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奶爸離婚獲家務補償1萬元”登上熱搜，引發網友熱議。2016年，劉先生與王女士結婚并育有一子後，便分居生活。孩子一直跟随劉先生一起生活，王女士隻是偶爾探望。劉先生提起離婚訴訟，要求王女士補償6萬元。最終經北京市密雲區人民法院判決，王女士支付家務補償款1萬餘元。
近年來，有關離婚家務補償案的報道并不鮮見。2021年1月正式實施的《民法典》明确規定，“夫妻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負擔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
在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韋震玲也送出提案，建議立法将全職從事家庭服務視為一個受法律保護的合法職業，以解決好大陸生育率低和老齡化等社會問題。
她還提出，要保障回歸家庭為家庭提供全職服務的一方權益，應由政府發放勞務補貼，或有經濟來源的家庭成員，支付其生活費用和服務費用，或享受計算工齡及社會保障等待遇，或減免從業配偶個人所得稅等。
這一提案一經報道引發各界關注，三胎政策全面放開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謹慎選擇生育。而選擇放棄個人職業發展，回歸家庭全心“相夫（妻）教子”，意味着将經濟獨立與自主的權利交出，看上去更像是與未來的一場豪賭。在今天，家庭“主婦”、“煮夫”還值得做嗎？如何保障在婚姻家庭中承擔更多義務的一方？
對此，潇湘晨報（報料微信：xxcbbaoliao）記者專訪家庭主婦、社科院研究員和離婚律師、性别議題專家，他們各自給出了自己的意見。
“做了3年全職主婦，最近準備找工作”
小魚，湖北人，29歲，全職主婦
2014年，畢業于湖南理工學院的小魚（化名）前往北京發展。2017年跟随丈夫回到長沙前，她在北京一直從事新媒體工作，月薪7000元左右。
△小魚讨論全職主婦利弊的推送 圖源受訪者b站截圖
回到長沙後，小魚發現長沙的就業市場并不像北京活躍，可選擇的餘地很小。她有些不太适應長沙的工作環境。
2019年初，小魚決定離職，嘗試轉型做自媒體。小魚的娘家經商，對她的教育從小都是“放養型”，丈夫也支援她的選擇。做自媒體不多久，2019年8月，小魚意外懷孕了，自媒體的工作就時斷時續，2019年一分錢都沒掙到。
2020年生下女兒後，小魚的自媒體賬号開始有了一些收入，平均每月3000~5000元，她以靈活就業人員的身份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
在家帶孩子後，小魚自覺休息的時間比上班時更少了。但作為B站生活區UP主，小魚的育兒生活也是其自媒體賬号主打内容的一部分，這部分内容吸引了很多已婚女性的共鳴。
她也拍攝過一些探讨家庭主婦話題的視訊，與粉絲們讨論做家庭主婦的利弊，多數網友不太承認支援做家庭主婦，甚至不認為這是一個職業。
但小魚認為，家庭主婦這個職業很重要，因為年幼的孩子需要陪伴，這個工作總得有人承擔。“多數人并不能邊帶孩子，邊做别的工作，而是就這麼停滞下來。”
小魚和丈夫的财務沒有分開，全家年收入大約20~30萬，在長沙屬于普通小康家庭。她沒有計較自己付出的代價，也未計算過家庭主婦承擔的家務的經濟價值。
粗略一算，她現在等于打兩份工，“進階育兒嫂每月至少一萬多。我做自媒體的收入，也是給孩子買東西。”
小魚也關注過一些離婚案件，發現家庭主婦最後得到的補償并不多，“法律層面來看，家庭主婦付出的勞動沒有太大價值，将會導緻女性越來越不願意回歸家庭，不願意生孩子。”
盡管堅持家庭主婦的勞動的價值，但她仍會察覺到這個身份帶給她的微妙感受。沒收入時，她會有不安全感。
“分娩後，身材變了，事業也停滞了，還要接受外人異樣的眼光，會覺得在家帶孩子一點好處也沒有，除了對孩子好。”小魚慶幸自己的自媒體事業做得還可以，身邊的朋友同學也不會随意對他人生活置評，“真的在家沒有任何收入，或者畢業會直接做全職主婦，還是有點可惜。”
耳聞的一些家庭主婦遭遇丈夫變心的案例，讓小魚難以逃脫生存壓力和焦慮感，面對充滿不确定性的未來，小魚想過最壞的情況，“要給自己一些生存的底氣。”
自媒體有了收入後，小魚的不安全感和焦慮少了一些，她也發現，家庭主婦的話語權更小一些，“畢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小魚身邊有很多女性，因懷孕被迫停止工作。理想狀态是邊帶孩子邊做副業，但這是一條非常艱難的路，多數女性難以做到，“一些女性朋友一考慮要為生育放棄工作，都有點害怕。”
有時，小魚也會和家人讨論生育給已婚女性帶來的困境，但很少得到了解和認同。因為在上一輩人的認知裡，女人生完在家帶孩子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小魚的媽媽就是邊和丈夫經商邊把小魚帶大，小魚的爺爺奶奶甚至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小魚生育完的第一年感覺特别累。盡管丈夫是在家辦公的自由職業者，也會搭把手，但孩子天生比較黏媽媽，小魚還是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家務，“可能從這一代開始，爸爸媽媽都要承擔家務活兒，下一代女性的處境才有所改善。”
小魚也聽說家庭主婦職業化這類提議。身為家庭主婦，她考慮得更為實際——如果丈夫每天在為支付家庭主婦的薪水工作，可能無形中會增加家庭沖突，“等于還是把責任壓力回歸到小家庭了，這類推廣沒多大意義。”
雖然認為可能性很小，但她贊同國家和政府支付部分補貼的提議，這意味着家庭主婦這個職業得到了國家和社會的承認，有利于提高家庭主婦的社會地位，“如果主婦帶孩子也有收入，身邊人會更認可一些。”
至于補貼的金額，小魚認為最好根據地區或者國家的财政狀況評估，“太高不可能，太低沒什麼意義。”
“應該減不了幾百塊，但退稅時增加這麼一條還是可行的。”她也贊同為外出工作的配偶減稅，更希望國家能給家庭主婦交社保和醫保，給家庭主婦最低的保障。
考慮到這幾年經濟下行，自媒體這行競争激烈。孩子明年要上幼稚園，小魚也計劃要上班了，今年新房要下來，自家還沒有買車，如果加上車貸，“自媒體也不能做一輩子，光靠一個人掙錢肯定是不夠的。”
△小魚身為全職主婦的日常 圖源受訪者b站截圖
“要承認家庭照護是一種社會勞動”
唐鈞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家庭主婦職業化的提法不太準确，應該表述為家庭照護職業化。因為照護的對象不僅是孩子老人，也可能包括殘障人士、重病患者等需要照顧的群體，它不是醫療上的護理，主要是生活上的照顧，連帶一些護理、康複。
照護分為直接照護和間接照護，直接照護就是針對人的照顧，打掃衛生，買菜做飯等勞動則被稱為間接照護。
要承認這類照護勞動是一種社會勞動，是為社會創造價值。現在女性退休較早，并不是閑下來了，而是可能在家幫忙帶孩子。因為國内0~3歲的孩子是沒有任何公共服務的。
針對0~3歲的孩子建立機構化的照護，又很容易出現問題。因為0~3歲的孩子沒有任何表達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是以，從前被認為是家庭事務的家庭照護，其實是一種社會勞動，是為社會創造價值的。
如今，國際勞工組織一直在主張，照護應該成為一項工作。是以，很多國家給在家照顧老人孩子的人發社會工資，還有組織為家庭主婦争取權益，在北歐尤其明顯。
2018年，國家勞工組織出具檔案《照護勞動和照護工作》。國際勞工組織一直在提倡體面就業，這個議題也包括在體面就業的大議題當中。
其實，家庭主婦在家裡付出了很多的勞動，比如培養孩子。現在講養兒防老的觀念已經過時了，養兒其實是為社會在養，是以養兒其實是一種社會勞動。這一點已經很明顯。
既然是社會勞動就應體面，在社會上應該有支援它的非營利組織。第一，對照護者有教育訓練，灌輸先進科學的理念、手段和方法。
第二，要關心照護者。每天面對老人、孩子，其實照護者也會有很多煩惱。比如久病床前無孝子，不完全是道德問題。
成天面對卧床不起的老人，整天隻能做一件事情，也會導緻很多心理問題，甚至抑郁症。是以，國外強調要關心照護者。如果照護者有心理問題，可能會出現虐待孩子、老人的行為。
第三，要給照護者一定的經濟報酬。因為做任何事都有成本，照護者在家就不能外出上班了，把對家庭的照護看成上班，也可以給其一定的工資。
家庭照護在理論上已經很清晰了，在國際上也是一個熱門話題，我們的思想觀念太陳舊落後了。目前，大陸向家庭照護者發放工資的可能性比較小。不過，可以在國内局部地區做試點，比如上海、北京和浙江等經濟能力較強的地區。畢竟這關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前途問題，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過去說男主外女主内，這一套理念很陳舊了。誰回家照顧老人孩子，其實夫妻倆也可以協商，在歐洲的奶爸很多。家庭照護工作不能稱之為回歸家庭，其實就是工作地點在家裡而已，現在在家工作的人也多了，網店店主都在家工作。
應該建立一套新的理念思想，先認識，再解決問題，要不然孩子還是生不出來的。國内女性不少擔心職場競争力受影響，不敢生孩子，本質上是一種年齡或者性别歧視。
至于為家庭主婦計算工齡或者交納社保的方案，現在國内對工齡的概念越來越淡薄，如果家庭主婦自己有收入，可以按靈活就業的形式交社保。
雖然中國人的勞動參與率很高，尤其是女性參與率很高，但中國人工資普遍不高。
我小時候父母出去工作，父親的工資一個人養三個人都不成問題，但現在中國大多是雙職工家庭，一個人的收入根本養不了家，有些家庭婦女還掌握家庭财政大權，丈夫拿不多的工資回來交給妻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是以，這個提案的建議聽起來很好，但對國内大多數家庭來說，丈夫給家庭主婦發工資的實用性不強。
還要考慮女性獨立的因素，自己有一份工資，即便是政府發放的補貼，畢竟是自己掙來的錢。
這個提案的大方向是對的，但是理念很陳舊，應該用先進的理念取代。提的措施，對大多數家庭，相對實用的措施還是政府發放補貼，這也是目前全球最熱門的方式。
△小魚讨論全職主婦的推送内容截圖 圖源受訪者b站截圖
“給全職一方發工資可能會導緻躺平？”
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律師、婚姻家事律師張荊
我先說一下這個提案的大背景：目前，《家庭教育促進法》出台了，二孩、三孩的政策也在推進，人口的低生育率，也确實是一個客觀現實問題。
生養教育孩子，一個家庭的期待和要求是客觀存在的。男女雙方中有一個人，得在一段時間内犧牲自己的職業發展前景去為家庭付出。這是整個社會大環境和背景下的需要。
在今天，為什麼會提出來，家務勞動應該是有償的、貨币形式或者家庭補償金？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女性不願意走入家庭了，不願意生育了。
因為政策不友好，所有人都預設，付出的應該是女性。沒人認為全職主婦是有價值的，是為社會在做貢獻。
有一個比較常見的認知誤區，丈夫認為自己的工作所成就，都是靠自己辛苦努力所得。往往忽視了在家的妻子要帶孩子、照顧家。沒意識到身後的家庭要正常運轉，需要一個人來付出。
而這個人同樣也可以出去創造價值。
是以，首先要轉變觀念，認為家務勞動是有償的，是要呼籲的第一步。
去年實行民法典的家務勞動補償金制度後，從第一例家務勞動補償金的案子，一直到年底，我們盤點全年的家務勞動補償金的案例，發現它隻是一個符号化、象征性的一筆安慰金，遠大于過于它的實際意義。
家務勞動補償金提出來的根源是什麼？第一點，它要解決一個問題：真正為家庭付出這一方的勞動價值是應該被看到。
第二，付出家務勞動隻是家庭的角色分工不同，它同樣是具有貨币價值的。
但對中國人來說，家務勞動貨币化是很難接受的。很多人認為老公給老婆的家務活發工資，什麼都算錢，那家庭就沒有人情味了。人情不是拿别人的犧牲來維持美好的，是彼此互相尊重，看到對方的付出，認可對方的價值。關系才能良性運作。
對于全職媽媽的家務勞動的付出，日本、南韓以及西方國家，都以不同形式在肯定。因為它們更早意識到生育率下降的問題。
而女性作為承擔生育的重要主體之一，如果女性權利被漠視，就會直接影響到人口生育率的下降。
是以，在西方國家，離婚後，男方在女方再婚前要一直供養女方。這是大多數國家執行的一個政策。因為女性在為家庭付出時，喪失了參與社會競争的能力，而外出工作的丈夫的能力在提升，中間存在巨大的落差。
南韓和日本，就把丈夫的部分工資直接打到妻子的賬戶當中去，日本的比例是50%，南韓是30%。
我們國家的女性一直被塑造成忍辱負重、無私付出的形象。今天的女性已經充分接受教育，在走入社會後，就不易被這種觀念誘導了。因為她獲得的回報太不成比例了，而且常被看不起，男方高興時說“我養你”，離婚時變成了“我養的你”。
我們國家的國情下，我不太贊同發放工資的形式，因為整個社會環境還沒達到那個程度，應該緩慢地讓大家逐漸改變觀念去推進。太激進推行不了，就是不切實際的。
已推行的家務勞動補償金制度是很好的制度，落到實處，它補償的不僅是婚姻中付出的這部分。家庭主婦的勞動是應當以貨币化體系被看見、被肯定、被呈現的。更重要的是家庭主婦離開職場，導緻回歸職場時喪失競争能力的未來收益。
比如男方大學起考研考博，女方養家糊口，伺候孩子，還要掙錢支援男方。碩博讀完，男方開始忙了，女方的工資也不高，回歸家庭了。兩年後男方說雙方差距太大了，沒有共同語言。此時，男方的價值才真正開始出現。
如果不通過制度來保障，容易誘發道德風險，女方的付出也付諸東流。今後誰會在婚姻當中無私支援對方？風險太大了。
女性在另一方提升時要齊頭并進，雙方不要差距太大。是以女性不要輕易選擇做家庭主婦。女性生育完，應以最快的速度重返職場。如果不保證自己的職場競争力，未來被被家庭辭職下崗，分到的就是家庭共同财産的一半。
很多離婚案例裡，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家務勞動補償金就給5萬塊。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年都不止掙5萬塊。
是以，要讓家務勞動補償金真正落到實處，應該考慮家庭主婦為家庭付出，而喪失的未來職業收益的前景的落差，結合婚姻的長度和付出的具體情況來計算。
因為全職一方付出獲益的另一方，在未來一定年限内，其獲益應當和全職一方共享。這樣每辜負一段婚姻是有成本的，他得為上一任付出的人買單，不能輕裝上陣立刻投入另一段婚姻。
最好不用家庭主婦這個詞，家務勞動補償金，針對的是為家庭付出的一方。過去認為家庭主婦全是女方，男人會被别人嘲笑說吃軟飯，這樣的觀念，就是瞧不起做全職的一方。
通過政策和利益的引導激勵，從意識形态和政策法律等方面肯定，法律給全職一方充分、安全性極高的保障，讓其認為“我實在為國家做貢獻”，雙方都不會有心理落差。
給予全職一方更高社會地位的同時，其實鼓勵的是，男女兩性都應該參與到為家庭付出中。
至于提案，中國是非常講人情的國家。老公給老婆發工資，那就是雇傭關系，成了老婆給老公打工了，那政府要是給全職一方發工資，會不會導緻直接躺平了？
這種提法也容易引起男女兩性對立。男人也會說，那我有個子宮也回家躺平了。那大家都不會想出去上班了。
職業不分高低貴賤，個人的選擇要尊重，我們肯定全職主婦的付出。同時，保護家庭婦女，夫妻财産互查等配套措施也要跟上，很多案例，丈夫掙了錢藏起來，不告訴妻子掙了多少錢，想查清楚男方的收入比登天都難，家庭主婦主張自己權利時，可能知識也落後，連個參照值都沒有，更不知道如何争取權益。
我有個客戶，做了10年全職主婦，不知道身為航空公司高管的丈夫掙多少錢，男方告訴妻子自己負債五六百萬。最後我們計算男方十年收入大約是3000多萬。
根源還是要消除男女的性别歧視，90%的人會預設全職角色應該是女性。女性被趕回家，沒有權利查詢在外掙錢的那一方真實财産狀況，這就是保護強權一方。女性被家庭剝削成了一個免費的家庭服務員。
但女性如果不好好做家庭主婦，出來“搞事情”，會被诟病沒有盡到家庭責任。因為妻子和母親的家庭角色的缺失，導緻孩子有問題，丈夫有外遇。全部歸因就是這種刻闆印象。
“低收入的婦女被動成為家庭主婦”
資深媒體人，社會學博士李思磐
我認為，提出全職主婦職業化的人大代表，應該是從其檢察官的工作角度做出的建議。
她應該也不僅僅是說家庭主婦職業化制度，而是全職的家庭管理，或者是家務照料這類勞動，不管男女都應該（承擔）。
她的提議主要是在家庭财産的配置設定上，更多集中在家庭内部的配置設定上。就是在家的家庭成員，可以分享外出工作的家庭成員所獲薪酬，也可以在離婚時，得到家務勞動的補償。
但問題在于，此前有離婚案中，家庭主婦5年婚姻獲得家務勞動的補償是5萬元。
該案有标志性的意義。雖然公衆不清楚事件全貌，但如果一年做這麼多家務，隻補償1萬元，肯定不行。後來法官好像解釋過這個案件，說其他家庭财産的配置設定上面，也許可能當事人是滿意的。
但這有一個問題，如果僅僅将家務勞動視為家庭内部成員間的準市場的交換關系，我認為是不行的。
家庭主婦分為很多情況，一種是中上階級、收入較高的家庭，讓女性在家裡做全職主婦，這是我們想象中的全職主婦的概念。
但實際上，有很多低收入的女性成為全職主婦，而按照中産階級的标準，她們配偶在外面掙的錢，是不足以養活一個家庭的。
為什麼她們隻能做全職主婦？因為有大量中下階層的婦女，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是非常不穩定的，她們并沒有需要以高等教育作為基礎，專業性強和有發展機會的工作。通常，她們可能在一般的中小企業裡，從事一份容易被替代的工作。
一旦還要照管兩三個孩子，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有發展機會的穩定全職工作了。背後還有一堆問題，比如現在說的生育保障機制，這群婦女都享受不了。
另外，家庭收入本來就不高，她們不得不被動成為家庭主婦。她們成為家庭主婦的原因，不是丈夫有錢可以養活一大家子，或者可以很好地養活一大家子。如果離婚的話，一般普通人的家庭也沒有太多可配置設定的财産，補償她們為家務付出的勞動。
這個代表提出來的建議很好，但要執行是非常難的。
在當今社會，專職從事家務勞動，意味着放棄發展自己職業的機會，這個機會成本非常大。通常，這種考量是建立在情感基礎上，而絕大多數家庭沒有多少資本可以補償。
其次，全職一方付出的，不是靠錢可以補償得了的。比如家庭主婦可以購買城鎮居民的保險，但與正常職業的保險仍是不一樣的。當一個人放棄在外工作的機會，她的社會保險就脆弱很多。
是以，家庭主婦職業化，不是一個家庭内部配置設定的問題，而是社會、國家如何認定這個職業的問題。
首先，全職在家照顧老人或者孩子的一方，如果在家一輩子，他們的社保能不能跟在外工作的職業社保一樣？很多國家針對全職在家的人員都有長期照顧的津貼，比如說家裡有需要照顧的老人或者病人、殘障人士，政府都會向其工資賬戶發放津貼。
是以，要把家庭主婦當成一個被尊重的職業，不是一個家庭内部的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保障體系，或者國家如何調撥資源來做這件事的問題。
潇湘晨報記者 陳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