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分享】邴正：面向21世紀的中國文化形象與文化符号

面向21世紀的中國文化形象與文化符号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理論思考

作者 | 邴正

一

文化符号與文化自覺

精神文化是用符号來表··達的。文化的創造性、先進性、特殊性，最終都要轉化為符号的形式，才得以儲存、了解、傳播、發展。文化具有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屬性。精神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符号、規則與觀念。符号是高度濃縮的文化表征。卡西爾認為：“與其說人是理性的動物，還不如說是符号的動物。正是符号，人的創造力才得到最大的發揮，藝術、語言、宗教、哲學、曆史、藝術等等文化形式才得以産生；正是符号，才使人與動物同處于一個實體世界，而又能擁有建設一個他自己的世界，建設一個‘理想的世界’的力量。”精神文化是用符号來表達的。

一種文化的定型過程，也是一種文化的表征形象逐漸形成、塑造、定型的過程。文化的表征形象是多方面的，研究文化模式的學者們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文化表征形象的分類标準：維科認為古希臘的12個天神，實際上象征着上古時期人類社會發展的12個階段；斯賓格勒根據宗教等文化表征，把世界文化區分為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中國文化(儒家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印度文化(印度教)等8種類型；湯因比則根據文化對環境挑戰的應戰方式，把文化區分為26種類型；本尼迪克特則根據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别，把文化區分為日神(阿波羅)模式和酒神(狄奧尼索斯)模式；瑪格麗特·米德則根據文化傳遞方式的不同，把文化區分為前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後象征文化。這些不同的文化分類，都運用了文化象征和文化符号的定位方法。魯多夫·洛克爾則在《六人》中，用浮士德、唐璜、哈姆雷特、唐吉诃德、麥達爾都斯和馮·阿夫特爾丁根這6個人代表6種不同的人生道路，實際上是西方文化内部6種不同的人格模式。這些象征最後凝結為不同的文化符号，成為某種文化特征的特殊的專有标志。

文化的典型表征就是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是經過曆史積澱形成的、被人們普遍認同的典型表征形象。文化符号的形成是一個自然曆史過程。文化是人們有意識的行為創造的，但一種文化現象上升和抽象化為一種文化特有的表征符号，卻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曆史發展變革中，經過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不斷選擇、淘汰最終定型的。在西方，基督教最初隻是流行在猶太人中的一種宗教，多次遭受羅馬帝國當局的殘酷鎮壓。直到公元313年羅馬帝國頒布米蘭敕令，才終于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此後，基督教才逐漸發展為西方文化的主要表征與文化符号。在中國，春秋時期的孔子在魯國不受待見，才周遊列國，四處碰壁，甚至受厄于陳蔡，連飯都吃不上。隻是到了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張，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獲得統治地位，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符号。是以，文化符号的形成，是一個由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曆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鬥争的不是‘曆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曆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曆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

文化符号一經形成，首先标志着文化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文化符号是文化精神的表征。一種文化現象被人們普遍接受為标志性的特征，說明它所代表的事物、人物、事件及其展現出來的精神，被人們普遍認同，進而産生群體的一緻性。黑格爾說過，曆史是由兩條經緯線構成的，“第一是那個‘觀念’，第二是人類的熱情，這兩者交織成為世界曆史的經緯線”。文化符号就是衆多的曆史熱情中最具代表性的浪花，而其展現出來的是它背後的一個民族的曆史特質。孔子隻是春秋時期諸子百家之一，但他的思想被後人逐漸認同，上升為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思想。孔子所主張的重家庭的群體主義、重倫理的道德主義、重親和的民族主義，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為傳統社會所普遍認同，也成為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共同心理基礎。

其次，文化符号的形成有助于對文化自身特質的文化自覺過程，也是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卡西爾認為：“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标——這看來是衆所公認的。在各種不同哲學流派之間的一切争論中，這個目标始終未被改變和動搖過：它已被證明是阿基米德點，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動搖的中心。”文化符号就是文化自覺的符号化。凡是沒有符号化的文化現象，都是偶然的、分散的、表象化的，不能産生文化的一緻性。偶像崇拜與宗教的最大差別，就在于偶像太多，偶像之間關系太亂，彼此之間缺乏一緻性和邏輯性。文化符号是文化群體共同認可的文化标志，是文化共同意識的表征。人們可以在文化符号中找到現實中的自我和想象中的自我。李白的浪漫潇灑，杜甫的悲天憫人，嶽飛的壯懷激烈，既是中國人的真實寫照，也是我們的理想追求。他們做了我們想做的事，我們已經或将要做他們做過的事。他們就是我們的形象，這就是我們認同他們代表我們的原因。

再次，文化符号的形成有助于文化的繼承與傳播。文化符号是濃縮和抽象化了的人們的活動成果，有助于文化繼承。教育就是在傳承文化符号。語言文字、國旗國徽、英雄人物、神話故事、唐詩宋詞、禮儀道德，都是符号化了的生活，接受了這一切，也就接受了中華文化。同時，文化的傳播是通過文化符号實作的。沒有文字的原始民族缺乏文化符号化的充分能力與手段，通過長期耳濡目染，口口相傳，也能承傳文化。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傳播，必須上升到符号層面，才能充分實作。西方世界認識中國，是通過絲綢、瓷器、茶葉這些産品，通過長城、故宮、大運河這些建築，通過平劇、功夫、中醫這些技藝，通過孔子、孫中山、毛澤東這些人物的思想實作的。中國人認識西方世界，也是通過洋槍洋炮這些科學技術，通過電影芭蕾這些藝術，通過拿破侖、華盛頓這些人物的思想實作的。非符号化的文化需要生活體驗，符号化的文化易于觸類旁通，擴大影響。

二

中國文化符号的承傳沖突

中華民族曆史悠久，文化燦爛，從不缺乏文化符号。但是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單一民族文化的傳統結構已經被打破，文化發展已經進入多樣化并存與競争的時代，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我們面對的現實是，當代中國文化早已不是鐵闆一塊，而是四種文化互動融合、碰撞、沖突的沖突體。這一沖突體由古代傳統文化、現代革命文化、外來文化、新生文化四大闆塊構成。古代傳統文化主要影響着人們的日常生活、生活習俗、文化心理與意識形态，特别是道德領域；現代革命文化主要影響着政治生活領域與意識形态；外來文化滲透在各個領域，特别是日常生活、科技、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新生文化則主要表現在科技文化、資訊文化和大衆文化之中。傳統文化與革命文化，傳統文化、革命文化與外來文化、新生文化之間，都存在着錯綜複雜的沖突。

這些沖突也同樣展現在中國文化符号的認同與選擇上。據網上所載，近日，美國《新聞周刊》根據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的網民投票，評選出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2大文化國家以及這12個國家文化的20大形象符号。美國《新聞周刊》評選出美國文化的20個文化符号中，好萊塢、麥當勞、NBA、可口可樂、希爾頓、迪斯尼、矽谷、超人、星巴克、沃爾瑪等10項屬于20世紀出現或産生影響的；英國文化的20個文化符号中，甲殼蟲樂隊、勞斯萊斯、哈利波特、丘吉爾、BBC、貝克漢姆6項屬于20世紀出現或産生影響的；日本文化的20個文化符号中，索尼、三宅一生、新幹線文化3項屬于20世紀出現或産生影響的；俄羅斯文化的20個文化符号中列甯、斯大林、靜靜的頓河、加加林4項屬于20世紀出現或産生影響的；南韓文化的20個文化符号中，水原華城、三星、樂金(LG)、鮮京(SK)4項屬于20世紀出現或産生影響的。此項調查中，中國文化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孔子、漢語、故宮、長城、蘇州園林、道教、孫子兵法、兵馬俑、莫高窟、唐帝國、絲綢、瓷器、平劇、少林寺、功夫、西遊記、天壇、毛主席、針灸、中國烹饪”是代表中國的20個文化符号。除毛澤東主席外，其他19項全屬于傳統文化。南韓《亞洲經濟》2月6日發表題為《中國需要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的文章，稱“鳥叔”一曲《江南Style》2012年火遍全球，助南韓國家品牌排名同比上升2位，成南韓文化符号。但代表中國的文化符号，如“孔子”和“瓷器”等有些過時，中國需要在傳統的基礎上創造能代表現代中國的文化符号。

這些文化符号是否充分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姑且不論，它至少提醒我們反思，從辛亥革命，抑或從五四運動以來，現代中國文化是否形成了一些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為什麼這些文化符号在世界上傳播有限？

辛亥革命以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華民族在百餘年的曆史程序中，前仆後繼，不斷探索開拓，改革創新，也包括文化符号更新的努力。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科學與民主的口号，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個性自由和婦女解放，努力改造舊文化。新中國成立以後，革命文化成為主流文化，大行文化創新，也包括文化符号的更新。毛澤東思想、解放軍、雷鋒、焦裕祿、大慶精神，成為新時代的文化符号。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繼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後，通過幾十年努力奮鬥得來的文化成果，其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群衆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人民戰争、遊擊戰争、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向往共産主義明天的革命理想主義精神。由此派生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集體主義的雷鋒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大慶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往無前，英勇犧牲的人民解放軍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革命理想主義、革命集體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繼儒家文化衰落後，成為新中國的文化符号，并在世界範圍内産生影響。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總結20世紀人類社會科學代表性成果，共計43項，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入選的唯一成果。

問題在于革命文化以政治激進主義的态度對待文化，對傳統文化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創造出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等烏托邦式的文化符号。這些符号在改革開放後被社會抛棄，以至于傷害到革命理想主義、革命集體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文化符号本身。

改革開放後，革命文化逐漸淡出，新文化正在崛起。新文化的基礎有二，一是市場經濟，二是全球化。二者本質上是一緻的，交融到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母體——西方文化。如果說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取得了輝煌的經濟成就，但在文化方面，問題并不這麼簡單。一是文化符号的産生、傳播、認同需要一定的時間積累；二是西方文化解決不了中國文化崛起的問題。如果中國依靠市場經濟與全球化實作了經濟崛起，以同樣方式發展文化，其結果必然是西盛東衰，經濟是中國的，文化是西方的。這樣的崛起，無異于文化自殺。這就是中國文化在現代化程序中的特殊沖突。這也是經濟發展30多年，文化符号更新過慢的症結所在。

三

當代中國文化符号創造與更新的思考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産力，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為人民提供廣闊的文化舞台，讓一切文化創造源泉充分湧流，開創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的新局面。”

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要處理好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努力擺脫政治實用主義的消極影響。中國文化在20世紀的發展中，深受政治實用主義的幹擾。政治實用主義就是把文化與政治需要混為一談，脫離文化自身的特點和人民大衆的文化需要，僅從當下的政治需要出發，把文化變成政治的附庸。這樣做的結果是過度政治化的文化缺乏普遍的認同與傳播能力。政治是利益的直接展現，一方面在跨文化傳播中存在利益和意識形态沖突；另一方面容易脫離人民群衆的日常生活。是以，在政治挂帥的極“左”年代，雖号稱“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文化大破壞。政治風雲一變化，那些泛政治化的文化符号，有如午夜一場大雨澆到屋檐上，天亮的時候，幾乎什麼都沒剩下。

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态同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政治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化理念是政治理念的基礎，文化也是政治傳播的重要手段。但文化并不等同于政治，文化面向的人群往往是非功利化的，其影響也是潤物無聲的，持續耐久的。孔孟老莊、李白杜甫都是封建社會的人，離我們有一兩千年的時間距離，其政治主張離我們更為遙遠，但他們作為文化符号，離我們就很近。政治是權力行為，是硬實力，為維護利益，政治主張必須是現實的、明确的；文化則是軟實力，有其意識形态性，但更多的屬于日常生活的、大衆化的、跨群體甚至跨民族跨文化的。完全脫離政治的文化未必有生命力；泛政治化的文化則更沒有生命力。

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要處理好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努力擺脫經濟功利主義的消極影響。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但在文化創造更新方面差強人意，其中經濟功利主義的影響不可忽視。經濟功利主義就是把文化與經濟混為一談，把文化由政治的工具簡單變為經濟的工具。發展文化需要打造文化産業，但文化發展不能簡單等同于文化産業發展。産業化的文化隻是文化的功用部分，而文化的主體是精神、思想、觀念，是不可能僅由産業行為實作的。文化關乎信仰與核心價值觀，産業行為隻能普及、傳播文化符号，不能創造文化符号。至于文化搭台，經濟唱戲，與當年文化成為單純的政治宣傳工具如出一轍。

文化與經濟的差別在于，經濟是功利的，而文化具有功利與非功利的二重性。文化是有意義的符号，有意義不等于功利。意義是事物可供人們了解交流的關系屬性，功利是事物直接滿足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關系屬性，正如馬克思所說：“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文化的價值主要在于意義領域，而其功利價值則是派生的。誠然，美國的快餐、法國的時裝香水也成為文化符号，但并不是因為它們賺錢，比它們賺錢更多的金融、石油行業。快餐和時裝香水是标志性的現代生活方式，是以才成為文化符号。隻有尊重文化特點和規律，注重發展和提高經濟活動的文化含量，才能在擷取經濟價值的同時，打造文化品牌，生成文化符号。

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要處理好多元文化之間的關系，努力擺脫文化虛無主義的消極影響。文化虛無主義是一種不加分析地盲目否定人類文化遺産，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精神文化價值的态度或思想傾向。在大陸近現代曆史上，文化虛無主義有過三次大的躁動：第一次是在五四運動時期的“全盤西化論”，把中國的封建專制與落後簡單地歸結為傳統文化的缺陷，從根本上否定民族傳統文化的現實價值；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以“砸爛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名義否定一切曆史文化；第三次是改革開放以來崇洋媚外的思潮，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與制度，否定民族曆史文化，否定革命，妖魔化重大曆史人物，曲解民族文化辨別和表征符号，進而瓦解民族精神和信念。

文化和意識形态需要表征和具象傳播，每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的光榮與夢想，偉大的曆史事件和偉大的曆史人物，構成了各民族的曆史圖騰和曆史記憶。中國傳統文化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産生的現代革命文化，代表古代和現代社會的兩大文化成果，是中華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礎。文化虛無主義從西方價值觀出發，抓住和誇大這兩大文化成果的某些缺點，否定這兩大文化成果的合理性。任何文化成果都有其曆史局限性，除非它永遠不變成曆史。如果用文化虛無主義的态度否定上述兩大文化成果，中華民族自身認同的精神基礎也就随之崩潰。文化虛無主義否定了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也就否定了民族的曆史合法性，“人們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也就随之瓦解。

我們應該把當代文化的多元闆塊之間的互動看成是一個多層次融合的過程，加強文化共性的溝通與融合，提倡文化個性的相對獨立存在與豐富多彩，用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進行文化創新與改造。剔除那些傳統文化中的保守性，調整僅适應于階級鬥争與戰争年代的革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拒斥外來文化中不适合中國國情的因素，防止簡單化、單極化的價值訴求，向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美人之美，天下大同”的方向努力前行。

（原文出處：《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13年第3期 第12-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