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漫天風雪。此刻人們正沉浸在新年的喜悅之中。在京城開封通往黃州的官道上，一老一少在幾個兵丁的押送之下，在冰天雪地裡艱難地挪動着腳步。而兵丁押送着的竟是北宋王朝最具才情的大文人蘇轼以及他的長子蘇邁。
蘇轼究竟犯下何罪，竟要遭此大難？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烏台詩案”。“烏台詩案”，一言以蔽之，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禦史台官員彈劾蘇轼在《湖州謝上表》中，大放厥詞，攻擊朝廷。他們找出蘇轼的詩集，深文周納，指責蘇轼譏諷朝政，犯有欺君之罪。正在氣頭上的宋神宗批示：“禦史台選牒朝臣一員，特乘驿馬追攝。”前來抓捕蘇轼的差官，殺氣騰騰，徑直闖入州衙，将蘇轼捆起來，押往京城受審。進京後，蘇轼立即被投入禦史台監獄。在經曆了長達一百多天的審訊和“煉獄”之後，“烏台詩案”做出最終判決：蘇轼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禦史台差人轉押前去……
“烏台詩案”後，時年四十五歲的蘇轼以戴罪之身，踏上了通往黃州的貶谪之路。前途茫茫，蘇轼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樣的命運？
初到黃州時，蘇轼心情是非常凄苦的。畢竟剛剛經曆了一場生死劫難。蘇轼檢討自己，覺得以前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是以初到黃州時，蘇轼深居簡出，謹言慎行。在寫給好友李端書的一封信中蘇轼曾這樣袒露心迹：“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辄自喜漸不為人識……”衆所周知，蘇轼重情感，好交友，朋友遍天下，幾乎每天都是高朋滿座，唱和酬答，世人也都以結交蘇轼為榮。誰料想，一場無妄之災後，蘇轼竟落得“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的地步。從昔日的“高朋滿座”到如今的“唯恐避之而不及”，這種強烈的落差足以讓人看透世态的炎涼、人情的冷暖。蘇轼怎能無動于衷？在信中，蘇轼還寫道：“谪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時蘇轼已将自己徹底“清零”，此前種種統統放下，一切重新開始。即使是這樣一封私下寫給好友的書信，蘇轼也是慎之又慎。臨末，不忘特别叮囑：“此信看後燒毀。”這說明即使已經到了黃州，蘇轼仍是心有餘悸。傷痛之深，由此可見！
經曆了“烏台詩案”，蘇轼的精神一直處在“驚魂未定”的狀态中。他住在定慧院方丈借給他的一間塵封已久的小屋裡閉門不出。可文人畢竟是文人，哪有文人不說話？甯鳴而死，不默而生。有情不發憋得慌。于是，某個深夜，夢醒時分，在徹骨的冷透中，在無邊的孤寂中，蘇轼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蔔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缥缈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以孤鴻自喻，表達了自己孤寂的内心世界。“揀盡”一句，則表現了蘇轼不肯随俗浮沉的高潔品格。蘇轼的高足兼好友黃庭堅這樣評價這首詞的境界：“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黃庭堅的評價沒錯。然而，這種高曠灑脫、絕去塵俗的境界是怎樣産生的？
人生有很多事是說着容易，做着難。笑對坎坷，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蘇轼是一個容易感傷的人，但同時也是一個善于發現快樂的人。當個人命運的悲劇一再降臨，蘇轼就用細小而又具體的快樂将痛苦轉化，甚至化于無形，最終做到“逢苦不憂”。從宋代到今天，有不少中國人，會在不同的人生境遇裡與蘇轼相遇，他們從蘇轼那裡看到自己，找回自己。蘇轼對中國人心靈的影響既廣且深。事實上，不僅中國人喜歡蘇轼，外國人同樣也喜歡蘇轼。法國《世界報》曾評選全球範圍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軍事、文化、宗教等各個領域，一共選出了十二位，蘇轼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人。足見蘇轼影響之大，魅力之大。
蘇轼生命的轉折始于黃州。公元1081年，貶谪黃州的蘇轼開始了他的“農民生涯”。有個叫馬夢德的粉絲，從很遠的地方跑來追随蘇轼，目睹了蘇轼的窘境後，他主動找到黃州太守徐君猷，問能不能給點地讓蘇轼耕種，以解決吃飯問題。徐君猷爽快地答應了，把黃州城内一塊廢棄的軍營地交給蘇轼無償耕種。這本是一塊無名高地，因為它位于城東，蘇轼便給它取名“東坡”，并且給自己也取了一個号——“東坡居士”。從此，蘇轼就變成了蘇東坡。從“蘇轼”到“蘇東坡”，蘇轼走了一條曲折、漫長、坎坷的人生道路，經曆了常人難以忍受的一次次精神蛻變。其中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在黃州，蘇轼終于走出了“烏台詩案”的陰影，一步步地蝶變成了“坡仙”。公元1082年，中國文學史上充滿奇迹的一年。這一年，是蘇轼文學和藝術創作的“黃金期”，他一生最重要的幾個代表作，幾乎都是在黃州這裡完成的。文學上，蘇東坡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傑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藝術上，他寫下了有“天下第三行書”之稱的《寒食帖》，畫下了引領中國文人畫的《枯木怪石圖》。這一年，蘇轼将生命中的孤寂與悲苦轉換成了藝術；這一年，蘇轼化蛹成蝶，浴火重生；這一年，蘇轼在文學藝術方面達到了“巅峰期”。
蘇轼自己大概也不會想到，天高地遠的黃州，竟會成為他人生的轉折之地。“文以地生輝，地以人增秀”。黃州，見證了蘇轼的苦難；黃州，銘記了蘇轼的蝶變。沒有黃州，蘇轼的藝術缺乏境界；沒有黃州，蘇轼的人格無法超脫；沒有黃州，蘇轼不一定能變成蘇東坡。黃州，對于蘇轼的意義，非同一般，它早已不再是一個地理名詞，而是一個精神概念。蘇轼和黃州，他們彼此成就了對方。對蘇轼來說，黃州不再是一個凄苦的流放之地。對黃州而言，蘇轼也不再隻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天地過客。
一晃四年過去了。就在蘇轼已把黃州當作是自己的故鄉（“此心安處是吾鄉”），準備一生長厮守的時候，他的命運卻再一次發生了轉折。公元1084年正月，蘇轼收到一紙诏令。朝廷命他轉任汝州（今河南臨汝）團練副使。盡管官職還是原來的官職，但是汝州和黃州大不相同。黃州乃偏遠之地，而汝州毗鄰汴京，接近朝廷。蘇轼調離黃州的消息很快傳開，人們紛紛攜酒相送。前來送别的人絡繹不絕，餞行的酒席一桌接着一桌，與他剛來黃州時“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形成了鮮明對比。
蘇轼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黃州，此後再也沒有回來過。黃州是蘇轼貶谪生涯的起點，以後每逢失意、困頓，或者遭遇政敵的圍攻迫害時，他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黃州，想起自己在東坡上頭裹幅巾、躬耕田畝，以及與樵漁雜處的那些日子……反躬自省，重拾自信。黃州成了蘇轼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寶庫。
去世前三個月，蘇轼途經金山寺，即興寫下一首詩，對自己的一生做了總結：“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直到生命最後一刻，蘇轼對黃州還是念念不忘。
本版插圖王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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