影響而制作的中國地圖已呈現出中國的圖形，标繪出明代兩京十三省以及少量的府州縣名，也明顯繪制出長城。
随後十七世紀耶稣會士繪制的相關地圖，如利瑪窦的《坤輿萬國全圖》更是比較好地标繪出黃河、長江以及珠江等水系，華山、嵩山、恒山等山脈，同時确定了中國所處的經緯度範圍以及部分城市的經緯度；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手稿則制作有分省圖。總體看來，蒙元以來到衛匡國之前西方人對中國地理的認識走向現實化和具體化。
楊教授繼續談到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問世，衛匡國一方面對相關内容采用西方制圖法重新加以編繪和說明，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西方人大航海以來的地理發現和自己在一些地區的實地考察，并加以分析。 除了中國總圖和對中國地理狀況的整體描述，還制作分省圖，對每個省加以說明，内容比較具體客觀，反映出他對中國地理認識的廣度和深度。綜合包括地圖和圖志在内的具體内容，可以看到，衛匡國糾正了之前西方人不少模糊和錯誤的認識，不僅較好把握中國作為一個地理單元整體所具有的特征，而且也具體化中國内部不同區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點。認為，直到19世紀初西方對中國地理的認識還深受這部著作的影響。
如衛匡國在序言中首先明确指出，無論是Catay（契丹），還是Mangin（蠻子），所指代的都是居住在中國的居民，并強調“Sinae或China”當來源于Cin（秦），厘清之前歐洲人因為這些不同名稱導緻的對中國的模糊認識。 這是 西方首次表達對“Sinae或China”來源的清晰認識，之後這一觀點也基本被大家所接受。
當然，作為一個留居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其認識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和錯誤。如衛匡國對于明代地方行政區劃認識也存在不足，比較明顯的有三處。 其一，關于“要塞”，其二，府下轄州縣中，府治所在地直接以府名表現，沒有列出其附郭縣，這主要是受到其所參考的《廣輿記》的影響。其三，對于巡撫和總督職，衛匡國應該不了解它們之間的不同，是以也未有差別說明。
在楊教授講座結束之後，主持人徐建平教授對楊老師精彩報告作了肯定，并談論了自己的心得體會。他表示從楊教授在“《中國新地圖集》的流傳版本和内容，該圖繪制本身的資料來源及歐洲對中國地理認知的變化”等方面的分享中受益匪淺，再次深刻了解了衛匡國對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貢獻以及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對歐洲認識中國的重要性。交流環節，從事相關研究的上海師範大學林宏談了聽講收獲，認為楊教授的研究視角非常重要且有趣，如将地圖放在時代背景中考慮、将圖和圖說一起結合研究等，并結合研究經曆對衛匡國圖的來源等問題與楊老師作了交流。随後，楊雨蕾教授就如何使用地圖進行學術研究、歐洲人對印度的地理認知、古代中國對世界的地理認知、《中國新地圖集》對其他耶稣會士的影響以及《中國新地圖集》當時所面對的讀者群體及影響等，回答了聽衆提問。最後，楊雨蕾教授強調研究地圖不僅可以擷取地圖中的知識，還可以繼續深入了解繪圖者及所處時代的地理認知情況，指出對于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的研究還有很大可以深入探讨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