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太行下的日子
文｜黃樂天
河南大學考古學2019級大學生
從收獲玉米到花生，再到播種小麥長出綠芽，眼看着田野上的作物換了一次又一次，一學期的田野考古工作也結束了。
這其實已經并非是第一次到考古工地工作了，而親身經曆開始布方到收尾工作的全過程，卻是頭一次。在這期間，我一共負責了兩個5×5探方與一個10×10探方的全部發掘過程，曆經了各種灰坑以及墓葬發掘的考驗，體會到了犯錯的遺憾以及百思不解的痛苦，但印象最深的還是成功運用知識與積累經驗的快樂。
孟州司家溝遺址是一處主體為龍山文化的遺址，坐落在河彎南岸的黃土塬上，本次實習也是針對此遺址的第一次發掘工作。發掘地點在村外的一處田地裡，而我們的駐地設在鄰村的村委院中。
提前到達的同學接車運作李
進行布方工作
考古發掘的方法嚴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規程》，其宗旨不出“平剖結合，由晚及早”。當探方内漸漸有各類陶片冒頭時，我與同伴也不禁提心吊膽，甚至不願提取，害怕破壞了什麼遺迹現象。事實上，小心雖是好事，但也不能是以不敢繼續發掘。正如蘇秉琦先生所言“考古，隻有你想到什麼，才可能挖到什麼。”這句話看似玩味，實則通透，分析遺迹現象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目了然的現象很少出現，更多的是需要在發掘中不斷尋求線索與對遺迹廢棄過程的不斷思考，才可能解決問題。在考古現場，曆史不再是一個時間點，而是一個線性的時間段，思考則是考古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筆者在工作
但有些時候受經驗所限，遇見一些遺迹也會百思不得其解。探索古人的精神世界往往是考古學者的終極追求。何努先生在《怎探古人何所思》中曾總結精神文化考古是以社會心理為基礎，包含自然觀、社會觀、宗教觀三個核心觀，以及符号和藝術兩個體系為架構。在發掘遺迹時，我也會追随着架構内的相關線索，試圖複原遺迹的真相。這種思考過程是快樂的，它不僅僅是學科強調的求真，更接近于一種回溯曆史的浪漫主義。
休工時，與同好在附近曠野間尋訪古迹成了我的浪漫愛好，這些散落于荒野的古迹多被人遺忘，缺乏保護。圖為一座形制特别的明清雙孔拱橋。
筆者所發掘的戰國豎穴土洞墓，與村落中明清地坑院窯洞古民居對比，形制上出于同源，正所謂“事死如事生”。走訪老人得知村中民俗至上世紀墓葬形制依舊為土洞式，文化觀念傳承可見一斑。
在田野上，我也會清晰的感受到曆史的延續性。而我所了解的中華文明延續性的核心正是農業社會。當在古老文化層中發現作物種子時，當我發現部分出土陶器形制直至今日依舊沿用時，我明白了龍山文化時期就已占據古代人食譜比重70%的粟、黍類食物，也是一種跨越千年的文明載體。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說：“農業生活開始以後，才能有根有據地講中國史……中國史要到農業開始以後才能辨認出來。”農業作為古代黃河流域堅韌的經濟基礎，禮法、國家、文明則由此滋生。
在田野中采摘的農民，不遠處依稀可見太行南脈
時值秋收，駐地場院成為谷倉
來自南方城市的我常常會訝異于這些曠野上的祠廟，它們散見于各個村頭或村尾。難以想象村中祠廟通過血緣與信仰，依舊是凝聚或區分聚落的核心力量。張光直先生在《考古學專題六講》中精煉的總結過在儒道之外的“薩滿式文明”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它們與早期中國“巫觋通天”的宇宙觀一脈相承。
我願意把每一次參與考古發掘工作看作是一此旅行，因為旅途中是可以改變心路曆程的。當我每日結束田野工作，眺望發掘區時，不遠處的南太行山脈清晰可見，這時一種無力感卻油然而生，而這在書本上是體會不到的。面對一個不到20萬平米的中型聚落，這短短時日的發掘絲毫不足以接近它的真面目——田野太廣闊了，區區幾百平米的兩個發掘區渺如一粟，三個月來我好似耗盡精力，但卻無法複原曆史的真相，好似在地層中找到了很多，但真正了解的卻又極少。田野考古一方面讓我進一步掌握了考古發掘的技巧，覺得輕松簡單，但另一方面卻又讓我認識到以揭露曆史面貌為目标的考古工作是如此的艱難。
不過，或許正是這種艱難帶來了求真的欣慰與喜悅，我依舊期盼着下一次的“旅途”。
離開前的當天，筆者與部分仍堅守着田野工作的同學、勞工的合影
2022.1.20于江夏湯遜湖畔
考古河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