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元旦，倔強的“湖南牛”陳子展（1898-1990）寫下一首《新愛國歌》，落款為：“一九三二，元旦發筆，大吉大利。楚狂老人。”“元旦發筆”，一個今人略感陌生的詞組，所說的無非是這樣一場新年小景：在新年的第一天，攤開紅色的紙張，拿起蘸滿墨汁的筆，寫下長長短短的吉祥語。落在紙上的一筆，點開了新年的大門，也征兆來本年的好運。這是傳統文人開啟新年的一個典型場景。
像陳子展這樣，因元旦發筆而留下文章者，在民國時期還有許多。周作人、田漢、俞平伯、錢歌川等人都曾留下與“元旦發筆”相關的作品。這一連串的文人選擇“元旦發筆”，并非心血來潮，而是遵循悠遠的讀書人傳統。
杜鳳治《望凫行館宦粵日記》所載“元旦舉筆、如意大吉”，圖自《清代稿鈔本》
一、梁章钜論“元旦發筆”
清朝嘉道年間，熟谙掌故的福建人梁章钜（1775-1849），曾在《浪迹續談》卷七中追溯“元旦發筆”的傳統。根據梁章钜的記載，至少在嘉道時期，“元旦發筆”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梁章钜寫道：“今人于每年元旦作字，必先用紅箋莊書兩語，如‘元旦開筆，百事大吉’之類，或作‘動筆’，或作‘舉筆’，士農工商皆然，随人所寫無一定也。”無論是叫“發筆”“動筆”“開筆”還是“舉筆”，總之，各行各業的人都選擇在這一天拿起筆，寫下屬于他們的吉祥話。
梁章钜《浪迹叢談》卷一書影，圖自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
元旦發筆一傳統并非起源于清代，而有着更為久遠的曆史。梁章钜曾詢問父親梁贊圖，這一風俗起源于何時。梁贊圖的回答是：“似前明即有之。前人多作‘把筆’，《五燈會元》載淨慈道昌舉此語雲：‘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此是三家村裡保正書門的。’又《大梅祖鏡》雲：‘歲朝把筆，萬事皆吉，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則此事由來久矣。”梁贊圖将元旦發筆的傳統追溯到宋代，認為彼時僧人淨慈道昌（1090-1171）在言談中已提及這項風俗。最早嘗試元旦試筆的人很可能是一批民間略通文墨者，他們的行為受到了包括高僧大德在内的知識精英的嘲諷。可是，這一傳統自宋代被發明之後，就牢牢地在中國文化中紮根，并不斷地自下而上滲透。沿及清代，上至軍機大臣，下至落第秀才，無不被染此風。
當梁章钜論述元旦發筆時，這項過去被譏為三家村文字遊戲的傳統，已經成為讀書人尤其是科舉讀書人的普遍信仰。讀書人将元旦發筆的美好願望——“萬事大吉”，逐漸縮小到特定的讀書範圍甚至科舉領域，用以寄托讀書的希望和考試成功的美好願望。在《浪迹續談》中同一條目中，梁章钜回憶道：
記餘少時，先資政公于開年必令書“元旦開筆，讀書進益”八字，乾隆辛亥年，則令書“元旦開筆，入泮第一。”是年秋，果入縣庠第一名。甲寅年元旦，語餘曰：“汝現應舉，但書‘元旦舉筆’可也。”是年果舉于鄉。（《浪迹續談》卷七）
梁章钜的父親梁贊圖（先資政公）顯然是元旦發筆這一悠久傳統的忠實信徒。梁贊圖相信，元旦開筆寫下的吉祥語，很大程度上都能得到應驗。盡管這些吉祥語都是自己主動選擇的，但在實踐過程中，仍然有必要調整這些吉祥語的輕重緩急，以便心願能夠更為順利地實作。根據梁章钜的追憶，其父一手操持的元旦發筆分為三個階段，其中分界點分别是入泮和應舉，也即俗稱的考秀才和考舉人。在梁章钜考秀才之前，新年所書是“元旦開筆，讀書進益”，對應的是勉勵童蒙讀書，所謂“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即可。到了梁章钜進學的考試年——乾隆辛亥（1791），梁贊圖卻讓梁章钜改寫吉祥語，“讀書進益”一變而為“入泮第一”，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對考試成功的渴望壓倒了純粹的讀書進步。至于乾隆甲寅（1794），梁章钜參加鄉試，梁贊圖又有新說法，認為此時寫“元旦舉筆”即可。這一次縮減所寫内容，大概因為“元旦舉筆”一舉雙關，除了寓意元旦開筆之外，還以“舉”字關照了高中舉人的心願。
透過梁章钜之筆，可清晰見出元旦舉筆的意涵的變化。梁贊圖将元旦發筆的祈願内容從“諸事大吉”集中于科考順利之上，這一系列授意令這一傳統染上文人色彩，最終成為“讀書人的”元旦發筆。迷信元旦發筆的梁贊圖這一系列“謎之操作”居然在兒子梁章钜身上一一應驗，無怪乎元旦發筆從此也在梁章钜的腦海打下深深烙印。
二、元旦發筆的一般樣式
新年發筆，有沒有一些特别的形式？如果将其視作一種儀式，這一活動究竟在新年的什麼時候開啟？書寫者需要注意些什麼？關于新年發筆的紙張、墨水有什麼要求？是什麼原因令這一活動在各類新年活動中，成為各行各業尤其是文人十分喜愛的一種？通過許多文人日記的記載，可嘗試對這些問題做簡要的回答，以見出新年發筆的基本樣式。
新年發筆的核心要義在于它是新年的首次書寫行為，在時間上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定。大部分的新年發筆都在元旦這一天，于是新年發筆也不妨稱為“元日書寫”。不過，一些書寫者由于身體、天氣等原因無法在元旦開筆，他的新年發筆也可在元旦後幾天開始。桐城文人蕭穆光緒七年（1881）的新年發筆，是正月二日才開始的。光緒十三年、光緒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等年份，由于患腳氣病、頭暈、天氣太冷硯台結冰等原因，蕭穆也未在元旦試筆。然而至遲不過正月十五日，蕭穆總要開動手頭的筆。至于發筆的具體時辰，往往不定，但主要集中在上午，有時還在清晨。大部分人都喜歡發筆之後再去賀年，或處理其他事務。也有人選擇在各種應酬間隙發筆，甚至有人選擇晚上開筆。可見，新年發筆的時間并不固定，主要在元旦，但遲幾天也無妨，一般在上班，但晚上也無妨。
新年發筆的時間雖然不定，發筆時的心理卻不免莊重。舊曆元旦，或者正月的其他時候，第一次拿起筆時，在文人而言，不免鄭重其事，與之相伴的或還有一些神秘感。祁世長（1825-1892）之孫祁景頤（1871-1936）曾有詩雲，“一年今日最分明，文字東方喜氣生”，道出文人對這一天文字的愛惜之情。俞平伯《元旦試筆》回憶這舊日的傳統，是 “在大紅紙上寫過‘元旦舉筆百事大吉’之後，便照着黃曆所載喜神方位走出去拜年”。先動筆，然後邁開腳步，新年就這樣喜氣洋洋地充滿内心。
祁景頤日記所書“一年今日最分明，文字東方喜氣生”。圖自《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鈔本日記叢刊提要》
至于紙墨等書寫用具，新年發筆似無固定要求，一般的普通紙墨即可，當然，也另有一些人選擇朱墨。至于用筆，講究者甚而使用五色筆。更為鄭重者，則不僅用新紙，也試用新墨。如浙江紹興人範寅（1830-？，号扁舟子）光緒四年(1878)元旦日記雲：“巳初書紅，試新模扁舟子著書之墨，甚堅細而佳，惟新而膩，須俟三年後用之。”所用墨為著名的胡開文專制墨。由此可見，範寅對新年發筆何等重視。
新年發筆，書寫本身很重要，所寫的内容也有講究。不同的人在新年發筆中往往寄寓特定内涵。就表現形式而言，字數不等，單子、四字、五七字長聯等均可；就内容而言，更是人言言殊。新年發筆可寫單字，如曾國藩道光二十三年（1843）元日日記雲，“未明起……磨墨試筆，謹書‘孝’字、‘敬’字，寫課程單。”更為常用的，則是習見的吉祥語，如“萬事亨通”“大吉大利”“諸事大吉”等等。民間書寫聯語者也不少，如漢口年俗所作發筆語為，“新年開動龍虎筆，大吉大利到年底”。在我故鄉江西撫州，父親也曾告訴我新年發筆一聯雲“新年發筆大吉昌，一年四季保平安”。更為出色的文人則選擇詩歌作為新年發筆的主體内容。貴州人黃彭年（1824-1890）的元旦，多以元旦詩開筆，如，鹹豐六年、鹹豐七年、鹹豐九年均有《元旦試筆》詩。同治十年（1871）正月元旦，甚至填詞試筆，“瑞雪紛飛，豐年可蔔，填詞一阕試筆，時在武昌”。至于新年試筆的内容，則詩詞還能與吉祥語并行，因這年黃彭年所書吉祥語為“五福降中天”。不管怎樣，新年發筆大多數的文字均是指向吉祥。誠如祁景頤《 谷亭日記》1932年正月初一日記所雲，這些都是“吉事有祥之頌”。
黃彭年《遯庵日記》同治十年元旦試筆事，圖自《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
新年試筆所寫的也未必全是寫文字，有時還可以作畫、臨帖。對二十七歲的吳大澂而言，身處戰亂之中，新年仍有排遣不去的悶愁，辛酉年（1861）正月初二日的開筆，是畫窗心一幅，所謂“雨窗無聊，藉以遣悶”，而未寫下試筆的吉祥語。選擇以作畫開筆也并非罕見，倪稻孫《海漚日記》嘉慶十九年（1814）正月初二日，“燈下作畫一紙，足破岑寂”。這是新年以來倪稻孫的第一次動筆。光緒元年（1875）乙亥年元旦，陶濬宣《稷山日記》記載：“洗研試筆，學漢碑數紙”，看來又是以臨碑帖為新年發筆之始了。
總之，就内容而言，新年發筆這一儀式并無特别的要求。吉祥語自然是大宗，但不拘于此的文人完全可以随意選擇想寫的内容。就這一點而言，新年發筆這一儀式是松散的，不同地域、不同層次的識字者（并不一定是文人）均可随意選擇他所接受的書寫傳統，寫下他認為合适的發筆内容。甚至，一些持之以恒的文人還可創造屬于自己的新年書寫體例。
杜鳳治《望凫行館宦粵日記》光緒七年元旦書紅，圖自《清代稿抄本》
三、幽明之力與自省之維
元旦作為時序的分水嶺，以其除舊布新的魅力令人不自覺要在這一天做些什麼，以隐隐呼應時節的魔力。在正月初一，無論祭祀祖先，拜祭福德神、中霤神，拈香、默禱等，或是順着喜神的方位行走，可能都是順從這種節日力量的反應。江蘇儀征人方鼎錄（1824-1890）《琥齋日記》光緒七年（1871）元旦日記明确寫道：“申刻開筆，敬蔔《靈棋》。”在方鼎錄的新年活動中，開筆和利用《靈棋經》占蔔被視作同類事情，凸顯了開筆神秘莫測的一面。面對未知的新年，回顧逝去的舊年，一些關于不可捉摸的命運的展望以及對自身的總結，也就油然而生。于是，一種溝通幽明與砥砺自新的情愫在元旦的各種行為上鋪展而來。新年的試筆，就其功能性内涵而言，也在幽明之力和自省之維上展示了它的魔力。
方鼎錄日記記載“青龍開筆……申刻開筆，敬蔔《靈棋》”。圖自《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鈔本日記叢刊提要》。
許多清代日記在正月初一這天都寫下諸多溝通神明之事。例如清末民初的何蔭柟《鋤月館日記》并不記載新年發筆事，然光緒二十五年（1899）初二日仍寫明“安排祭品，祀福德神，家例竭誠，且為默告從此佑我，神其鑒之”。光緒三十四年（1908）元旦，何蔭柟“進天地香一瓣，心虔，煙清縷直，藉占利市，天贶恒多不設，成心自安我素，或不緻終遐棄也。……一家團賀，飽食發糕，取與财、官二者皆有牽合，亦等例文”。在何蔭柟的正月生活中，似乎一切都充滿隐喻。新年點燃的香火，被他視作占蔔的一部分。一家人大吃發糕，也被他通過聲音的關系，建築起“發财”與“高升”的願景。這些充滿隐喻的新年之事，既是何氏家族生活的實踐，也通過何蔭柟之筆，成為新年日記内容的一份子。日記由此為文人與神明在新年的溝通儲存了确定性的證據。
在新年溝通神明的方式中，新年發筆将之寄寓于文字之中，顯得較為隐晦，然而求諸神明的新年發筆，卻一點兒也不少。如姚永概《慎宜軒日記》辛卯日記（1891）初二日雲：“起牙牌數，得雲：‘大開圍場，射鹿得麈。顧盼自喜，中必疊雙。’遂以紅紙寫之，并謹錄‘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二語發筆。”雖然姚永概自己認定“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為新年發筆，但他起牙牌神數，并用紅紙書寫，已構成事實上的新年發筆。姚永概這一發筆行為表明，新年發筆與幽明之力的溝通效應。同時也顯示，新年發筆可能并非事實上的新年第一次書寫，而是一種建構性的主觀決定的書寫行為。在日記中，作者有權力決定哪些内容成為新年發筆，這就導緻一些并非新年初次書寫的文字被認定為新年發筆。
新年發筆的内容，既有導向神性的一面，也有燭照内心的一面。當他們将筆端反求諸己時，儒家心性修養的内容就成為最佳的試筆選擇。光緒七年（1881）元旦上午，在拜賀親友、飲棗湯之後，賦閑在蘇州的李鴻裔（1831-1885）發筆數行，并在日記中記下發筆内容：
上德養神，知神當春。知命不懼，強恕不瞋，克去太甚。息心煉心，不受纖塵。凡有見闇，如不見聞。我心不妥，猛龍可馴。有事無事，從容和平。煩惱恐怖，為心荊榛。損之又損，日新又新。綿綿譝譝，如月之恒。
李鴻裔《鄰蘇日記》所載元旦發筆内容，圖自《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
李鴻裔并用朱筆在天頭标注雲：“神即是性，随應随靜”。這一系列關于心性修養的自勉話語，是李鴻裔對于自我的激勵。這種激勵并未求諸神明，而多是道學家修養的要求，裡頭還夾雜一些佛家的修持手段。李鴻裔屬于特别信仰新年發筆、講究敬慎用筆者。其《鄰蘇日記》同治十三年（1884）元旦，“坐萬默齋發筆，書桐城張文和公《澄懷園語》數則。……夜讀《澄懷園語》三卷。”正月初三，以“黃素臨《道因碑》”。對新年裡其他時候的閱讀和動筆，李鴻裔都鄭重其事。李鴻裔所為代表了一類儒家思想熏陶者，他們發筆時往往不能忘情于“主敬”思想。例如，日記很少記載新年發筆事的孫宣（1896-1945）《宜樓日記》壬寅（1932）正月初一日，早起焚香拜祖之後，即“開筆試張栻《敬齋銘》”，《敬齋銘》言“事有萬變，統乎内心”，強調心的重要作用，展現一種對内心世界的關注。
敬慎于新年發筆的人相信，這一系列行為能夠為新年帶來好運。吉城日記光緒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一日，“承水硯墨，發筆書端，得新意矣”。此處所謂的“新意”，可能表明吉城對這次試筆十分滿意，認為這次書寫得新年之意。另一層意思可能是于日記中發筆，自以為有新意。總之，在吉城看來，新年開筆，是能夠給命運增添新鮮的意味。
介于幽明之力與個人自省之間，對讀書人而言，無疑以科考為最大事。科舉考試的偶然性催生了許多關于感應征兆乃至迷信的行為。而許多文人的新年試筆，正如前文梁章钜所論，與科考密切關聯。以曾在濟南作幕的安徽人孫點（1855-1891）為例，其人有《夢海華館日記》存世，載光緒七年至十三年間事，日記僅光緒十一年（1885）元旦記載發筆事雲，“晨起，發筆，詞雲：‘……是有天命，願奪其魁。歸對孺人，并顧稺子。永慶團圓，家庭樂事。’”光緒十二年（1886）正月，落第後的孫點，似乎很快忘記了發筆這件事，日記中除記載“擲狀元籌”之外，初三至初五均以手談（下圍棋）收束。光緒十三年正月，家人也仍以手談為主。孫點此後多年的元旦日記中，除賀歲外，多作博戲，觀劇，與居停主人“擲狀元圖”等，無一提及發筆之事。孫點偶或一現的新年發筆，表明他對此并不重視，然而這卻是清代文人新年發筆的一般狀況。文人的新年發筆正如中國人的求神問蔔一樣，講求的是即時效果，時效一過則無論靈驗與否，均抛諸腦後。
四、純粹讀書人蕭穆的“試筆”
對于中下層文人而言，元旦試筆寄寓了強烈的願望，盡管功名富貴已經遙不可及，但是這種信念，已經幻化為一種慣習。安徽桐城文人蕭穆（1834-1904）幾乎在每一年正月初一，都會謹慎地試筆，專注地讀書寫作，并将這些行為明确登載到日記之中。少年孤寒、中年以後落拓不得一第，僅靠校書、教館、入幕為生的蕭穆，以橫跨鹹豐至光緒間數十年的《敬孚日記》，展示了一位真正讀書人的本色。對癡迷讀書并搜羅鄉邦文獻為己任的蕭穆，新年試筆是如穿衣吃飯一般須臾不可缺的尋常舉動。
蕭穆的新年第一天通常圍繞試筆、祭祖、吃飯、賀年幾個主題展開。試筆的時間一般在清晨，或是上午的某個時間段。蕭穆總是在事務性的活動如祭祖之前，先行完成試筆活動。這一方面可見他對規劃時間的日課工夫甚佳，另一方面意味着他将試筆活動視作新年的優先任務。如鹹豐辛酉年（1861）元旦日記雲：“辛酉元旦，醜時開門，多聞爆竹之聲，甚有太平風緻。後乃卧，卯刻起，洗面入學，小坐，試筆後，祀祖。”于蕭穆而言，清晨入學館，第一件事是試筆，試筆之後才是群體性的祀祖活動。日記記叙十分簡略，然流水賬般的日常中，試筆畢竟處在一個顯眼的位置。
試筆，在蕭穆而言，并非刻意展示讀書人特性的表演性行為，而是自然流露的生活習慣。試筆、讀書，貫穿蕭穆平日的生活，在新年這一天不過是許多個平常日子的自然延伸。讀文章、翻閱書籍、整理書籍、試筆，這一系列和讀書事業有關的事情，蕭穆在元旦或其後一兩天從不落下。蕭穆沒有在日記中寫下新年試筆的具體内容，但推究其意，恐怕仍以吉祥語為主。可以推究的，是蕭穆在這一天閱讀的書籍是用心選擇的。同治五年（1866）元旦，蕭穆上午試筆後，“錄湯文正公詩一首後，取《漢書·韋賢傳》，臨方息翁批點，成二頁半。”次日，又“取《韋玄成傳》，臨其批點”。這種選擇，或有一些刻意的成分。韋賢（前148-前60）是西漢時期的鄒魯大儒，先祖韋孟（前228-前156）曾為楚元王傅，《漢書》本傳錄其長詩數章，有的人說那是諷谏，有的人說那是“述先人之志”。韋賢四子皆有名，韋玄成（？-前36）後位至丞相。鄒魯一地諺語雲：“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蕭穆的這些閱讀，充滿象征意味，寄托了他對個體和家族的希望。而蕭穆這一天所讀的湯斌詩文，也正如同治八年（1867）元旦讀張英的文集一樣，大概是希望沾染名臣的福氣吧。那些正大光明的本朝前代名臣及其創作的雍容的台閣詩文，恐怕也能給人增添一些端莊富貴的好運吧。蕭穆有意讀這些詩，就在不經意間流露了祈求富貴吉祥的心願。當然，蕭穆的新年閱讀并不總是這麼有選擇性。如同治十年（1871）元旦，蕭穆所讀為《日知錄集釋》，同治十一年元旦，翻閱的則是《欽定四書文》。這兩部書，與新年并無多少内在的關聯。這不難了解，畢竟，讀書、動筆對蕭穆而言是如呼吸一般的存在。排除新年特殊的喜慶氛圍，這樣的日子不過是又一個尋常的讀書天。
對日常手不離筆、目不離書的人而言，試筆的動作雖然尋常，可新年這個特殊的日子卻讓這一系列書寫動作變得具有儀式感，成為能夠承載心願的小小暗示。從鹹豐十年（1860）直至光緒十年（1884），二十五年間，除去光緒五年（1879）因為“天寒，不能試筆”之外，其餘的二十四年元旦，蕭穆都在日記中寫下“試筆”二字。這漫長的二十五年間，蕭穆從26歲的年輕人逐漸步入知天命的晚年，試筆是他在新年中不舍祈願的特殊堅持。盡管我們無從知悉蕭穆的試筆内容究竟寫了什麼，但這些年他應當對功名富貴尚存一些奢望。
蕭穆《敬孚日記》光緒元年元旦日記雲“日中試筆”，圖自《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
光緒六年（1880）以後，蕭穆存世的元旦日記尚有十九年，卻僅有光緒十八年和光緒二十六年的元旦日記明确提及“試筆”一事。五十歲以後，蕭穆的整個身心狀态已逐漸走下坡路，有時他為疾病所苦，如光緒十三年元旦前後患腳氣病，不能下床；有時為生計所苦，如光緒十五年以後數年間，蕭穆均寄居利和錢莊，新年隻能與夥計“談瑣事，玩骰子”。知天命年以後的蕭穆，不再寄希望于試筆可多大程度改善生活狀況，于是對這一鄭重的儀式也頗形淡然了。這十九年間日記中偶或一現的新年試筆，可能是蕭穆長期以來讀書動筆的習慣促發的，然而卻也是以更見蕭穆晚年讀書生活的蕭索與淡然。
光緒十八年（1892）元旦，蕭穆的新年依然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廣方言館東樓開始。天還沒亮，其弟仲珍就來催促他預備行禮，蕭穆趕緊起床洗臉，飲茶後，整肅衣冠，前往大堂，對着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禮。天亮以後，又随班江南制造局總辦和提調處行禮。忙完這些，回到廣方言館的蕭穆，虔誠焚香并試筆。直至上午十一點，蕭穆方才出門賀年。
在賀年與被賀年之餘，蕭穆還閱讀了《張文端公文集》，特别“讀其表文，以助吉祥之興”。随後他還閱讀了盧文弨的《讀史劄記》。夜晚，蕭穆對着燭火小坐了一會兒，就睡去了。光緒十八年元旦，陰雲整日，傍晚四點下起的雨一直持續到深夜。對讀書人蕭穆而言，新年第一天，他所做的一切都以讀書為根本目的，迎來送往是為了保住職位，為讀書創造良好環境。而對着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焚香試筆，則是虔誠祈願夫子保佑新年館事順順利利。與所有人一樣，他的心願是新年一切吉祥，而以讀書人獨有的方式表達而出。蕭穆選擇從桐城名相張英的文集中，閱讀那些充滿人神願景的章表之文，以寄寓吉祥的興頭。蕭穆沒有辜負他讀書人的“人設”，正月初二、初三，蕭穆接連鈔錄章學誠的文章，以後幾天，他也幾乎沒有一日停筆。
手不停披的蕭穆，始終做着讀書人的本分事。五十歲以後，他并非每一年都鄭重在日記中寫下“新年試筆”，但在新年開初的幾天，蕭穆總是親近書籍，沒有遠離書籍而作酒食争逐。光緒十九年（1893）元旦，蕭穆的兄弟侄輩均來家玩，但他依然是“日夜玩書、啜茗自适”。他在上午占蔔了本年的“身事”和“年成”，或許他也發筆寫下吉祥話語，不過，這沒有出現在日記中。正月初二，蕭穆整理了去年的收支情況。初三日，蕭穆檢點各類書籍，又看了《朱子年譜》。初四日，蕭穆依然清理年譜，并裝訂了自己壬辰年的日記。在熱鬧的新年活動中，蕭穆始終沒有松開心頭那根讀書之弦。
即便新年裡身體不适，蕭穆也不曾放下心愛的筆。光緒二十年（1894）正月初一，蕭穆去臘以來酸疼的手臂仍有未适，然而在第二天早飯後，他仍然拿起筆來，“追記去冬十二月二十五日以來日程”，并用朱筆校《徐騎省集》。光緒二十一年元旦，新年有疾的蕭穆雖沒有特别的試筆，但在晚飯後頭昏之餘，依然“追記日程數起”，以此開啟事實上的新年發筆。
對蕭穆這樣的底層讀書人而言，俗世的奔走往往遭遇碰壁，人生難有得意的時候。可幸的是，那些先輩手澤不斷給予他力量。可以想象，蕭穆的閱讀和寫作應當始終伴随着“相信文字具有力量”的信念。試筆這種古老的習俗，在每一個新年的第一天，不斷提醒如蕭穆一樣的文人，讀書寫作仍是有希望之事，是值得期待的。即便人到中年以後，百事蕭索，新年意興闌珊，也仍會偶爾想起這個習俗。光緒十八年、光緒二十六年偶爾在日記一現的“試筆”，表明他對“試筆”及其所帶來的希望仍有殘存的信念。
在成年以後的所有新年中，蕭穆始終不離書，不離筆，展示了清朝晚期一位純粹讀書人的本色。現存蕭穆日記的最後一天為光緒三十年（1904）七月四日，這一天他的日記隻寥寥數字：“晴，日閱田間詩。”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蕭穆仍在讀明遺民錢澄之（1612-1693，安徽桐城人，晚号田間）的詩。生命不息，讀書作文不止，蕭穆可謂中國“文字教”的聖徒。
新年發筆，于是于蕭穆而言，成為新年裡獨特的光明時刻，如一束光照亮他風塵仆仆之舊年的陰暗與不快。新年的讀書發筆，也給生活極度不安定的蕭穆以心靈的錨定。在新年約定俗成的祭祀、娛樂活動之外，新年發筆提供了鮮明的對照，凸顯了文人的特質。于新年的喧嘩中，這一小小的舉動為蕭穆這樣的文人提供了片刻的安甯。在鞭炮聲、吆喝聲中，無聲的書寫顯示了沉靜的魅力，表彰了文字的力量。
五、新年發筆的家族性
新年發筆作為一種普遍性的儀式活動，曾經遍布中國。鐘叔河《元旦試筆》認為：“在長輩人中，凡家蓄筆硯者，此風大約一直綿延到了一九四九年，包括鄉間冬烘先生和‘耕讀傳家’及略識‘之’‘無’的農工商人在内。”事實上即便在“十七年時期”，私人日記中仍保留了新年發筆的記載。改革開放之後，新年發筆的傳統再度得到複興。新年發筆傳統綿延不絕的生命力，令人不自覺想要窺探其生生不息的動力之所在。例如：在家族之中，新年發筆的傳統如何建立？普遍性的新年發筆，在主流男性文人群體之外，是否滲入閨門？這種傳統的力量的邊界究竟在哪裡？
新年發筆雖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過年習俗，卻也表現出明顯的家族性。前述梁章钜《浪迹續談》提及其祖父囑其新年發筆，可見梁氏家族新年發筆裡面的科舉因素。而在曾國藩家族，這一傳統在時間和形式上均有明顯的傳承軌迹。曾國藩日記從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即有元旦試筆的記載，此後盡管時有辍筆，但道光二十五年、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元旦的日記中均明确記載試筆一事。曾國藩對新年發筆一事的堅持，并将其記載到日記中的行為，應當影響到其子曾紀澤（1839-1890）。曾國藩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記雲，“早飯後，……旋至幕府賀年。至上房，家人行禮，試筆作字。”曾紀澤同一天日記記載，“午後習字一紙，又寫零字甚多。”這天，曾紀澤在曾國藩幕府中，對讀父子二人日記，可見曾紀澤午後習字，正是其事實上的新年發筆。而曾紀澤日記明确記載發筆之事，則從下一年度開始。從現存曾紀澤日記來看，有十三個年頭的正月初一日均顯著提及發筆一事。曾紀澤還保留了曾國藩新年作零字以試筆的習慣。此外，曾紀澤日記明确寫道家中如何保持此類傳統，其光緒十二年（1886）元旦日記雲：“辰正三刻起……發筆後，偕内人率兒女祀祖先及受賀，觀兒輩發筆。”可見，新年發筆在曾國藩家族不再是個人的新年選項，而是家族傳承有自的必須事宜。而從觀兒輩發筆一事，又可初步推測：發筆已成為曾氏家族過年期間刻意經營的家族人文景觀。這種長者觀看子孫輩開筆的新年一景，應當是許多詩書之家汲汲經營的家族文化事務。距離湖南數千公裡之外的溫州，地方性文人張棡（1860-1942）民國八年(1919)正月初一日日記，“有雪，諸兒開筆，大兒、三兒并吟五律”。新年舉筆關聯着書香、關聯着家族的讀書事業，故而對書香門第而言，家族衆多後裔紛紛在新年開筆，不僅昭示家族讀書事業後繼有人，也象征着家族興旺的香火綿延。
新年發筆，是一代代文人規訓而來的傳統。父輩寫，也要求孩子們這樣寫。讀書人家的孩子，元旦這一天首要的日課可能就是發筆，發筆之後，才是玩耍和娛樂。如鐘叔河在《元旦發筆》中所言，這天早上，“在大人的安排下，洗漱後被叫去坐好，磨墨展紙，用毛筆寫下‘元旦發筆，萬事如意’八個字，将其粘貼在壁上，任務便算完成，可以頑耍到正月十六看龍燈了”。曾國藩與鐘叔河都是湖南人，而梁章钜、林則徐等人則全是福建人，這是否表明，新年發筆這一充滿儀式感的活動，可能還存在一些地域性或族群特征？至少就滿洲八旗而言，從宮中到一般大臣及八旗子弟，均喜歡在新年發筆中書寫單字，表現出一定的族群特征。
馮婉琳《佩芸日記》整理本收入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第八輯之《近代女性日記五種（外一種）》中。
新年試筆逐漸浸染到閨閣之中，更證明此風之盛。清代閨秀日記日記存世不多，明确記載新年元旦事者更少。山西代縣人馮婉琳（1848-1914）為洪洞董文燦之妻，所著《佩芸日記》載有同治六年、七年、八年及光緒十年元旦事，其中光緒十年元旦日記雲，“晴煦無風。誦經竟午。試筆作楷。”初二日“用牙牌課蔔行年”。新年占蔔并試筆，是洪洞董氏家族傳統，董麟、董文煥（1833-1877）兄弟《觀阜山房日記》《岘樵山房日記》均有元旦牙牌占蔔、《易經》占蔔的記載（《觀阜山房日記》同治四年正月初一載“占牙牌”，《岘樵山房日記》同治二年正月初一載“元日試筆，再用東坡除夕韻”。看來，馮婉琳試筆或與董氏家族元旦試筆之風有關。不過，與董氏兄弟多作試筆詩的方式不同，馮氏試筆是作楷書。可惜，馮婉琳日記明确記載元旦“試筆”僅如上一次。其同治七年（1868）元旦日記記載牙牌課蔔，而同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日記始提及“作楷”（62頁），這或許也是一次試筆。盡管關于女性在傳統中國新年試筆的記載甚少，但馮婉琳的日記至少表明，閨閣之中已浸染此風。
綜括言之，新年發筆是所有讀書人在新年的第一場集體性的文字狂歡，是一場信念、願望、不安和勖勉的盛會。新年第一次書寫的文字，不僅宣示了希望和祈禱，寓意了吉祥和祝福，也在深層次揭示自己的渴望、失落和舊時光裡的遺憾。這些高度抽象的吉祥用語反映了普遍的志向、抽象化的理想，但這些程式化的用語也植根于日常生活和實際需求之間。一些文人變換用語，使用元日試筆詩等方式，又使得這些文字變得多元。在展望新年和未來之美好的同時，一些追憶往昔的新年發筆充滿歎息，同樣耐人尋味。現代著名文獻學家陳乃乾（1896-1971）1959年日記開篇雲，“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來枕上聽雞鳴。轉頭三十馀年事，不到消磨隻數聲。黃梨洲句。己亥元旦試筆，時年六十又四。”陳乃乾現存16年的正月日記，所記試筆事惟此一處。對年艱難時代的老人而言，新年發筆以歎息模式開啟，并不令人意外，卻也足夠讓人對新年發筆樣式的多端生出無限感慨。自然，這些多元的特性使得新年發筆成為展示道德修養與文學技藝的一部分。文人不僅可将其用于表達通俗的願景，也可用來表達個體微妙的訴求。
仍将清朝視作“儒教中國”（列文森語）鍊條上的一環，就不能不對清朝文人這種普遍性的元日書寫活動，做出一些信仰上的解釋。與傳統中國的許多文人一樣，清朝文人的諸多書寫活動都可以籠罩于“文人信仰”之下，這種文人信仰的核心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附着其上的諸多文字，均可視作這種文人信仰的注腳。宗經征聖的文章，衛道明道的詩文，均可視作這種信仰的産物。元日書寫則再一次印證了這種信仰，并将其與民間的習俗融為一體，隐迹其中。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叙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作者機關為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