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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骊得珠,校注典范——读周裕锴《石门文字禅校注》

探骊得珠,校注典范

——读周裕锴《石门文字禅校注》

张剑

探骊得珠,校注典范——读周裕锴《石门文字禅校注》

《石门文字禅校注》(全十册),(宋)惠洪著,周裕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598.00元

当代研治宋代文学的学者中,理论与文献兼长且都有卓著贡献者,周裕锴先生是同道公认的一位。他的《宋代诗学通论》一版再版,风行学界数十年而不衰;他作为主编之一的《苏轼全集校注》,被推许为目前苏轼诗词文集整理的最高水平;他对佛教典籍与文学也有精深的研究,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法眼与诗心》等,可谓释门的文化护法。而今,他积二十年之力撰成的《石门文字禅校注》计10册250万字,更洵为校注的典范。

一、与日僧廓门的跨时空对话

惠洪是北宋著名诗僧,其诗文集《石门文字禅》三十卷,身后由弟子觉慈编成刊印。但宋本已无从觅,今见最早刊本是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浙江杭州径山寺本,后来诸本皆可归属此版本系统,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有错讹增生,校勘殊为不易;兼之惠洪系学殖深厚的禅僧,诗文中涉及大量佛教典籍与人物,解读更为困难。

公元1709年,日本禅僧廓门贯彻将其花费二十余年心血所撰的《注石门文字禅》刊刻出版,这是《石门文字禅》的首次校勘与注释,既为后人阅读《石门文字禅》提供了较大方便,也是中日文化交流成果的反映,对于研究宋代文学、禅学、域外汉学皆具重要意义。但廓门毕竟是数百年前的异域僧人,对中国本土的山川、人物、风俗、文化等存在隔膜,有时代、地域及知识的局限性,在校勘、注释等方面多有误读和疏漏。三百年后,同样耗费二十余年心血的《校注》问世,廓门疏误才得以全面弥补。

廓门之校勘,有因形近或音近的不慎致误。如《资国寺西斋示超然二首》“又近寒岩槲叶村”,廓门误“槲”为“檞”;《七月七日晚步至齐云楼走笔赠吴邦直》“楼中夫子神仙流”,廓门误“夫”为“天”。亦有廓门以非为是的主观致误。如《和余庆长老春十首》“叶云谁剪芘花身”,廓门注:“‘芘’当作‘庇’。”实“芘”通“庇”,遮蔽之义,不误。凡此,《校注》均予考辨订正。

廓门之注释,有因文化隔阂显然而误。如《次韵李方叔水宿》“市中一虎成三口”,廓门不知《战国策》“三人成虎”之典,误注“三口,谓三叉路口也”。更有因廓门未能亲至中国,纸上谈兵而误。特别是地名及人名字号出现相同的情况时,廓门的失误明显增加,《校注》逐一指出并予厘正。

地名误注,如《大雪戏招耶溪先生邹元佐》,廓门将新昌县之若耶溪误注为绍兴之若耶溪。《送庆长兼简仲宣》“石城浩荡天水接”,廓门将石头城之省称(即江宁府)误注为太平府之石城山。《赠黄得运神童》“诏落铜山阳”“归来汝水濆”,廓门将临川的铜山、汝水误注为南阳府的铜山、汝水。

人名误注,如《崇因会王敦素》“文公诸郎能世家”,文公即王安石,廓门误注为另一位文公王曙。《寄超然弟》,超然即僧希祖,字超然,廓门误注为彭超然。《佛鉴兴修天宁而大檀越辐凑六月初吉有双莲开殿庭之西池作此》,佛鉴即净因,字觉先,赐号佛鉴大师,廓门误注为慧勤(亦号佛鉴)。

地名及人名字号之外的廓门误注或注不当处,《校注》纠正亦夥。如《食菜羹示何道士》“录以寄徐闻,阿同应笑喜”,廓门未明此拟苏轼口吻,系录诗寄时在雷州(徐闻属雷州)的苏辙(阿同为苏辙小字),反将徐闻误为人名,以为指《列仙传》中的徐闻真。《送雷从龙见宣守》“江浦买舟春水生,片帆何日到宣城。府中若见空青老,从渠为觅诗遗稿”,廓门误注江浦为应天府江浦县,实未明诗意,江浦即江边,不能解作地名;廓门亦不解“空青老”即曾纡自号,注云:“空青不知何人,愚以为不要必解。杜诗:‘石壁断空青。’”

即使佛禅方面,《校注》亦更胜一筹,屡补廓门之未备。如《法轮齐禅师开轩于薝卜丛名曰薝卜二首》,廓门误注齐禅师为齐添,《校注》纠正为景齐(宋人习惯省称僧人法名第二字,若省称齐添,当称添禅师,而非齐禅师)。《同游云盖分韵得云字》“喜著磨衲裙”,廓门不解磨衲裙何谓,误注:“‘磨’当作‘麻’。”《校注》引《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护法品》及苏轼《磨衲赞叙》、无名氏《鸡林志》,证即磨衲袈裟。《送琳上人》“又负籚篅访了斋”,廓门注:“籚,筐也。篅,盛谷具。”并云“了斋,谓了翁家也。”《校注》则引《高僧传》,证籚篅即芦圌,指蒲团;了斋即陈瓘,号了翁,亦号了斋。

《校注》对前人成果非常尊重,他虽然校改廓门之误和为廓门注补充例证及出处多达上千处,但对廓门的贡献也充分肯定,常加按语“其说甚是”,丝毫不肯掠美昔贤。通过与廓门这种跨越时空、后出转精的独特对话,《校注》表达了对先贤劳动的致敬。更重要的是,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完成的对《石门文字禅》全面和高质量的校释,从此域外学者不能专美于前,《校注》以自己的方式捍卫了民族文化尊严。

二、攻坚克难,拒绝“水注”

近些年来,随着古籍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检索和摘录文献愈加方便,古籍整理也出现了若干不良现象。比如古籍校注中某些“水注”风行,难注当注处不注,易注不必注处却狂抄《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以为能。殊不知“注解的主要作用是帮助读者疏通文意,如果不结合上下文语境而照搬词条,甚至有意逃避不见于辞书的难点,就难以称之为合格的注解”。(杜羽《摒弃“伪校点”“伪注解”》,《人民日报》2017年7月20日)

《校注》虽然体量庞大,却是一部拒绝“水注”的优秀古籍注解。《石门文字禅》里的大量语汇典实,无法完全依赖工具书解决,甚至依之反生错误。如“生辰”在该书部分作品中特指高僧的忌日,即死亡之日,这种特殊涵义即使在佛教词典中也无法查到。再如“栓索”(拴索),各工具书亦未收,有研究者将之解为绳索,将《游南岳福严寺》中的“栓索犹存”作为惠洪被拘羁的证据,《校注》则指出“栓索”在该书中多用来喻指相连接之骨架、骸骨,并考出语源为黄庭坚的《枯骨颂》。此类涉及佛禅的词汇,《校注》多有精到解释和义例发明,对研治禅宗文献乃至宋代文化颇有助益。与那些“水注”相比,《校注》堪称金注。

优秀的注解,当然要建立在可靠的文字校勘上。《校注》除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万历径山寺本为底本,参校廓门注本、《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常州天宁寺本、宽文刊本等同一系统版本外;还参校历代选本、宋人诗话笔记、惠洪自己的著作及其他禅门典籍,此外参校各种类书方志,尽可能广泛利用材料,灵活运用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校正大量文字错误。在校改时均将底本原文字用括号标出,使读者可知底本原貌。如《卧病次彦周韵》“谁令殿阁风瓯(鸥)语”,就是四种校法俱用的佳例。底本“鸥”字,用对校法知廓门本作“瓯”;用他校法,引入苏轼《雨中过舒教授》“坐依蒲褐禅,起听风瓯语”。用本校法,指出本集屡用“风瓯”一语。用理校法,分析风瓯指殿阁塔檐悬挂的陶瓦所制的铃铎。最后判断底本“瓯”作“鸥”,涉形近而误,故校改。粗略统计,《校注》改正类似错讹有四五百处,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审可信的《石门文字禅》版本。

优秀的注解,还需知人论世。《校注》作者2010年已经出版《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在惠洪行迹编年和著述系年之外,兼及交游生平、禅宗谱系、政治事件、党派纷争、文人社团、佛教制度等诸多内容的考证叙述。有此深厚的前期研究成果,《校注》始能为《石门文字禅》的绝大多数作品系年,并考证作品中的人名、地名、本事,解决诸多疑难问题。如《京师上元观驾二首》其二有“特传诏语君恩重,凝睇天阶谢至尊”,《瀛奎律髓》云惠洪时“年二十余耳”。《校注》谓惠洪二十余岁在京师时,乃元祐年间,未得哲宗与宣仁高太后宠幸,绝无“特传诏语”之可能;大观四年,惠洪赴京师,为枢密都承旨郭天信门客,甚受信宠,并于是年十月十日天宁节奏赐紫衣师号,此诗所谓“特传诏语”,当指政和元年上元由郭天信引荐、徽宗召见游幸之事;故创作时地当为政和元年正月十五日的开封府。《石台夜坐二首》,《校注》不仅考其作于政和五年冬,纠正《江西通志卷》“治平年间”之误,又引《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苏辙《赠石台问长老二绝》等史料,考定创作地点在新昌县。这些都为准确了解惠洪及当时社会状况提供了切实帮助。

优秀的注解,不仅要注明音读、解释词义、说明修辞、考证典故,还要疏通文意、阐明思想。《校注》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特别是大量语汇涉及佛教禅宗故实,不注如观天书。《校注》注意介绍各种佛教知识和禅门习语,引证并解读相应佛教文献,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如卷四《谢忠子出山》“毛骨稽山冰雪妙”,由“山”和“冰雪”容易联想到《庄子·逍遥游》中“肌肤若冰雪”的藐姑射山神人,但诗题的“忠子”,是惠洪弟子,身份为僧人,不应以藐姑射山神人比拟。《校注》云:

毛骨稽山冰雪妙:谓忠子精神气质如唐诗僧灵澈。《宋高僧传》卷一五《唐会稽云门寺灵澈传》:“建中、贞元已来,江表谚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谓一代胜士,与杭标、霅昼分鼎足矣。”本集卷二五《题彻公石刻》:“吴人为之语曰:‘余杭标,摩云霄;霅溪昼,能清秀;稽山彻,洞冰雪。’”稽山:即会稽山,此代指灵澈。《太平寰宇记》卷九六《江南东道》八《越州会稽县》:“会稽山,在县东南十里。”廓门注:“稽字,《庄子·逍遥游》篇,与‘大浸稽天而不溺’稽同。”其说殊误。

原来稽山为会稽山之简称,灵澈当时即有“冰雪”之誉,且与湖州皎然(清昼)、杭州道标齐名,时人谚语称:“霅之昼,能清秀;杭之标,摩云霄;越之澈,洞冰雪。”《石门文字禅》常分别用“昼”“标”“澈”代指诗僧。此处亦借唐诗僧灵澈来比拟身份同为僧人的忠子。《校注》批郄导窾,遂使文义豁然贯通。

《校注》还长于揭示惠洪诗文出处,指明其诗法文脉,点出其书写习惯、句法特点及创辟之处,有时将之置于唐宋文学史和艺术史大脉络中去考察。如卷一《同超然无尘饭柏林寺分题得柏字》,《校注》不仅拈出惠洪首创“有声画”之语,而且指出其渊源有自,是当时诗坛诗画相通观念的反映,并征引宋人代表性诗文,颇类于钱钟书《宋诗选注》把注释和鉴赏、评判结合起来的做法。《校注》所揭惠洪诗文出处,广涉四部及佛道二藏,足徵其学识广博。其中近千处受苏轼影响,堪称苏轼最大的粉丝,受黄庭坚影响者亦有数百处。《僧宝正续传》卷二《明白洪禅师传》称惠洪“大抵规模东坡,借润山谷”,评价甚确。为诗文寻找出处,不仅有助于注释的精确性,更能窥见作者的用心及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其价值不容轻忽。

《校注》全书皆标人名、地名、书名线符号,这些专名线,无疑有助于正确标点和理解文本。如第一册卷首明释达观《石门文字禅序》:“故宝觉欲以‘无学之学,朝宗百川。’无尽叹民公‘南海波斯,因风到岸’。标榜具存,仪刑不远。”此段文字前人断句皆误,《校注》在“宝觉”“无尽”“民公”下皆加人名线,确系读懂了文本,故能点断准确。因是序文,此处未加注释,好在《校注》作者在微信朋友圈中有所说明,摘引如下:

这段话中,宝觉是临济宗黄龙派的祖心禅师,号晦堂,赐号宝觉。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三《黄龙宝觉心禅师传》载祖心语曰:“我以无学之学,朝宗百川。”无尽是北宋徽宗朝宰相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四川新津人,今观音寺即其故里。民公指华藏安民禅师,也称峨眉中峰民和尚,是临济宗杨歧派圆悟克勤的弟子(圆悟克勤之墓今存,在成都动物园旁)。宋释道行编《雪堂行和尚拾遗录》载:“峨眉中峰民和尚,初讲《楞严经》于成都。……民初访无尽,于渚宫议论教乘,无尽大喜。之后,闻民充首座,无尽致书于悟(圆悟克勤)曰:‘民座主舍义学,开宗眼,如波斯珍宝满船,遇风到岸矣。’”知道这两个禅典的出处后,《石门文字禅序》里的这段话也就不难断句了……

看似简单的几个专名线,但背后需要花费多少心血和调动多少知识储备,才能正确标出。古籍整理之不易,由此可窥一斑。

仇兆鳌《杜诗详注序》云:“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这是注释的最高境界,《校注》庶几臻于此境。

三、关于骊龙的鳞爪

不能说《校注》毫发无遗憾,如其中亦有不少人物生平不可考,创作时地不详,作品词意难解处,《校注》对此从不妄充解人,不穿凿,不附会,老老实实地承认,虽留有遗憾,却无愧于学术良知。

《校注》在形式上也有不完美之处。如有些注释的标号与正文标号不相一致,这可能由于前后改动版式所致;多数参校书目未列出版本信息,建议修订时以附录形式列出所有参校的具体版本;有些底本不误而参校本错误的校勘似可不列,如果有自己的考虑,可在凡例中言明;注释格式未能统一,如有的注释串讲句意,有的则没有,像《石门文字禅》这样阅读难度较大、甚至点断都不容易的古籍,读者当然希望增加句意和诗意串讲。

这部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已经达到“当下集部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准”(上海古籍出版社公众号推荐语)。就像探骊既已得珠,剩余鳞爪纵使有所欠缺,也不影响其主体的光彩和价值。不过依我对《校注》作者的了解,纵使读者不相苛求,如有机会,他也会将之修订得愈加完善。因为在他心中,永远葆有对学术的敬畏和对读者的尊重。(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转载自《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1月19日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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