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圓桌】五千年文明巴蜀大地探新知 三星堆遺址驚天發現耀寰宇

編者按：

古蜀王國起源于四川岷山地區，發展于四川盆地。受封閉的自然環境影響，古蜀王國具有非常獨特的特色。随着上世紀80年代，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的考古發現，以三星堆遺址為中心的古蜀文明逐漸呈現在世人面前。2020年3月以來，三星堆商代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已經初步摸清祭祀區的分布範圍和内部格局，并新發現6座“祭祀坑”。新發現的遺迹和遺物，進一步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内涵，也将促進關于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禮儀和祭祀體系研究，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四川廣漢市三星堆商代遺址成功入選“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為“考古春天”帶來諸多新看點。中國社會科學網特别約請專家學者與我們一起走近三星堆遺址，走近瑰麗多姿的古蜀文化，領略獨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古蜀文明的一方豪情。

嘉賓：

高大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長

黎海超，四川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趙 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三星堆祭祀區8号坑發掘負責人

韓 鼎，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主持人：

中國社會科學網 齊澤垚

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三星堆商代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取得重大突破

中國社會科學網：首先請為我們簡要梳理一下2020年以來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成果？

高大倫：1986年發現兩個祭祀坑的區域，到2000年前後，地方政府因旅遊開發之需，在其上覆土複原了兩個祭祀坑供遊人參觀，一直到2019年才将地面建築拆除，刨去覆土，重新開機發掘，于是在這片區域有了新發現的6個坑。這6個坑的發現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它是1986年發現兩個祭祀坑之後古蜀文明最重要的發現。1987年以後至今，三星堆遺址的發掘收獲是多方面的，從大的方面而言，發現了東西南北可以互聯合閉的城牆和大城裡的數座小城，揭露出了位于城西北角的大型建築基址，發掘了城外的墓地，全面勘探并基本弄清了遺存的文化堆積和城市的功能布局等。這些成果，為我們确認三星堆遺址的年代和文化堆積形成過程，揭示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文化内涵意義重大。他們和祭祀坑的發現共同構成了有内在聯系的較為完整的遺存體系。這些發現，有助解開8個坑所涉及的許多撲朔迷離的重大學術問題。三星堆遺址近百年的考古發現中，祭祀坑是最重要的。而祭祀坑又是時隔30年分兩次發現，兩次發現都很重要，打比方來說，1986發現兩個祭祀坑是石破天驚，這一次是錦上添花，而且是花團錦簇！

第二，大大地豐富了三星堆古蜀文明的文化内涵。1、2号坑出土的兩千件以上文物、加上3—8号坑的數千件文物，全部發掘結束估計會獲得上萬件的各種文物标本。雖然新發現的文物标本有相當一部分和1、2号坑種類、形制相同，但也有不少新器種、新器形。通過解讀上萬件文物所承載的豐富的曆史文化資訊，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認識博大精深的古蜀文明。

第三，因3—8号坑的發現，1—2号坑發現後所引起的一些學術争論漸趨達成共識。例如，關于三星堆古蜀文明在中國早期青銅時代的地位，幾個坑的性質、時代、若幹代表性器物的定名等。

第四，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給學者和社會帶來了無盡的遐思和更多的期待。三千多年前，在我們的大地上居然有如此奇特的古文明，三星堆人的想象力似乎遠超其時代，他們藝術作品為何如此誇張？由此我們期待學者盡快公布發掘成果，文物盡快在博物館展出，找到更多的祭祀坑，甚至期待盡快發現貴族大墓和蜀王陵、大型青銅器冶鑄作坊等。

黎海超：本次發掘工作統一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總攬負責，并有3家高校參與到發掘工作中。其中四川大學主要負責5、6、7三座坑的發掘。自2020年12月11日啟動發掘工作至今，約完成近半工作，收獲頗豐。目前三星堆已發現的8座坑中，5、6号堪稱最特别的兩座。5号坑是所有祭祀坑中尺寸最小的，但“含金量”頗高。揭露出器物層後，密密麻麻的金器、象牙器殘片、玉器等鋪在坑内。這些器物普遍較小、但極為精緻。目前已經發現的重要文物包括目前所見體量最大的金面具、首次發現的鳥形金飾件、僅局部露出的奇特的斧形金器以及直徑僅1毫米左右的金珠。這些重要發現對于讨論三星堆金器藝術、研究金器工藝，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由于坑内遺物數量龐大，組合關系尚不明确，經專家讨論，決定将器物層整體切割。目前切割工作已經完成，接下來将開展更為精細的實驗室考古，相信會有更多的重要考古發現。

6号坑和7号坑是三星堆唯一一組打破關系的祭祀坑。6号坑打破7号坑，表明其相對年代更晚。6号坑的形式更為特别，在坑的西側首次發現了儲存完好的木箱。木箱整體已經完全炭化，但整體形态仍儲存較好，木箱表面還可見到塗朱痕迹。坑的東側則未發現重要遺物，一半埋藏木箱，另一半則是“空坑”，這種奇特的形态令人難以了解。為揭開木箱之謎，我們已經将箱内大部分填土進行了清理，尚未發現明确遺物，但接近箱底的部分仍未清理，不能排除出土器物的可能性。令人驚奇的是，在木箱底部出土一件極為精緻的玉刀。除了傳統的發掘方式，我們運用科技手段嘗試尋找有機物的殘餘，目前已經在箱内檢測到絲蛋白信号。為了更好儲存木箱，并對箱内填土做更精細的發掘，我們已将木箱及其下部的灰燼堆積整體切割，接下來即将啟動實驗室考古工作。

7号坑與其他尺寸較大的祭祀坑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共性是器物層之上都是象牙層，且7号坑象牙數量多，儲存也較好。特性在于7号坑的器物層主要以小型青銅器和大量玉石器為主，包括銅鈴、挂架、銅瑗、神樹殘枝、挂飾、眼形器、眼泡、小型跪坐人像等。玉器則以常見的璋、戈、斧、鑿等器形為主。在2、3、8号坑内常見的尊、罍、人頭像等器形稍大的器物，在7号坑則非常少見。可知坑内器物應是有選擇性埋入的。7号坑目前發現最重要的器物當屬“龜背形網格狀器”（暫名），該器由青銅網格和一塊碩大的精緻玉器構成，造型前所未見，制作工藝更是精巧至極，為了解三星堆文化提供了全新資料。

趙昊：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自1986年開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城址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一直是密集開展的。在2020年三星堆祭祀區重新開始發掘時，我們相對于30年前的一個巨大優勢就是對整個三星堆城址乃至臨近鴨子河流域青銅時代的聚落分布、城址的基本布局、城内不同類型功能區的空間和時間關系都有了比較明确的認識。是以，這些資訊共同構成了在重新開機三星堆祭祀區發掘時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們未來能夠将祭祀區置入更廣闊遺址和區域背景中去分析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時期社會特征、講述三星堆故事時的宏觀脈絡。

就祭祀區本身的發掘而言，最醒目、也是最重要的大突破還是大量新遺物、新現象的發現。我主要參與的是8号坑的發掘工作，對該坑的情況了解更多一些。8号坑也是自1986年以來三星堆祭祀區所發現的最龐大的一個。雖然目前的發掘工作還在進行、系統性研究工作也是剛剛起步，但8号坑中已顯露出大量此前未知的器物和現象類型。例如，結構複雜的多級青銅神壇，用最直接的形象表述了三星堆祭祀活動的場景和參與人員。在8号坑西北角暴露出的高大的倒立神人頂尊像，總高度達1.4米左右，其上縱目人首蛇身的神人形象，對于豐富我們對三星堆時期宗教體系的認識将會有極大幫助。諸如此類還有大型青銅立人神獸、虎頭龍神青銅像等體型碩大、造型複雜的器物，也将帶來加深對三星堆文化意識形态、手工業技術等内容認識的新契機。

當然，除了單件重要器物的發現，此輪發掘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成為解決這些祭祀坑形成時間以及相關曆史解釋的關鍵。在1986年發掘後，研究者對1、2号祭祀坑的相對時間間隔、兩坑的絕對年代範圍進行了長期的激烈争論。這恰恰是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必然會面臨的問題。而在此次發掘中，我們特别注重了現場對于各坑之間關聯現象的研判，目前初步可判定至少多座大型祭祀坑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間隔内快速形成的，可稱為同一事件過程。而在絕對年代的判斷上，則通過進行大規模的系列樣品采樣将祭祀坑形成的事件區間判定在1050BC左右。時間是考古和曆史學研究中最關鍵要素，時間的确定将會極大地提高我們對三星堆祭祀遺存進行曆史闡釋時的豐度。

韓鼎：我不是一線發掘者，雖然對三星堆遺址一直關注，但可能搜集材料并不全面。結合目前各管道所公布的資訊以及“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論壇”上冉宏林“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新發現”的報告，可以将此次發掘的成果總結如下。

首先，确認了三星堆祭祀區的存在。該區域新發現6座祭祀坑，祭祀坑西側發現有與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的矩形溝槽（可能為祭祀坑坑道）和小型圓形坑（坑内填充黑色灰燼，出戚形銅璧；特征與金沙遺址部分祭祀坑相類似）；祭祀坑南側有灰溝（出土有石矛、玉器、綠松石片、銅器、金箔片），西北側有一座特殊建築（出土有石琮、石璧、金器、銅器、綠松石片等）。地層中第五層為特殊堆積。分布範圍較廣，中間薄四周厚（與中凸周凹的地形相關），由淺黃褐色粉砂土組成（鮮見于周圍區域），土質純淨，未見炭屑、灰燼等常見于居住區的遺存，層内發現有少量玉器、石器等僅見于祭祀遺存的器物。該層邊界似台階狀突然消失（并非常見的漸薄至無）。總體來看，第五層可能是祭祀區的鋪墊土層（或為祭台的構成部分）。遺存分布有規律。第五層特殊堆積範圍内沒有居住遺存，其外圍有空白帶（或為晚期破壞），再外側方為後世居住遺存，整體分布似環狀。

其次，新發現了6座“祭祀坑”。6座“祭祀坑”的整體特征是“祭祀坑”分布較集中，方向有規律（東北西南，西北東南），形狀可分為寬長方形、窄長方形、近方形，兩兩并列分布（可分為四組：K1和K4；K2和K3；K7和K8；K5和K6），填土模式不一。6座“祭祀坑”器物豐富，已編号器物有12000餘件，近完整器物約有3000件：銅器1126件（如銅尊、銅人像、銅器蓋等）、金器535件（如金面具、鳥形金飾等）、玉器544件（如牙璋、玉刀、玉琮等）、石器123件、陶器13件、象牙544件，此外還發現有紡織品與絲織物。

再次，研究成果豐碩。對K4進行了碳十四測年，距今3200—3000年（K3，K6，K8時代與之相近）。可能存在同器跨坑埋藏情況（如K2、K3、K7、K8均出土神樹殘件）。K4填土為挖坑生土回填、并經輕微夯打。K4坑内灰燼非坑内焚燒形成，堆積中含有動物脂肪有機物（黃牛、野豬），可能為祭品。對此次發掘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相信以後會産出更多重要科研成果。

多元一體 源遠流長

三星堆青銅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網：作為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之一，青銅器在研究中國古代早期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星堆出現了很多造型奇特的青銅器，如青銅神樹、銅立人、青銅大面具等，對于這些獨特青銅器型的來源多有不同觀點。我們應該怎樣認識三星堆獨特的青銅文化？

高大倫：考古學家把青銅器的有無作為判斷一個文化是否進入文明時代的硬名額之一。三星堆祭祀坑裡發現了大量的青銅器，而且制作精美，造型奇特誇張，有的還碩大無比。拿青銅器這個名額來對标，顯然他已進入文明社會。對三星堆祭祀坑出現大量青銅器，和奇特誇張的造型，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待。

一方面，根據大量發現和研究，中華文化圈早在5000年前就在向核心區域趨同演進。約4000年前，正式邁進青銅時代，代表性的器物是二裡頭文化晚期出現了造型比較複雜的青銅容器，再經過500年左右的發展，到商代晚期，青銅鑄造技術達到青銅時代的巅峰，僅從數量上來看，據不完全統計，考古出商代青銅器有六七萬件以上。而在成都平原，出現青銅器最早在商中期，比中原整整晚了約500年，三星堆祭祀坑數百件大大小小的青銅器面世，因是突然出現，合理的解釋是，其青銅器冶鑄技術不是原發性發明創造，而是從中原傳來。古蜀文化早期（夏—西周）遺存，到今天為止，出土青銅器估計不會超過500件，數量上不足中原商代的百分之一。從鑄造工藝來觀察，推測是商造或長江中下遊傳入（如尊、瓿），工藝都比較精湛，看起來是蜀人自己鑄造（如神樹、人頭像），工藝則相對要粗糙一些。如果再結合文字的發明和使用，城市功能布局的複雜性等要素來考察，可以肯定地說，當時在中國，甚至包括整個東亞地區，是以河南為中心的夏商創造發展了最輝煌的青銅文明。

另一方面，三星堆青銅器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他的造型奇特而誇張，這是由他們和商人有不同的生活、文化、習俗等因素所造成。比如，商人已有發達的文字，傳統研究中總結的創造文字所謂“六書”法，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備。有些思想能用文字元号表達，自然就會弱化造型藝術。還包括文化習俗差異，商重禮嗜酒，是以鑄造了大量的容器特别是酒器。而蜀重巫崇祖，因而有了神壇、神樹、縱目面具一類器物。其實說到抽象表達，甲骨文裡很多文字不比三星堆的器物遜色，隻是各個文化的藝術側重點不一樣。無論如何，環顧商殷四周，三星堆古蜀文明獨步長江及更南的廣大區域是不争的事實。三星堆這些青銅器是其同時代造型藝術的最高成就，其所塑造的既有祖先形象（縱目面具）、宇宙模型（神樹），也有生活勞作、大型儀式場面等，對他們的解讀将會盡可能地接近複原古蜀時期文化、習俗、審美追求的方方面面。

黎海超：三星堆文化給世人的印象是神秘而特别，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歸因于其造型奇特的青銅器。青銅器也是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遺存。是以如何認識、了解三星堆的青銅器至關重要。若要擷取客觀、全面的認識，需要從多個層次開展研究，具體來說，至少應包含“形”、“工”、“料”三個層次。

首先，從“形”的角度來講，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器與中原地區商周王朝的青銅器相比，最大的特點應是對于“人”的表達。中原地區的青銅器有固定的組合，表達的是特定的禮制系統。在這種禮制系統中，我們能看到其表現的核心是“獸”。各類青銅容器最為流行的裝飾是所謂的饕餮紋（稱獸面紋更為客觀），還有鳥、龍（蛇）、龜、牛、羊等各種動物形象，唯獨罕見人的形象。其深層次的原因尚難确定，或許是營造禮制系統威嚴的氣氛。無論如何，這确是中原青銅文明的一大特征。三星堆則完全突破這一表達方式，大量的青銅面具、人頭像、大立人、各種形态的跪坐人像，均彰顯着對“人”的表達，造成對比強烈的藝術風格。不僅如此，中原地區更加流行“抽象風格”，即便對于動物的表達也進行了抽象的藝術加工。三星堆則在抽象誇張的風格之外，同樣注重寫實。人物的發絲、指甲都刻畫入微，冠飾、服飾、鞋靴也表現得十分生動。毫無疑問，三星堆青銅器的藝術造詣已達到極高的程度。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看到三星堆青銅器與其他地區的關聯。從器型來看，三星堆出土的尊、罍大多屬于長江流域風格的青銅器，在長江流域各地均有出土。明确殷墟風格的容器雖不多，但也存在。三星堆在藝術表達上雖然獨樹一幟，但其很多紋飾的構成母題，依然是脫胎于中原地區青銅器，如雲雷紋等。是以，三星堆的銅器藝術也是文化融合的結果。

其次，“工”及鑄造工藝是認識青銅器不可或缺的角度。目前對于三星堆青銅器鑄造技術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從工藝水準來講，三星堆銅器表現出工匠對于各類技術的掌握都非常成熟，渾鑄、分鑄、鑄接等技術運用自如。而且各類技術還能互相組合運用到同一件器物中，例如神樹的鑄造，就是将底座、樹幹、樹枝分别制作再連接配接到一起。甚至樹幹、樹枝也是多段連接配接起來的。從技術根源來講，三星堆銅器所運用的這些技術，盡管有一定的特點，但整體依然是中原地區長期以來發展起來的範鑄技術體系，本質上并無差異。

最後，“料”即鑄造所用銅、鉛、錫的原料來源。這就需要科技分析的支援。目前對于三星堆青銅器已有了不少鉛同位素、微量元素分析結果，表明其原料與殷墟等地青銅器存在密切聯系。盡管具體的礦源地不明，但對于原料的讨論無疑是将三星堆與其他地區聯系起來的重要途徑。

當我們從上述不同層次去深刻了解三星堆的青銅器時，會發現三星堆既有自身特點，也與其他區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共性和特性共同構架起三星堆文明。

趙昊：在1986年1、2号祭祀坑的發掘結束後，學者們實質上就已經指出了三星堆青銅器文化屬性和淵源的多元性特征，一般認為至少在青銅器方面存在外來輸入風格和本土起源兩種風格。在此次發掘中，從各個祭祀坑新出土的遺物特征來看，仍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了這兩種風格的差異，不過所涉及的器物類型更加多樣化。

這種差異性表現的層面很多，如形态、技術、原料、品質等。這裡我們主要重點着眼于藝術造型手法。就我個人的直接感受，三星堆本土風格青銅器對于立體具象的表現更為偏好，将具象形象作為器物的主體是其關鍵特點之一，這些具象形象包括人、樹、鳥、蛇、龍、鳳、雞、鴨等。還有一些具象形象可能是多種現實存在的動物的雜糅，比如很多人都無法準确定名的寬嘴神獸。在塑造這些形象時，在圓雕上對細節的寫實化複刻是他們突出的共性。例如精準地描繪富有彈性的裙裝、神樹上小巧的花蕊和果實，這些細節在造型的表達手法和所謂外來器群形成了鮮明對比，不論這些外來器群是在四川本地仿鑄還是來自于遠距離流通。

外來器群本身在器類上偏重于尊、罍、瓿等禮器，就其形象的表現手法來說也主要是以平面抽象表達為基礎，這是廣義上的中原青銅禮器裝飾的傳統特征。而對于這些外來風格器群，三星堆人再次将自身所偏好的具象性表達方式應用起來，我們可以看到在很多青銅尊和罍的口部、器蓋的頂部被加裝突出的具象性動物裝飾，如長身的龍、立鳥、倒立的小人等附加物，顯示出三星堆人對于直白的、具象的藝術表現手法的偏愛。這兩種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是否能夠深層次地反映此時的四川地區與中原地區、長江中遊地區在意識形态上的差異，比如自然神崇拜系統和祖先崇拜系統之間的差異，或許是一個值得探讨的問題。

韓鼎：如果将三星堆的青銅器放在中國青銅時代的整體架構中來認識，可以發現三星堆的青銅器并不神秘。

從鑄造技術層面來看，無論是三星堆的青銅面具、青銅器人像，還是高大的青銅神樹，均是使用源自中原地區的模範法鑄造，這與西亞的失蠟法有本質差異。其分鑄、補鑄、鑄接技術也源自中原，雖然技術的傳播路線不一定是直接從中原而來，也可能從長江中下遊或漢中平原的青銅文化傳播而來，但根源上是受中原青銅文化的影響。

從造型層面來看，三星堆的青銅器整體上可分為：1.中原、長江文化影響下的器型（如尊、罍等青銅容器）；2.基于本土祭祀文化而鑄造的銅器（如青銅樹、青銅面具、青銅人像）；3.本土與中原文化因素混合型器物（如青銅有領璧、龍飾器蓋）。令我們感到陌生的往往是第2種，但這些器物實質上是用中原的青銅鑄造技術進行的、表現本地祭祀、宗教信仰等相關内容的創作。

區域文化習得新技術後，都會在繼承傳播原青銅文化的基礎上，産生基于本文化需求的創新，如二裡頭文化創造性地鑄造青銅容器；江西新幹地區發現的立體動物、立體動物與禮器組合、帶角青銅面具；陝西城固、城洋發現的青銅彎形器、獸面飾、人面飾、尖頂泡等。各區域的青銅文化都基于本文化的傳統而創新鑄造新器型，隻是由于三星堆鑄造的與其祭祀、信仰體系相關的器物，部分具有超自然特征，因而此類青銅器就顯得奇特。但其實中原地區的三代藝術中也存在着半人半獸的超自然形象，隻是數量較少。如果仔細觀察這些三星堆本土具有超自然風格的青銅器細節，可發現不少組成元素依然來自于中原，如鳥爪人像的下衣紋飾與殷墟銅瓿紋飾相同、青銅面具額間裝飾的中間部分與小屯出土的大理石神人面飾額間翎羽造型相近等。

交流互鑒 融為一體

瑰麗多姿的古蜀文化為中華文明增光添彩

中國社會科學網：瑰麗多姿的古蜀文化為中華文明增光添彩，作為古蜀文明的辨別性文化——三星堆文明在形成和演化過程中與中原文明、長江中下遊文明等産生了怎樣的互動和交流？

高大倫：文明不可能孤立孕育成長起來，一定是在文化交流傳播互鑒中産生和發展。三星堆遺址所處的時代，在中原是夏商周時期，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古蜀文明高度發達時期（三星堆祭祀坑時代），也和中原文明巅峰期（商中晚期）同步。夏商文明影響遠至千裡之外，蜀和夏商周之間、蜀和蜀以南以西的其他文化沒有交往才會令人奇怪。根據現在的發現來看，三星堆祭祀坑裡商因素不是從天而降。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中下遊的文化就強勁西進，進入成都平原。二裡頭到早商時期，三星堆遺址裡與夏文華典型器物相似的器物更是大量成套出現，反映出非同一般的聯系和影響。至于在祭祀坑裡出土商式銅器、玉器，更是統治階級上層密切交往的重要物證。至于他們文化傳播的方向，在安陽、鄭州、洛陽、湖北、重慶、四川宜賓等地陸續考古發掘的相關發現實物足以支撐，串起一條清晰的路線。這條路線從武漢起沿着長江西進，到宜賓轉入岷江，最後到成都平原紮根。在談到外來因素時，從三星堆遺址和新老祭祀坑裡都隐約可見西北的龍山文化晚期、石峁遺址、齊家文化的影響。新的祭祀坑裡也許還可以找出些許來自西南更遠到東南亞、南亞等文化因素。但是，與來自中原和長江中下遊的文化相比，三星堆遺址特别是祭祀坑裡，其他方向的文化影響明顯偏弱。文化在傳播中總是有交流互鑒的，不會是單向傳播。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是三星堆文化在其鼎盛時期也在極力四處擴張，湖北宜昌（小平底罐、高柄豆）、貴州赤水（玉牙璋、高柄豆）、雲南晉甯（有領玉璧）、重慶江津（高柄豆）、四川宜賓（高柄豆）、四川漢源（高柄豆）等地都發現過與這一時期相關的文化遺存，西南方向最遠的影響可達越南河内附近。越南出土的相關遺存最為豐富，有玉器、陶器、石器，器物級别也最高（陶豆、玉牙璋、有領玉璧），這透露出兩地交往密切，同時也提醒我們，相距上千公裡的兩地之間應該還有若幹重要中繼站點有待調查發現。對三星堆影響最大的商文化核心區的河南境内，曆年發掘了無數的墓葬遺址，但并未明确确認有來自成都平原文化的蛛絲馬迹。對此能給出的解釋是：與商文化相比，蜀相對處于弱勢地位。更多更深層原因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寄希望于更多的發現。

黎海超：一直以來，筆者都堅信想要真正了解三星堆，首先需要跳出三星堆，從全局視角來觀察三星堆與中原、長江中下遊等文明間的關聯。目前筆者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項目“三星堆文化與中國文明研究”，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構架三星堆文化與其他地區文明的互動網絡，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實證資料。

建構這一互動網絡，仍然需要不同層次的實證支援，并分區域開展研究。首先，關于三星堆與中原地區的聯系，目前從陶器、玉器、青銅器等方面，均可見到中原地區對三星堆文化的影響。其中有些影響是直接的，有些則可能是間接通過其他區域實作。這是器物形态上能夠見到的直覺聯系。其次，正如前文所言，三星堆青銅器在藝術表達、鑄造工藝，乃至原材料方面，均與以殷墟為代表的中原地區有着密切關聯。是以，可以明确三星堆文化與中原地區存在着某種互動網絡。但我們對這一網絡的了解有限，目前能夠看到的多是中原地區對三星堆的影響，交流往往是雙向的，三星堆向中原地區輸出的會有什麼？是已腐朽的絲織物、象牙、食鹽？或是三星堆與殷墟之間形成某種政治關系？這些均是我們接下來研究的重點。

三星堆文化與長江流域青銅文化更是存在天然的聯系。自中商末期，盤龍城廢棄後，商文化向北收縮，長江流域各地先後興起一系列的地方文化，并發展出各具特色的青銅器，例如漢水流域的城洋銅器群、長江中遊的甯鄉銅器群、新幹銅器群等。盡管各有特點，但這些區域的聯系也十分突出。高圈足的尊、罍作為典型的長江流域風格銅器在長江流域各地廣泛分布。另外包括三星堆、甯鄉、新幹、城洋在内的銅器群，均使用了在殷墟廣泛流行的獨特原料——高放射性成因鉛。顯然長江流域各地已與殷墟之間形成一個互動網絡。筆者認為這或許是中國曆史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首次形成的廣域交流網絡。三星堆也是這網絡中的重要連接配接點。接下來，筆者團隊将以三星堆為中心，深入發掘這一網絡的交流内容、具體路線、互動方式等，系統論述三星堆文化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作用。

趙昊：這和上一問題是緊密關聯的。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土的器物明顯的本地群和外來群的差異就直接說明了這一點。很多學者也作出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嵌綠松石牌飾、牙璋等可能與中原夏王朝的關聯，而大口尊等則是與商代長江中遊地區人群的交流。具體的這些器物表現我就不一一贅述了。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這種交流的持續時間跨度很大，從夏時期到晚商時期的物質交流證據都有表現，四川盆地與外界的互動幾乎是不間斷的。第二個特點是，目前看到古蜀地區與周邊的物質交流主要是以進階貴重物品為主，特别是青銅器和玉石器。這些器物的主要擁有者和使用者必然是社會的最上層。而相對的，從三星堆城址及其周邊地區所反映出的日用陶器的情況來看，三星堆地區同時期典型外來人群的陶器則較為有限，尤其是到了晚商時期。這與夏商時期中原地區的大型都邑，如二裡頭、特别晚商的殷墟相比，是不同的。這或許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古蜀地區與周邊文明在這一時期的交流主要偏社會上層交流，社會中下層的跨區域流動性相對較弱。是以，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在青銅時代古蜀地區的對外交流的主要基調是上層帶動下層。第三個特點，或許可以稱為一個問題，就是在進階貴重品中，我們似乎是在三星堆看到了更多外來的輸入品，那麼潛在的問題就是三星堆社會以何種方式向外提供了輸出品，因為物質交流必然是雙向的，特别是在跨地區的高層間。目前在四川盆地意外發現的同時期的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的器物很有限。這也就提醒我們可能要考慮三星堆文化是否向外輸出的不僅僅是貴重物成品，而是某些重要的資源。三星堆文化所能輻射的川西地區具有豐富的黃金、玉石和象牙資源，是否這些貴重資源構成了三星堆向外輸出的主體物質呢？當然，這恰恰需要未來反過來在三星堆、在四川盆地以外去探索。

韓鼎：我想通過三星堆的一件青銅器來表現這種互動與交流，下圖為二号坑出土的青銅神（獸）面飾（K2：231），按其各部分組成，可分為額上冠飾（介字冠）、耳飾與嘴形、鼻紋、目紋、角紋與内卷紋幾個方面來考察。

額上冠飾：呈“山”字形，這種造型的額上冠飾見于龍山時代，可對比山東龍山文化的兩城鎮圭和後石家河文化神面紋的冠型，商代此冠飾已簡化為饕餮紋額上的T形飾。故三星堆青銅神（獸）面飾的“山”字冠飾源于龍山時代的影響。

耳飾、嘴形：耳飾末端呈勾狀、嘴部兩端下勾，這兩個特征是龍山時代後石家河文化神面紋的特征（新出土的高冠銅人，也應受到了後石家河文化影響），三代則未見此類嘴形的形象。

鼻紋：三尖狀鼻則見于二裡頭文化骨匕和大甸子彩繪，二者應均是源自二裡頭文化的影響。

目紋：該青銅神（獸）面的目紋較為特别，上方目紋的外框為小眼角巨目，其中用黑彩繪卵形目；下方紋飾既是臣字目，又是鳥紋。單獨來看，小眼角巨目這種形式之前僅在良渚文化中出現過，而鳥紋化的臣字目則和現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館的神人紋雙鳥鼓頂部紋飾相近；組合來看，獸面目紋整體呈卵形目、下方整體呈獨立的臣字目，卵形目獸面與單獨臣字目組合的模式與萌芽階段的早期饕餮紋，如楊莊爵、上博爵一緻。另外，無論小眼角卵形目還是内繪卵形的獨立臣字目，皆可視作二進制目紋的組合。

角紋與内卷紋：角紋、内卷紋和鄭州商城、盤龍城所出早期饕餮紋無異，應是受到了早商文化的影響。

通過這一例子，我們看到了三星堆這件青銅神（獸）面聚合了龍山時代、二裡頭文化、商代的部分紋飾元素（甚至還有良渚文化的影子），展現了三星堆與中原地區、長江中下遊地區久遠的交流與互動傳統，尤其是有些在商代中原已經看不見的特征，三星堆卻仍有傳承，這正表現了所謂“禮失而求諸野”。

深入發掘、研究、闡釋三星堆文化

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中國社會科學網：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未來應該怎樣更好地發掘、研究、闡釋、宣傳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

高大倫：1987年後，2019年以前，說三星堆還有祭祀坑，對我們四川考古人來說并不太感到意外，而且我們一直就是這樣認定的。記得2016年的“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周年紀念曁古蜀文明國際學術研讨會”上，我們就明确告訴全世界，我們堅信還有祭祀坑沒被發現。這次新發現特别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又發現的祭祀坑竟然有6個之多!而且是一次性發現。三星堆文化獨特，2個祭祀坑發現後，一直都是海内外關注的焦點。這次新發現，恰逢國家最為重視考古事業，考古與文化自信聯系最為緊密的時期，加上當今資訊傳播迅速，新聞傳播手段多樣，特别是中央級媒體如央視、央視訊數天連續直播，《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持續報道，收看閱讀人數達到史上同題材之最，這當然是大好事，與此同時，也對考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三星堆遺址很大，因為祭祀坑的新發現，以前發掘研究規劃理當有所調整，以解決學術問題為導向，重定輕重緩急，作出更長期和科學合理的發掘規劃。現在，無論同行還是社會，對三星堆工作肯定更加關注，工作站在確定品質的前提下，理當加大修複力度，加快整理進度，讓發掘成果盡快出版，文物盡快搬進博物館，早日和社會觀衆見面。一個分布面積1千萬平方米的遺址，曆年發掘面積總共到2萬平方米，繼續發掘的任務還很重，應适當增加發掘面積。遺址是工作的核心和重點，但遺址裡的很多學術問題，僅靠遺址發掘遠不能找到圓滿答案，工作站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應該拓展到遺址以外，要有更廣闊的學術視野，跳出遺址看遺址，跳出四川看四川，甚至從東南亞、從西亞、從世界來看三星堆。既宜早續上在越南的考古發掘，也可以邀請越南、伊拉克、叙利亞、埃及的考古學家來三星堆一起發掘、研究。在考古成果的闡釋上，先編好專業的田野考古報告，讓專業人士做專業的研究。

黎海超：從發掘方面來講，三星堆目前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考古成就，但三星堆遺址面積廣大，目前的發現隻是“冰山一角”。三星堆古城的聚落結構、三星堆城外的小型聚落應是接下來發掘工作的重點。三星堆文化發展程度如此之高，人口規模應當不小，但目前關于墓地的發現非常有限，尤其缺乏高等級墓葬，這也是之後發掘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三星堆發掘至今，幾代考古人筚路藍縷，曆盡艱辛才取得今天的成就。接下來，還要數代、數十代的考古人繼續努力，發掘出更為輝煌的三星堆文明。

研究和闡釋方面，一方面要有宏觀格局，從古蜀文明、中華文明的高度，去設計研究架構，讓考古學為中華文明研究貢獻力量。另一方面，則需要從細微處着手，解決具體的學術問題。例如對于三星堆祭祀體系的研究，要關注到祭祀遺迹、祭祀器物、祭祀過程等不同方面，對于祭祀器物複原其從生産、使用、銷毀、埋藏的完整過程。對于祭祀過程的闡釋需要建立在充分科學證據的基礎上，真正做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研究和闡釋的成果最終需要以多種形式進行宣傳，在推動學術研究的同時，也要緻力于國民綜合素養的提升。在這一點上三星堆具有典型意義。自三星堆幾座新祭祀坑開始發掘以來，多方媒體進行了全方位報道，社會對三星堆的關注達到空前的高度。接下來，三星堆考古應當繼續做好中國公衆考古的排頭兵，在社會教育、素質培養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趙昊：從參與一線發掘人員的角度來看，未來對于三星堆的闡釋首先還是要基于對于遺址、遺物的基礎研究。特别是，在微觀層面的考古實踐和研究中，科技考古是我們值得進一步倚靠的手段。《左傳》有言：信而有征。對于新時期的考古工作者來說，則要通過嘗試利用各種新技術、新方法來擷取基礎資料，通過對比分析發現新的資訊點，以此為證，進而更堅實講述三星堆故事、更多面地闡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特征的豐富内涵。隻有立足于新的資訊點，才能使我們對于三星堆時期的經濟網絡、社會高層次交流網絡、普通居民的生活方式有更加充分的了解。比如，在此次發掘中，我們從3、4、7、8号坑中都發現了非常豐富的象牙堆積，僅8号坑的象牙數量就遠遠大于此前所發現的象牙總和。那麼如何充分利用現代技術來抽取更多的基礎資訊就成為我們是否能夠高水準利用發掘資料的展現。例如我們可以一方面從象牙入手考察三星堆時期西南地區氣候環境的特征，另一方面更需要深入象牙資源在經濟、宗教方面的定位，例如微痕分析（象牙微雕、象牙上的切鋸痕迹）、幾何形态測量方法可能是我們由原有的定性分析走向跟進一步綜合定量分析的依據。

當然，我們未來的研究還是要堅持考古學研究中的宏觀視野和透物見人、透物見社會的導向。特别是将四川地區的文明化程序作為中國古代多元文明演進過程中的一個特殊但并不孤立的模式來考量。進入21世紀後，特别是近年來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新發現，如東南的良渚、西北的石峁等，都明确表明在中國的不同地理單元都出現過轉向國家文明的社會嘗試。在這一過程中，各地區文明的演進過程和結局也各不相同。當我們在闡釋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化時，不能僅僅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獨特造型，更要嘗試考察四川乃至整整中國西南地區在社會組織架構特征、社會制度變遷動因等更基底性的特點，這樣或許有助于在剝離表象的物質差異性後，觀察到各地區不同文化模式中可同頻道互動對比的共性和差異。

韓鼎：應從研究模式、研究角度、曆時性、共時性、器物、宣傳等不同的層面入手，全面加強三星堆遺址的工作。

從研究模式層面來看，繼續深挖三星堆遺址自身内涵，加深多學科合作，深化研究層次。随着三星堆發掘項目的進行，必然在學界引發新一輪讨論熱潮，相比于上世紀的發掘，此次運用了更多的科技手段，也有更多的可參考材料，相信随着材料和資料的不斷公布，三星堆遺址的研究深度和廣度都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深化。

從研究角度層面來看，可以從曆時性、共時性、器物層面三條線索展開發掘和研究。

從曆時性角度來看，三星堆的一些器物展現出源自龍山時代、二裡頭文化時期、商代的影響，另一方面，三星堆文化又對金沙文化形成了重要的影響，可将三星堆遺址置于曆史演進的脈絡中，考察這些影響的模式和路線。總之，可動态地、曆時性地考察三星堆與中原、長江流域文化間的關系，不可靜态地孤立地研究三星堆。

從共時性角度來看，小的方面，三星堆作為文化核心區，一定涉及與同時期周邊遺址的關系、這些遺址是否有分工、三星堆文化的範圍等問題。大的方面，涉及三星堆文化與中原、長江流域的同時期文化間的交流層次和模式問題。

從器物層面來看，銅料、玉料、金料、海貝的來源問題；制作技術的來源與創新問題；器物造型的來源問題；器物的功能問題；器物所反映的祭祀活動、宗教觀念問題，等等。

從宣傳方面來看，要加強“公共考古”層面的宣傳。三星堆遺址是近期考古界的“明星”項目，随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 2021中國考古新發現”的公布，繼去年的發掘直播後，三星堆再次引起公衆的廣泛關注，這是向公衆全面展示考古學的客觀性、科學性、研究性、知識性的一個極佳平台和難得的契機。是以，應繼續推進基于三星堆考古發掘的公共考古推廣活動，提升公衆對考古學的認識層次。

從理念層面來看，應将三星堆遺址置于更寬廣的時空範疇内加以動态認識，考察其在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發展過程中的價值，從文化認同的層面考察它在中華文明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意義。

從目标方面來看，以三星堆遺址的發掘為經典個案，要積極踐行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發展目标。

編輯：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