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年屆九旬的詩人、北京大學教授謝冕在微信運動每日記錄榜上消失。120把他送到醫院急救室。
在短文《換骨記》中，謝冕記錄下此次意外：“俗話說，脫胎換骨，我未‘脫胎’，卻是‘換骨’了。”借助現代醫學科技，堅韌的人造骨被植入身體，他說：“我需要一副不屈不彎的‘铮铮鐵骨’。”
想象謝冕忍着疼痛康複鍛煉，想象他用助步器挪動“铮铮鐵骨”，為他的堅強和樂觀感動。更令人動情的是，他在短文結尾寫道：個人的危難和不幸不算什麼。我依然牽挂着世界某處發生的戰争。我為此内心難安。年初我祈願畢加索的和平鴿永生，現在依然如此。
謝冕不喜歡唱老歌，不喜歡說舊事，也不喜歡絮絮叨叨。他喜愛“二十歲教授”的稱呼，欣賞“老頑童”的谑稱，但他不是淺薄的樂觀主義者，因為他對世間的苦難早已洞徹于心。
曾夢想做詩人
小時候，謝冕家裡很窮。學生假期都要郊遊，可他交不起路費，加之衣服很破，又不能和家人說，就借口生病不去。他在家裡讀白居易的詩，借此忘記外面的痛苦。詩歌給他最初的安慰就是這樣。
“我在學校成績平平，數理化都不好，就是偏向文學，作文經常得到表揚，喜歡寫詩，學何其芳、林庚、徐志摩、戴望舒，和同學們你寫一句我寫一句唱和詩歌。功課沒學太好，詩歌的愛好與日俱增，1948年底就開始發表作品。”謝冕喜歡詩，曾夢想過做詩人。然而命運卻把他帶向了另一條道路。
當時，謝冕所在福州三一學校的學費，是交百十斤大米。他的學費靠兩個人：一個是國小老師李兆雄，他哥哥是學校的校董，在他的幫助下謝冕可以被減免三分之一的大米；一個是姐姐，變賣嫁妝和首飾資助謝冕。
那年暑假，福州解放，部隊進來了。8月的福州非常熱，又是雨季，這些士兵攜帶着自己全部的行囊和武器，也攜帶着泥濘和汗水，甚至還有血迹，和衣睡在大街上。謝冕被感動了，跟着學校帶着水去慰問部隊。先前所知道的光明也好，理想也好，希望也好，都是抽象的，都不及他在福州街頭目睹的這一幕。後來部隊到學校動員，希望知識分子能加入進來，謝冕沒有征求父母意見，下定決心從軍。
在1949年9月16日的《星閩日報》上，謝冕以謝魚梁為筆名，發表《我走進了革命的行列》：“我并不孤獨，因為，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也不會失望，因為，我有信仰！我有勇氣，是以我能夠毅然地向前走去。”
在部隊的六年，謝冕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駐防海島的基層連隊，行軍、訓練、守備、修工事、備戰，部隊生活使謝冕改掉了以前自由散漫的習性，變得守時，守紀律，不拖拉，無論多大的痛苦獨自承受，不屈服不畏懼，總以堅韌的毅力戰勝生活的困難。在後來的歲月，謝冕一直保持着這樣的品質。
因為有“海外關系”，在正式實行軍銜制之前，謝冕奉命複員。等待民政局配置設定工作的時候，謝冕複習了高中的全部功課。他填報了三個志願：第一志願是北大，第二志願是北大，第三志願還是北大。
前後隻學了三四個月，通過聯考，謝冕如願走進北京大學。
由愛好者到研究者
從蔡元培到馬寅初，北京大學有着一長串閃光的名字。謝冕為能置身他們生活的環境和氛圍而慶幸。北大帶給謝冕更多的是民族憂患的心理遺傳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感。
在北大中文系，謝冕參加了北大詩社，後來編《紅樓》，擔任詩歌組組長。大三時，他和同學孫紹振等一起寫作《中國新詩發展概況》，這是謝冕從魯莽幼稚的詩歌愛好者轉變成一個研究者的重要轉折。
“在這之前，不僅我自己對新詩的認識是局部的、碎片化的，學術界也沒有一部新詩的曆史。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從整體上進行一次梳理。”
“它已經與我的生命融為一體，它是我的信仰。”真正屬于謝冕的青春是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的。盡管這時他已人到中年，還是真切地感到了頭頂那一輪嶄新太陽的明亮。
1980年5月7日，謝冕在《光明日報》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詩歌界引起很大反響。他說，自己看了年輕人的詩歌，滿心歡喜，知道這是詩歌的希望。
朦胧詩從地下發展到地上，很多人認為是古怪詩。謝冕也是不贊成詩不能讓人讀懂，但他主張應當允許有一部分詩讓人看不太懂。世界是多樣的，藝術世界更是複雜的。即使是不好的藝術，也應當允許探索。風潮過去後，大家都認為朦胧詩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詩歌的發展，改變了原有的詩歌格局。
一直以來，謝冕都認為，文學的愛好與寫作是多元的，應尊重各種寫作、各種流派、各種主義，隻要是對文學做出了貢獻的，都應尊重，不能固守一隅。文學工作者應尊重作家和詩人表達自己的願望和感情，選擇寫作方式。“我尊重每一個作家的自由創作，不因為我個人喜歡什麼或不喜歡什麼影響判斷。我主張寬容。”謝冕說。
謝冕曾經走在中國當代文學評論界的前沿。張潔的《從森林裡來的孩子》發表于1978年7月《北京文藝》，他在第10期就寫了評論《遲到的第一名》。但是，他在新詩理論研究上的光芒遮蔽了其他。
1980年的謝冕
徐敬亞、謝冕、孫紹振（左起）
與時代變革同步的詩歌
1980年4月26日，謝冕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和同道們對一份未來刊物最初的想法：“車上，研究了《詩歌界》（暫定名），或叫《詩歌研究》的編委人選。高洪波參加了議論。”
這份刊物後來定名為“詩探索”。事情起因于1980年春在南甯會議上發生的一場關于新詩潮的激烈論争。大家圍繞着對當時出現的朦胧詩的評價而展開。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産生了尖銳的交鋒，這些交鋒喚起了人們對詩歌理論研究與建設的警覺與關注。之後，詩評家們帶着對于即将到來的詩歌高潮的預期，興奮地走上了廣西民間歌會更為廣闊的詩歌現場。從南甯一路行走到桂林，看的是新時代早春蓬勃的生機與活力，談的是關于複興與重建中國詩歌的願望與念想。
1980年底，《詩探索》創刊号出版，謝冕擔任主編。《詩探索》和朦胧詩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新的文藝複興時代的報春燕，為那個夢想和激情的年代作證，為中國新詩的再生和崛起作證。作為中國新詩理論研究刊物，《詩探索》對上世紀40年代以來的許多重要詩人進行了有計劃的回顧和研究，前瞻性和問題意識貫穿始終。四十餘年來詩壇所有的思潮和現象，《詩探索》見證并發聲，有見識、有立場、有争論，又能始終如一地團結在一起，這背後是主編謝冕和同道詩人們對詩歌摯誠的熱愛，是學術至上的包容之心，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風。
在謝冕的批評風格中，反思是尤其重要也是特别令人尊重的一個特點。“隻要是經過自己思考的發聲，我就不計後果了。在當時可能有一些非議，時間久了也許我是對的。”他曾坦率地說，“我對詩歌現狀不滿。詩人們竊竊私語，自我撫摸，我不滿意和我們無關的，和社會進步、人心向上無關的詩歌。”
謝冕覺得自己說得沒錯。他并不在乎别人是否贊成。有些人看到謝冕的表面，以為他憑着熱情說話，是個充滿激情的人，卻沒有看到他冷靜的一面、認真思考的一面。“我是一個綜合的人，交往很放得開，喝酒吃肉美食美景，但做學問我是認真的。沒有讀過的書，沒有考慮過的問題，不亂說。”謝冕表示，在新詩上之是以敢發表看法，是因為他讀得多。他在新詩的角落裡讀了不少東西，是以他有發言權，“學者也要自愛，不懂的東西不能亂講。我也有學問不足的地方，别人指出來，我也很感謝。不懂不能裝懂。遇到古典文學我也不敢說。不敢說是對的，亂說是學者的大忌。”
謝冕對當代文學很少唱贊歌。他認為目前詩歌創作有幾點非常重要：第一，規模太小，格調太低。小悲哀，小歡樂，小境界，而且還相當的自我欣賞。他期待一種詩歌有大氣象。他并不反對表現小我，相反，他認為個人情感非常值得珍惜，而且表現得越細膩越好。但詩人不能老是這樣，杜甫之是以被稱為“詩聖”，是因為他有《春望》，還有《三吏三别》《北征》，他的詩歌中既有個人情感，更有家國關懷。
再談“批評家周末”
在北大，謝冕建立的“批評家周末”文藝沙龍曾持續了十幾年，這一學術沙龍的方式，是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學術交流與學術研究的方式：老師指導、策劃、出題目（或學生思考出幾個題目由老師來判斷與決定），給學生指定與選題相關的閱讀材料和範圍。然後由指定的學生做主題報告，老師點評，學生讨論。
沙龍的選題有标準、有門檻，根據學術的重要程度、學理性的強弱程度，以及與現實的某種關聯程度等來定奪，根據學生學習、學業發展和成長布局、學術心胸格局的需要來讨論。這一方式也是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獨立承擔學術研究任務的學術訓練和科研嘗試。“從某種角度說，這也是北大偉大傳統的一種承續和發揚光大。”謝冕說，北大的精神源于偉大的“五四”，宗旨或精髓就是學術獨立，思想自由，而且勇于吃螃蟹，敢于冒險，緻力于創新，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北大是常為新的”。
“學術的溝通利用這個方式進行，其實更是一種思想的溝通和心靈的溝通。看起來我們談論的是學術問題，實際上更是思想和信念的溝通。在這樣的自由探讨的形式下，師生互相增加了解。”謝冕覺得，對老師來說，每一次“批評家周末”的聚會是對學生近期學習狀況的一次考察，對學生來說幾乎就是一次面對面的考試，但是這個考試非常輕松、非常自如，是在促膝交談、平等自由、暢所欲言的交流中進行的。通過“批評家周末”現場無障礙的交流，老師會非常清楚學生的思維特點、學術造詣以及思想敏銳的程度。
這是一個“反哺”的時代。教學相長，通過這種方式，老師也會在交流過程中發現自己的不足，發現自己要惡補一些作品的“課”，這些作品可能在同學們那裡已經很流行了，老師也要像年輕人一樣學習，才能保持心态的年輕和學術的活力。同時，這個過程也是同學們互相切磋砥砺的過程。同學們互相知道了大家的學習情況，最近關注思考的問題，近來有什麼好書、好作品、好的電影、好的演出、展覽等等。這是一種資訊、知識、思想、智慧的碰撞和交彙，而這種探讨交流更是一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談笑晏晏”的境界。“批評家周末”引導學生關心文藝發展的現實動向，隻是其中的一個執行個體。
“在北大，發出我們的聲音，發出我們學者的聲音，尤其是今天我們的這些青年學者、明天的學界中流砥柱，我們應該對目前文藝界的現狀發出聲音。”謝冕說。無論何時，他都在密切關注目前的創作狀态、評論狀态，還有閱聽人狀态，總是始終抓住鮮活的東西，抓住活生生的現實，文藝發展的現狀，是一種時間和心态上的“現在進行時”。
“唯詩歌與美食不可錯過”
拒絕乏味，是謝冕對美食的态度，也是他對人生的态度。
1月10日，“唯詩歌與美食不可錯過：《覓食記》新書分享會”線上線下同時舉辦，直播總觀看量達30萬。《覓食記》記述謝冕走南闖北、遊東覽西、吃香喝辣的故事和經曆，記錄了因美食而遇到的人和事，既展現了有趣且可愛的“覓食者”對美食的興緻與熱愛，也映射出謝冕的生活觀念與人生态度。
謝冕自述：“愚生也鈍，生性也許平和，處事也許雍如，但内心卻是一團熊熊烈焰——熱情、堅決，甚而激烈，這是品味飲食嗎？不，也許是在追尋人生的一種境界。”
老同學孫紹振很早就發現謝冕的心靈中跳動着兩根弦：一根彈奏着充滿了孩子氣的童話色彩的變奏，而另一根上奏響着的，則是充滿了使命感的、成熟學者的深思熟慮的主題。對謝冕的《覓食記》，他評價為“饞得虔誠，饞得博而精，土而洋，饞得一派天真，饞得六合風香。《孟子·告子上》雲，食色，性也。曆代文士，重色，輕食，謝氏重食輕色。為中華散文貢獻新主題。開拓美學上‘審饞’新範疇”。
“該鹹不鹹，不吃；該甜不甜，不吃；該油不油，不吃。”這是謝冕的美食箴言，他中意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他不求美食有多“高貴”，也不講究“排場”，唯獨在乎是否正宗、道地。每次到重慶，都是在飯店就餐，“千篇一律，于心不甘，決定‘造反’。私下約了二三好友，找一家面館，一碗重慶小面，三元錢，豪華一點，再加一碗‘豌炸’，也不過數元。大喜，大呼，這才算到了重慶！”他在《面條記豐》中寫道。
謝冕是大學者，但更有人間情懷。文如其人，食如其人。專注、認真，不辜負所有的美食。謝冕先生的學生孟繁華回憶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次經曆：“那時我曾陪他去福建各地，在福州街邊，他駕輕就熟地買了魚丸，與我等站在街邊悠然自得地吃。”
坊間流傳很廣的是由謝冕發起的“餡餅大賽”，固定的比賽地點是昌平太陽城裡的餡餅店，活動已辦了三四年，飯店老闆一看一行幾十人很高興，但上桌之後這幫人隻點餡餅、胡辣湯和大蒜。據說謝冕的最高紀錄是吃了八個半，北大教授洪子誠也參與其中吃了六個，得了“新秀獎”，賽過之後再也不肯吃餡餅。
謝冕在《覓食記》中寫道：“我們能從美食中學會：多元、相容、綜合、互補、主次、先後、快慢、深淺、重疊，以及交叉的方方面面。”
他在記錄“味中之道”，也是在品世态之道、人生之道、境界之道。飲食之道在于多樣。一桌酒席，甜酸苦辣鹹，五味雜陳，讓衆口嘗百味，進而改變人們的口味偏見和積習，才是飲食應有之道，是為常态。而有的時候讀一個文學作品或别的一些作品，他要讀出它的味道來。對于美食與做學問之間的聯系，謝冕主張：“做學問是體驗，體驗人生、體驗學術，那麼就需要細緻，要了解它的源頭，了解它的人格，了解它的許多變化和創造性，這就和我們的飲食有關系。”
“對批評家來說，對學者來說，要尋求的這個味道究竟從哪裡來？什麼叫‘味’，又如何展現為一種‘道’？”謝冕說，吃飯看起來是很俗的。大家口腹的享受看起來很俗，其實這裡面有很多道理，而這些道理是平常的人不能體會出來的，要力求體會這些道理，“味”究竟在哪，它展現了什麼樣的“道”。
人生道理、飲食道理和學問道理是一樣的，在謝冕這裡是相通的。是以，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吳思敬說，《覓食記》也是“一部特殊的詩學著作”。
尾聲
在北大，謝冕講課肯下功夫備課是頗有口碑的。
“很多人不知道老師有多苦。和古代漢語不同，教當代文學，為了講一堂課，看材料，寫稿子，單備課内容就是一萬多字。”謝冕說，當代文學日新月異，是一門不斷“生長”的學科，特别是20世紀80年代之後，創作自由度增大，有關出版物和文學資料“泛濫成災”。謝冕特别苦惱，也做不過來，就不做了。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開展，其基本法則是“減法”而不是“加法”，必須不斷地從那些混合狀态中選擇有價值的東西。這些工作的難度，不身臨其境往往難知其苦。
詩歌評論則是謝冕一直堅持在做的事。他精力比較好的時候，一年寫一篇綜合的評論。“我是詩歌的義工。一路跟蹤，和新詩創作保持親密的接觸和聯系，對年輕的詩人詩歌推薦、評論，有的沒太多意義，但耗費了不少精力。”謝冕說，一個人一生隻能做一件事，傑出的人例外，比如王國維和聞一多。他們做的學問太大了，王國維從甲骨文一路研究下來。聞一多從《詩經》《楚辭》《莊子》到圖章、畫畫都很精通，太了不起了。一般的人隻能做一件事。
“我一輩子隻做文學，文學隻做了詩歌，詩歌隻做了新詩，新詩隻做當代詩。我的才華可能在别的方面，我對園林、對服裝、對飲食等都有興趣。但幾十年過去了，我隻做了一件事。”
來源 北京日報
作者 舒心
流程編輯 邰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