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徐定忠（左二）與同僚一起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向受訪者提供地圖
新華社廣州9月3日：航空救援：駝峰航線中國飛行員後來聚集在一起紀念他們的父母
中國新聞網記者 蘇有維
"1942年初，中華航空招募了大批飛行員參加駝峰空運，我父親徐定忠報名擔任副駕駛，冒着生命危險向中國空運物資。除了惡劣天氣的影響外，還有日軍的襲擊，他們經常派飛機攔截不可靠的運輸機。"
廣東省航空協會副會長許國基在中國人民抗日戰争勝利紀念日前夕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和美國共同開辟了中國西南山區的航空通道，以確定戰略物資的運輸，這是兩國飛行機組人員共同創立的世界航空史上的壯舉。
徐定忠1916年12月出生于南京，南昌中央航空機械學校機械二期畢業後學習飛行。
許定忠和他的妻子趙敏在1994年冬天的昆明駝峰飛行紀念碑前被拍到。向受訪者提供地圖
"當我父親乘坐駝峰航線時，我飛了好幾天，有時是在印度的汀江機場。徐國基向記者提供許定忠在他晚年自稱"難忘的駝峰飛行"的文章，稱從汀江到昆明來回飛行一次飛行時間是六個小時，但有時往返飛行結束後由于物資積壓或航班人員流動不能來，還要單程飛行三個小時。每人每月累計飛行時間至少是幾百小時，甚至一個月幾百小時，這在今天看來顯然是一次嚴重的逾時飛行，但在駝峰空運期間根本不是問題......在駝峰空運的後期，當天氣好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地面在的情況下，偶爾也會在途中發現一些銀色的飛機殘骸，這些飛機墜毀現場不在重疊的山脈和古老的森林中，或者在懸崖下的深淵......
"我的父親在駝峰飛行期間也得到了愛，并愛上了我的母親，一個白人女孩。飛行員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稀缺的職業，我的母親出生在雲南大理，一個汽車司機很少看到的地方，更不用說駕駛飛機飛向天空的飛行員了。徐國基講述了父母的愛情故事："有熱心人介紹我的父親，我母親知道，跑去看飛行員的樣子。因為門口看到的人很多，她個子不高，在後面不時跳起來往裡看，這一幕是我父親看到的一種很好的感覺，然後兩個人一起走。"
陳偉齡在抗日戰争期間唯一的一張空軍飛行服照片。受訪者提供了一張地圖
徐國基回憶說，1949年7月初，徐定忠到廣州白雲機場新開通的空中交通管制站大廈擔任管制員。此時，廣州已經面臨解放，部分塔台管制員在十月初已經離職，"但父親堅守工作，直到廣州解放，控制站由廣州軍區空軍（航空師）接管，其餘人員全部被人民解放軍接納。"
新中國成立後，徐定忠随白雲機場其他人員調到廣州民航處，在此期間，他和其他管制員按照原《航空交通暫行條例》等規定，制定了新中國民航的規章制度，確定飛行安全。徐定忠還擔任過飛行員教官，在民航機場各地教學生。
在徐國基的指導下，記者來到廣州十九路軍抗日戰争紀念館的廣東省航空紀念碑。
中國民用航空局為陳偉齡出具的起義證書。向受訪者提供地圖
這座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在東征北方和抗日戰争中喪生的中國航空工業先驅和空軍将領，以團結海外同胞，促進祖國統一。紀念碑正面刻有孫中山銘文"航空救贖"四大字，背面刻有徐強元帥寫的"廣東省航空紀念碑"銘文，南面刻有銘文，西面镌刻着266名因公殉職的航空烈士的名字。
在紀念碑前與徐國基一起接受采訪的陳安琪回憶起在駝峰飛行中的父親陳偉玲。陳偉淩1919年9月出生于南京，1937年8月目睹日軍轟炸南京，決定入空軍。1937年底，陳偉淩與家人一起回到祖籍廣州，在空軍軍事學校學習飛行。1940年底至1943年，陳偉齡在空軍第11旅服役，保衛成都和重慶。1945年初，陳偉齡加入中華航空擔任副駕駛，并參加了駝峰空運。
飛行員後代（從左到右：陳安琪、徐國基、李寶英）在廣東航空紀念碑前合影
"在抗戰期間，我父親在空軍飛行了700個小時，在中國國際航空公司飛行了300多個小時。陳說，1949年底，陳偉齡參加起義，1950年從香港回陸，在新中國從事民航工作，直到1981年退休，擔任國際航線機長、進階飛行教官，飛行1萬多個小時。
"我父親在他去世前幾天對我們說，'如果我有力量，我想和小日本一起飛翔，我不會像這樣死在床上。陳安琪回憶起那一幕淚眼汪汪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