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龍
編輯/雪梨王
提取針在頭皮上“打孔拔毛”，噌噌作響。提取搖桿高速旋轉，發出“嗡嗡”聲——在這個約14×8cm大的後腦勺上，機器針頭正在提取3500多個毛囊。雖然打過麻藥，朱志彬還是能偶爾感覺到神經刺痛。但這些他都能忍，為了彌補“秃頂”的遺憾，他選擇做植發手術。
取下的毛囊在無菌鹽水培養皿内分離後，朱志彬翻身仰躺，醫師開始在他的頭頂植發。朱志彬留了個心眼，随着植入毛囊的動作，他開始在心裡數數，“1、2、3……780……”。他沒數完，就迷迷糊糊睡了過去。兩天後，他把植完發的頭皮拍下來，開始一根一根“數頭發”。不，是“數毛囊”。他隻數出了2000多個機關。而按照之前的約定，這家植發機構承諾為朱志彬移植3580個毛囊機關，每個機關8元。是以費用為2.8萬。
這可能是中國第一起以“數頭發”為依據的植發糾紛案。2020年，朱志彬以頭發種植數量未達到約定為由，将植發機構告上了法庭。此後一年多裡，他數了七八次頭發，把照片在電腦上放大，用畫圖筆做标記。然而三次庭審，他都敗訴了。他不服，至今仍在計劃抗訴。
國家衛健委釋出的資料顯示，大陸有超過2.5億人正飽受脫發的困擾，平均每6人中就有1人脫發，其中男性脫發者有1.63億。脫發之于男人們來說，更像是一個“隐秘的角落”。 其中藏着自卑、驚懼、羞恥、不堪和絕望——有人花費十年、幾十年，探索增發或掩飾的秘方；有人是以常年戴帽子；有人将其歸罪于基因，與父母大吵；甚至有人想要自殺。
今天上線的由騰訊新聞好雨知時工作室制作的男性脫發節目《秃然發生》，帶我們走進了一個脫發男人内心的隐秘角落。這其中，朱志彬講述了自己數毛囊的故事。而本文的其他兩位采訪對象——王束和羅林川，也傾訴了脫發給自己帶來的困擾。（注：本文不涉及任何脫發形式和産品的商業宣傳功能。）
據國家衛健委資料，有1.63億中國男性存在不同程度脫發困擾
“數毛囊”的男人
先剃了頭，打上麻藥，朱志彬就趴在手術床上。醫師開始在他後腦勺上取頭發。麻藥的作用，讓朱志彬覺得“頭皮變得很厚”，但提取針的針尖還是會偶爾刺痛。
毛囊是頭發生存的皮膚器官，每個毛囊上會長2到5根頭發。人的頭皮上約有10萬個毛囊，也就是20萬到50萬根頭發。然而，朱志彬沒有這個數了。30多歲時，他開始謝頂。
朱志彬生于1984年，一家人在北京市豐台區開着一家玉器店。他每天去店裡坐班，下午5點去學校接孩子，6點多吃完飯，就開始玩《英雄聯盟》，玩到晚上11點睡覺。兩年内，他的頭發迅速脫落，額頭兩側發際線後退，變成标準的“M”形。他把它歸結到打遊戲上。
很長一段時間，他總是習慣性用手去摸，“摸着很難受”。2017年，手裡剛好有點閑錢，朱志彬決定去植發。天眼查資料顯示，截至2021年12月，國内在營、開業、在業的植發企業有36378家，成立一年内的有4477家。植發前，朱志彬上網搜了搜，考察了四家植發機構。結合價格、服務态度、環境等因素考慮，他選擇了北京東城區的植發機構Y。2017年10月15日，他去做了植發手術。
整個過程持續了5個多小時。
紀錄片《秃然發生》截圖
植發的基本原理，是将後腦上的部分毛囊取出，種植到前額和頭頂的脫發部分。如果在旁邊觀摩，或看圖檔，能看到後腦、前腦上有密集的血點。醫師會不斷擦拭這些出血點。
朱志彬總覺得，手術中提取搖桿和針頭在頭皮上“拔苗”的過程，“很快，很随意”。他試圖說明醫師的“不細緻”，導緻他後腦的不少毛囊死了，浪費了。
提取搖桿發出的聲音，讓他想到雕琢玉器的手電鑽。醫師累了時，也會休息片刻。與此同時，手術床旁邊，有兩個護士在無菌濕鹽水紗布培養皿内整理排放毛囊。朱志彬能聽到她們的竊竊聊天。
手術從下午2點多開始，4點多開始種植。毛囊被插入那片秃掉的區域，“就像縫紉機一樣”。朱志彬擔心Y機構偷工減料，是以從第一個毛囊植入時，就開始數數。但也許是麻藥的效果，也許是到傍晚五六點肚子餓了，精力有點跟不上，他數到800左右時，數丢了。晚上7點，手術結束。Y機構叫了一輛網約車，把他送回了家。
第二天拆掉紗布以後，朱志彬讓妻子幫忙拍了照片。雖然M形的空白被覆寫了，但他感覺很稀疏，密度不夠。6天後去Y機構洗頭，回來後，他把縫衣服的線擺成“井”字形，分成9格，又拍了照。兩次數的結果，都是2050多個。
他去Y機構讨說法，醫師說，不會少種，需要恢複期，幾個月後會再長的。一年後，他才發現自己被“忽悠”了，“你種多少就是多少，也不會變，怎麼還會長呢？”
他再次找到Y機構，“你們種多少就收多少錢，把剩下的1萬多塊錢退給我完了。”朱志彬做小本生意，8元一個機關，他在乎這些錢。但Y機構否認少種。按照合同，“植發成活率保證≥95%”，否則“可免費2次加密植發或退款”。Y機構提出補種，朱志彬拒絕。他發現，腦後的頭發比以前稀疏了很多。“摸着都薄薄一層，哪敢讓他們接着再薅？”
植完發的兩年，朱志彬的頭一碰到枕頭，“頭暈頭疼的勁兒就沖上來，像是腦出血的感覺”。每天睡覺，他隻能側躺，或者把枕頭往下拉，墊在脖子上。開始的幾個月，他不能吃辣，不能吃肉，洗頭也變得小心翼翼，生怕撓壞了頭發。
紀錄片《秃然發生》截圖
2019年，朱志彬開始維權——找3·15，被推到東城區工商局；工商局讓他找衛健委；接着又被推調解委。其間他逼着Y機構提供了病曆，協調委又讓他找工商局。工商局幫忙協調了一次，讓雙方約好時間，當面數毛囊。
這次，朱志彬的頭頂被分成12格。Y機構的醫師拿着放大鏡和筆，還沒數到100，就開始在朱志彬頭上“裝模作樣，亂點”。朱志彬說，後面的護士拿着手機電腦，算了幾遍，湊好了數目，告訴他一共3300多。“他們糊弄人都不會糊弄。”朱志彬覺得浪費時間，直接走了。
2020年，朱志彬三次向法院起訴Y機構。因為官司不大，不願花錢，且認為勝算很大，朱志彬沒有聘請律師，均是自己辯護。根據法官指導，第一次民事訴訟被拆分為“違法合同約定”、“服務存在欺詐”兩個訴訟。2020年9月，這兩個訴訟，法庭均判朱志彬敗訴，理由是“該數量（2050機關）系其自行計算得出”，“無事實及法律依據”。
朱志彬随後對照片做了加工。他在電腦上把照片放大，在每個毛囊上标上紅點。為了讓法官能夠确認，他把每5個紅點框成一個方框，“甚至把中間那一绺像是我自己原來的頭發也算進去了一部分”，最終數出2942個機關。
但202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的判決依然不認可朱志彬的計算方式，并稱“本院也無法根據照片計算出具體植入的毛囊數量”，是以維持了一審原判。
兩級審判前後，朱志彬都和法官做了提前交流，法官認為他數得不對，這數不清楚。朱志彬急了，“這怎麼數不清楚，找個國小生都給他數了。”最近一年多來，朱志彬仍然試圖改進材料，提起抗訴。他多次找到法官，提出找一個教授植發知識、法院也認可的機關，“我花錢請他們數都可以。”但法院仍然不認可，“沒有這樣的機關。”
2020年11月的二審判決書顯示，法院對朱志彬的“數毛囊”方式不予認可
隐痛
王束沒有朱志彬的勇氣去植發，但脫發給他帶來的困擾，絕不比朱志彬少。30歲那年，王束在戀愛上做了最大的一次努力。整個過程就像一次冒險，讓他猶疑、困惑、恐懼，最後終于退縮。
王束是天津人，大學畢業後也在天津工作。2020年5月，他在抖音主播粉絲群裡遇到了一個叫張悅的姑娘。兩人先是聊QQ，然後是微信，無所不談。多年來，王束第一次遇到一個戀愛觀、家庭觀如此契合的女孩。
“她說，男女親密關系中，兩個人既要互相吸引，又要能保持各自的獨立。”這正是王束的觀念。他覺得這是個“有原則、自律”的女孩。談到家庭經濟，張悅認為，女生要主動擔當經濟角色，如果不能，要對男生的付出給予贊賞，形成激勵性的雙向動力。王束覺得，這個女生“獨立、自主、大方，有自己的想法”。他感覺“特别好”。
然而氛圍越濃烈，越親密，王束越害怕。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中間那根“暧昧的線”。
他在意的，是自己的形象，準确說，是脫發。聊了三周左右，兩人互換了照片。對方是一個長相在“一般水準以上”的女生，畢業于211大學，在體制内工作。王束則耍了一點“小心機”，發去一張遮擋了發際線的照片，“我當時覺得，這麼優秀的女生，見了我還不拔腿就跑？”
根據國際漢密爾頓雄激素脫發标準的7個等級，王束的脫發程度在四級，屬于中度。如果不加遮蓋，可以看到發際線已經在頭頂，露出發光的額頭。
不施加任何補救措施時，王束（化名）脫發的情況
兩人交往中，他極力避免“露面”。張悅曾提出視訊通話，王束借口“比較喜歡文字上的交流”回絕。是以，他也很少發語音。有時，雙方的聊天氛圍顯得有些暧昧。比如張悅說，今天有點不舒服。王束本想說，“我給你摸摸頭”。話到嘴邊，臨時改成了“要不要買點藥，去醫院看看？”接着馬上轉移話題。
“一到暧昧的時候，我就覺得不太自然。”這成了王束的習慣性反應。他知道，如果往前走，肯定要到見面那一步，一見面“基本就完了”。他不願意發展太快，不願意看到美夢加速地破滅，“往回拉一拉，就一直保持在朋友線往上一點的關系，可能還不至于斷。”
對于張悅，王束又歡喜又害怕。有時他發去資訊，對方一兩小時都沒回，換做别人會失望，但王束卻如釋重負，“太好了，最好不要回我。”接下來的幾天，他又會沉浸在自卑、猶疑、沖突之中。
一天上午，張悅問王束在幹嗎，王束回答在看電影。張悅說，自己從津南區到北辰區辦事，大概下午2點辦完，“感覺你今天也沒什麼事，要不咱們出來見個面？”
王束立刻慌了。拿着手機，不知道是不是該說“好”。他去了洗手間，對着鏡子整理了一下自己。整整10分鐘，“越看越不行”。他隻能回複，家裡有事，要開車帶父母出門。張悅表示，“太可惜了”。王束趕緊找補，“改天吧。改天我去南邊辦事，我去找你。”
如此幾次之後，兩人關系淡了下來。2020年9月之後，逐漸中斷了聯系。
“像我這種爛基因，就不要禍害下一代了”
王束的自卑并非沒有來由——此前的10年，頭發不止一次成為他的絆腳石。
2014年，剛開始工作時，家裡給他安排了一次相親。兩人約在了星巴克。王束無法忘記對方的眼神，“沒事就往我腦袋上看一眼。”他故作鎮定，心裡知道，肯定沒戲了。
事後，對方回複“沒眼緣”。但王束很清楚這是借口，問題就在頭發上。那之後，他的頭發脫落得更加厲害，“如果把頭發剃短，整個頭皮都露出來。隻能把兩側頭發留長，然後往中間攏去遮蓋。”
脫發開始讓王束感到恐懼。他有意地去關注頭發。有時洗完頭，他會把盆裡的水澄掉，數一數掉落的頭發數量，發現并沒有超出正常人50-100根的掉發量。但脫發趨勢無法遏制，他開始出現彌漫性脫發。也就是說，一般人脫發後還會長出新的，而他，掉發後毛囊萎縮甚至死亡，就永久掉了。
2016年，王束談了個女朋友。那時候，他每天會使用密發纖維粉，讓頭發呈現出一種濃密的效果。一天，王束開車帶女朋友去濱海考試，然後兩人到海邊玩。一陣風吹來，王束的頭發被掀了起來。幾年後，他還記得那個場景，“你就想一些比較搞笑的動圖，頭發‘呼’的一聲飄起來，就跟天靈蓋直接掀起來的感覺一樣。”
王束一陣尴尬，趕緊伸手把頭發往下拉。但女生已經看見了。回去的路上，兩人沒怎麼說話。關系也逐漸冷淡下來。
如果說以前，王束還不覺得脫發是一樁多大的“罪孽”，那之後一次次的相親、戀愛失敗，讓他對脫發變得深惡痛絕，甚至開始厭惡自己。
王束從19歲開始脫發——這是他自己“倒推”出來的。
大學期間，他并沒有注意到自己脫發嚴重。後來回看照片，他才注意到，大一大二時，兩個額角的頭發就逐漸稀疏。當時同學們甚至調侃他“頭都要秃了”。
工作時，有同僚偶爾開玩笑，“這一看就是上司”；好朋友看到植發廣告也會随口問，“你要不去試一試？”王束覺得無傷大雅，主動說，“行，趕緊推薦給我。我正愁找不到呢。”他自黑、自嘲，才能融入社交氛圍中。但玩笑過後，一個人獨處時，他“心裡就不是滋味”。
王束想到了基因——王束的父親隻是輕度脫發，而且是四五十歲之後發際線自然後移，但爺爺和外公脫發嚴重。他判斷自己可能屬于“隔代遺傳”。
2020年9月，在自卑與退縮下，他與張悅的感情結束了。一天晚飯過後，他又想起頭發的困擾，順口問媽媽，“您看我頭發現在怎麼樣？顯秃嗎？”以往，王束也經常這樣問爸媽這樣的問題，後者總會說，“并沒有”。這次，王束得到了同樣的答案。
王束突然爆發了，他反怼道，“沒有什麼呀沒有”。接着他露出頭皮，讓父母拿手機拍照看看。父母安慰一句，他就怼回去一句。媽媽有些心疼，“小束你這是怎麼了？好像吃錯藥似的。”
“像我這種爛基因，就不要禍害下一代了，讓我自己帶着去死就完了。”王束哭到崩潰，埋怨母親就不該把自己生下來，“您把我生出來，又非得讓我繼承這種基因，您生我幹嗎哪？”
那天晚上，王束向父母傾訴了許多苦衷——每天早上8:30上班，從家到機關開車6分鐘，但王束必須7點多起床。他需要整理頭發。那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先洗頭，洗完吹幹，努力往中間攏，還得找各種角度，然後往上面撒發粉，再噴發膠……整個過程要花40分鐘。
父母半天沒說話。末了，媽媽回了一句，抱怨他上大學的時候熬夜、打遊戲，“雖然你脫發跟基因有關，但你自己這些不健康的習慣也加劇了脫發。”王束急了，他舉例别的同學也是一樣的生活習慣，但人家卻沒事。他甚至責怪父母的“知識層次”不夠，沒讓他提前注意到脫發問題，“假如從二十一二歲開始就用藥控制，可能比現在要輕很多。”
王束當然知道自己是在發洩情緒，但脫發讓他産生了對人生的徹底反思和懷疑，也是真的。
采用藥物、接發措施後的王束（化名）形象
被脫發左右的命運
“如果能讓我長回頭發，我願意砍掉一根小拇指或者一根腳趾頭來換。”許多年後，羅林川回想起年輕時候的自卑、惶恐，才發現，自己一生的命運軌迹，幾乎都與脫發糾纏在了一起。
1992年，從湖南一所大學畢業的羅林川如願去了上海一所高校當老師，成家立業，一切看起來都挺順利，但唯一的問題就在頭發。
羅林川是遺傳性脫發，無法遏制，頭發肉眼可見地脫落，前額從M形發展為“地中海”。一年聖誕節青年教師聚會後，大家拍合影，羅林川笑得很開心。過了幾天照片印出來，他一看傻了眼，“頭頂一朵毛立了起來，秃頭露出來了，臉上又是很誇張的笑。那種對比太明顯了。”他大受打擊，将自己的頭發視為“奇恥大辱”。
但羅林川無能為力。一次在宿舍，洗完澡，他對着鏡子整頭發。用吹風機吹，用發膠定型，他試圖用兩邊的長發遮擋秃頭部分。折騰了一兩個小時都沒整出理想的樣子。他絕望了。
戴了假發的羅林川
課堂上講課，看見台下學生笑，他就疑心在笑他的頭發。于是他用自嘲來釋放壓力，“老師的頭腦好，是以不長毛。”大家更笑。還有一次開學，去食堂的路上，兩個女同學走在一起，讨論起各自的老師。他班上的那位女生說，“我的英語老師啊，是頭發很少的那個。”羅林川窘得趕緊轉身走開。
他變得不自信。教學小組開會，他是組長，卻想着往後面坐，“人變得唯唯諾諾，不敢直視别人的眼睛，想說的話不敢說，想做的事不敢做。”有一年，和第一任妻子去溫州雁蕩山遊玩，路上難免要問路，對方一看羅林川，往往一個白眼就走開。隻能換妻子去問。妻子嗔怪：“連問個路都不會問。”後來，兩人離婚，羅林川把原因歸結為自己的不自信，讓妻子對自己産生了不信任。
“為什麼這件事落在我頭上？”一個暑假，他學着别人剃了光頭，發現剃光了也是個“闆栗頭” （一種類似蘑菇頭的發型，羅林川将其類比為“傳統年畫中小鬼”的頭型），依然“醜陋”。他走投無路，甚至想過去當和尚。
那段時間，羅林川見到護發方子就會嘗試，先後嘗試了20多種土方，還買了各種各樣的帽子。為了支付這些費用，他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去校外做兼職。一次追悼會上，其他人對着遺體鞠躬時，隻有他戴着帽子，後面人的低聲指責讓他面紅耳赤。
多年以後，羅林川意識到，脫發者往往搞不清楚脫發原因，陷入焦慮，而這種心理壓力又會帶來惡性循環，導緻更多的脫發。
王束和父母最初能想到的辦法都是一些民間傳說和中醫方子：吃黑芝麻，吃核桃，抹生姜，各種洗髮乳，各種中藥……“這些智商稅我全交過。”王束說，生姜無效，一天一勺黑芝麻導緻出油量更多，吃核桃導緻上火，矽膠拍頭也不見效。
“中醫的說法，就是腎氣不足，體虛。是以藥方就是一些健脾、補氣、固本的東西。”直到2021年，王束還繼續喝中藥。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使用發粉掩飾脫發的窘況。但2016年海邊的事讓他心有餘悸。他想到植發，于是上網查詢資訊，盡力搞清原理。一篇知乎的自述文章《脫發折磨人生》，講述了作者的植發經曆，“新植的倒還好，原來的區域繼續脫落”，同時講了植發的許多問題。那篇文章讓王束印象深刻，是以他至今沒有選擇植發。
其實2015年，王束就注意到了米諾地爾、非那雄胺兩種藥物。他後來反思，這兩種藥物當時已經有30多年的臨床史和豐富的資料支撐，但他并不了解，加上“副作用”的傳言，導緻他一直沒敢用。
王束是一個凡事都要研究明白才實行的人。米諾地爾、非那雄胺兩種藥物，前者外敷，後者内服。這是目前國際上針對脫發最著名的兩種藥物。實際上，它們并不能幫助長出頭發。米諾地爾原本用于降低血壓，但血管舒張有助于幫助毛囊吸收營養，進而保護毛發生長；非那雄胺常用于治療前列腺增生，但它可以降低人體内的雄性激素含量，有助于減緩脫發。
在使用這兩種藥物之前，王束查了大量資料，看到網上鋪天蓋地的“副作用”描述，例如會對性功能、生育功能造成不可逆的影響，他被吓到了。接着，他又到美國的醫學論壇、中文的知網等網站下載下傳專業期刊文獻，綜合各方資訊才确定：兩種藥物對性功能産生不良影響的機率隻有2%。“藥物可以讓原生發這一塊不再往更加惡化的方向去走。”王束決定開始嘗試，“先保證一下存量，然後再看有沒有機會弄一些增量。”
的确，米諾地爾使用三四個月後，王束覺得頭頂長出了一些小絨毛，但此後并沒有大的突破。反倒是口服藥非那雄胺，的确有效抑制了頭發的脫落。
王束一開始還是忌憚它的副作用，他一度擔心自己沒機會傳宗接代了。但很快，他狠下心來，“管它什麼生育不生育，先把頭發的情況解決了，後面事再說。”
如今王束幾乎算是半個脫發專家，有各種各樣的“知識”積累和解決方法。但“知識”來得太晚。他常常後悔，如果早幾年掌握這些知識，沒準兒早就談戀愛結婚，每天早上會多出一個小時的睡眠，工作和社交上也會更放得開，“那也許就是另一番人生軌迹。”
“其實一轉身，誰在乎你頭發怎麼樣”
羅林川的“新生”則來自于假發。2005年，因為偶然的一次出訪美國，羅林川從朋友那裡接過一頂假發，猛然發現了一個全新的自己。此後，他開始在國内做假發代理，後來又創辦了自己的假發品牌。2010年，他辭去教職，成為國内著名的假發創業家。但為了消除文化心理障礙，他們一律稱自己做的是“增發産品”。
這并非沒有道理。從美國引進的假發産品，不斷更新疊代，已經極為逼真，“已經到了你想瞞着妻子一輩子都沒問題的程度。”羅林川說。他也是以接觸到更多有着脫發困擾的人。其中一位20多歲的小夥子告訴羅林川，一次下班後，他拖着疲憊的身軀坐地鐵，“剛坐下，身邊的女子就彈起來，站到一邊去。”小夥子羞愧不安，到下一站立刻沖出車門，身後傳來另一個人的辱罵，“臭流氓”。
羅林川深知這種恥辱，“什麼是猥瑣？什麼是鬼頭鬼腦？無論中外，影視作品、文化心理中，壞人總是和脫發者聯系在一起的。”2015年，英國威廉王子訪華，網上讨論的都是他的秃頂。2020年熱播電視劇《隐秘的角落》中，秦昊飾演的張東升帶嶽父母爬山，将二老推下山。回家後，他面對鏡子取下假發，露出秃頂的醜态，被做成表情包廣泛流傳。
近百年來，人類社會始終在與種族歧視、性别歧視、殘疾歧視等歧視作鬥争，将反歧視作為“政治正确”，并立法保護。然而，脫發歧視這種更隐秘的歧視，卻大行其道，無人能免。
羅林川生于1969年，年輕時因脫發陷入低谷，中年又因脫發産品成為業界大佬。他的一生，幾乎都被頭發所左右。但這也讓他更加看淡了頭發，“所謂的戴假發，就是人品有問題，這種思慮毫無必要。”看到脫發者戴上假發以後變得自信、恢複生機，他覺得就無需解釋了。
戴假發的羅林川
王束則從2020年9月開始“接發”，即是把假發用人工方式綁在原生頭發上，一根頭發又可以綁4根，形成實體增發。實際上也是假發的一種。王束第一次做了3000根，“效果立刻就不一樣了，感覺自己的形象整個發生一個質的變化。”此後，他每個月都做一次接發。
經曆了半生與脫發的鬥争，羅林川常常為當年的恐懼、焦慮和惶恐而好笑，“其實每個人認識的人都有限，跟你生活很久的人，也不在乎你是否脫發。跟你不熟的人，你自己戰戰兢兢，其實一轉身，誰在乎你穿了什麼，頭發怎麼樣？”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開，相反，這個時代，“他人目光”的審視帶來的壓迫力，正在越來越強。盡管發量比以前茂密了不少，但王束也依然無法釋懷。“脫發并不可怕，關鍵是你在人生哪個階段脫發，這才是最可怕的。四五十歲的人脫發，脫得正大光明。但是你二三十歲的人脫發，感覺你就像是過街老鼠一樣，你見不得光。”
2019年之後的兩年，王束被逼去相過兩次親，剩下的他都借口推掉，“這麼一個全民看顔的年代，你沒有顔，至少你得要當個普通人。如果連普通人等級都夠不上，對一個人的影響真的很大。”2020年遇到張悅時，他一直覺得自己低人一等，“連普通人的等級都到不了。”
張悅之後，他沒再談過戀愛。現在，他進入一種“不婚主義”的狀态，“一個人獨處的時間長了，反而更習慣于這種狀态。現在也并沒有很壞，反而比較享受。”
（王束、張悅為化名。實習生張瑛睿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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