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共樂：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脈絡

作者：楊共樂

來源：《中國民族報》（2022年2月8日 第5版）

二裡頭考古遺址公園内的2号宮殿基址。新華社發

文明是曆史的産物。科學地認識中華文明的起源，始終是近代以來人文學者追尋的目标。中國考古學的興起，為這一重大目标的實作提供了難得的機遇與翔實的證據。

一百年前，瑞典學者安特生與中國地質調查所袁複禮等人開始在河南渑池縣仰韶村進行發掘，進而揭開了中國考古學的序幕，标志着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推翻了西方考古界一直堅持的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舊說，但安特生在解釋仰韶文化起源上卻出現了嚴重的錯誤。安特生将在仰韶村發現的大量精美彩陶簡單地與中亞安諾遺址、東南歐特裡波裡遺址中采集的彩陶進行比較，并輕率地得出了中國彩陶文化來源于西方的結論。這就是所謂的“中華文明西來說”。仰韶文化早期遺址距今約7000年，晚期約5000年，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共标出173處相關重要的仰韶遺址。

新中國成立後，随着中國考古學的不斷發展、考古資料的不斷充實，中國“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逐漸被人們所知。從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到上萬年的文明起步，從五千年前氏族到國家的轉變，考古學為世界揭示了一條中國國家形成、文明起源的典型路線。它強有力地證明中華文明是本土起源的，有堅實的發展根基。中華文明是實實在在的原生文明。

考古證明，大約在10000年前後，中國進入新石器時代。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華大地上存在一系列獨立發展、風格各異、地域色彩濃厚的史前文化，蘇秉琦先生将之總結為“滿天星鬥”。中華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而且也非單一中心，是多源并發。高度發達的史前文化，既存在于中原大地，也分布于遼西、長江中遊、黃河下遊、江浙等地區，初步形成帶有鮮明區域特色的中華文化圈。

世界曆史的研究表明，文明是對野蠻的否定，而國家則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國家是曆史發展的産物，是文明的重要表現形式。文明時代以國家出現為主要标志。

大約在5000多年前，在中華大地上産生了著名的良渚文明。良渚文明距今約5300年至4300年，有宮殿、城市、祭壇、工程複雜的外圍水利系統以及墓葬等級有差異的墓地等，屬于典型的古國文明。考古工作者近年的研究表明，良渚文化的影響範圍遠遠超出江浙，遠達山東、陝西、山西、廣東等地。

到了大約公元前2600年至前2100年的“龍山時代”，随着銅器時代的到來和發展，人們的生産能力有了較大提高。中心聚落規模進一步擴大，臨汾的陶寺、神木的石峁、登封的王城崗均出現了設計較為嚴密、規劃相對齊整、面積達上百萬平方米甚至數百萬平方米的大城，同時也出現了供統治者使用的大型宮殿。人們在管理水準群組織能力上有了明顯提高，貧富分化加劇。文明社會的門檻業已跨越。

唐虞夏商周，人們一般稱之為中華文明的初創期。學者們所說的文明的必備條件，如城市、金屬冶煉和階級分化等要素，均在二裡頭文化中出現。二裡頭遺址有當時最大的中心城市，面積約300萬平方米；這裡有青銅鑄造作坊、青銅武器和青銅禮樂器群等。二裡頭文化的影響範圍超出此前的古國，已跨過黃河，北入山西（平遙地區）沁河；西北至晉西南運城、臨汾；向西抵關中東部、丹江上遊（陝南）商州地區；南及豫、鄂交界地帶；東到豫東開封一帶，俨然是當時中原地區最強勢、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是以，許多學者認為，二裡頭文化極有可能就是夏文化。

與此同時，周邊那些曾經輝煌的史前文化繼續存在，此後也以少數族群的身份存留在中原王朝的典籍中。如東夷應與新石器時代晚期山東大汶口—海岱文化有關，雖然其文化制度與中原文明有一定差别，但他們長期依附于中原王朝，深度嵌入王朝政治體系。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實際上就是多元文明互相整合的過程。考古學家稱為“重瓣花朵模式”，華夏是核心，是花心，核心向周邊輻射、擴散，周邊向核心彙集。核心與邊緣交織影響，互相交融，逐漸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

夏、商、周三代屬于王朝文明，三代之間有密切的政治文化傳承關系。所謂“成湯革夏”“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以及“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就是這種傳承關系的重要表現。三代不是城邦國家，更不是帝國型國家，但夏、商、周已經擁有相當的統一性。夏、商、周三代之王處于天下共主的地位，王宮是政治決策的中心。此時，血緣紐帶是王朝治理的重要手段。

從秦漢至隋唐，出現“天下一家”的格局。秦漢時期，大一統王朝建立，郡縣制成為地方政權重要組織形式，中央建立起強有力的集權體制，編戶齊民制度得到落實。“諸夏”與“諸夷”深度融合，逐漸形成漢族。海、陸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核心家庭取代家族成為基層組織的基本機關，完成了社會基層由血緣組織到地緣組織的轉變。文字的統一，儒學成為主導意識形态，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産生重大影響。

隋唐在中華文明史上以宏博和輝煌著稱。此時，中國的經濟格局略有改變，南方被不斷開發，但中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中國古代文明的積澱與發展在隋唐時期達到新的高度。傳承與創新并舉、開放與進取并重、吸收與融合并存，構成這一時期文明的重要特征。适應社會結構更新和促進社會流動的科舉制，多民族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大一統國家組織，以及以儒學思想為中心的社會倫理遠播，使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宋遼西夏金至元明清是中華文明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時期。中國的經濟中心徹底南移，稻米種植面積大增。明時，玉米、甘薯、洋芋等糧食作物的引進促進了人口的增長。據統計，到19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已過4億。與此同時，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深化。文化因為印刷術的發明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新的文化景觀不斷出現。宋遼西夏金至元明清的近千年發展，既加速了中華民族的大交融，更推進了中華文明在民族大交融下的新飛躍。

英國學者保羅·肯尼迪曾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坦言：“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它有衆多的人口（在15世紀有1億—1.3億人口，而歐洲當時隻有5000萬—5500萬人口），燦爛的文化，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從11世紀起就由一個傑出的運河系統連結起來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統一的、等級制的行政機構，這些使中國社會富于經驗，具有一種凝聚力，使外國來訪者羨慕不已。”

1840年鴉片戰争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中華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1921年，在中國大地上誕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産黨，中國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在中國共産黨的上司下，中國走出近代百年屈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至今日，我們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曆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邁進。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公德心、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我們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标，中華文明正以嶄新的姿态迎接更為輝煌的明天。

總之，中華文明自起源階段就是多元一體的，有深厚的土壤和豐富的根系。衆多史前文化互相聚合、交融，催生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曆史上各民族間連續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大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内涵。曆史雄辯地證明，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悠久的曆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華民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脈相連、不可分割的共同體。

作者楊共樂，系北京師範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培育基地研究員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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