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漫天风雪。此刻人们正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在京城开封通往黄州的官道上，一老一少在几个兵丁的押送之下，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挪动着脚步。而兵丁押送着的竟是北宋王朝最具才情的大文人苏轼以及他的长子苏迈。
苏轼究竟犯下何罪，竟要遭此大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一言以蔽之，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御史台官员弹劾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大放厥词，攻击朝廷。他们找出苏轼的诗集，深文周纳，指责苏轼讥讽朝政，犯有欺君之罪。正在气头上的宋神宗批示：“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特乘驿马追摄。”前来抓捕苏轼的差官，杀气腾腾，径直闯入州衙，将苏轼捆起来，押往京城受审。进京后，苏轼立即被投入御史台监狱。在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天的审讯和“炼狱”之后，“乌台诗案”做出最终判决：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乌台诗案”后，时年四十五岁的苏轼以戴罪之身，踏上了通往黄州的贬谪之路。前途茫茫，苏轼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初到黄州时，苏轼心情是非常凄苦的。毕竟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苏轼反省自己，觉得以前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所以初到黄州时，苏轼深居简出，谨言慎行。在写给好友李端书的一封信中苏轼曾这样袒露心迹：“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众所周知，苏轼重情感，好交友，朋友遍天下，几乎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唱和酬答，世人也都以结交苏轼为荣。谁料想，一场无妄之灾后，苏轼竟落得“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地步。从昔日的“高朋满座”到如今的“唯恐避之而不及”，这种强烈的落差足以让人看透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苏轼怎能无动于衷？在信中，苏轼还写道：“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时苏轼已将自己彻底“清零”，此前种种统统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即使是这样一封私下写给好友的书信，苏轼也是慎之又慎。临末，不忘特别叮嘱：“此信看后烧毁。”这说明即使已经到了黄州，苏轼仍是心有余悸。伤痛之深，由此可见！
经历了“乌台诗案”，苏轼的精神一直处在“惊魂未定”的状态中。他住在定慧院方丈借给他的一间尘封已久的小屋里闭门不出。可文人毕竟是文人，哪有文人不说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有情不发憋得慌。于是，某个深夜，梦醒时分，在彻骨的冷透中，在无边的孤寂中，苏轼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以孤鸿自喻，表达了自己孤寂的内心世界。“拣尽”一句，则表现了苏轼不肯随俗浮沉的高洁品格。苏轼的高足兼好友黄庭坚这样评价这首词的境界：“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黄庭坚的评价没错。然而，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是怎样产生的？
人生有很多事是说着容易，做着难。笑对坎坷，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苏轼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一再降临，苏轼就用细小而又具体的快乐将痛苦转化，甚至化于无形，最终做到“逢苦不忧”。从宋代到今天，有不少中国人，会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与苏轼相遇，他们从苏轼那里看到自己，找回自己。苏轼对中国人心灵的影响既广且深。事实上，不仅中国人喜欢苏轼，外国人同样也喜欢苏轼。法国《世界报》曾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一共选出了十二位，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足见苏轼影响之大，魅力之大。
苏轼生命的转折始于黄州。公元1081年，贬谪黄州的苏轼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涯”。有个叫马梦德的粉丝，从很远的地方跑来追随苏轼，目睹了苏轼的窘境后，他主动找到黄州太守徐君猷，问能不能给点地让苏轼耕种，以解决吃饭问题。徐君猷爽快地答应了，把黄州城内一块废弃的军营地交给苏轼无偿耕种。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它位于城东，苏轼便给它取名“东坡”，并且给自己也取了一个号——“东坡居士”。从此，苏轼就变成了苏东坡。从“苏轼”到“苏东坡”，苏轼走了一条曲折、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一次次精神蜕变。其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在黄州，苏轼终于走出了“乌台诗案”的阴影，一步步地蝶变成了“坡仙”。公元1082年，中国文学史上充满奇迹的一年。这一年，是苏轼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他一生最重要的几个代表作，几乎都是在黄州这里完成的。文学上，苏东坡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艺术上，他写下了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帖》，画下了引领中国文人画的《枯木怪石图》。这一年，苏轼将生命中的孤寂与悲苦转换成了艺术；这一年，苏轼化蛹成蝶，浴火重生；这一年，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达到了“巅峰期”。
苏轼自己大概也不会想到，天高地远的黄州，竟会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之地。“文以地生辉，地以人增秀”。黄州，见证了苏轼的苦难；黄州，铭记了苏轼的蝶变。没有黄州，苏轼的艺术缺乏境界；没有黄州，苏轼的人格无法超脱；没有黄州，苏轼不一定能变成苏东坡。黄州，对于苏轼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精神概念。苏轼和黄州，他们彼此成就了对方。对苏轼来说，黄州不再是一个凄苦的流放之地。对黄州而言，苏轼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地过客。
一晃四年过去了。就在苏轼已把黄州当作是自己的故乡（“此心安处是吾乡”），准备一生长厮守的时候，他的命运却再一次发生了转折。公元1084年正月，苏轼收到一纸诏令。朝廷命他转任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尽管官职还是原来的官职，但是汝州和黄州大不相同。黄州乃偏远之地，而汝州毗邻汴京，接近朝廷。苏轼调离黄州的消息很快传开，人们纷纷携酒相送。前来送别的人络绎不绝，饯行的酒席一桌接着一桌，与他刚来黄州时“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形成了鲜明对比。
苏轼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黄州，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州是苏轼贬谪生涯的起点，以后每逢失意、困顿，或者遭遇政敌的围攻迫害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黄州，想起自己在东坡上头裹幅巾、躬耕田亩，以及与樵渔杂处的那些日子……反躬自省，重拾自信。黄州成了苏轼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宝库。
去世前三个月，苏轼途经金山寺，即兴写下一首诗，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苏轼对黄州还是念念不忘。
本版插图王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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