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郭強生的初老之際：“傷口經過補綴後發出的共鳴，終于被聽見了”

郭強生畢業于台大外文系，獲得紐約大學戲劇博士學位，于東華大學協助成立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在華人區域率先頒發創意寫作碩士學位。2021年6月，他獲得第八屆聯合封包學大獎，評審推薦代表作中的小說《尋琴者》由理想國出版簡體中文版。（潘柏翰/圖）

确定莒哈絲與杜拉斯的身份，仿佛一次解密。

“……破碎的面孔，你走過來……”

“對，你現在比以前還更美……”

簡述小說《情人》的開端，對話明晰起來，那的确是同一位作家的不同譯名。把閱讀興趣轉向莒哈絲，郭強生耗費了很長時間。文學像彎彎曲曲的迷宮，“張派傳人”35歲後再讀張愛玲作品，那些男女、愛情和家庭都不一樣了。“我都活得比她老了。”再看她二十幾歲時寫的短篇小說，郭強生感到了隔閡。他已經曆許多。

更晚一些，從2010年到2018年，十三年未出版小說的郭強生推出三部小說作品，體裁各異。他46歲時面世的《夜行之子》恰恰包括一篇《情人》，寫莒哈絲與小她許多的情人楊安德烈，還有同名小說的起始。加上後面的《惑鄉之人》與《斷代》，它們形成了“同志文學三部曲”。

五十多歲，遺憾越發深刻。郭強生沒有看到張愛玲寫五六十歲的人生，“寫來寫去還是在寫小時候家裡的那些事”。他觀察到，大作家們往往難以寫及這段人生的忏悔或自我剖析。“年過五十之後，我才認識到自己真正擁有的能力，不過就是堅持而已。”

是以莒哈絲是可敬的。她經曆諸多困頓，還不停地寫，近七十歲意外寫出《情人》，随後拿到龔古爾獎，“人生是繼續的”。《情人》銷量驚人，讓她回到法國文學的中心，畢生寫作獲得了褒揚。

回溯三十五歲到五十歲，郭強生感覺卡頓于某處。如今他接近六十歲，過上了“老孤兒”的生活。他還記得莒哈絲在《情人》裡的一句話：如果寫作不能穿透事物某種不可說的核心本質，那不過隻是廣告文案。2020年出版的中篇小說《尋琴者》，仿如他對自己和文學的回應。

一位采訪者形容，相比《斷代》之濃烈，兩年後的《尋琴者》實在清淡。郭強生認為差别與風格無關，《斷代》書寫十七八歲的歲月，摸索當時同志者在台灣的生活；寫四十來歲、緘默的調音師與六十多歲的喪偶男人林桑，再用那種筆法就實在可笑。

讀者們的回應更契合郭強生的情感。他們可能離開校園就不再讀小說，生活中的寂寞、傷痛往往不為作家所捕捉。“終于找到四十歲到六十歲，人生當中默默忍受什麼。”《老人與海》《百年孤獨》等經典之作出版時，海明威、馬爾克斯正值四五十歲壯年，當代人的生命要漫長許多。

“未來可能還有三十年，反而處在另外一種混沌、寂寞或者恐懼當中。”郭強生面對相對冷僻的題材，如同書寫與了解自己。他完全沒有體驗到四十年前讀到的“頤養天年”或“耳順之年”，大家反而在五十歲迎來最辛苦、最麻煩的“上有老，下有小”。

2021年6月，郭強生獲得第八屆聯合封包學大獎，評審推薦代表作包括《尋琴者》，還有兩部“人生私散文”——《何不認真來悲傷》《我将前往的遠方》。頌詞中，學者張瑞芬引用了卡夫卡的言語：“我們應該隻讀那種會咬齧、螫刺我們的書，所謂書，必須是砍向我們内心冰封大海的斧頭。”

得獎感言裡，郭強生先提到台灣當時的“疫苗荒”，再講起正重讀的舍伍德·安德森名作《小鎮畸人》：“隐藏在孤獨畸人們背後的，是一道道不見容世俗的、長長的傷口。作者的筆仿佛溫柔的針線，安靜地将傷口縫合。”

“那些傷口經過補綴後發出的共鳴，終于被聽見了。”

“還能夠改變的人，或許才是自由的”

與失智父親相處的郭強生，近八年未離開台灣四天以上。去日本宣傳首部長篇小說《惑鄉之人》的日文版，他四天跑了三座城市。他曾任教于處在花蓮的東華大學，隻能乘火車往來台北。因班次少，他往往沒法當天回家，“隐隐約約總是懸着個心”。

郭強生沒有親屬可托付，請不到外籍護工的三個月與父親朝夕相處。他直覺地體會何為衰老，“這個感傷、神秘，卻又平靜的過程”。疫苗供給緊張時，他考量的也與别人不同。重點在于倘使染病入院，不治之前要抓緊安排父親。這逗笑了其他人，而兩代人的境遇終由“人生私散文”呈現：

“父親記憶雖衰退了，卻仍有自覺，擔心自己會顯得老殘，是以甯願不吃也不要吃得狼狽，吃得哆嗦。”

“初老的我，與一步步走向終老的父親……我發現，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另一個起點。”

郭強生将生活盡量簡化。“把父親照顧好是第一，第二就是寫作；太無關的事情能避就避，太多的應酬不去。”他在《我将前往的遠方》描述了對衰老的了解：“在他衰老的肉身之下，靈魂内裡的自我意識并未消失，隻是他被困在一個機械有些故障，按鈕經常失靈的太空艙裡……”

這本書裡，郭強生還寫到與一位出版界資深大姐的對話。她問起老人的狀況，聽到如何更換三位看護，突然插入一句：“搞不好你比你爸先死咧！”他承認确實擔心，大姐快人快語地接了一句：“這就是給你這種不結婚的人的懲罰！”

大姐終身未婚，經曆過父親長期卧床。她的評論令郭強生震驚，回應道：“為什麼會是懲罰呢？你怎麼知道，這不會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讓我變得更有耐性，更有智慧，更獨立堅強？”

言語猶如啟示，郭強生在采訪裡講出自己的文字：“還能夠改變的人，或許才是自由的。”新近出版的《作家命》裡，他征引鐘文音關于自由的字句後評價：“她拿自己的傷口去碰撞，在我輩同類間一個又一個似陌生又熟悉的遺憾中，撞擊出共鳴，或許終能讓老年擺脫社會眼光的規範，讓單身者的餘生出現真正自由的可能。”

面對年輕的朋友們，郭強生如開玩笑般講述重要之事：他們年紀再大些，就會發現同志者身份并不是社交場合，不是一個月隻有幾天具備的身份。“那是你的某一個核心，怎麼樣把你的工作、事業、志向、親情、友情通通拴在上面，要怎麼努力。”他想到從前的格格不入，疑惑男女間的婚姻，“父母長輩們開什麼玩笑，你将來娶個什麼樣的老婆。我小時候聽到這話很茫然。”

郭強生書寫同志者，但不覺得身份問題已經完結，有了固定答案。結論總要涉及階級、經濟、文化、教育等衆多面向。“我現在越來越覺得老天爺安排我們這種人的存在還是有點道理的，我們這些人要有點質疑。”他知道不隻是結婚問題而已，年輕同志者也不應歧視體型胖的、年老的、貧窮的同志者。

離開關乎太多往事。像母親和哥哥一樣，郭強生的兩位親密同僚也過早過世，相隔僅兩個多月。李永平退休後回到台北，寂寞地書寫直到罹癌去世；曾珍珍先失去兒子，又在花蓮家中意外失足猝逝。“鐵三角”付出大量精力的“創英所”，終究也無奈地消逝了。他2015年留職停薪，回台北照顧父親。三年後，他離開了東華大學。

“自己經過悲傷，我更能疼惜、了解願意去接納别人的悲傷。”郭強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你被歧視過，被害怕過，不是說現在我有了防火牆就好，别人的問題也跟我無關。”而他的家隻剩下父親了。

“還有什麼失敗是難以面對的？”

自紐約返台第二天，36歲的郭強生搭“自強号”列車抵達花蓮。在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創始者、詩人楊牧幫助下，他與翻譯家曾珍珍及馬華作家李永平一同成立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創英所”在華人區域率先頒發創意寫作碩士學位，當時是亞洲唯一用文學創作當畢業論文的研究所。

“在學院裡面看到了這些年輕的孩子，我其實也在做調音的工作，蠻像的。”郭強生借幕後的調音師比喻這份工作，“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聲音，發現自己的音色。”

“寫作最不容易、最困難的地方其實是了解自己。不是你的技巧高低，或者你對于時代的敏感等等。”郭強生時常提醒學生，“每個人寫出來的東西應該是不一樣的，因為你就是你。”毫不奇怪，他可以寫下這樣的結論：“我們都把人生中最好的一段，獻給了那些年，那座創作者的天堂。”

郭強生在《作家命》中記述着往日的自由：“小小的廣場，初秋的晚風舒爽，我們坐在大榕樹下喝着啤酒。現在想起來，都才三十來歲的我們還是孩子。隻有孩子才能很快就混熟，沒有世故的拘謹和再過幾年都将出現的疲憊。”

“9·11”事件很快發生了。郭強生本來乘坐前一天深夜的飛機，因機械故障推遲至事件當天，臨時降落到阿拉斯加州。從光怪陸離的地方回來，他覺得台灣變了一個樣，這場事件又令他覺察美國早已變樣。他自問：“我到底生存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我到底要在這個時代裡面留下點什麼？”

《夜行之子》就以“9·11”開始，而在收入小說集《甜蜜與卑微》的《壘》中，郭強生寫出了事件帶來的心理沖擊：“他失魂落魄地挂掉電話，轉身走進同月台上反向的列車。然後在地鐵上搖搖晃晃駛出隧道開上郊區高架，九月陽光突然就灑滿車廂的那一刻，二哥不但打消了暫停婚禮的念頭，更無視于自己在衆目睽睽下淚流滿面……”

婚禮重回浪漫，結果不免暗淡。四面八方的重量壓向生活，如小說所言：“連世貿大樓都塌了，人生中還有什麼失敗是難以面對的？”

郭強生回鄉不久，母親就罹患癌症去世。他執導舞台劇《欲可欲 非常欲》，捱過了消沉的時光。2014年父親生病，他仍然答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三少四壯集”，每周一篇，時常通宵達旦。隻要還能用五小時寫出這1200字，他就能确定自己還沒有崩潰。

“活生生的生活，每個星期在上演的心裡這些糾結。”郭強生解釋專欄的背景，“我必須要活下來。開玩笑說，我當時覺得每一次都像遺書一樣，我真的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大的事情。”時隔不久，大他十歲的哥哥因癌症過世，情人移情别戀。

主編說稿件每周上線能獲得四五千點贊，不用社交媒體的郭強生非常驚訝。它們彙內建《何不認真來悲傷》，關于父親、母親、哥哥和自己的叙述被人歸結為“家族書寫”。

“每個人都有不得已跟悲劇，那時候我有一個體會，越寫越發現我自己感到深沉的悲傷，才能夠體會我的父母并沒有跟子女言說過的這些悲傷，這種同理心你自己沒有經曆過。”回頭看，父母十幾歲就失去親人、背井離鄉，而郭強生隻剩下父親了。這種感覺難于了解，但帶給他力量。

三十多歲無法暢快書寫，40歲後奮力工作，45歲重新開始“純文學”創作。郭強生始終相信，真正好的文學作品在塑造更包容的倫理關懷，“絕對是反庸俗、反扁平的”。新近的散文更加平靜，母親的曆程越來越多浮現在文字當中。

父親去歐洲留學五年，母親一邊念大學和工作，一邊撫養兩個孩子，因性别歧視而辭職。她渴望留學，又決定放棄；她喜愛寫作，最終沒有繼續，“婚姻裡是容不下一個女作家的”。去世前一年，她拍下所有老照片，配上旁白。郭強生從輕描淡寫的講述中知道，母親因為家庭而丢掉理想。“兩個都算優秀的人，放在一起成了家，卻成了彼此這一生的痛。”他在書中寫道。

後來，母親在遺書中再次規勸郭強生：“家人就是會吵吵鬧鬧，你不要嫌煩或害怕，還是找一個人跟你作伴較好，否則老來太孤單……”

“化身為這樣的輕盈，飄落地面”

郭強生上班、寫稿、簽書約，離開台灣時已25歲，“解嚴”不久。在《斷代》起始，他寫到了稍早的壓抑氣氛，“一切仍得謹慎提防的一九八五年”。那大約是他對同志者身份記憶的開始。

初到紐約，郭強生常坐在街頭或公園角落，看到流浪者和衰敗景象氣得笑出聲。獲得金獅獎的《悲情城市》參加紐約影展，他因為交通堵塞較晚趕到林肯中心。劇場座無虛席，作家朱天文在入口急切地揮手。片名還未出現，他就為序曲的氣勢震撼，不敢相信這是部台灣電影。“一個月前離開的時候，台北不還是三級片與港片的天下嗎？”

從那時起，《尋琴者》的故事就慢慢累積着。郭強生身邊很少亞洲同學，就與音樂系和美術系的同學們走得近一點。學音樂或鋼琴演奏的留學生談起，調音師多麼重要。尤其大演奏家們，每一處場地、每一架鋼琴，每一天的狀況都不一樣，是以需要專人調整。他方才知曉，一位音樂家背後如果沒有信任的調音師，根本無法登台。

郭強生結識了一位相當特别的人，些許類似書裡的調音師。此君沒有拜師或念音樂班，憑自身天才練習一學期便考上音樂系。這個人看似大有可為，卻甘于隻做鋼琴家教，沒有繼續演奏生涯。他為之驚歎，想象寫作者與演奏者存在相通的心路。熱情、才華或他人肯定都沒法笃定順遂，尚有更多因素，情感、内心、個性……各種各樣的元素塑造着人生。

雪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陰郁的調琴者彈奏拉赫瑪尼諾夫的《無言歌》，要面對鋼琴家的提問：彈奏時想到了什麼？答案是雪，他從未見過，“隻是隐隐約約總在身邊飄落”，或是無法琢磨的漂泊感。“在陌生的城市，可能是被自己的孤獨放逐，也可能是打開孤獨，讓新的可能進來。”

第一次看到雪時，郭強生既興奮又複雜。如今讓他回想紐約，情景約莫也是大雪。異鄉的真正雪景，颠覆了影片或聖誕卡形成的印象。水汽命運各異，可以成為雨、冰雹，或反射彩虹的水滴。“跟一個藝術家、創作者很像，不知道最後你會成為什麼，結果成為了雪。”他形容着人生的未知感，“化身為這樣的輕盈，飄落地面，蠻呼應到某個年紀之後，寫作對我的意義。”

郭強生還見證了驕傲月的稚嫩階段，它後來一次又一次成為“舶來品”。他心生感動，當時雞尾酒療法尚未出現，還是絕症的艾滋病令同志者遭遇更多污名。死亡陰影之下，驕傲月事關着他們的生存權利。他又眼見着它逐漸變化，參與者增加了許多政治人物。“中産階級以上的白人越來越少了。”他回憶着參與者的變遷，“該有的保障得到了，留下來比較積極的，變成少數族裔比較多。”

紐約十年給郭強生機會反複觀察和思考身份，那是他最躊躇、最困頓的問題。回到台灣，他不願在創作上“湊熱鬧”，也不願利用技巧回避這部分人生經驗。他明白那不僅僅是愛的問題：“還沒發育之前，已經知道自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樣的地方，這件事情絕對不能隻是簡化成為性。”

“寫作的人如果不誠實，隻是把文字作為包裝跟表演的話，那不是我的信念。”變故頻發的階段裡，郭強生反而感到爆發。煎熬帶來了轉折，他才變成今天這個寫作的人。他不想喃喃自語。

第一任情人于1996年夏天自殺去世，在電話裡留給郭強生最後的言語：“你一定要繼續寫作。”其後兩年他受抑郁症困擾。初戀驟然終結，與猶太裔心理治療師談話——其伴侶同為華人——令他知曉感情的更多幽微之處。身份、階級、族裔……他帶着複雜的感觸離開了紐約。

郭強生相信所有人生都可能像鋼琴那樣走音，正是文學幫他的靈魂調音。調音師要學會自處，甘于隐形于鋼琴家身後。那麼，調音師像不像一位教寫作的老師？“對，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在成全别人。”他堅定地回答，音色仍然非常開朗。

“永遠有一個弦外之音”

郭強生從小就帶着“外省第二代”标簽。他曾經體弱多病、敏感早熟，“十二三歲就有想死的念頭”。《甜蜜與卑微》的第一篇《回聲》就寫于二十多年前，描摹十歲少年的彷徨與敏感。這本書的年代是打散的，又重新串起來，像描繪作家人生的長篇小說。

“我們都希望青春期的格格不入與自我懷疑不要再發生，曾經閉起眼咬緊牙跨越過的兩難與背叛不會留下記錄，但我現在漸漸相信，人生的下半場不過是同一張試卷的重新作答。”郭強生寫道。

文學生涯确實起步很早，郭強生16歲就在《聯合報》副刊“新人推薦”專号發表小說。台大外文系臨近畢業，他推出第一部短篇小說集《作伴：從附中到台大的故事》，不久由著名的三三書坊再版。畢業後，他當了一年中學英文老師，又去《中央日報》的副刊工作九個月。

接下來便是留美的十餘年。郭強生用一本又一本書鋪路，面對着“外省第二代單身無家同志”的身份。如今他感到，書寫一本少一本，沒人知道還有幾本。

《尋琴者》出版得不容易。給《印刻文學生活志》擔任2018年11月号的封面人物，郭強生可以為雜志撰寫四萬字作品。他由此寫出《尋琴者》初稿，意猶未盡，又加上兩萬字。“我所用語言的句法是相當凝練、簡約的。”他相信整個故事是完整的，但一部中篇小說往往難以獨立成為書籍。好在木馬文化社長陳蕙慧借鑒了日本芥川獎的慣例，勇敢地把稿子“撿回來”。

小說不溫馨、不勵志，着意于冷門的古典音樂題材，又趕上新冠疫情。郭強生猜想，三十歲以上的讀者才可能對這本書感同身受。聯合封包學大獎的入圍者都不懈地創作着，還要考驗“這幾年是不是繼續更上一層樓。”目前輩詩人評論《尋琴者》的文字如同詩歌，他格外欣慰。

“文學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永遠有一個弦外之音，也可以想象是某一個靈魂在召喚。”郭強生也寫下艾曼紐·麗娃、小津安二郎、加缪等創作者的故事，作品與生命交錯，了解藝術與人的關聯。像《尋琴者》那樣，逝去的鋼琴家意外地将商人與調音師聯系在一起，方才有新的覺悟。

郭強生記得母親在化療期間說過：“等我病好了，我想去上海看看。”這是他心中的“暗痂”。第一次去上海，他就獨自完成了這個願望。離開前幾個小時，他前往張愛玲與姑姑住過的常德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那裡已經是私人住宅，大門玻璃上貼着“謝絕參觀”的告示。他仿佛明白了為何對作家筆下的香港印象更加深刻。這段生活結束後，“沒有了圍觀嘩然的觀衆，她的上海也索然無味了——再也回不去了。”

《尋琴者》還寫到裡赫特與妮娜的故事。兩人分别是鋼琴家與女高音歌唱家，裡赫特可能是同志者。這個獨特的家庭擁有愛，且志同道合。小說結尾，“我”即調音師離開了裡赫特故居，沒有彈奏那兩架展示着的鋼琴。郭強生有意讓整個句子猶如音韻，尋找在這裡結束了：

“就讓它們靜靜沉睡而我轉身，走進一如來時的那片茫茫白雪。”

南方周末記者 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