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詩人紮加耶夫斯基為當代詩人認知這個問題重重卻仍不乏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一個典範：無視現實的一味歌頌當然是良心泯滅的行為，完全的悲觀也不可取。回到《不對稱》這部詩集，紮加耶夫斯基提取的“不對稱”這個現象當然源于他對自身寫作處境的敏銳洞察，它明顯超越了單純的美學問題，而是以真實性為準則處理寫作與生活之間的複雜關系。
撰文 | 程一身（詩人、評論家）
《不對稱》，作者：（波蘭）亞當·紮加耶夫斯基，譯者：李以亮，版本：雅衆文化｜中信出版集團 2021年10月
紮加耶夫斯基是我熟悉的一位詩人，但我沒想到會熟悉到寫出一首同名詩的程度。是以看到最近出版的他的詩集《不對稱》，這種重合讓我心有戚戚。隻是看過整本詩集之後，并未見到同名詩，“不對稱”這個詞僅在《畢業舞會》中出現了一次：
這種不對稱，這種強烈的非對稱性，
很多年裡，幾十年裡，
使我無法在真相的強光下
見識她……
在這首詩裡，“不對稱”又被置換成了“非對稱性”，既然這本詩集以它為書名，顯然大有深意，需要細察。詩中的“她”指的是“我的媽媽”，她在參加聚會時發表的看法“實在讓我們吃驚”、“令我尴尬”，并讓“我”感歎“她是多麼虛弱，老派”。由此可見，這首詩裡的“不對稱”涉及的是認識論問題，是“我”對“我的媽媽”的認識與她的現實或真相不對稱，甚至可以說是極度錯位。這裡觸及的是認識的表裡沖突，哪怕是對身邊一個極其熟悉的人，我們的認識通常可能是流于表面的，不夠内在，在特定的場合，當我們突然認識到對方的真相時，不免像作者一樣感到吃驚。
世界的可以解釋與不可解釋
對一位詩人來說，認識當然是個大問題，對身邊的事物，尤其是寫作的對象，認識不足或偏差，顯然會導緻作品的缺陷，其症狀之一便是作品中的現實與社會中的現實不對稱。可貴的是，紮加耶夫斯基意識到了這種不對稱，并展現出以社會中的現實糾正心目中的現實的傾向，是以讀者不難從這首詩中看到二者之間的張力。我傾向于把“不對稱”視為這部詩集的隐秘核心。這裡我結合世界的可以解釋與不可解釋、對藝術的知道與不知道之間的張力加以讨論。
“解釋”這個詞在本詩集中出現多次。很顯然，解釋是與認識密切相關的問題。一般來說，如果沒有正确的認識，也就沒有正确的解釋。這個世界，或者說詩人的寫作對象，往往處于可以解釋與不可解釋之間。其中不可解釋的部分前人往往歸屬于命運，或稱之為神秘，紮加耶夫斯基則不同，在很多詩裡，他都秉持着認知與探究的态度一一呈現他與世界相遇的情景，可以說他的許多詩都生成于情感認知的途中。這部詩集的開篇之作《無名之地》寫的是喪父之痛，但異常克制，作者幾乎把一場心靈地震轉變成了理性探究的問題，很可能，哲學就是從這種處境中發源的。作者明明遊蕩在海德公園，卻把它稱為“無名之地”，并在詩中反複出現，這本身就是無以名之的強烈痛苦的外化。詩人試圖向陌生人傾訴喪父之痛，但又自覺不合适。最後從戈特弗裡德·本恩的一首詩中獲得了安慰：
當德拉克洛瓦闡述他的理論時，
這令他緊張，就肖邦而言，他
也無法提供關于那些小夜曲的解釋
本恩所說的肖邦無法解釋自己的作品，很容易讓人想起康德的天才論：“它是怎樣創造出它的作品來的，它自身卻不能描述出來或科學地加以說明，而是它（天才）作為自然賦予它以法規，是以，它是一個作品的創作者，這作品有賴于作者的天才，作者自己并不知曉諸觀念是怎樣在他内心裡成立的，也不受他自己的控制，以便可以由他随意或按照規劃想出來，并且在規範形式裡傳達給别人，使他們能夠創造出同樣的作品來。”康德顯然是極力強調天才的神秘性的。而紮加耶夫斯基在引用了本恩的這幾行詩後寫道：“我隻知道一件事：夜晚也不需要/解釋，同樣，痛苦也是，在無名之地。”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把肖邦作品的無法解釋變成了夜晚與痛苦的不需要解釋。如果說無法解釋是因為神秘，不需要解釋則意味着主體對客體的坦然接受，或者說是主體對客體的懸置，意味着認知達到了它的限度。
對自身的痛苦如此處理，對他人的身世同樣存在着解釋的難題。《表兄漢内斯》中有如下詩句：
他去世突然，還很年輕，
留下了許多無法解釋的東西，
那些東西仍然盤旋在我們頭頂，
日日夜夜。
這裡的無法解釋顯然不同于天才作品的無法解釋，它不是神秘，而是秘密，已被死者永遠帶走。是以，世事的可以解釋與不可解釋表明，世事以及對世事的解釋是不對稱的。
亞當·紮加耶夫斯基（1945-2021），波蘭詩人、作家，“新浪潮”詩歌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無止境》《兩座城市》《另一種美》《捍衛熱情》《不對稱》等。
不倦的認識者與探究者
那麼，作為一位詩人，能否解釋得清楚詩歌呢？在《我們知道藝術是什麼》一詩中，“我們知道藝術是什麼”與“我們不知道藝術是什麼”交替出現，這就意味着我們對藝術既有所了解，又有所不解。也就是說，藝術以及對藝術的解釋也是不對稱的。對這個世界，也包括人自身的創造物，人作為認識的主體總是不能完全認識，這實際上構成了當代詩人寫作的基本處境。也許需要提醒的是，《不對稱》是紮加耶夫斯基的晚年詩集，它呈現的并非智者的形象，也非困惑者的形象，而是不倦的認識者與探究者形象，我覺得這個形象意味深長。一位老人仍像一個學童，以平靜的心态認識身邊的林林總總。正如他在《童年》中所寫的：
現在我确定我知道
如何做一個孩子，我知道
如何看着那被冰霜覆寫的樹林，
如何活着，保持平靜。
在不倦的認知與世界（物的總體）和社會（人的總和）的可知與不可知的交織狀态裡，詩人展開他的寫作，這就意味着世界與社會以及對世界與社會的認知之間的不對稱是寫作者的基本處境，并對寫作構成了一種近乎永恒的牽制，但優秀的寫作者總能克服或縮減這種不對稱，使詞語中的現實與客觀世界或社會現實無限接近。
克服現實與寫作的不對稱性
讀《不對稱》這部晚年詩集，很容易讓我想起另一部晚年詩集，德裡克·沃爾科特的《白鹭》，這兩部詩集中都反複寫到悼亡主題，而且全部是短詩，《不對稱》甚至連組詩都沒有，顯得更碎片化。如何在碎片中呈現出整體，克服世界與對世界的認知的不對稱給寫作帶來的限制？紮加耶夫斯基在《成熟的史詩》中進行了探讨，他認為“每一首詩，甚至最簡短的詩，/也可能生長成一部成熟的史詩”，要做到這一點，“每首詩必須說出世界的整體”，這無疑是重點所在。在某種程度上，說出世界的整體就意味着與世界對稱。但詩歌不是長篇小說，很難将“奇迹和殘酷庫存”在一起，形成百科全書式的存在。這就導緻大多詩歌必然小于世界的整體，即寫作與現實不對稱。是以，這首開篇信心滿滿的詩最終歸于一聲無奈的感歎。盡管如此，詩人仍然有自己的明确詩觀，在某種程度上，《我喜歡的詩人》可以視為他的自畫像：
有時他們知道
世界是什麼
并在柔軟的紙面
寫下嚴酷的詞語
有時他們什麼也不知道
像學校操場上的
孩子們一樣……
這樣的詩無疑是誠實的，它坦承了世界是可知與不可知的統一體，回應了寫作者因對世界的不完全認知而形成的寫作與現實的不對稱問題，并把這種不對稱作為寫作的起點，甚至把克服不對稱的過程作為寫作對象，我想這不僅是誠實的寫作，也是有勇氣的寫作。
紅T恤一側露出綠吊帶
不對稱，已經定型
應該有過一隻手
反複伸向那一側
留下一個波狀旋渦
或許她的乳房
也不對稱，且已定型
我寫的這首《不對稱》其實源于長期的美學教學，我多次思索過對稱這個形式美的規律在當代藝術中的狀況。我認為對稱是古典藝術的基本法則，而現代藝術往往是不對稱的，這是因為現代藝術家将真實表達看得比美化現實更重要，而且現代人動蕩激越的情感沖撞也明顯壓倒了前人的理性精神。紮加耶夫斯基無疑是注重真實表達的。其代表作《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首先是正視現實的寫實之作，他沒有把世界美化成一個花園，也沒有把世界窄化成一個花園，而是直言這個世界是殘缺的，但它又是我們賴以為生的唯一世界，是以我們沒有理由不熱愛它，并盡一己之力去改善它。
可以說，紮加耶夫斯基為當代詩人認知這個問題重重卻仍不乏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一個典範：無視現實的一味歌頌當然是良心泯滅的行為，完全的悲觀也不可取。回到這部詩集，紮加耶夫斯基提取的不對稱這個現象當然源于他對自身寫作處境的敏銳洞察，它明顯超越了單純的美學問題，而是以真實性為準則處理寫作與生活之間的複雜關系。這是此書給我的最大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