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郁 郭紅松繪
青年時代，我徘徊于學問與創作之間。
上世紀80年代，我與許多人一樣，如饑似渴惡補知識，讀過西洋詩學理論，看過古代文章，可就是不能融入其中。因為一些問題意識無法在那些表達方式裡呈現，辭章邏輯被什麼限定了，結果是表達生硬，思維缺乏伸展的空間。
後來到魯迅博物館工作，進入一個特殊的環境，慢慢地，我的思想與審美觀發生了改變。
博物館注重對舊物的陳列，還原場景，再現曆史。這個過程自然有思想的投射，但因為以史料為主體，精神是敞開的，不同遺物折射的故事不同，告訴我們的是有寬度的空間。這給我很大的觸動，隐隐意識到，比起教條的表達，從基本資料出發的思考與書寫，意義更大。之前，自己在概念遊戲中待得過久了。
我所在的辦公樓旁有許多藏書，讓我頗感興趣的是《新青年》《小說月報》《語絲》《莽原》《新月》等原刊。最有意思的是看到了作家原稿，從舊的紙張間嗅出前人的氣息。接觸這些舊刊時，會發現那個時代的精神纏繞着多樣形态，知識人在困境中，各自走了自己的路。他們之間沖突有之，對話亦多，重要的思想閃動，照出存在的多種樣式。而我們的文學史與現代史對于彼時社會的描述，大抵遺漏了什麼。
偶爾也參與文物搜藏、征集，見到了過去沒有接觸的舊物。比如，曾與林辰先生接觸過，看過他的藏書，被許多版本所吸引，才知道做學問最基本的準備是什麼。林先生去世後，我與朋友清理他捐贈的書目，翻看一些未見過的刊物，對于過去的文化行迹自然多了心得。他的文章好，與懂得曆史文獻有關，古文功底非我們這代人所能企及。曹聚仁先生稱贊他的厚重，大概就是指文獻的功底。我從他的文字中才知道，學問的文學化表達，要有多方面修養。做到此點，要下許多氣力。
研究室有位江小蕙老師，是魯迅朋友江紹原先生的女兒，她退休後給博物館捐贈了大量信劄。看到魯迅、蔡元培、胡适、劉半農、錢玄同等人的墨寶，似乎感受到那些人互往時的片影，我與幾個同僚從中理出了些有趣的學術線索。最大的啟發是，彼時的學人，樣子不一，率性之中，有着傳統文人的一面。這些人新舊交錯，學問與趣味也有脫俗之美。他們何以豐富了現代學術，其間的蛛絲馬迹，亦可視為一種注解。
真正觸動我的是，在博物館接觸的一批文章家。那時候我參與《魯迅研究動态》編輯工作，負責編輯業務的老師大概受民國雜志的影響，趣味駁雜，不僅有論文，也設随筆、考據和譯文闆塊，能看到老一代作家樓适夷、黃源、梅志的短文，許多都值得反複咀嚼，還有一些現代文學研究專家的文章，像唐弢的學術随筆、林辰的考據短劄、姜德明的書話，都很有意思。在我看來，他們的書寫，延續了魯迅那個時代的遺風，在領悟社會與解析思想時，保持了漢語的溫度。
看這些人的文章，震動之餘，也反問過自己，為什麼我們不會那樣表達？後來又認識了汪曾祺、張中行等前輩，才慢慢知道漢語的多種路徑。
從材料出發，思考現代文學的來龍去脈，是博物館系統和非學院派作家的一種本領，五四遺風有魅力的地方，大概也包括這些。
許多年間，五四那代人一直吸引着我，研究新文化社團的思想，用去了我許多時光。不過，因為基礎較薄，閱曆有限，對于那代人的了解有着諸多障礙，最初幾年一直不敢下筆，思想與材料尚無法形成一種對應關系。
這本《尋路者》的主要文章，是友人催促的結果。有一次遇見時任《十月》主編的王占軍先生，他請我開一個專欄，談談五四那代人。我知道這是對于我的信任，便随口答應了。後來才知道，要處理的難點比想象要多，于是一寫就是兩年，大緻留下了當年思考的舊迹。那時候白天忙于行政雜事，晚上伏案寫作，卻并不覺得疲勞。以感性的方式面對史料，能夠發現詩意的存在。五四那代人，有真純之氣，駐足那些舊迹時，不僅有思想的洗禮，也受到了美的靈光的沖擊。
那代人的不同道路，對于後來人的影響至今未消。我發現，将這些前輩看成“尋路者”也許更符合實際，因為他們都是不同路徑的開辟者。魯迅的抵抗之影、陳獨秀的孤傲之氣、老舍的京味之音，還有巴金的超俗之韻，撕裂了舊的詞語之衣，古老的漢語湧出了新浪。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春水的湧動，所至之處，綠色泛波，花香飄動。面對這些遺産，有時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
寫新舊之際的文化人與社會思潮，有不同的辦法，我希望能夠将彼時的學術趣味進行文學化的表達。張中行先生在《負暄瑣話》中就是這樣處理記憶的，不過他是對親曆歲月的反觀，有溫度與愛憎。我們追蹤那段曆史，總還有隔膜的地方，倘不是深潛在資料裡，貼近文本來描述舊影，總還是隔靴搔癢。避免這種局限，就不得不放棄以往的寫作方式，調整叙述語态。而尋找一種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也正是确立自己思維方式的一種跋涉。我們說寫作不都能看作是一種遊戲，也有這方面的因素。
比如寫未名社的那一篇，事先看了一些材料。魯迅為韋素園寫的碑文，也在博物館的資料室裡。看那些同人們辦的雜志，刊發的多是俄國文學的譯文，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安德萊夫，文字都有些苦澀，思想性的部分透出譯者的追求。比如李霁野所譯《文學與革命》，是魯迅催促而成的，幾位青年不幸因之入獄。那時的文學活動，并非都是閑适的産物，他們還是懷揣着夢想的。我們的老館長李何林先生是未名社後期人員，他偶爾和人談起青年時代，一方面是革命，一方面是文學，生命呈現着燃燒之狀。李先生一生追随魯迅思想，與時風一直有着距離。館裡的老同志受到的影響很大，以緻機關的風氣仿佛也散出未名社的一些味道。
五四之後新知識人，有許多是精神的冒險者和引領者。我在描述巴金的時候，重點談及他精神品位中聖潔的形影，從巴金紀念館得到的圖檔與手稿影印品中，可體味到他純然的一面。他在魯迅啟示下的尋夢之旅，對于世俗化的讀書人無疑是一種拷問，描述這樣的作家，也是一次自我教育。雖然巴金的沖突與缺陷影響了他的深度，但那種不斷與灰暗決裂的跋涉，也正是世俗之人最缺少的勇氣。
人的一生，走路的方式無非兩種：一是沿着前人鋪成的路而行，不需要思考，傳統的士大夫是這樣；一是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或遇到叢葬，或碰見溝壑，這需要探索精神和毅力，五四那代知識人，有許多是這樣的狀态。現在回望這些尋路者，描述他們，許多時光深處的遺存，隻變成了幾許片影。滿足于片影的捕捉是不夠的，微茫之間，亦有非同尋常之意。細細體察，那些片影下是無數堅毅的足迹，它們述所由來，道其所往，是一條迷人的精神之圖。坦率說，寫透前輩的形影，并不容易，要悟懂他們，也許需要用一輩子的時間。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