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藏趙撝叔先生小像
張震摹
東歐三叔
江湜、丁文蔚、趙之謙，三人都以金石書畫擅名江浙，同聚溫州，詩文唱酬，交往密切，以兄弟相稱，時稱“東歐三叔”，傳為佳話。
鹹豐十一年二月，趙之謙與江湜兩人才得相識于溫州。兩人旦夕相見，成為莫逆之交，“上下議論”，簡劄往還，是以而撰成《章安雜說》。趙之謙在瑞安畫了兩張有關海産作品：《異魚圖》《歐中物産圖卷》，一件贈陳寶善，一件贈江湜，可見他們之間的患難之情。江湜為其中的《異魚圖》題跋。
趙之謙《異魚圖》
《異魚圖》江湜題跋
緻江湜第一通信的主要内容是趙之謙求江湜題寫有關雁蕩山的對聯，信裡有“不虛至東歐”句，當是趙客寓溫州時所寫。本書第三通也提到“今日已移寓仁豐棧矣”，剛好吻合。實際上，趙之謙到溫時間是九月廿五日。本書第四通信中提到“畫畢即當晉郡”，說明寫信時，人在瑞安。
緻江湜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緻江湜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緻江湜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根據趙之謙作《藍叔屬題大碧山館圖詩以廣之》詩文：“今年見藍叔，豪興不減前。前後七八年，少狀終相懸……己未八月既望，燈下書此，但存其意而已，不足言詩也。”丁家有大碧山館，趙之謙、李慈銘、任熊等一時名士常與往來。丁先于趙到溫州府學任職，趙一到便向丁借錢纾困。兩位老友在亂世之中，相聚于東海之賓，一起探讨書畫文字，曾制有“三生石上贈答之墨”，其情趣之相投，可以想見。
缪門五子
據胡培系給胡澍撰《戶部郎中胡君荄甫事狀》中記：“培系與君客缪武烈公，前後六七年，與同門于姚周君雙庚、會稽趙君撝叔、溧陽王君西垞、缪君芷汀、稚循昆季，以文章道義相切磋，數君俱負隽才，然皆雅愛君，每考古訂今，搜奇選勝樂，非君在不樂也。”可知，王晉玉、胡澍、胡培系都是趙之謙青年時期的“戰友”，一起追随缪梓，學文習武，可稱之為“缪門五子”。
王晉玉在“五子”中年齡是最小的，非常崇拜趙之謙。兩人關系當在師友之間，因而趙之謙信中稱王晉玉為“老弟”。在佐幕期間，跟着趙之謙學寫字，治《說文》。
連雲港龍潭澗有塊摩崖石刻記“鹹豐六年（1856）五月八日，長洲陸世潮、會稽趙之謙、溧陽王晉玉曾遊其裡”，亦為兩人交遊之補正。
上海圖書館藏有胡澍書《說文解字部目》一卷，即是王晉玉謀刻。另何澂輯《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目》，據宋刻大徐本寫定刊刻，扉頁由趙之謙題字，後有王晉玉跋文，說明他們都喜歡刻書，互相之間有合作。趙之謙所刻《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序中提到:“歲在辛未，溧陽王瓒公已補官上虞，寄書申約，乞歲捐百金為刻書費，瓒公許我……”王晉玉刻書以《說文》為主，這也佐證了他早年跟随趙之謙治《說文》的依據。本書信中内容提及《助字辨略》以及《畢九水集》，皆是文字訓诂之作，即為問學往複之書。
緻王晉玉手劄（名刺） 上海圖書館藏
緻王晉玉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胡澍與趙之謙同年，亦從學缪梓，結交楊岘、戴望等人。鹹豐十年（1860），胡澍攜眷逃到紹興，與趙之謙比鄰而居，兩人“亂離得歡喜，團聚從患難。寄居于我室，談笑恒徹旦。僦屋更比鄰，酒食互相喚。”趙由溫州北上，與胡澍、沈樹镛、魏錫曾相聚于北京，旦夕相從，其樂融融。兩人會試均落第，同病相憐，惺惺相惜。
緻胡澍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趙之謙與績溪金紫胡氏家族的關系非常密切，他在《國朝漢學師承續記》中為胡雲林撰傳時寫到：之謙與培系同受業先師溧陽缪君之門，求其先世行誼至悉。時方馳意禅說，好談清虛。自識培系，得聆緒論，管穴之窺，實啟此日。
同治四年（1865）夏，趙之謙出于對當時文壇“盛行性命之譚，滿街都是聖人”的不滿，準備撰寫《漢學師承續記》，欲挽狂瀾于既倒。在撰稿的過程中，得到了胡氏的很多幫助，往複問學，要求提供胡氏一族學者的行狀與著述。除了兩人關系密切外，安徽績溪學派尤其胡氏一家學風樸實，承緒漢學傳統，也正合趙之謙的旨趣。是以，《續記》中胡氏家族就有十餘人，為第一大宗。
本書中緻胡培系五通書劄時間跨度較大，約自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緒七年（1881），這幾通信或議家事，或論刻書，或問學術，無話不談，尤以第三封為最，可證兩人之間情同手足。
緻胡培系手劄（上阙） 上海圖書館藏
緻胡培系手劄（下阙） 上海圖書館藏
緻胡培系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沈尹默題跋
緻胡培系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同氣相求 虛懷相接
趙之謙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具有全面修養且有開創之功的書畫家、篆刻家，同時還是一位學者，一生緻力著述，于經學、史學、詞章、金石學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僅居其半。據《府君行略》所述：“着《國朝漢學師承續記》未成，其成者《六朝别字記》一卷、《悲盦居士詩勝》一卷，為府君自定之本。《悲盫居士文存》一卷，《四書文》一卷，不孝壽佺所輯。《補寰宇訪碑錄》四卷，同治初刻于京師，尋以所采未備棄之。校刻之本，則有新化鄒氏漢勳《斅蓺齋遺書》如幹卷，德清戴氏望《谪麟堂集》如幹卷，《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如幹卷，内《勇廬閑诘》《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張忠烈公年譜》三種，則府君所自撰也。又《江西通志》《凡例》《選舉表》《經政》《前事》二略，全出府君之手。自餘著述，或遭兵燹，或散播遷，其所獲存者止于此，不能盡府君學文十分之一。
本書中雖僅5通緻戴望書劄，但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他錄入《漢學師承續記抄撮本》的就有14位，分别是：李善蘭（壬叔）、馮登府（柳東）、徐養原（心田）、嚴元照（九能）、嚴可均（鐵橋）、丁傑（升衢）、施國祁、楊鳳苞、張鑒（秋水）、張星鑒（問月）、淩堃、胡澍以及戴望等，可證趙之謙在編撰《漢學師承續記》的過程中，與戴望書信頻繁，或訂正史料，或探讨學術，可惜大多散佚，不能窺得全貌。
文字中透露出趙之謙既“反方、姚”，又反“理學”；既不主張“子虛烏有之性命”，亦不滿“木雕泥塑之考據”，可佐證《論學叢劄》中的思想脈絡。《谪麟堂遺集》前有麟書題記“趙撝叔為子高刊遺集，謀于衆，謂非與子高同氣類者勿與”，可見趙之謙與戴望兩人是“同氣相求”，“虛懷相接”。
緻戴望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唐仁壽與趙之謙結識于何時？目前尚無确切資料，書中這六通信皆是趙之謙在江西任職通志局所寫。
第一封信中說：“其時正值學使李公試畢返省，又兼有閱經訓卷差，終日奔走。”又為戴望遺作《顔氏學記》求李文田作序，“似不肯作，以系弟代求，學使即須遜讓，然亦難得，不作序無礙也。”根據信中内容，同治十二年（1873）李文田尚在江西任學政，與趙之謙有密切往來。
緻唐仁壽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第二封信中寫到“嘯老歸去，書局諸君有不仍權與之歎，方為旁皇四顧，作有心無力之躊躇”，是指原由金陵書局與浙江書局、蘇州書局、湖北書局、淮南書局合刊《 二十四史》一事，尚未告竣，而主事者曾國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病殁，次年戴望去世，金陵書局主要校書人員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風流盡矣”。
緻唐仁壽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趙緻唐的信中讨論最多的是為戴望料理身後之事：一、整理遺著，包括重書《論語注》面葉、目，求李文田為《顔氏學記》撰序，删定《谪麟堂遺集》中詩文等，準備謀刻；二、處理戴望藏書事宜，述及戴氏生前與施補華、譚獻等人的關系等。
由上可知，刻書是趙之謙念茲在茲的事，在他看來，是關系到“二千年氣脈”之大事，盡管經濟拮據，仍竭盡全力謀刻種種罕見書籍，與其編撰《漢學師承續記》同一目的，力挽狂瀾，匡正時風。
潘祖蔭作為晚清重臣，其政績素來不被人道及，惟其庋藏之三代鐘鼎、秦磚漢瓦、魏晉碑帖、宋元椠版，稱甲士林，聞名古今。趙之謙約于同治三年（1864）在北京參加會試時，結識了潘祖蔭，潘氏很賞識趙之謙的才華，他在給趙氏《悲盫居士詩勝》題詞中曰：“大集捧讀三日，自口至心惟有佩服而已，覺二百年來無此手也”，此話恐非一般應酬之語。潘氏所用印章，幾乎都出自趙氏之手，前後計有12方，皆與藏書有關。
趙之謙自赴江西任職後，封刀不刻印十餘年，破例為潘祖蔭刻“賜蘭堂”長方朱文印，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方印，可見他們之間非同一般的交情與友誼。潘祖蔭曾在趙之謙最困難時，數次慷慨解囊，資助趙氏解燃眉之急。
刻書方面，趙之謙也常求助潘祖蔭，如《論學叢劄》中第二冊第四通：“金誠齋（鹗）遺書、龔定盦《大誓答問》均刻一本，系請潘侍郎出資為之”。而趙之謙也為潘祖蔭做了不少事，現存一冊趙之謙《緻潘祖蔭書劄》，裡面基本都是與收藏書畫善本有關的内容。
本書中僅一通緻潘祖蔭信劄，附在《張忠穆手劄》（現藏上海圖書館）跋文之後。
緻潘祖蔭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趙之謙跋張忠穆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鮑康、許增、譚獻等，皆是趙之謙問學之友，關系不及上述諸家之親密，然亦非泛泛之交。
緻鮑康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緻許增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緻譚獻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命運多舛 推己及人
趙之謙一生奔波，個性鮮明。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中記：“人言撝叔盛氣難近，其實遇名實相副者，亦虛懷相接。”不僅如此，他對家人也是呵護備至，事事為之籌謀，無微不至。這些品行可從他給友朋同僚的信以及家書中，得到驗證。
本書六通緻宗源瀚信劄也幾乎全是書畫古籍善本收藏之事。
緻宗源瀚信劄（名刺） 上海圖書館藏
緻宗源瀚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緻友朋同僚信劄中，如歐陽文卿、倪帶銘、蔡耀翁、德齋、戌牧、逸廬等，以及佚名9封（尚待考證）。在這些信中，或叙日常，或議官場，或詳或略，或喜或怒，都展現在字裡行間。
緻歐陽文卿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緻倪帶銘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緻蔡耀翁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趙之謙是有清一代少有的在詩書畫印四項上都能達到很高造詣的全能冠軍，但命運多舛。他14歲，母親去世；24歲，父親去世。34歲，女兒妻子相繼去世。當時正值太平天國戰亂，他身在福建，關山阻隔，月後才收到噩耗。這還沒完，55歲時，續弦陳氏又先他而去，才30歲。
趙之謙緻戌牧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内人病笃，恐遲至冬至有不測之虞”
喪亂之極，仕途也不順。趙之謙畢生願望就是當官，不過自20歲中了秀才之後，文曲星就沒正眼看過他，直到30歲在恩科鄉試中才算中舉，正準備北上參加會試一展拳腳，卻因戰亂而計劃擱淺。但是他不放棄，花錢捐了個官，可仕途的天花闆也不過是個偏遠縣級幹部，最後還死在任上。
趙之謙緻二哥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信中提到日夜圖謀籌款捐官事宜，潘祖蔭還贊助了一百金
是以衆人對趙之謙的普遍印象就是一個“苦”字，這種印象又因為他最為人熟知的篆刻作品而深入人心。同治元年（1862 年）四月初，苦守閩中的趙之謙收到家書，得知妻女接連去世，悲痛交加。這年四月六日，他刻下了那方著名的“悲盦”印章，款曰：“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叔記。”——字字泣血。從這一天起，趙之謙改号“悲盦”，以紀念共貧賤、交勉以義的妻子，銘志自己屢遭喪亂的悲苦人生。
十月，他又刻“三十四歲家破人亡乃号悲庵”印一，
感懷痛失愛妻的悲切與凄苦。
“三十四歲家破人亡乃号悲庵”
很多文章據此都認為趙之謙在生活中是苦痛且壓抑的。但事實真這樣嗎？在上海圖書館中收藏的趙之謙信劄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趙之謙。那還是鹹豐十一年（1861年），趙之謙獨自在溫州謀生，留妻子在紹興，當時浙地兵亂，他自己日子就很不好過，依然寫信安慰認識沒多久但非常投機的朋友江湜。
信中，趙勸江凡事要看得開，要“解脫”，“勿時時憂患”。
趙之謙緻江湜信劄上海圖書館藏
“請今以後勿時時憂患”
他還講到自己的情況：“每遇事之轇轕不開者，初念亦覺眷戀，轉眼得空，因空得忘，故險阻目前，伏枕即熟睡，無所謂憂患……吾知弢叔必定睛視，益甫必仰天笑也。”字裡行間透露出真率與機智，看得出趙之謙在流離歲月中的激蕩才情。
趙之謙緻江湜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伏枕即熟睡，無所謂憂患”
在另一通寫給朋友倪帶銘的信中，趙之謙更是展現其幽默的一面。
趙之謙緻倪帶銘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新春請菩薩，兩次不到，殊欠慈悲。”——你可真是比菩薩都難請呀。
“茲特差轎夫兩名前來迎接葉舅太爺，在此專等，未知肯光降否？”——今天去接來葉舅太爺了，我倆在這兒等着，恭候您大駕光臨。
可見，雖然生活艱難，但趙之謙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樂觀向上。如羅曼羅蘭所說：“世界上隻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後還依然熱愛它。”趙之謙大概就是這樣一類人。他雖然熱衷仕宦，但并不是官迷。相反，在江西期間，他為官幹練，仁愛治民，且頗有德政。
人書合一
南朝宋時，羊欣與王僧虔都把鐘繇的書法歸納為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國小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王僧虔對第三體“行狎書”做了一個定義，稱“行書是也”，貌似給後人省下了不少口舌之争，實際上範圍還是圈大了，“行狎書”當指古時人往來的尺牍，此即羊欣所謂“相聞者”之意。而東晉以來，尺牍書又往往以“行書”居多。羊王合述，才是“行狎書”的準确定義。
鐘繇的“三體”後來成為曆代書家的“标準”，凡稱得上一流的書家，無不三體皆能，趙之謙也不例外。《潘公墓志銘》書寫的碑版書迹，屬于“銘石之書”；《六朝别字記》《補寰宇訪碑錄》書寫的稿本，屬于“章程書”；此次整理的尺牍，多屬于“行狎書”。趙氏三體之間的特征還是比較明顯的，“銘石之書”端莊嚴肅，廟堂之氣；“章程書”規矩齊整，自然遒麗；“行狎書”則下筆真率，出于意外。當然，趙之謙還有大量的書迹不能簡單地歸于“三體”之列，但内在的審美軌迹還是清晰可辨的，萬變不離此宗。是以，上海圖書館珍藏的這批尺牍除了文獻價值外，在書法藝術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
趙之謙的書法在晚清民國時期是很受歡迎的，尤其以何井荃廬、西川甯、青山杉雨、小林鬥盦在到現在活躍于日本書壇的新井光風、樽本樹村、高木聖雨等等，整個日本關東地區的書法篆刻界幾乎都受趙子謙影響。20世紀日本最偉大書法家之一的西川甯曾打算為自己刻“趙家之狗”印，可見對趙之謙的喜愛程度。這離不開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的丁仁的支援。他從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間，和吳隐一起編輯出版了十集《悲盦剩墨》，對推升趙之謙作品的社會知名度，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據說，這書出來的時候，一時間洛陽紙貴。連帶着，趙之謙“所作書牍堂判，片紙隻字，人皆珍如拱璧”。值得一提的是，丁是魏錫曾的外孫，而魏錫曾又是趙之謙生前為數不多的至交。
趙之謙的書法風格在其一生中發生過幾次轉變。他早期書法由于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顔字味道很重，甚至看得到何紹基的影子。如緻江湜信劄，即是這一時期的書風展現。
趙之謙緻江湜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同治元年（1862），趙之謙在北京結識了沈樹镛、溫元長、劉喜海、劉铨福、王懿榮等一批金石學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錫曾，與之日夜切磋金石，經眼曆代拓片無數，進而着手編撰《六朝别字記》《補寰宇訪碑錄》二書。在這過程中，趙之謙的書風逐漸由顔書轉向北碑。尤其是同治四年（1865）後，趙之謙的書風發生比較大的變化。用“卷鋒”起筆，轉折處講究修飾，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長，未脫鄧石如體勢。這一書風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
趙之謙緻宗源瀚劄 上海圖書館藏
趙之謙跋張忠穆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趙之謙到江西任職期間，已經是他的晚年了。這一時期他的書法變得更加沉郁，無所顧忌，心手兩忘。其書體勢由同治年間的欹側修長變向平寬疏宕，尤其他的尺牍，滿紙斑駁，不再像過去那樣講究點畫使轉。
上海圖書館所藏的趙之謙手劄真實地記錄了趙之謙書法風格的前後轉變。
趙之謙緻德齋手劄 上海圖書館藏
在上圖秘藏的這批信劄中，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趙之謙生活細節。
上海圖書館藏趙之謙手劄
趙之謙三觀很正，常年颠沛流離的生活讓他十分同情勞苦大衆的處境。他由鄱陽赴奉新任時，家裡仆婦“以行李及其幼子不到，哭囔未已”，被其繼子（壽佺）斥逐後自缢身亡。此事讓趙之謙大憤怒，表示要法辦繼子，之後還要将他逐出家門。由于趙壽佺是過繼來的，“若係親生，定即處死”。在信中他直言“弟平生不欺窮人”，足見其品性。
趙之謙緻倪帶銘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弟平生不欺窮人”
在公務上趙之謙更是不畏權貴，他在江西任職時，廣昌童生一再鬧事，當時的教官謝增齡仗着與知府陳廷憲關系好，屢屢包庇鬧事者。但趙之謙就不怕，在給同僚的信中表示要嚴懲此人，“為國家除暴”。
趙之謙緻德齋信劄上海圖書館藏
“為國家除暴也”
也是因為這種剛硬的性格，讓他在江西官場上格格不入，始終未得升遷。
趙之謙的篆刻最為後世所稱道。鄧石如“印從書出”的創作模式，有開創之功，但也僅此而已。真正融會貫通并将之推向高峰的是趙之謙，他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廣泛攝取古代金石文物元素，開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近代的吳昌碩、齊白石等大師都從他處受惠良多。
但是，他本人卻很看不上刻印，留下的作品不多。這為數不多的作品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同僚友人跟他軟磨硬泡來的。在上海圖書館的這批信劄中，我們就能窺見一二。
趙之謙緻宗源翰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篆刻久不作”
宗源翰曾數次向趙之謙求印，趙在前面的信中還推脫，又是“篆刻久不作”，又是沒帶刻石頭的工具。
趙之謙緻宗源翰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箧中又無刻石具”
後來大概是拗不過，第五封信中說到“刻印破例”，還約定一年之内一定給他刻好。這是他在同治八年左右，再次離京南下圖謀籌款捐官的時候寫的，當時諸事繁多，無心篆刻，故有此說。也有可能是心灰意冷之後，早在同治八年（1869）前後已經萌生“封刀”之意。
趙之謙緻宗源翰信劄 上海圖書館藏
“刻印破例”
以上我們對趙之謙一生的學行，以及本書的價值做了簡略的表述，他一生的遭際，留給我們太多的回味與感慨！
如果趙之謙能夠谀事上官，也應該能某個好差事，及時升遷。如果趙之謙心甘情願的畫畫、刻印、賣字賺錢，也不至于如此艱難，但他在《二金蝶堂印譜》中自題“今我一生刻印、賦詩、學文學，固天是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
他的人生目标是走仕途、立功業、報國家、顯父母，但傲不群的性格，故難以宏圖大展，終困頓以沒。
如果趙之謙的家族，稍微順諧一些，他也不至于如此。可是他的母父、幼女與愛妻，都早早撒手人寰，繼配也早他而亡。兄長又不善治産，養子逼死人命，惹下大禍，趙之謙四處奔波，疲于應付，終身為家事多拖累，少有喘息之時。
如果趙之謙放棄金石碑版的收藏，放棄刻書，那麼他也會相當裕如，但是他甯願節衣縮食以椠行書籍，所刻之書在今日看來多具有搶救文獻的性質。
趙之謙一生之不幸，可謂至矣！但世上少了一位驕奢淫逸的貪官和賣字鬻畫的匠人，而多了一位風格獨到、承前啟後的書畫篆刻大家、多了一位學通古今、著述等身的學者、多了一位風骨铮铮、孝悌悲懷的豪傑。由此而言，趙之謙又是何等的幸運，我們又是何等的幸運！
從入門到實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