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骊得珠，校注典範——讀周裕锴《石門文字禅校注》

探骊得珠，校注典範

——讀周裕锴《石門文字禅校注》

張劍

《石門文字禅校注》(全十冊)，（宋）惠洪著，周裕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598.00元

當代研治宋代文學的學者中，理論與文獻兼長且都有卓著貢獻者，周裕锴先生是同道公認的一位。他的《宋代詩學通論》一版再版，風行學界數十年而不衰；他作為主編之一的《蘇轼全集校注》，被推許為目前蘇轼詩詞文集整理的最高水準；他對佛教典籍與文學也有精深的研究，著有《中國禅宗與詩歌》《文字禅與宋代詩學》《禅宗語言》《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法眼與詩心》等，可謂釋門的文化護法。而今，他積二十年之力撰成的《石門文字禅校注》計10冊250萬字，更洵為校注的典範。

一、與日僧廓門的跨時空對話

惠洪是北宋著名詩僧，其詩文集《石門文字禅》三十卷，身後由弟子覺慈編成刊印。但宋本已無從覓，今見最早刊本是萬曆二十五年丁酉（1597）浙江杭州徑山寺本，後來諸本皆可歸屬此版本系統，但在長期流傳過程中，不斷有錯訛增生，校勘殊為不易；兼之惠洪系學殖深厚的禅僧，詩文中涉及大量佛教典籍與人物，解讀更為困難。

公元1709年，日本禅僧廓門貫徹将其花費二十餘年心血所撰的《注石門文字禅》刊刻出版，這是《石門文字禅》的首次校勘與注釋，既為後人閱讀《石門文字禅》提供了較大友善，也是中日文化交流成果的反映，對于研究宋代文學、禅學、域外漢學皆具重要意義。但廓門畢竟是數百年前的異域僧人，對中國本土的山川、人物、風俗、文化等存在隔膜，有時代、地域及知識的局限性，在校勘、注釋等方面多有誤讀和疏漏。三百年後，同樣耗費二十餘年心血的《校注》問世，廓門疏誤才得以全面彌補。

廓門之校勘，有因形近或音近的不慎緻誤。如《資國寺西齋示超然二首》“又近寒岩槲葉村”，廓門誤“槲”為“檞”；《七月七日晚步至齊雲樓走筆贈吳邦直》“樓中夫子神仙流”，廓門誤“夫”為“天”。亦有廓門以非為是的主觀緻誤。如《和餘慶長老春十首》“葉雲誰剪芘花身”，廓門注：“‘芘’當作‘庇’。”實“芘”通“庇”，遮蔽之義，不誤。凡此，《校注》均予考辨訂正。

廓門之注釋，有因文化隔閡顯然而誤。如《次韻李方叔水宿》“市中一虎成三口”，廓門不知《戰國策》“三人成虎”之典，誤注“三口，謂三叉路口也”。更有因廓門未能親至中國，紙上談兵而誤。特别是地名及人名字号出現相同的情況時，廓門的失誤明顯增加，《校注》逐一指出并予厘正。

地名誤注，如《大雪戲招耶溪先生鄒元佐》，廓門将新昌縣之若耶溪誤注為紹興之若耶溪。《送慶長兼簡仲宣》“石城浩蕩天水接”，廓門将石頭城之省稱（即江甯府）誤注為太平府之石城山。《贈黃得運神童》“诏落銅山陽”“歸來汝水濆”，廓門将臨川的銅山、汝水誤注為南陽府的銅山、汝水。

人名誤注，如《崇因會王敦素》“文公諸郎能世家”，文公即王安石，廓門誤注為另一位文公王曙。《寄超然弟》，超然即僧希祖，字超然，廓門誤注為彭超然。《佛鑒興修天甯而大檀越輻湊六月初吉有雙蓮開殿庭之西池作此》，佛鑒即淨因，字覺先，賜号佛鑒大師，廓門誤注為慧勤（亦号佛鑒）。

地名及人名字号之外的廓門誤注或注不當處，《校注》糾正亦夥。如《食菜羹示何道士》“錄以寄徐聞，阿同應笑喜”，廓門未明此拟蘇轼口吻，系錄詩寄時在雷州（徐聞屬雷州）的蘇轍（阿同為蘇轍小字），反将徐聞誤為人名，以為指《列仙傳》中的徐聞真。《送雷從龍見宣守》“江浦買舟春水生，片帆何日到宣城。府中若見空青老，從渠為覓詩遺稿”，廓門誤注江浦為應天府江浦縣，實未明詩意，江浦即江邊，不能解作地名；廓門亦不解“空青老”即曾纡自号，注雲：“空青不知何人，愚以為不要必解。杜詩：‘石壁斷空青。’”

即使佛禅方面，《校注》亦更勝一籌，屢補廓門之未備。如《法輪齊禅師開軒于薝蔔叢名曰薝蔔二首》，廓門誤注齊禅師為齊添，《校注》糾正為景齊（宋人習慣省稱僧人法名第二字，若省稱齊添，當稱添禅師，而非齊禅師）。《同遊雲蓋分韻得雲字》“喜著磨衲裙”，廓門不解磨衲裙何謂，誤注：“‘磨’當作‘麻’。”《校注》引《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護法品》及蘇轼《磨衲贊叙》、無名氏《雞林志》，證即磨衲袈裟。《送琳上人》“又負籚篅訪了齋”，廓門注：“籚，筐也。篅，盛谷具。”并雲“了齋，謂了翁家也。”《校注》則引《高僧傳》，證籚篅即蘆圌，指蒲團；了齋即陳瓘，号了翁，亦号了齋。

《校注》對前人成果非常尊重，他雖然校改廓門之誤和為廓門注補充例證及出處多達上千處，但對廓門的貢獻也充分肯定，常加按語“其說甚是”，絲毫不肯掠美昔賢。通過與廓門這種跨越時空、後出轉精的獨特對話，《校注》表達了對先賢勞動的緻敬。更重要的是，這是第一部由中國學者完成的對《石門文字禅》全面和高品質的校釋，從此域外學者不能專美于前，《校注》以自己的方式捍衛了民族文化尊嚴。

二、攻堅克難，拒絕“水注”

近些年來，随着古籍數字化技術的發展與成熟，檢索和摘錄文獻愈加友善，古籍整理也出現了若幹不良現象。比如古籍校注中某些“水注”風行，難注當注處不注，易注不必注處卻狂抄《漢語大詞典》等工具書以為能。殊不知“注解的主要作用是幫助讀者疏通文意，如果不結合上下文語境而照搬詞條，甚至有意逃避不見于辭書的難點，就難以稱之為合格的注解”。（杜羽《摒棄“僞校點”“僞注解”》，《人民日報》2017年7月20日）

《校注》雖然體量龐大，卻是一部拒絕“水注”的優秀古籍注解。《石門文字禅》裡的大量語彙典實，無法完全依賴工具書解決，甚至依之反生錯誤。如“生辰”在該書部分作品中特指高僧的忌日，即死亡之日，這種特殊涵義即使在佛教詞典中也無法查到。再如“栓索”（拴索），各工具書亦未收，有研究者将之解為繩索，将《遊南嶽福嚴寺》中的“栓索猶存”作為惠洪被拘羁的證據，《校注》則指出“栓索”在該書中多用來喻指相連接配接之骨架、骸骨，并考出語源為黃庭堅的《枯骨頌》。此類涉及佛禅的詞彙，《校注》多有精到解釋和義例發明，對研治禅宗文獻乃至宋代文化頗有助益。與那些“水注”相比，《校注》堪稱金注。

優秀的注解，當然要建立在可靠的文字校勘上。《校注》除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萬曆徑山寺本為底本，參校廓門注本、《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常州天甯寺本、寬文刊本等同一系統版本外；還參校曆代選本、宋人詩話筆記、惠洪自己的著作及其他禅門典籍，此外參校各種類書方志，盡可能廣泛利用材料，靈活運用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校正大量文字錯誤。在校改時均将底本原文字用括号标出，使讀者可知底本原貌。如《卧病次彥周韻》“誰令殿閣風瓯（鷗）語”，就是四種校法俱用的佳例。底本“鷗”字，用對校法知廓門本作“瓯”；用他校法，引入蘇轼《雨中過舒教授》“坐依蒲褐禅，起聽風瓯語”。用本校法，指出本集屢用“風瓯”一語。用理校法，分析風瓯指殿閣塔檐懸挂的陶瓦所制的鈴铎。最後判斷底本“瓯”作“鷗”，涉形近而誤，故校改。粗略統計，《校注》改正類似錯訛有四五百處，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精審可信的《石門文字禅》版本。

優秀的注解，還需知人論世。《校注》作者2010年已經出版《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在惠洪行迹編年和著述系年之外，兼及交遊生平、禅宗譜系、政治事件、黨派紛争、文人社團、佛教制度等諸多内容的考證叙述。有此深厚的前期研究成果，《校注》始能為《石門文字禅》的絕大多數作品系年，并考證作品中的人名、地名、本事，解決諸多疑難問題。如《京師上元觀駕二首》其二有“特傳诏語君恩重，凝睇天階謝至尊”，《瀛奎律髓》雲惠洪時“年二十餘耳”。《校注》謂惠洪二十餘歲在京師時，乃元祐年間，未得哲宗與宣仁高太後寵幸，絕無“特傳诏語”之可能；大觀四年，惠洪赴京師，為樞密都承旨郭天信門客，甚受信寵，并于是年十月十日天甯節奏賜紫衣師号，此詩所謂“特傳诏語”，當指政和元年上元由郭天信引薦、徽宗召見遊幸之事；故創作時地當為政和元年正月十五日的開封府。《石台夜坐二首》，《校注》不僅考其作于政和五年冬，糾正《江西通志卷》“治平年間”之誤，又引《輿地紀勝》《方輿勝覽》、蘇轍《贈石台問長老二絕》等史料，考定創作地點在新昌縣。這些都為準确了解惠洪及當時社會狀況提供了切實幫助。

優秀的注解，不僅要注明音讀、解釋詞義、說明修辭、考證典故，還要疏通文意、闡明思想。《校注》在這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特别是大量語彙涉及佛教禅宗故實，不注如觀天書。《校注》注意介紹各種佛教知識和禅門習語，引證并解讀相應佛教文獻，為讀者閱讀提供了友善。如卷四《謝忠子出山》“毛骨稽山冰雪妙”，由“山”和“冰雪”容易聯想到《莊子·逍遙遊》中“肌膚若冰雪”的藐姑射山神人，但詩題的“忠子”，是惠洪弟子，身份為僧人，不應以藐姑射山神人比拟。《校注》雲：

毛骨稽山冰雪妙：謂忠子精神氣質如唐詩僧靈澈。《宋高僧傳》卷一五《唐會稽雲門寺靈澈傳》：“建中、貞元已來，江表諺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謂一代勝士，與杭标、霅晝分鼎足矣。”本集卷二五《題徹公石刻》：“吳人為之語曰：‘餘杭标，摩雲霄；霅溪晝，能清秀；稽山徹，洞冰雪。’”稽山：即會稽山，此代指靈澈。《太平寰宇記》卷九六《江南東道》八《越州會稽縣》：“會稽山，在縣東南十裡。”廓門注：“稽字，《莊子·逍遙遊》篇，與‘大浸稽天而不溺’稽同。”其說殊誤。

原來稽山為會稽山之簡稱，靈澈當時即有“冰雪”之譽，且與湖州皎然（清晝）、杭州道标齊名，時人諺語稱：“霅之晝，能清秀；杭之标，摩雲霄；越之澈，洞冰雪。”《石門文字禅》常分别用“晝”“标”“澈”代指詩僧。此處亦借唐詩僧靈澈來比拟身份同為僧人的忠子。《校注》批郄導窾，遂使文義豁然貫通。

《校注》還長于揭示惠洪詩文出處，指明其詩法文脈，點出其書寫習慣、句法特點及創辟之處，有時将之置于唐宋文學史和藝術史大脈絡中去考察。如卷一《同超然無塵飯柏林寺分題得柏字》，《校注》不僅拈出惠洪首創“有聲畫”之語，而且指出其淵源有自，是當時詩壇詩畫相通觀念的反映，并征引宋人代表性詩文，頗類于錢鐘書《宋詩選注》把注釋和鑒賞、評判結合起來的做法。《校注》所揭惠洪詩文出處，廣涉四部及佛道二藏，足徵其學識廣博。其中近千處受蘇轼影響，堪稱蘇轼最大的粉絲，受黃庭堅影響者亦有數百處。《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禅師傳》稱惠洪“大抵規模東坡，借潤山谷”，評價甚确。為詩文尋找出處，不僅有助于注釋的精确性，更能窺見作者的用心及文學史發展的脈絡，其價值不容輕忽。

《校注》全書皆标人名、地名、書名線符号，這些專名線，無疑有助于正确标點和了解文本。如第一冊卷首明釋達觀《石門文字禅序》：“故寶覺欲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無盡歎民公‘南海波斯，因風到岸’。标榜具存，儀刑不遠。”此段文字前人斷句皆誤，《校注》在“寶覺”“無盡”“民公”下皆加人名線，确系讀懂了文本，故能點斷準确。因是序文，此處未加注釋，好在《校注》作者在微信朋友圈中有所說明，摘引如下：

這段話中，寶覺是臨濟宗黃龍派的祖心禅師，号晦堂，賜号寶覺。惠洪《禅林僧寶傳》卷二十三《黃龍寶覺心禅師傳》載祖心語曰：“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無盡是北宋徽宗朝宰相張商英，字天覺，号無盡居士，四川新津人，今觀音寺即其故裡。民公指華藏安民禅師，也稱峨眉中峰民和尚，是臨濟宗楊歧派圓悟克勤的弟子（圓悟克勤之墓今存，在成都動物園旁）。宋釋道行編《雪堂行和尚拾遺錄》載：“峨眉中峰民和尚，初講《楞嚴經》于成都。……民初訪無盡，于渚宮議論教乘，無盡大喜。之後，聞民充首座，無盡緻書于悟（圓悟克勤）曰：‘民座主舍義學，開宗眼，如波斯珍寶滿船，遇風到岸矣。’”知道這兩個禅典的出處後，《石門文字禅序》裡的這段話也就不難斷句了……

看似簡單的幾個專名線，但背後需要花費多少心血和調動多少知識儲備，才能正确标出。古籍整理之不易，由此可窺一斑。

仇兆鳌《杜詩詳注序》雲：“注杜者必反複沉潛，求其歸宿所在，又進而句栉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悄乎有餘思也。”這是注釋的最高境界，《校注》庶幾臻于此境。

三、關于骊龍的鱗爪

不能說《校注》毫發無遺憾，如其中亦有不少人物生平不可考，創作時地不詳，作品詞意難解處，《校注》對此從不妄充解人，不穿鑿，不附會，老老實實地承認，雖留有遺憾，卻無愧于學術良知。

《校注》在形式上也有不完美之處。如有些注釋的标号與正文标号不相一緻，這可能由于前後改動版式所緻；多數參校書目未列出版本資訊，建議修訂時以附錄形式列出所有參校的具體版本；有些底本不誤而參校本錯誤的校勘似可不列，如果有自己的考慮，可在凡例中言明；注釋格式未能統一，如有的注釋串講句意，有的則沒有，像《石門文字禅》這樣閱讀難度較大、甚至點斷都不容易的古籍，讀者當然希望增加句意和詩意串講。

這部二百多萬字的巨著，已經達到“當下集部文獻整理的最高水準”（上海古籍出版社公衆号推薦語）。就像探骊既已得珠，剩餘鱗爪縱使有所欠缺，也不影響其主體的光彩和價值。不過依我對《校注》作者的了解，縱使讀者不相苛求，如有機會，他也會将之修訂得愈加完善。因為在他心中，永遠葆有對學術的敬畏和對讀者的尊重。(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文轉載自《 中華讀書報 》（ 2022年01月19日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