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問過一個問題：“中國這麼多遺迹，為啥總是等到有施工發現了才搶救性發掘？”、“秦始皇陵（此處可代入大量帝陵王陵）都說多好多好，怎麼就沒開讓老百姓長長見識？”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容我們來回顧一段不那麼光彩的往事。
1955年10月4日，一份請示被送到了國務院，幾經轉手交到了周恩來總理手上，請示内容如下：
從結果來看，周總理給出了同意發掘的批複，但是這背後，有着一場當時中國考古學與曆史學之間的角力。
發起這項提案的，是署名第一位與第三位的郭沫若與吳晗，其中吳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則是這項提案在政治上最大的支援者。
郭沫若之名，活在共和國的人大抵都知道如何，這裡姑且不提，且說說這個不那麼有名的吳晗，吳晗何許人也？
55歲的吳晗
簡單來說，1931年吳晗入讀清華大學曆史系，是胡适開的介紹信，他1934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也頗受胡适、顧颉剛和傅斯年等民國大家的提攜，僅這兩條，足可見其在學術上的地位。
那麼，他具體修的那一部分曆史呢？答案則是——明史。
盡管吳晗嘴上說的都是“發掘将有利于學術研究”，“增加人民的文化内容”等等套路話，其作為一個明史研究者，想要一窺長陵的那份想法不難了解。
這種心态難以單純地用“自私”或者“貪欲”來形容，他有沒有真的出于學科研究的角度出發而提出這項提案？
我們很難否定。
但毋庸置疑，這種心态促成了他開始觊觎明皇陵，也即将導緻中國現代考古學出現以來前所未有的一場考古上的災難。
左：鄭振铎；右：夏鼐
時任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铎與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的夏鼐得知這項提案後大驚失色，連忙找到吳晗讓他收回這項提案。
鄭振铎警告吳晗，當時國家根本不具備妥善發掘這種規模陵墓的條件，文物的儲存和修複都會成為巨大的問題。
然而吳晗竟以近乎大躍進般的思路認為共和國已經成立五六年，也培養了一屆（真的是隻有一屆）考古方向的大學生，人力物力不成問題。
無論鄭振铎與夏鼐駁斥的說法多麼有力，而吳晗的觀點多麼荒唐，在吳晗的政治實權面前，這項提案還是最終落了地。
1955年的最後一天，針對長陵的初步田野調查開始。
然而一番勘察之後，沒能找到長陵的墓道口。
由于趙其昌第一個進入地宮，也被稱作“定陵挖掘第一人”。趙其昌晚年說：“定陵當時我是贊成挖的，但就是因為我經曆的一切，現在我哪一個帝王陵都不贊成挖！”
于是乎，在時任發掘隊長的趙其昌建議下，發掘隊伍決定先找一個規模小一些的皇陵作為“試掘”。
一番折騰之後，發掘隊敲定了定陵，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鈞（年号萬曆）與孝端顯皇後、孝靖太後的合葬墓。
之後的勘探與發掘過程也經曆了無數的波折，其中甚至為了加快發掘進度，專門修了一條通向定陵的柏油馬路，采用機械化出土的方式取代緩慢但細緻的人力出土。
考古隊員找到定陵入口
1957年的9月21日，定陵的玄宮正門被發掘隊打開，定陵内的棺椁與豐厚的陪葬品第一次展示在塵世前。
至少截止到此，盡管有波折有争執，但至少還是算一場嚴肅的考古發掘，而後面發生的事，引用《風雪定陵》中的一句話，“由此，中國考古史揭開了悲怆而慘淡的一頁”。
悲劇的開端始于如何保護定陵中的無數文物，其中最為棘手的便是木俑。
按照歐美的标準，如果想要讓木俑以完好的狀态儲存下來，最合适的方法是在超低溫（零下200°C）下冷凍脫水後密封儲存。
白萬玉被任命為現場指揮
而當時的共和國根本沒有這種技術來儲存，考古隊中負責保護文物的白萬玉老先生隻好用原始的土辦法，在鍋中融化白蠟，試圖将木俑上裹一層臘來防止氧化和變形。
這種土法當然不足以完好儲存木俑，大量的木俑在上蠟後變形變色，表情都扭曲了起來。
定陵中的陪葬木俑
熟悉曆史的人應該知道，1957年，就在定陵發掘進度推進之時，發掘隊的上司權也被新成立的定陵博物館籌備組接管，而新上司竟然要求發掘隊立即停止清理工作，退出玄宮以進行政治檢討。
雖然作為發掘主持者的夏鼐多次向發掘委員會請求收回指令，然而失去了上司權的委員會已經是自身難保。
盡管發掘隊從主持者夏鼐到一般的技工，都在加班加點試圖在風暴來臨之前完成工作，然而，無情的政治風暴還是席卷了定陵那昏暗的玄宮。
8月22日，發掘隊被拉到一間屋子裡，新的上司大肆批評領隊趙其昌“以各種借口逃避政治學習，沒有召開生活檢讨會，沒有彙報思想，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
接下來，就是鋪天蓋地的檢讨會，心得報告會，還有自我批評等等毫無意義的政治活動。
漢白玉棺床一側的陪葬品，木質的支架已經腐朽，各種文物散落一地。
而在發掘隊員們深陷政治漩渦中時，他們錯過了儲存出土文物的黃金時間，定陵中出土的絲織品全部出現了黴變和腐爛，原本剛出土時光鮮亮麗的绫羅綢緞，幾天後都變得如同爛樹皮般腐朽。
夏鼐無奈地帶着這些腐爛的絲織品殘片回京，試圖阻止這場荒唐的風波。
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已經化為塵土的絲織品殘片，确實引起了上層的注意，也為發掘隊換回了一段補救文物的時間，在停滞将近半年後得以重新開始清理工作。
或許對發掘隊員來說，這雖然算不上振奮人心，但好歹是有個交代。
而從現在的角度看，這一段時間是如此的悲哀而又無力，因為在幾年以後，一場更為瘋狂的浪潮将會徹底摧毀他們晝夜工作的成果。
考古人員正在萬曆皇帝棺内提取文物
1958年9月，定陵裡的陪葬品被運出地宮，向公衆展出，郭沫若、吳晗、鄭振铎和夏鼐等之前在是否發掘問題上争論不休的幾人都來參加剪彩儀式。
郭沫若與吳晗看着這些從定陵中運出的珠寶，完全沉浸在一股勝利般的喜悅與激動中。
然而就在同一天，發掘隊長趙其昌則收到了一條難以接受的消息：他即将被下放到良鄉勞動改造。
理由無比的荒唐：有人說趙其昌在定陵地宮中放毒氣，行使特權。
趙其昌百思不得其解，冷靜思考之後才回想起來，在清理萬曆皇帝棺木時，噴灑了福爾馬林與酒精的混合液。
恰逢某上司攜妻子孩子來參觀，上司的家眷被刺激的味道嗆得七葷八素，隻得掃興而歸。
任那時的趙領隊想破腦袋也想不到，這麼一件都算不上什麼的事，會給他引來如此災禍。
萬曆皇帝的龍袍殘片
定陵發掘後續的文保工作，也是一路磕磕絆絆，後續出土的絲織品，有人建議進行托裱處理，也就是在絲織品背後襯一張紙裱起來。
這種處理方式本身并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問題在于整個處理過程竟無一名專業人士指導。
在托裱工作完畢之後，專精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沈從文先生特地前來觀看匹料，想做一些研究。
看完一趟，沈從文先生留下了一個令後人哭笑不得的問題：“怎麼有的裝裱成品顯露的是織品反面？”
外行指導内行的鬧劇，遠不至于此。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館辦公室主任發下一條訓示，認為複制的棺椁已經做好，原來的棺椁就沒有用了，要把這些有礙觀瞻的棺木清理出去好迎接上司檢查。
領頭的民工王啟發信守白萬玉老人的叮囑，“發掘的東西，哪怕是一根針、一塊瓦都是無價之寶，千萬不能糟蹋了。”，據理力争，試圖保下萬曆皇帝的棺椁。
然而主任直接找來了警衛連，把整個棺木丢到了寶城外的山溝裡。
定陵地宮中萬曆皇帝和兩位皇後的棺椁
一周後夏鼐先生聽聞此事，立刻讓博物館找回棺木妥善儲存，然而山谷中早已不見棺椁的影子，怕是早已給哪個上山的農民劈了去做床闆或櫃子了罷。
前面所提的各種操作，随便提出一件放到現在都足以引來鋪天蓋地的痛罵，但是跟後面的這些動亂比起來，前面的這些鬧劇就如同小打小鬧一般。
1966年，史無前例的浩劫拉開了序幕，被熱血沖昏頭腦的年輕人浩浩蕩蕩地沖向定陵。
保護地宮的大門，被這群年輕人用木樁生生地撞開，地宮裡的一切都以“砸爛舊社會”的名義肆意破壞，雕塑被打得面目全非，中殿寶座前的萬年燈被一把火燒毀。
之前試圖保下萬曆棺椁的王啟發再一次站了出來，然而這一次，瘋狂的浪潮直接吞沒了他，混亂之中，他被人拽着一頭撞到了牆石上，漸漸停止了呼吸。
萬曆皇帝的骸骨
在地宮被暴力摧殘得面目全非後，暴力浪潮吞噬了定陵的各處，石碑被潑上了油漆，倉庫裡的文物被暴力地砸毀燒毀。
就連萬曆與皇後還有太後三人的屍骨，都被年輕人丢了出來，用石塊一通亂砸之後一把火燒成了灰。
所幸當時的倉庫管理者李亞娟趁着混亂，拼死保下了包括萬曆皇帝的翼善冠與皇後的鳳冠在内的一部分文物以及一些珍貴的資料。
1990年，定陵發掘報告在幾輩人的努力下得以面世，也是多虧了有這一批幸存的資料。
定陵出土的鳳冠
定陵之痛，僅一篇文章區區幾千字難以言表，更何況，如果我們隻是單純的指責批評，改變不了任何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