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古蜀玉器玉料分析及礦源産地調查情況綜述

本文轉自：中國日報網

摘要：古蜀文化的兩個中心區域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中出土了數以千件溫潤細膩、制作精美的玉器，統稱為古蜀玉器。對玉器材料的檢測分析表明，古蜀玉器主要以透閃石玉為主，同時還有少量的陽起石、透輝石、斜長石、閃長石、滑石等，材料種類豐富，選料較為廣泛。通過對成都平原西北龍門山脈一帶玉料礦源分布情況的初步調查，以及對中國其他區域礦源産地玉料标本的觀察與對比，初步明确古蜀玉器絕大多數材料明顯差別于其他區域玉文化玉料，三星堆、金沙遺址中絕大部分玉器應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

古蜀文化的兩個中心區域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出土了數以千件溫潤細膩、制作精美的玉器。這些玉器的發現，為研究古蜀王國宗教祭祀内涵、古蜀國玉器工藝以及中國玉文化發展譜系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實物資料。數量龐大的古蜀玉器群［1］玉料為何？具有哪些材質特征？以及這些玉料來自哪裡？這一系列問題都是圍繞古蜀玉器研究必須要認識與深入探讨的重要問題。是以，對古蜀文化出土玉器材料的檢測分析和玉料礦源産地的調查工作一直沒有間斷，認識蜀玉，尋找蜀玉，我們一直在探索中……

一 對出土玉器玉料的分析與認知

對古代玉料的檢測鑒别方法，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傳統的目驗法，即通過肉眼對玉料的實體性質，如質地、顔色、光澤、透明度等進行觀察。該方法主要依據鑒定者的經驗，簡單易行，但存在較大局限性。由于古玉表面曾經抛光，又曆經次生變化及後期因埋藏環境而産生的受沁影響，出土時可能已面目全非，故而并不能完全準确地确定玉器的礦物結構成分。二是儀器檢測，即用現代科學儀器對玉料的實體結構和化學成分進行觀察和化驗，再依據檢測資料來判斷玉料的礦物成分。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地質工作者便将科學儀器和技術鑒定的方法引入了古玉鑒定領域，如偏光顯微鏡、化學分析、光譜分析、油浸法、X光照相分析等。近年來，學界又開始采用室溫紅外吸收光譜、掃描電子顯微鏡和拉曼光譜儀等鑒定方法來對玉器進行檢測與科學分析。室溫紅外吸收光譜是利用分子振動模式與頻率特征，具有對礦物分辨能力較強和用量較小的特點，其标準樣量為1毫克，就可計算鐵和鎂的占位率以區分透閃石與陽起石。掃描電子顯微鏡一般隻需幾個粉末顆粒即可制樣觀察其結構，隻要粉末顆粒顯著大于顯微結構的基本組成機關就可。以上兩種方法的優點是樣品用量極少，若在出土玉器原有傷殘或不起眼處小心取樣，可達到近似無損分析的效果。拉曼光譜儀則可對玉器進行無損分析，測定器物的質料［2］。

（一） 三星堆玉器的玉料測試與分析

三星堆遺址最早發現的一批玉器是1929年廣漢燕家院子的一個玉石器坑所出，據說當時出土玉器的數量達三、四百件之多［3］。以後在三星堆遺址中又陸續有零星玉器出土［4］。1986年三星堆遺址内發現兩個大型祭祀坑，其中出土的玉器數量多達600餘件［5］。1997年末，三星堆遺址仁勝村墓地中再出土61件玉器［6］。此外在三星堆遺址内外還先後有十餘次的采集和發現玉器［7］。2020年至2021年随着三星堆考古新一輪的發掘，在原一、二号祭祀坑周圍再次發現6個新的坑狀堆積，目前考古發掘仍在進行中，但已發現的玉器數量已有不少。從上述情況統計，三星堆遺址出土玉器數量總計應有數千件不止。三星堆出土玉器制作精美，體型巨大，具有十分鮮明的地域特色，其發現也使人們第一次認識到了古蜀國制玉工藝的繁榮與發達。

對三星堆玉器的玉料鑒定與分析工作，主要有以下幾次：

1.1995年，劉興源、巫聲揚、王德生等對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出土的298件玉石器進行了肉眼分類觀察，并對其中19件玉石器标本做了顯微觀察及薄片鑒定。此次檢測玉器僅3件，其中1件玉凹刃鑿鑒定為陽起石化絹雲母化角斜長斑岩；1件玉鑿鑒定為陽起石透閃石岩；還有1件玉璋鑒定為陽起石蛇紋石岩。另2件“石斧”鑒定為陽起石透閃石岩，1件“石戈”為大理岩（漢白玉）［8］，是以這3件石器實則也應歸于玉器類［9］。

2.蘇永江對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10件玉器殘片，進行了薄片顯微光性鑒定、顯微照相、化學分析、硬度測定、密度測定等。經分析，10件标本分析樣本均由以透閃石為主的礦物成分組成，且透閃石呈顯微纖、粒狀結構，即軟玉結構。并提出可從礦物學的角度将分析樣定名為閃石玉或透閃石玉，從寶石學角度均可将之定名為軟玉［10］。鑒定報告還将上述資料與殷墟“婦好墓”出土玉器成分進行了對比，認為兩者非常相近。而因“婦好墓”的玉器有一部分被認為是用新疆和田玉制作的，那麼三星堆的玉也有相同的可能性［11］。

3.2004年11月，陳啟賢利用近紅外礦物快速測定系統掃描方法對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10件玉石器進行了礦物物相檢測，本次檢測涉及的玉器有4件，僅做了近紅外光譜測試圖，鑒定名稱仍沿用1995年劉興源等人的結論，未見有新的資訊補充［12］。

4.2020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與故宮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故宮文物保護科技研究所聯合對三星堆遺址早期出土的134件玉器進行了檢測，檢測手段主要是利用便攜拉曼光譜儀、便攜紅外光譜儀、便攜能譜儀和三維超景深顯微鏡，确定大部分玉器為透閃石軟玉，另有一部分蛇紋石玉、石英、長石等［13］。

5.2021年4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對三星堆遺址出土玉器進行了科技檢測。檢測主要運用手持式X射線熒光分析儀和手持式拉曼分析儀，對三星堆博物館館藏364件玉石器進行了檢測和分析。結果顯示三星堆玉石器的玉料以閃石玉（“軟玉”）為主，其他玉料包括蛇紋石玉、瑪瑙、大理岩、石英岩等。材質的組合和比例符合四川地區閃石玉的成礦原理，具備原料“就地取材”條件。在主要器形中，玉鑿的玉質顯著好于玉璋和玉戈，展現了玉料選取與器形具有一定的相關性。此外，檢測分析結果還表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玉器的玉料和器形多樣性均較二号坑低［14］。

從以上鑒定結果看，對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檢測數量和範疇已日漸加大，分析方法也日益增多，但對20世紀30年代燕家院子、華西大學博物館（今四川大學博物館）早年發現的玉器、仁勝村地點出土玉器和遺址内其他地點采集的玉器開展資料檢測與分析還顯不足。

（二） 金沙玉器的玉料測試與分析

2001年發現的金沙遺址，是繼三星堆文化消亡後接踵而來的十二橋文化中心遺址。目前遺址内已經出土了3000餘件玉器，其巨大的體量、豐富的種類和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再次彰顯了古蜀玉器制作業的發達與昌盛。金沙玉器主要發現于遺址東南部的“梅苑”地點東北部，該區域文化堆積層厚，延續時間長，出土遺物最為豐富。該地點也是遺址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種類最豐富、器物等級最高的一處。從2001年初發現時的機挖溝中采集清理出玉器558件［15］，考古發掘出土玉器1460件。金沙遺址範圍内其他發掘地點僅出土玉器70件，數量極少，種類極其簡單，器形也都較小，制作也較為粗糙［16］。

2001年金沙遺址發現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先後與國内外各科研機構展開廣泛合作，對祭祀區出土的部分玉器玉料材質進行了多次的檢測與分析，主要工作有以下幾次：

1.2001年至2003年，與成都理工大學團隊合作對金沙遺址出土的600餘件玉石器采用碎屑油浸法晶體光學鑒定，同時為确認油浸鑒定結果的正确性，以及解決個别油浸鑒定無法解決的問題，又抽選50多件樣本進一步做掃描電鏡微形貌和能譜元素分析，還選擇有代表性的玉器殘片作了少量X射線衍射晶體物相分析。根據鑒定分析，金沙玉器的主要材質有20多種類型，所檢測的樣本中由透閃石軟玉集合體構成的軟玉型材質占比80.58%，初步确認透閃石玉為金沙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材質［17］（圖一）。

2.200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團隊合作采用近紅外線光譜儀，對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193件玉石器進行了鑒定，其中玉器共154件。初步鑒定結果表明其中122件為符合條件的透閃石軟玉和陽起石軟玉，其餘還有個别為大理石、綠松石、綠泥石和滑石［18］。

3.2007年，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與四川省品質技術監督檢驗中心（現四川省品質技術監督檢驗研究院）合作，采用X射線粉晶衍射儀和紅外光譜儀對5件殘玉料及收集到的和田玉料、岫岩玉料、四川龍溪玉料、彭州龍門山鎮玉料各1件進行了分析。鑒定結果是5件殘玉料均為透閃石玉。收集的現代和田玉标本成分為透閃石；岫岩玉料成分為透閃石；龍溪玉料成分為透閃石、滑石；彭州龍門山鎮玉料成分為蛇紋石、方解石和白雲石［19］。

4.200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成都理工大學向芳等人合作，采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對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5件透閃石軟玉，野外采集的汶川龍溪玉料及現代和田青玉料的稀土元素特征進行了測定。結果表明金沙出土軟玉材質相同，不僅在宏觀上具有不透明，材料疏松，多孔縫隙，表面硬度很低，内部多以白、灰、淺黃為主，以及極少為微綠的基本無色或淺色色系等特征；其在顯微特征上還表現為鱗片狀滑石與柱狀或細粒狀透閃石組成的集合體，具有相同的稀土配置設定模式和特征的铈和铕虧損。這些特征和收集到的和田玉玉料及金沙遺址出土良渚十節玉琮的玉料特征［20］具有明顯差別，但卻與2002年野外調查團隊采集的四川龍溪玉料标本最為接近（圖二）［21］。

5.2018年，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與中山大學地球實體實驗室團隊合作，就金沙遺址113件出土玉石器樣品，采用肉眼觀察、傅裡葉變換紅外光譜（FTIR）、便攜式X射線熒光光譜（PXRF）方法，對龍溪玉料與金沙遺址古玉器進行了表觀形态、礦物組成、主微量元素分析。并對其中108件樣品利用漫反射紅外+PRXF進行無損測試。結果表明，有70件全部含有透閃石（陽起石），占比64.8%，其中59件為純度較高的透閃石（陽起石）礦物集合體，其餘11件含有滑石、石英、長石等雜質礦物；不含透閃石（陽起石）的其它玉石樣品數量有38件，占比約為35.2%［22］。

6.2020年9月，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與故宮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故宮文物保護科技研究所聯合對金沙遺址出土的48件玉器和5件龍溪玉料進行了檢測。檢測手段主要是利用便攜拉曼光譜儀、便攜紅外光譜儀、便攜能譜儀和三維超景深顯微鏡，初步确定大部分玉器為透閃石軟玉，另有一部分蛇紋石玉、石英等。龍溪玉料成分為閃石、滑石和方解石［23］。

以上各次檢測與分析結果表明，金沙玉器材料是以透閃石軟玉為主，還有少量的陽起石、透輝石、斜長石、閃長石、滑石、大理石、綠泥石、葉臘石、綠松石、瑪瑙和含水磷酸鹽、碳酸鹽的多金屬礦物，可見金沙時期玉料種類極其廣泛。這些玉器多數不透明或半透明，材料内部顔色為白、灰、淺黃褐的基本無色系列，但表面色彩豐富（圖三），透閃石軟玉器材料的礦物組成單調（除透閃石外為滑石和方解石）、顔色平淡（無色系列）、風化強裂、質地疏松且透明度差［24］。由于金沙遺址出土玉器數量巨大，目前的測試分析資料還遠遠不足以呈現金沙玉器材料特征的全貌，是以還需要利用多樣化的技術手段加大對金沙玉料标本的資料檢測，進而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與加強對玉料材質特征的認知。

二 玉料礦源産地調查工作的開展

對古代玉器原料産地的調查與研究是中國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通過對古代玉料的實體特征、礦物成分、顯微結構進行檢測與分析，再結合區域地質調查和文物記載，即可推斷或确定部分古玉産地。根據文獻記載，中國古代玉礦很多，僅《山海經》記載的玉料産地就多達259處。目前世界範圍内也有多個産地出産透閃石質玉，其中比較著名的透閃石質玉料産地有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南韓春川地區、加拿大、紐西蘭以及澳洲等地。國内發現的透閃石質玉料産地主要有新疆和田、且末、若羌、瑪納斯地區；甘肅馬鬃山、馬銜山、敦煌旱峽地區；青海格爾木地區；遼甯岫岩地區；四川汶川（龍溪）、雅安地區；河南栾川地區；貴州羅甸地區；廣西大化地區；江蘇溧陽（小梅嶺）地區；湖南臨武（香花嶺）地區；台灣花蓮地區；黑龍江鐵力地區等。從中國古玉材料來源來看，新疆和田、遼甯岫岩、河南南陽獨山和陝西藍田等地都是中國古代玉料的主要産地。另外，江蘇溧陽小梅嶺、四川汶川龍溪、台灣花蓮所産玉料，以及緬甸度冒的翡翠等也是中國玉器發展史上某一階段的玉料産地［25］。中國古代玉料情況如表一所示。

中國古代文獻中也涉及到不同地區玉料産地的名稱，同時還有一些玉料的名稱。據初步統計，除《山海經》中記載的259處玉料産地、34種玉名外［26］，其他文獻及書籍中也還有大量關于玉料産地和名稱的記述與傳說，為我們認識古玉及調查古玉的原料産地提供了參考與幫助。

從表二統計情況可見，大陸透閃石質玉礦資源分布不均衡，玉料原料産地的分布範圍也極為廣泛。但中國古代社會從史前時期就開始大量使用玉器，說明古代先民早已有了相對穩定的擷取玉石資源的方式。針對此現象，也有研究者提出了玉料的“就地取材/就近取材”與“遠距離運輸”兩種擷取方式，或主要是由文化聚集地與玉礦距離，以及統治集團對玉石資源的控制力所決定［27］。

曆史文獻資料關于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六大玉料産地記載中，有數條關于四川龍溪玉的記述。如《華陽國志·蜀志》佚文記“（綿虒道）有玉壘山，出璧玉，湔水所出”［28］。漢晉綿虒縣治在今汶川縣，湔水即今白沙河。白沙河發源于今都江堰市與汶川縣交界處的茶坪山。茶坪山因四時積雪，故曰玉壘山；玉壘山被白沙河、岷江擁挾迄逦南向，直趨都江堰市西北止。《山海經·中山經》還記有“岷山，江水（即岷江）出焉……其上多金玉”［31］。《汶川縣志》中也記載“龍溪鄉馬燈的變質岩中産綠玉和白玉”［32］。根據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測試分析結果，兩個遺址内出土的部分玉石器在表觀特征方面與龍溪透閃石質玉玉料具有較高的相似度，平原西北部山區也廣泛地分布着區域變質岩。根據年代愈久的玉器就地（或近源）取材可能性愈大的原則，與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直線距離100公裡左右的成都平原西北部山區，特别是該區域的汶川縣龍溪鄉一帶便成為古蜀時期透閃石玉器首當其沖的索源地。為了探索龍溪玉的材質情況，以及明晰它與中國其他著名玉料産地在材料材質上的差別，十餘年間，我們還與國内各個科研機構及機關相繼合作，開展了多次玉料産地考察與調研工作：

1.2001年6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新疆和田、且末等地進行了“玉石之路”調查。調查參與人員有王仁湘、古方、唐飛、張擎等。此次調查了解到和田玉分布範圍較廣，其成礦帶西起喀什地區塔什庫爾幹縣之東的安大力塔格及阿拉孜山，中經和田地區南部的桑株塔格、鐵克裡克塔格、柳什塔格，東至且末縣南阿爾金山北翼的肅拉穆甯塔格，綿延1100多公裡。在高山之上分布着和田玉的原生礦床及礦點，不少河流中還出産和田玉的子玉［33］。這些地點的玉料在礦物化學成分和微量元素上存在着細微差别，是以顔色上也有差别。和田玉總體在礦物學上屬角閃石族透閃石—陽起石系列，硬度6.5～6.9，比重2.66～2.97。礦物粒度非常細小，一般在0.01毫米以下，礦物形态主要為隐晶及微晶纖維柱狀。礦物組合排列以毛氈狀結構最普遍，這種結構使和田玉緻密細膩。和田玉的顔色主要有白、黃、青、墨四種。白玉為上等玉材，最名貴者色似羊脂，質地細膩光潤，稱“羊脂玉”。黃玉和青玉的顔色變化由礦物中所含微量元素決定，主要是氧化鐵（Fe2O3）。墨玉的顔色是因其所含較多的細微石墨鱗片所緻。和田玉屬微透明體，在一定厚度下能透光，其光澤帶有很強的油脂性，給人以滋潤柔和的感覺［34］。此次調查時，在當地采集和購買了數十件現代玉料，從其表觀特征及稀土元素特征的對比分析結果、其材料的纖維結構、材質細密度等各個方面觀察，都與古蜀玉器存在較大程度的差別［35］（圖四）。

2.2002年11月26至28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成都理工大學聯合在四川龍溪、彭州紅岩、馬松林礦區等地進行了玉石材料産地來源調查工作。參加人員有成都理工大學的李奎、楊永福、劉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方、陳劍、傅秀斌。此次調查首先走訪了當地地礦部門，了解當地的地質結構、岩石成因及礦産情況。然後又在龍溪鄉、銀杏鄉一線進行了實地調查。在海拔高度3000多米的龍溪鄉馬燈村礦洞口及洞外采集到玉料标本10餘件（圖五∶1），在馬燈村村民處還收購到一些現代玉礦标本。從肉眼觀察，其色澤、肌理、質感與金沙遺址中出土的部分玉器非常接近，特别是部分青玉與白玉材料最為相似（圖五∶2）［36］。

3.2004年5月，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在大連舉辦第四屆玉文化玉學學術研讨會，會議結束後部分玉器專家一起赴遼甯岫岩細玉溝玉礦進行了礦源産地調查。參加人員有古方、王仁湘、王時麒、常素霞、張照根、王方、徐琳、于明、吉琨璋、馬金花等。此次調查活動考察了遼甯岫岩細玉溝的岫岩老玉礦、河磨玉以及岫岩蛇紋石玉礦的分布情況（圖六∶1），特别是在岫岩老玉礦洞中觀察到了岩礦中玉脈的分布和玉礦成因（圖六∶2）。通過考察了解到岫岩軟玉的透閃石含量達95%以上，雜質很少。顔色主要有黃白色、淺綠色、青色和黑色，中間還有一些過渡的顔色，有玻璃光澤和油脂光澤。硬度為摩氏6～6.5，比重2.91～3.02。根據不同的地質狀況，岫岩軟玉又可分為原生礦和砂礦兩類。原生礦即開采山料，俗稱“老玉”，塊度大小不一，形狀各異，多為棱角狀，有的有白色風化表皮。砂礦指細玉溝旁河谷底部及兩岸階地泥沙礫石層中的軟玉礫石，俗稱“河磨玉”，系原生礦剝落的玉料在河床中長期滾磨而成，一般磨圓度中等，有褐紅、褐黃、灰褐和黑色的玉皮。岫岩軟玉的内部常見片狀褐黃色，俗稱“糖色”，系微量鐵元素滲透擴散天然染色所緻。這種糖色在老玉中較多，在河磨玉中少見（圖六∶3、4）。

4.2004年11月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四川省地質礦産勘查開發局化探隊合作對彭州龍門山鎮馬鞍腰蛇紋石礦區、白水河自然保護區進行了調查。參加人員有幸曉峰、李奎、楊永富、王方、沈博等。此次工作主要是實地調查了彭州龍門山鎮的紅岩礦區和馬鞍腰蛇紋石礦區，采集和購買蛇紋石與綠泥石标本若幹（圖七），補充采集圍岩标本11件，作為古蜀文化玉石璧音樂性能測定實驗樣品［37］。

5.2017年6月，中國收藏家協會學術研究部組織了對甘肅玉料及産地的調查活動。參加人員有古方、王方、向東、餘卓然等10餘人。此次工作主要是對甘肅馬銜山玉礦（圖八∶1）、武功鴛鴦玉礦（圖八∶2）等玉料及岩礦分布情況進行實地調查，同時還考察觀摩了大量齊家文化出土玉器，對甘肅玉料的分布情況及材料特征有了較強的感性認識。甘肅馬銜山玉礦玉料（圖八∶3）主要為黃白、黃綠色及綠色，通常為半透明—不透明，蠟狀光澤至油脂光澤，折射率1.61～1.62，密度為2.85～2.98g/cm3，與新疆和田玉、青海玉、遼甯岫岩玉、江蘇小梅嶺玉等軟玉的基本特征一緻［38］，有透明度低、肉眼可見雜質、糖色重、斑點多等特征。

6.2018年，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與中山大學研究團隊合作，對汶川縣龍溪鄉馬燈村玉礦點進行了野外調研。參加人員有丘志力、王方、羅進勇、楊炯、張躍峰、白洞洲、段董念等。此次調查采集了龍溪鄉馬燈村玉料樣品及周邊圍岩樣品（圖九），并尋訪當地鄉民，了解近年來玉礦變化情況及利用情況。同時又使用偏光顯微鏡、雷射拉曼光譜（LRS）、X射線熒光光譜（XRF）、LA-ICP-MS等方法對這些玉料樣品進行了檢測分析，并将之與金沙出土玉器的測試分析結果進行對比，分析結果表明龍溪鄉周邊出土玉器的材質組成特征與金沙所出的玉料類型基本類似［39］。龍溪透閃石質玉的主要成分為透閃石（含量90%以上），含有少量白雲母、方解石等礦物。龍溪出産的透閃石質玉顔色主要為黃綠色、深綠色和灰白色微帶綠色。

7.2019年4月，為進一步推進“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創新工程”中“古蜀玉器研究”項目之一的玉料産地調查的開展，筆者參加了由陝西省曆史博物館、陝西地礦集團主辦的“古玉尋蹤——漢中玉文化探源研讨會”。本次會議以陝西漢中米倉山發現的大型玉礦為契機，對川陝交界處的米倉山中玉礦及玉料情況進行了學術研讨，并組織了對該玉礦的實地考察與調研。漢中玉主要以蛇紋石玉（圖一〇）、透輝石玉、透閃石玉等為主，品種較為豐富，但與四川龍溪玉、新疆和田玉及遼甯岫岩老玉、蛇紋石玉等在材料特征方面均存在較大差别。漢中玉的發現使我們對陝西地區和四川地區的玉料分布情況有了新的認識，更為正在進行的古蜀玉料産地調查課題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新的觀察空間。

8.近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成都理工大學、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對三星堆遺址區北端發現的4件灰褐色大玉料，通過溯源調查方法，由近及遠從三星堆遺址循湔江往上遊根據河流漂卵石成分進行示蹤研究，初步确定玉料産地靶區後刻槽取樣，對比分析靶區岩層、河流漂卵石及三星堆大玉料的岩石薄片測試資料，尋找與玉料生成環境相比對的礦帶。溯源調查及詳細的岩礦薄片鑒定表明：彭州紅岩山蛇紋石礦區附近存在與三星堆大玉料的體量、蛇紋石含量相當的礦石。通過對比二者的礦物組成、原岩類型、結構、構造、硬度等名額得出了兩件大玉料原岩均屬于超基性岩中産出的蛇紋石，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玉料（實為蛇紋石）産自四川彭州紅岩山蛇紋石礦區的結論［40］。

三 結語

通過總結古蜀玉器曆年來的玉料測試分析工作情況，我們對古蜀玉器的玉料特征有了一些初淺的認識：古蜀玉器主要以透閃石為主，同時還有少量的陽起石、透輝石、斜長石、閃長石、滑石、大理石、綠泥石、葉臘石等，這一結果表明古蜀玉器的材料種類豐富，選料較為廣泛。通過對成都平原西北龍門山脈一帶玉料分布情況的初步調查，以及對中國其他區域礦源産地玉料标本進行的初步觀察與對比，明确了古蜀玉器絕大多數材料明顯差別于其他區域玉文化玉料，可以看出古蜀玉器除極少數系由其他外部區域文化直接輸入外［41］，絕大部分玉器應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材料的來源一部分可能是成都平原西北的龍門山脈，還有一部分可能是在遺址附近周圍的河漫灘地和山間谷地中采集而來。

從以上工作的總體情況來看，目前形成的對古蜀玉器材料及産地來源的認識還相當不充分并存在着較大局限性：首先對現有古蜀玉器的檢測樣本和分析數量還極不充足；其次對龍溪玉的調查範圍還較狹窄，采集的樣本數量也較少；此外對近年來在四川雅安寶興、石棉等地區新發現的一些閃石玉礦的調查工作也尚未開展，是以要形成一個全面可靠的科學鑒别結果，必須更加深入地開展測試分析與實地調查。具體地說，首先要建立起一個古蜀玉器的玉料資料庫，再建立起龍溪玉的材料資料庫，同時還要和中國其他地區玉料産地的材料資料進行觀察與對比，隻有這樣才能使古蜀玉器的檢測資料可以“對号入坐”，“身份清晰”。其次對玉料的檢測手段也還需要進一步擴充，必須充分應用現代化科技方法，除常用的偏光顯微鏡、掃描電子顯微鏡、礦物化學成分分析、X射線粉晶照相之外，還要采用微量元素分析、稀土元素分析和穩定同位素分析等方法，使分析的資料更加科學嚴謹。隻有從玉料的表觀特征、寶石學特征、礦物岩石學特征以及地球化學成分特征等進行綜合研究，才能掌握古蜀玉器的産地标型特征和古蜀文化出土玉器的玉料來源地，然後再以可确認的玉料産源地為線索，去深入探究古蜀社會從玉礦開采、選料、運輸到生産加工等一系列的産業鍊條發展情況，進而推演出其背後的社會生産形态、技術發展狀況以及四川地區與同時期周邊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發展。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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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方：《古蜀玉器簡論》，劉國祥、陳啟賢主編：《玉文化論叢4：紅山玉文化專号》，第176頁，（台北）衆志美術出版社，2011年。

［2］員雪梅等：《中國史前玉器原料産地研究現狀及相關問題探讨》，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第897～928頁，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3］馮漢骥、童恩正：《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期。

［4］朱亞蓉：《天地之靈 祀神之器——三星堆玉器的發掘與研究》，廣東省博物館編：《考古人的興奮》，第115～127頁，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

［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仁勝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7］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館編著：《三星堆研究》第4輯，巴蜀書社，2014年。

［8］劉興源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岩石類型薄片鑒定報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第500～514頁。

［9］關于玉的定義，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玉料主要指軟玉和硬玉。但在中國古代，先民們以“石之美者為玉”，說明在古人心中凡是美麗的石頭就可稱作玉。是以廣義上的中國古代玉器，其玉料的品種應較為寬泛，包括透閃石、陽起石、蛇紋石、水晶、玉髓、瑪瑙、斜長石、黝簾石、漢白玉、石英岩、芙蓉石、松石、青金石等，都可能在古玉的範疇中，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玉、石之次玉、石之似玉、美石、普通之石”等認識。是以筆者認為，我們今天認識古玉、鑒賞古玉以及研究古玉，即是要盡可能以古人的立場、古人的标準來界定與辨識。

［10］蘇永江：《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玉器殘片鑒定報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第515～521頁。

［11］蘇永江：《廣漢三星堆出土玉器玉料來源的讨論》，楊伯達主編：《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第48～56頁，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12］陳啟賢：《廣漢市三星堆遺址出土玉器礦物物相檢測報告》，三星堆研究院等編：《三星堆研究》第3輯，第96～106頁，（台北）衆志美術出版社，2009年。

［13］檢測結果由故宮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徐琳所長提供，報告待發表。

［14］魯昊等：《三星堆遺址出土玉石器的成分檢測及相關問題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9期。

［1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遺址Ⅰ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文物》2004年第4期。

［1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金沙玉器》，第13頁，科學出版社，2006年。

［17］楊永富等：《金沙遺址玉器、石器材料研究鑒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編：《金沙遺址考古資料集（三）》，第47～80頁，科學出版社，2016年。

［18］此次玉器鑒定報告尚未發表，文中所描述材質情況系現場測試時結果。

［19］檢測資料未形成報告。

［20］楊永富等：《金沙村遺址玉、石器材料鑒定及初步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編著：《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遺址出土文物》，第194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

［21］向芳等：《成都金沙玉器的稀土元素特征及材質來源》，《地球科學與環境學報》2008年第1期。

［22］檢測及調查報告正在整理中，待發表。

［23］檢測結果由故宮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徐琳所長提供，報告待發表。

［24］楊永富等：《金沙村遺址玉、石器材料鑒定及初步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編著：《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遺址出土文物》，第193～200頁。

［25］古方主編：《中國古玉器圖典》，第14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

［26］邱曉輝：《紅山良渚等玉文化與遼甯閃石玉的應用淺析》，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玉學論叢四編》，第975頁。

［27］黃可佳：《貢納與貿易——早期國家的玉石器生産和流通問題初探》，北京聯合大學考古學研究中心編：《早期中國研究》第1輯，第198～211頁，文物出版社，2013年。

［28］〔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第962頁，巴蜀書社，1984年。

［29］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玉彙金沙：夏商時期玉文化特展》，第2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30］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玉彙金沙：夏商時期玉文化特展》，第19頁。

［31］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第1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2］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汶川縣志》，第108頁，民族出版社，1992年。

［33］古方：《昆侖山玉礦探源》，《中國寶石》2003年第4期。

［34］同［33］。

［35］同［21］。

［3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金沙玉器》，第18頁。

［37］幸曉峰、王方：《成組石璧考古調查與音樂聲學測量》，《成都文物》2008年第2期。

［38］張钰岩等：《甘肅馬銜山軟玉成礦及玉料産地來源地質地球化學特征分析》，《中山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8年第2期。

［39］檢測分析報告正在整理中，待發表。

［40］劉建成等：《三星堆遺址出土大玉料溯源研究》，《四川文物》2021年第6期。

［41］通過肉眼觀察，燕家院子所出的2件玉璧［四川大學博物館藏（3.1）439和（3.1）131玉璧，見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玉彙金沙：夏商時期玉文化特展》，第138、139頁］，1件玉琮［四川大學博物館藏（3.1）113玉琮，見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玉彙金沙：夏商時期玉文化特展》，第124頁］，明顯具有甘肅馬銜山、馬鬃山玉料特征，且這幾件器物的造型特征也為典型的齊家文化玉器風格（參見王方：《玉彙金沙——試析古蜀玉器中的多元文化因素》，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等編：《夏商時期玉文化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集》，第295～304頁，科學出版社，2018年），是以可以推測這幾件玉器應為外部直接輸入。另外金沙遺址出土的十節玉琮塊度大、透明度高（半透明）、表裡均為綠色、質地緻密、風化程度輕微并保持了原石較高的硬度和強度，雖然表面也有滑石生成，但蝕變十分輕微。其稀土元素特征也與金沙其他玉器明顯不同，再據其造型、紋飾、雕刻等特征看無疑具有典型良渚文化晚期玉琮風格（王方：《試析古蜀玉器中的良渚文化因素》，楊晶、蔣衛東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讨論會文集（四）》，第281～293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是以該件玉器也應是由外部直接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