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的曆史意義丨鳳凰書評

英國曆史學教授約翰·托什在《曆史學的使命》一書中說：“曆史賦予我們兩種形式的權力。一方面，通過将人們牢固地‘捆綁’在對過去的同一性叙述之中，曆史可以被用來加強群體認同感（對國家或是對社群）；另一方面，通過充實那些有作為的公民的思想資源，曆史賦予他們權力。”傳記作為一種曆史叙述方式，從誕生之初即以實作曆史的這兩個使命為其終極目标，在群體認同感中建構着“有作為的公民”的思想史。卡萊爾所說的“曆史是偉人的傳記”這句話雖因無限放大了偉人在曆史上的意義、忽視了普通人的存在而遭到大衆社會以來知識分子的指摘，但是卻抓住了傳記文體最初的核心，說明了傳記與曆史叙述之間彼此不可分割的關系。優秀的傳記等同于優秀的曆史叙述，抑或說，傳記是一種從個人視角打開曆史的文體，傳記的曆史意義需要重新思考——這樣的表述為現代以來因其想象藝術建構而遭受曆史學排斥的傳記多少帶來了正面的肯定。曆史學家黃克武先生為紀念嚴複逝世100周年而寫作的傳記《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複》，通過嚴複的個人史打開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在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發展程序的認同感中為嚴複這位思想啟蒙者賦予了曆史的意義，也為傳記文體賦予了曆史的意義。

個人史是曆史的一部分

《筆醒山河》的作者黃克武為斯坦福大學曆史學博士，現為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從1998年出版《自由的是以然：嚴複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以來出版和發表了20多部（篇）關于嚴複的研究成果，是資深嚴複專家。“筆醒山河”一語源自2017年福州拍攝的嚴複紀錄片《筆醒山河——千年大變局中的嚴複》，之是以援引該标題，作者說“是要凸顯他（嚴複）在啟蒙方面的原創力與重要性”，“标題的四個字最能彰顯嚴複的曆史角色”——近代中國的啟蒙先驅。

《筆醒山河》作為啟蒙思想家的傳記，重點是關注嚴複的思想内涵，全書用三分之二強的内容“透過對嚴譯作品的分析，展現他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特點，及其對時代的沖擊”。嚴複是近代中國最早且最具影響力的以引介西學來啟蒙大衆、救亡圖存的啟蒙家、思想家與教育家，他所引介的西學以及對中西文化的思考，成為中國現代思想的重要源頭。

相比嚴複的人生經曆，讀者更熟悉他所譯介的赫胥黎《天演論》中“物競天擇”“适者生存”達爾文進化論。1898年翻譯出版的《天演論》曾掀起一股讀書熱，當然更重要的是讀書熱所帶來的思想啟蒙風暴。蔡元培說：“‘物競’‘争存’‘優勝劣汰’等詞，成為人人的口頭禅。”胡适在《胡适四十自述》中回憶自己在上海澄衷學堂讀書時《天演論》的風靡程度：“嚴複所傳播的思想像野火一樣，燃燒了許多少年的心和血。”1905年，胡适14歲時受到《天演論》的影響，為自己取了“适之”作為字，胡适之的名字由此而來。魯迅在《朝花夕拾·瑣記》中記下自己1898年在江南水師學堂讀到《天演論》時的興奮：“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裡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曹聚仁說：“近20年中，我讀過的回憶錄，總在500種以上，他們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論》的影響。”雖然嚴複比魯迅和胡适等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文化界趨新人物年長一些，但從大的曆史時間段來看，依然屬于同時代人，同樣是清末民初接受新式教育而成長起來的新知識分子。但嚴複最早從中西文化對比的角度，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核心價值，奠定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思想發展的基調。“五四”時期将民主、科學與反傳統結合在一起，作為建設新中國之藍圖，是由嚴複的翻譯為開端，而魯迅、胡适等《新青年》雜志的撰稿人繼承并發揚光大。

思想家的傳記不易寫好，因為“要知道思想家大部分時間都是坐着思考”，但漢娜·阿倫特結合自己10餘篇思想家傳記寫作經驗認為，可以“用心理學和傳記因素來解釋”思想家身上“某種迷人的東西”，這即是從其生長環境以及家庭等私人化領域入手，因為一般被偏見所有意淡化的私人生活的再現其實使公衆人物更具有真實感。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傳記，《筆醒山河》除了重點闡述嚴複之是以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思想内涵之外，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講述了嚴複的私人生活：幼年喪父，家庭陷入經濟危機，無法繼續在私塾中接受傳統教育，無奈中選擇“除了供應衣、食、住，每月還發放四兩白銀津貼”的福州馬尾船政學堂。該校以西學為主，主要用英文授課，但同時也強調中學，學生必須以固定的時間來學習古文，嚴複後來會通中西的理念最初植根于此。1877年赴英留學，緻力于吸收西方知識，1879年回國後師從吳汝綸，學習桐城古文，後又四次參加鄉試，雖均以落第告終，但強化了古文素養，後在維新運動時期系統地閱讀西方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學、教育學方面經典著作，奠定了中西學問的基礎。嚴複“充滿了困頓”的“并非平安順遂”的一生最終成就了他學貫中西、飽受争議的啟蒙思想家的一生。

作為一名曆史學家，作者在呈現嚴複思想發展脈絡的時候，除了講述時代局勢和個人家庭的大與小、公與私的背景因素之外，關注個體與集體在造就一個時代之風氣中的互相作用力，将筆墨更多放在嚴複與同時代“有作為的公民”如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當時維新派人物的交往史上，其中重點講述了與同為時代思想引領者梁啟超之間從思想上的交會到差異、質疑以及疏遠等細節，頗具大曆史中的細節感。讀傳記亦是讀曆史。這些交往不隻是個人間的交往，同時反映的是在戊戌變法前夕天津和上海兩地維新人士之間的關系，從一個側面呈現了由多重細節建構的近代思想曆史畫面。

曆史的意義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流的曆史學家，他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編》中說：“曆史的目的在将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并對所謂“新價值”進行了闡釋：“價值有兩種，有一時的價值，過時而價頓減；有永久的價值，時間愈久，價值愈見加增。”同樣作為曆史學家，黃克武在本書中對嚴複啟蒙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價值做了梳理和評價，肯定其“一時的價值”，更是站在曆史的長時段發展充分肯定其“永久的價值”：“在清末民國中國思想文化轉型的過程之中，嚴複思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清末時，嚴複是引介西學的啟蒙先驅，他的作品一方面開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孕育了批判傳統、追求民主、科學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也展開對此一啟蒙論述(以胡适、陳獨秀、魯迅等《新青年》作者為中心論述）的反思，探索科學、民主、愛國、反傳統等觀念的局限或缺失。”

嚴複有關“中學和西學的異同及其互相關系”的看法充分展現了其思想的獨特意義。嚴複反對19世紀末“西學中源論”“中體西用論”以及20世紀初“全盤西化論”，自始至終，他對中西文化一直保持着一種去蕪存菁的态度，對兩種文化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黃克武先生對新文化運動以後有學者批評嚴複早期傾向西學而晚年回歸保守等偏見予以了更正。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認為嚴複所引介的理論環繞着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演化論與邏輯學，此四者是一套具有整合觀點的國家構想，具有新的曆史高度。

時間走過百年，那個時代的發展、成就及其局限，曆史都給予了答案，嚴複思想的“永久的價值”需要重新評估和認識。正如福建省嚴複學術研究會會長鄭重先生所言：“當我們為發展現代化社會主義經濟重新研究經濟學時，一向被認為‘不合時宜’的嚴複，他的許多理論是那樣适合百年後的今天的時宜，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驚歎和高度的重視。”

這部傳記有一個小遺憾，即全書沒有對引文作注釋，缺少曆史著作應有的嚴謹考據感。當然這個遺憾是作者有意為之，他在“序”中說：“希望能以簡潔的文字為一般的讀者介紹嚴複的一生。是以在行文上力求精簡，盡量少用引文，也不像正式的學術著作那樣加上注釋。”

時間未曾講述的，曆史總會講述。這也是年鑒學派學者布羅代爾的長時段觀點，研究長時間的曆史現象，才能從根本上把握曆史。當我們今天閱讀嚴複的傳記，不隻是為了知道他度過了怎樣的一種人生，而更是希望從他的個人史角度去認識和把握他們那代人所生活的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曆史及其百年後的當下意義，這正是傳記的曆史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