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和他的京派師友們

汪曾祺在抗戰烽火中，輾轉到昆明報考西南聯大，他是奔着沈從文去的。果然，在沈從文的習作課上，他得到沈老師的教誨頗多，是沈老師的得意門生。沈從文向鄭振铎、李健吾等文學名家推薦學生的習作，盛贊汪曾祺比自己寫得還要好。而汪曾祺難忘的是，沈老師曾批評他的小說人物對話，像兩個聰明的腦瓜在打架，炫才華，不夠生活化。他後來就比較注重雅俗共賞，把一身才華揮灑得讓廣大讀者喜聞樂見。

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影響是終生的。“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汪曾祺寫沈老師的詩句，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他老師“玩物”，壇壇罐罐，舊紙繡片，後半生“玩”成了文物專家；他自己呢，小說裡簡直有一座汪曾祺的“百工坊”：戴車匠、錫匠、銅匠、雞鴨名家……五行八作，一歲貨聲，令人想到《核舟記》《口技》、甚至《本草綱目》《天工開物》中洋溢的那種意趣。

而影響最深的，當然是對文學的态度。汪曾祺一再寫到沈老師寫作時那一股蠻勁、狠勁，經常寫到流鼻血；當汪曾祺畢業後找不到職業、消沉自毀時，沈老師寫信把他大罵一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他們師徒二人生命所系在一支筆啊。隻是，沈老師後半生寄情文物，文學的筆擱下了，而汪曾祺則迎來他文學事業的第二春，大多數讀者知道他，都是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淖記事》《受戒》開始的，而其實，40年代，他已躍上文壇，引起那時的文學青年黃裳等人的關注了，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就是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是以，“著書老去為抒情”也是汪曾祺的自況。沈老師擱下了筆，影響還在，汪曾祺說，寫《受戒》裡的小英子、小明子的時候，他心上是有沈老師《邊城》等作品中翠翠、三三們的影子的。

老師的影響，還包括老師周圍的朋友們的影響，比如楊振聲、張奚若、金嶽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汪曾祺曾寫道：“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

汪曾祺很欽佩林徽因三十年代寫小說就熟練運用意識流技巧，而且用得非常自然——這一點，詩人卞之琳也很有同感，1980年代即撰文《窗子内外：憶林徽因》，有細緻的品評。那時，文壇幾乎遺忘了林徽因。林徽因熱，還要好多年後。汪曾祺賦詩有句:“沙龍卧病猶高詠，鼓瑟湘靈曲未終。”盛贊林徽因“鼓瑟湘靈”般的“高詠”，遺憾其因病早逝“曲未終”。汪曾祺會遺憾“吾生也晚”吧，沒趕上跟随沈老師出入林徽因的客廳，未曾領略貌美如花而又驚才豔豔的林徽因滔滔不絕的高論妙論；好在林徽因寫給沈二哥的信還在，汪曾祺當能領略那一輩師友間的風雅與高誼。在信中，林徽因與沈從文交流着彼此正經曆的情感苦惱，分析精神生活與人性種種，勸慰着又鼓勵着，那麼真率細緻，熱情而又理性，汪曾祺與讀者們一樣，真可以“見字如面”了。

卞之琳比汪曾祺大10歲，30年代初已是林徽因座上客中最年輕的一位，這一方面因為兩人都寫詩，彼此欣賞，還有一個原因，卞之琳是徐志摩的學生，是得意門生——徐志摩安排新月書店出他的詩集，因飛機失事而告吹。是以卞之琳尊林徽因為長者，雖然他隻比林徽因小6歲。直到林徽因去世，他們之間一直保持了誠摯的友情。林徽因熱情爽直有時鋒利的談吐、大方風度，令性格有些拘謹的卞之琳很放松也很惬意。

汪曾祺與卞之琳，似無直接交集，雖然他們後半生都居住在北京。但卞之琳與沈從文是多年的老友，沈從文逝世，《人民日報》《文彙報》都來請他寫紀念文章，可見其關系密切，人所共知；而卞之琳追求張充和，雖沒成功，詩文中卻處處秘藏着美麗倩影，汪曾祺也不會不曉得，隻是不會寫出來——這一點，汪曾祺比較“老派”的。但卞之琳與汪曾祺都推崇廢名，都寫在文章裡了。

廢名畢業于北大，1920年代成名，他相貌高古，其文如其人，即便寫小兒女情态的小說，那片竹林、桃花後面總隐約掩映着五祖寺，由青春而入禅意，味道有些缥缈；《莫須有先生傳》更為奇崛，他寫得煞有介事，讀者也看得驚異有趣。廢名本名“馮文炳”、改名“廢名”到小說人物取名“莫須有”，他似乎執意要藏匿在曆史深處。但汪曾祺念着他，說自己受過他的影響，寫舊體詩贊廢名，“禅心寂寂似童心”“誰識清詩滿竹林”之句，可謂知語；晚年應邀為廢名作品集寫序，敬仰之情滿溢文字之間。而卞之琳，也非常欣賞廢名，1980年代初也為廢名的選集寫過序，和汪曾祺一樣，都說自己不夠格——那時廢名已死去近20年了。

廢名寫小說的名氣大，但他的詩更奇妙，卞之琳的詩“你站在橋上看風景”起句的那首《斷章》，幾乎盡人皆知，廢名的詩似乎還沒有“出圈”，隻是文學圈裡人和讀到其詩的人會一見傾心、激賞。不妨讓兩人的詩PK一下：

《栽花》

廢名

我夢見我跑到地獄之門栽一朵花，

回到人間來看是一盞鬼火。

《街頭》

行到街頭乃有汽車馳過，

乃有郵筒寂寞。

郵筒PO

乃記不起汽車的号碼X,

乃有阿拉伯數字寂寞，

汽車寂寞，

大街寂寞，

人類寂寞。

《魚化石》

卞之琳

我要有你懷抱的形狀，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線條。

你真像鏡子一樣地愛我呢。

你我都遠了乃有魚化石。

兩人的詩，很是奇妙，中西古今之味，勾兌比例，同與不同，值得細細品鑒。

詩人卞之琳輕易不寫小說，一旦出手，便也如其詩一般遠山含黛、雲鎖煙埋、卻道天涼好個秋。卞之琳是作家，也是翻譯家，學者，文學品味頗高。他的好友，他們漢園三詩人的另一位——何其芳，後來也是文學評論家。三十年代，卞之琳與何其芳曾在廢名北平的家中住過幾天，那時廢名南回省親，安排老仆人接待他們，卞之琳自承是廢名的小友，說廢名雖然私下喜歡談禅論道，但人情味十足。

何其芳的成名作《畫夢錄》，“我想談說種種純潔的事情”，檐雨、星光、扇上的煙雲、獨語的少年、夢中的道路……一度也融入汪曾祺的少年夢想中吧？雖然後來兩人沒有什麼交往記錄，汪曾祺卻有詩贊曰：“鼙鼓聲聲動漢園，書生擲筆赴烽煙。何期何遜竟垂老，留得人間畫夢篇。”

抗戰改變了多少人的道路啊！寫小清新詩文的何其芳，其散文集《畫夢錄》與曹禺名劇《日出》一起獲得《大公報》文藝獎，評委是朱自清、葉聖陶、楊振聲、朱光潛、巴金、李健吾、林徽因、沈從文等文壇名家。那是1936年，全面抗戰前一年的文壇盛事。其後，何其芳去延安魯藝，成為黨的文藝工作者，1940年代到重慶傳達《講話》，是胡風等在國統區的作家們眼中的延安來的“大員”，新中國成立後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但其一生始終保有汪曾祺詩中所言的“書生”氣質。

上述這些人，沈老師及沈老師的朋友圈，對汪曾祺的文學生涯、文學态度及理念都有影響，汪曾祺何以成為汪曾祺，似可從中領悟一二。師友們彼此間或隐或顯的影響脈絡，如文章中的伏筆，穿越時代與個人命運，也像詩詞中的“互文”，彼此注釋、補充，聲氣相通，又和而不同，但彼此欣賞。這些人，後來大體上被文學史家歸為“京派”。

說起來，1930年代文壇上曾有“京派”“海派”之議，包括魯迅在内許多文人都寫有文章。但僅就文學品質而言的京派，其實從二十年代已有流風一脈。

作家在文學史上的位置，要在多少年後才看得清。汪曾祺對自己的文學成就是有期許的，也有自信——有時喝點兒酒，在家裡對兒女“狂”一下：你們對我好點兒，我肯定是要進文學史的。文學史家嚴家炎寫流派文學史，把他看作“最後的京派”，他說：可以吧。但他心中還有惶惑。他似乎隻想作為受過重要作家影響的較次要作家，把自己放在文學史中講沈從文那一章就可以了。

後來學者吳福輝編《京派作品選》，收入他的作品，并在前言把京派”論定”，汪曾祺讀了《前言》，才“對京派這個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了一個清晰的了解”，才肯定“京派”确實是一個派，欣然認可自己是這一派。後來他在文章中還特意差別“京派”并不是“京味兒”。也是在這個時候，他寫了一組舊體詩，共5首，寫了5個作家：廢名、林徽因、沈從文、何其芳，還有周作人。周作人在抗戰中附逆落水，如汪曾祺所評：“千秋誰恕錢謙益”，但他前半生與其兄魯迅卻是五四文壇引領風尚的人物。周作人1920年代就特别推崇廢名，廢名每有著述出版，周作人幾乎都為之寫序宣播；即便1960年代可謂落魄了，日記中還記下出街購買一本廢名的作品，可見其始終關注。汪曾祺詩中加入周作人，應該是明了其文學趣味對京派作家的影響吧。

汪曾祺給吳福輝的信中寫道：“這些作家雖然并無組織上的聯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間從未謀面，但他們在寫作态度上和藝術追求上确有共同的東西。”

京派文人一般都有學問，作品雅正隽永，大都是陽春白雪的純文學，耐人尋味，也經得住時間流轉、時代的變換，魅力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