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字的曆史上，人們通常把秦代之前留傳下來的篆體文字和象形文字稱為“古文字”，而将隸書和之後出現的字型稱為“今文字”。是以，“隸變”就成為漢字由古體（古文字）演變為今體（今文字）的分界線。究根溯源，這樣的轉變倒是與漢字的書寫載體有些關聯。
何謂“簡牍”
所謂“簡牍”是用來書寫的竹、木的統稱。一般來說，以竹子為載體的稱為“簡策”；以木頭為載體的叫作“版牍”；但也有以木作簡稱木簡的。具體而言，一根竹片叫“簡”，把若幹竹片編起來叫“策”，又叫“冊”。在東漢年間的《說文解字》中，“冊”是象形文字，像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一根簡容不下許多字，長文章必須用許多簡編成策。編簡成策的繩子叫作編，一般用麻繩，也有用皮繩或用絲繩來編連單根的簡。一塊木闆叫“版”，寫有文字叫“牍”。如果是一尺見方的牍，叫作“方”。一般不到100字的短文可寫在版牍上，長文章則用簡冊。版牍主要用于寫錄物品名目或登入戶口、編制地圖和通信等，是以古人常用“版圖”代表國家的領土。
從生活常識可以知道，普通的竹子和木頭，是不容易寫字的，是以“簡牍”還有一番加工的過程。東漢王充在其《論衡》一書中介紹：“竹生于山，木長于林，截竹為簡，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斷木為椠，析之為闆，力加刮削，乃成奏牍”。這段話的意思是，将竹切截為筒，劈破成竹條；将木鋸斷，剖析為木闆，刮削磨平後，就可以寫字了。
另外，西漢晚期的劉向在《别錄》裡又說：“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皆于火上炙幹之。”由于新鮮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腐朽或生蟲，是以以竹制簡的工序，就比制木簡要複雜一些。首先要選擇上等的青竹（稱為“青”）削成長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一片片的青竹防蟲。在烘烤之時，本來新鮮濕潤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就像出汗一樣，這道烘烤青竹的工序也是以得名為“汗青”（或“殺青”）。後來，“汗青”就漸漸成為竹簡的代名詞，進而又成為竹簡所記載的“史冊”。南宋末年的文天祥（1236-1283）在《過零丁洋》中所作“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出自制作竹簡這一典故。
相比之下，甲骨、青銅作為文字載體，或材料稀少不易獲得，或材質本身過于笨重，都不具備大量流通的條件；而竹木盛産于中土（全世界竹子種類有500多種，而大陸就有250多種），廉價易得，與其他材料相比，易于攜帶流傳，自然成為古人書寫時的首選。
竹木何時應用于書寫已無從考證，但其時間必然很早。《尚書》有載：“惟殷先人，有典有冊。”再加上甲骨文、青銅器銘文中都有“冊”字，這就說明最遲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簡策就已有了。遺憾的是，由于竹木易腐，時代久遠，沉埋地下的殷周簡策早已腐爛，至今沒有發現實物。現存最早的竹簡是出土于湖北曾侯乙墓的戰國簡（前433），共240多件，約 6000餘字。
秦漢年間的簡牍，留存至今的更多。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縣睡虎地11号墓地又出土了一批秦簡，共達1100多枚，内容包括南郡守騰文書、大事記、為吏之道及律文等。
有人或許要問了，古人究竟是怎麼在“簡牍”上寫字的呢？既然是來自竹木的材料，是不是用刀刻上去的字呢？并非如此。從出土的實物考察，簡上的字是用毛筆和黑墨寫的。要是寫錯了字，将墨迹用刀刮削下去，然後再寫上正确的字。是以曆來把修改文章稱作“删削”。從目前出土實物來看，書刀多為鐵質，直刃，刀柄成環形。因為書刀用來刊改誤字，類似現在橡皮，是以古人寫字常常随身帶着刀和筆，以便随時修改錯誤。書刀在簡牍時代的書寫中與毛筆同等重要，長期的刀筆同置使“刀筆”最終凝聚成了一個詞語，并有了專門含義。《戰國策·秦策五》有句話：“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漢書·張湯傳》也說：“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緻位三公，無以塞責。”其中都是将“刀筆（吏）”作為處理文書紀要的小吏代稱。自宋元後，人們更是特将訟師幕僚稱作“刀筆吏”，顧名思義，就是謂其深谙法律之規則，文筆犀利，用筆如刀。
主簿圖，東漢，1952 年河北省望都縣一号墓出土
為了在簡牍上寫字，古代人們一般是跪坐在地上，左手負責持簡，右手負責握筆書寫。河北望都漢墓壁畫中有對坐書寫的“主記史”與“主簿”，較為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書寫方式。圖中主簿坐在枰（或榻）上左手持簡，右手持筆，在做記錄。
簡牍都是細長條形，書寫時本來可以有橫向與豎向兩種選擇，但古人覺得取豎向更為得當：竹簡豎放時，左手握簡時以手掌為依托，用五指持簡，竹簡穩定，便于書寫；而将竹簡橫放時，左手隻能握住竹簡的左端，書寫時易于晃動。書寫完一簡後，左手再取下一支簡，為了避免打亂書寫完畢簡的順序，通常将待寫的空白簡放在左手邊，寫好的簡依次從右向左邊排列，最先寫的那一支排列在最右邊。書寫完畢編簡成冊以後，第一簡必定寫這篇書的題目。有時為了保護書簡在開頭加兩根不寫字的簡稱為“贅筒”，這也是後世書籍“護封”之源。當一部書寫好以後，以尾簡為中軸卷一卷，以便儲存。為了避免錯亂，同一書的策，常用“帙”或“襄”盛起來。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漢字自上而下、從右向左的書寫習慣，一直延續到紙張代替簡牍之後很久。今天出版的一些古籍，行文仍有豎排的情況，便是沿襲了這一曆史“慣性”。
一根簡牍上能夠寫多少字呢？根據大量出土簡牍實物分析，簡的長短并不是絕對的，一般規律是簡書長短大小與書寫的内容有密切關系，凡重要的書籍或記重要事情，必用最長的簡來書寫。每一簡上所寫字數多少是不相同的，少的隻有一二字，多則幾字、十幾字，甚至幾十字。每根簡隻寫一列（比較寬的木簡可寫兩列或多列）。編撰一部完整的書通常要耗費大量的簡牍，還要避免流傳過程中簡冊損壞後造成内容遺失和順序颠倒。一本書的頁和行發生錯亂，校勘者稱之為“錯簡”，指明是各支簡的次序錯亂了。
戰國竹簡，出土于湖北随縣曾侯乙墓，現藏湖北省博物館
由于簡牍這種縱勢狹長的書寫載體在先秦時期長期占據着主導地位，緻使書寫者在控制毛筆時無法展開大幅度的動作，而隻能拘束于狹窄的空間。簡牍尺寸與文字書寫的資訊量之間就形成了一個沖突，迫使人們在書寫時盡可能用簡練的語言表達，并努力在狹小的空間中書寫較多的文字。
為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将字形壓扁以節省縱向空間。為保證文字的清晰可見，就要充分利用簡面有限的寬度，使文字盡量往左右兩側舒展，在縱向壓縮與橫向伸展的共同作用下，最後就出現了一種單字呈扁勢，而上下兩字間間距被拉大的獨特章法形式，也就是所謂的“隸書”。
“隸變”由來
“隸書”的興起，大抵在戰國晚期到秦漢之際。這一時期也正是簡牍發展最迅速、應用最廣泛的時期。當時的秦國崇尚法家，法度齊備。比如睡虎地出土秦簡就包括了“秦律十八種”，其内容涉及了農業、倉庫、貨币、貿易、徭役、置吏、軍爵、手工業等多方面。律法體系如此龐雜，文書工作自然變得十分繁忙。是以，戰國時的秦系文字在書寫過程中，社會上已經形成了大量的俗體字。近幾十年發現的大量秦簡上許多文字顯然不是正規的篆文（《青川郝家坪木牍》《天水秦簡》《雲夢睡虎地秦簡》）。
秦并天下之後，以小篆為通行文字。可惜這種圓潤俊秀的文字雖比它以前的文字簡易，但它那粗細一樣、彎曲圓轉的長線條，還是很難書寫的。由于政務繁忙，官府裡經辦普通文書的“徒隸”們應急求快，便采用民間的手頭字型，自行将篆文潦草簡化了，為“徒隸”們所用，“隸書”的名稱大概就是這樣來的。《晉書·衛恒傳》有句話，“隸書者篆之捷也”，指出了隸書的特點：篆書快寫即成隸書。
關于“隸書”的面世，還有說法将其歸功于程邈。據說此人原本也在秦廷做官，後來因故得罪了秦始皇，秦始皇把他關進監獄，一關就是十年，他在監獄裡閑着沒事就收集整理當時在隸人中流行的草寫篆書，并将此3000字獻于秦始皇，嬴政看了以後很高興，就将程邈放出了監獄。但這個說法早在15個世紀之前就已經遭到質疑。北魏時期（386—535）的郦道元《水經注》就引孫暢之所言，指出山東臨淄人發掘古冢，得到稱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銅棺，而上面隻有三個是古字，其餘都同于隸書，以此可證隸書非始于秦朝。或許，像李斯整理小篆文字一樣，在秦官府正式使用隸書文字時，類似程邈這樣的官府書吏曾做過系統的整理工作，對隸書的形成有過重要的作用。
肩水金關簽牌，東漢。甘肅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現藏甘肅簡牍博物館。“肩水金關”四個字為東漢官文書中的隸書字型
不論起源如何，隸書顯然是下層書吏使用的一種俗字。盡管秦朝的統治者允許官府用隸書來處理日常事務——1975年在湖北江陵鳳凰山七十号秦墓裡發現兩顆同文玉印：一是正規篆文；另一與秦簡的隸書風格相吻合——但比較莊重的場合一般還是使用“小篆”，而不用“隸書”。秦始皇周遊天下四處刻石，用的都是小篆字型，就是證明。秦代創造了小篆，同時也發展了隸書。大約是小篆和隸書比較，實用性不強，書寫困難，遠不如同時發展的隸書。故小篆成了一個短命的書種，很快退出了曆史舞台。到了漢代，隸書終于取代小篆而成為正式的書寫字型。
兩枚“冷賢”方形銅印章，秦代，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印上的“冷賢”二字分别用小篆（右）和隸書（左）
漢字字型從篆書到隸書的演變叫作“隸變”。從篆書到隸書的變化，是漢字演變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是古今漢字的一個分水嶺。東漢年間的許慎在《說文解字·叙》裡就說：“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他的這番話顯然是站在維護古文字立場上講的。
隸書之于之前的篆文，一個顯著特征是“破圓為方”：變小篆的曲線條為直筆，變小篆的圓轉筆畫為方折，這樣的變化與書寫載體似乎也不無幹系。小篆通常以刀施于石上，是以小篆在書寫時，所有筆畫皆以圓筆書寫，幾乎沒有毛筆書寫的提按動作，力求筆畫平直等粗；而隸書以毛筆書于簡牍之上，書寫時可以展現毛筆運筆多變的筆法，筆畫中方筆圓筆兼備并且富于粗細變化。
在隸書的筆法裡，橫畫長而直畫短，呈長方形狀，講究“蠶頭雁尾”。所謂“起筆蠶頭”，即在起筆藏鋒的用筆過程中，同時将起筆過程所形成的筆畫外形寫成一種近似蠶頭的形狀。“收筆雁尾”，即在收筆處按筆後向右上方斜向挑筆出鋒。
這樣的筆法來由，或許與簡牍的質地有關。竹簡的表面即使平整，其紋路仍呈縱勢均勻排列，且帶有凹槽。是以，毛筆在書寫橫向筆畫和縱向筆畫所受到的阻力是不同的。當毛筆在簡上書寫從上至下的豎直筆畫時，受到的阻力較為均勻，而書寫從左至右的橫向筆畫時，就要将筆勢進行調整，當遇到阻力時就有意識地施力将筆尖下壓，通過後再将筆尖提起，進而形成上揚之勢。如此“蠶頭雁尾”的橫向筆畫往往在每個字中隻出現一筆，即使是橫筆畫很多的字，也隻在其主筆畫中出現一處，其餘筆畫中皆不出現，這就是所謂的“蠶無二至，雁不雙飛”。這種誇張的主筆增強視覺沖擊力，清晰易識，字與字之間是以便有了泾渭分明的界限，這對于書寫相對随意、字形大小不均間距不顯的簡牍來說，無疑是一種重要的字間辨別手段。“蠶頭雁尾”也成為成熟“隸書”最顯著的特征。
隸書的黃金時代
實際上，隸書之于古文字的變化還不止于此。有人總結了這樣幾條變化規律：一、形變。形變是指字型的形狀結構保持原有狀态基本穩定，隻把篆書的曲線改為平直方折的筆劃，使字型的形象發生改變；二、省變。省變是指在發生形變的同時，将繁體字進行簡化，省去部分偏首。如“秦、春、奉”等字，在篆書中上部都不相同，隸變後被同一個新構件取代；三、訛變。訛變是指在發生形變的同時，改變筆畫方向和下筆順序等，讓文字的形體結構也随之發生變化，重新組織字形。比如“黑”字下面的兩個“火”字分化成“土”和“四點”，“光”字将上面的“火”字變作“小”字等等。
通過這樣的變化，絕大多數漢字變成了完全喪失象形意味的，由點、畫、撇、捺等筆畫組成的符号，無規則的線條變成了有規則的筆畫。從字形上看，通過合并、省略、省并等方式，漢字形體大大簡化了，變成了完全符号化的文字。無怪乎《漢字學概要》如此總結：“從篆書到隸書的轉變，是漢字史上的一大飛躍，從此，漢字完全失去了古文字階段的象形意味，擺脫了古文字蜿曲線條的束縛，開始步入今文字階段。”
在漢代，除了符玺（符信、符契和印章）、幡信（題官号職銜的旗幟）和有些碑額、磚瓦還采用篆書外，其他場合都普遍使用隸書書寫。當時，寫隸書已經形成一種社會風氣，寫好隸書是入仕的手段。社會上曾有這樣的諺語：“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意思是何必講究“禮義”呢？能寫好隸書（漢代人稱為“史書”）就可以為官做宦了。這當然大大推進了隸書的發展。到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蔡邕（蔡文姬之父）建議正定經本文字寫定《魯詩》 《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禮儀》《論語》等七經文字，共刻46塊石碑立于太學門前，世稱“熹平石經”，熹平石經上的字書體一緻均形體方正，筆畫勻稱，波挑工整，莊平典雅，在東漢晚期被作為标準書體的隸書，世稱“八分”體。至此，“隸書”的演變也宣告基本完成。
由于東漢樹碑風氣興盛，優秀的漢代隸書也是以得以流傳到了今天。在大量的漢碑當中，《乙瑛碑》算較早的作品。它的全稱名為《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或稱做《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漢孔子廟置卒史碑》等。乙瑛其人為魯相，他在漢桓帝元嘉（151—152）時奏請在孔廟設定百石卒史，碑以此而取名。此碑高260厘米，寬128厘米，18行，每行40字，刻有公牍和對乙瑛的贊辭。此碑的出現，标志着漢碑标準隸法的完全成熟，是以《乙瑛碑》曾受到曆代書家的高度評價，無不視為漢碑中的典範作品。如清人郭宗昌說：“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神助，弗由人造。”
《乙瑛碑》明代拓本（局部），現藏故宮博物院
之後的《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又稱《曹景完碑》，刻制完成于東漢靈帝中平二年十月丙辰（185年11月30日），碑陽20行，每行45字，碑陰題名33行，分5橫列，内容為記述曹全（字景完）的功業。其字法遒秀，逸緻翩翩，結字勻整，方圓兼備。清代的書法家萬經評價，“秀美飛動，不束縛，不馳驟，洵神品也。”距離《曹全碑》隻差一年，另一塊漢末名碑《張遷碑》（全稱《谷城長蕩陰令張遷頌》）刻于東漢中平三年（186）。
此碑書風與《曹全碑》不同，其用筆以方為主，棱角分明。在名碑林立的漢碑群中，《張遷碑》可說是“最後的輝煌”。不久之後，天下大亂，朝廷無暇顧及樹碑立傳之事。後來曹操又頒發禁碑令，桓帝、靈帝以來盛極一時的建碑之風，便随之步入低潮了。而在同一時期迎來相似命運的，還有刻于石碑之上的隸書字型：“隸書的體态，很大程度維系在特定的書寫材料——簡的書寫要求之上，因而呈橫展之勢。而橫展的體态特征，卻不符合一般書寫場合的高效要求。是以，一旦離開簡這種書寫材料，隸書的體态便沒有維持不變的理由。事實的發展變化，正依從了這種邏輯的規定。”
《張遷碑》明代拓本（局部），現藏于故宮博物院
參考文獻：朱仁夫：《中國書法史》，吳玲芳，錢萬裡：《中國圖書史話》，谌方怡：《善其事，利其器 書寫工具的演進對字型發展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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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碼字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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