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溫州作家哲貴在北京研讨會上。
3月2日下午，北京十月文學院，《十月》雜志為浙江溫州籍作家哲貴的小說《仙境》開了一個研讨會，研讨會主題為“地方傳統與當代叙事——哲貴《仙境》研讨會”。孟繁華、賀紹俊、梁鴻鷹、張莉、饒翔、嶽雯、徐剛、叢治辰等十餘位批評家參加讨論。
《仙境》這個短篇小說是近幾年《十月》雜志最有影響的作品之一，上過很多文學年度榜。評論家們認為，哲貴的寫作從“信河街”以一種悠然簡練的調子出發，使用一貫樸素的叙述形式，鋪展開每個故事的線條和紋理，在平靜的語調中展現、還原出諸多溫州當代生活的日常。在小說集《仙境》中，哲貴以一位作家對地方生活形态、行業生态、個人境遇的觀察，展現出種種真實人生的鏡像。同名小說《仙境》更是将視線由經濟生活轉移到曲藝領域，以多條叙事線交彙、糾纏出一整部探求精神理想與自我實作的故事。《仙境》跟哲貴過去個人主流的寫作發生了一些變化。原來哲貴寫商人系列，當然跟傳統寫商人不是一個路徑，他不光是從命運，還有内心的一些東西去挖掘。
《仙境》一開始是一個短篇，最早發表于《十月》2020年第三期，同名小說集已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收入其最近四年的短篇作品。一共十篇，最早是2016年的，《歸途》比《仙境》早一年寫，寫作時間最近的就是《仙境》。
哲貴在研讨會上說，“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仙境》對我的寫作特别重要，在《仙境》之前，我對世界的了解跟《仙境》之前和之後不一樣，這個不一樣是角度的不一樣。在《仙境》之前，我對小說的了解、對文學的了解，包括對這個世界的了解，都是從外往内看，我是用曆史、文化、經濟、社會的各種力量來壓迫小說人物往内心走。但是《仙境》不一樣，從《仙境》開始，我對整個世界的了解、對小說的了解、對小說人物的了解做了調整，從内部開始，首先從人開始，從人看曆史、看社會、看文化、看經濟，是以在《仙境》裡面，人物是最主要的，它是擺在首位的。正因為這個原因，是以在《仙境》裡面人物跟我以前小說的人物不一樣，他會更自由一些，也更任性一些。”
“每個作者寫作過程中都會碰到“我”，這個寫作的人在不在場的問題，在不在場好不好我們不說，因為目前也沒有定論，但是在我的寫作過程中，特别是《仙境》的寫作過程中，也是關系到了解的問題，這個了解跟内外視角的了解，它關系到如何勘探世界邊境問題，也關系到世界人與人、人與物，以及物與物之間如何相對依存的問題，更關系到世界如何建立、塑造和呈現的問題。”哲貴在研讨會上坦言。
那麼，《仙境》到底寫了什麼呢？用評論家徐剛的話來說， “你會發現裡面的主人公全都是某一類人，所謂的民營企業家，大老闆的兒子或者是接班人，一出場就解決了财富自由問題，家裡有礦可以随便造。過去我們談物質匮乏，今天把物質匮乏解決了，你要面對的就是物質豐腴帶來的煩惱。其中有一篇談到前無光明，後無救兵，談個體精神高度孤立無緣的狀态。是以哲貴的小說要解決什麼問題？是有錢之後應該做點什麼的問題，這是既具有世俗性，又具有非常普遍的精神意義。”
《十月》主編陳東捷說，“《仙境》離開慣常的題材，他寫藝術家的命運，當然中間有很多很豐富的東西，比較從容，比較柔軟，但也是氣韻生動的小說。哲貴整體的寫作，過去講嚴肅作家，他确實是嚴肅作家，他對自己要求非常高，不斷對自我豐富和突破，哲貴确實是很值得我們将來期待的一個作者，一篇新作出來，我們看完以後大概就會判斷他寫成什麼樣，哲貴經常會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感受，也突破我們閱讀的正常，這樣的作家确實值得尊敬，也值得期待。”
陳東捷透露，“有一次我們聊天，他把天下所有寫商人的有點名氣的著作全部讀完，他有一個很宏大的抱負，這個抱負現在還在。”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說，小說的人物是一個商人，同時又是一個隐秘的藝術家，這可能跟哲貴的寫作史有關系。哲貴的寫作史肯定跟他的現實經驗有關系，在這個意義上，這又是一個地方傳統，可能生在溫州的哲貴更能夠同時感受到商業文化和浙江文脈之間的關系。是以這個作品不單單是展現了地方傳統，它其實是一個當代叙事。戲和商人的關系，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關系。
也有評論家認為，《仙境》的叙事可能是新的中國叙事，就是如何講述财富，如何去處理富裕起來的中國人，他們怎麼安頓他們的精神主體。這個故事本身又和浙江溫州這個地方牽連着工商業傳統，《仙境》特别有意思的是，以信河街為背景，這個背景跟哲貴的非虛構作品《金心》進行互文對讀。
以下，是兩位嘉賓關于《仙境》的精彩分享——
研讨會現場。
【孟繁華：所有的不可能成就了《仙境》的可能】
孟繁華說《仙境》——
信河街是哲貴的香椿樹街或者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在信河街我們可以随處找到所需要的關于哲貴小說創作的消息，或者說信河街就是哲貴小說的後宮，他的好評如潮的短篇小說還是來自信河街，他取名《仙境》，與其說《仙境》講述一個故事，不如說它講述一個神話，在現實或者邏輯的意義上，這是一個不可能實作的故事。故事本身是一個巨大的悖論，或者說是一個不可解的悖論，這個悖論就是魚和熊掌的悖論。子承父業，做一個皮鞋帝國的王者，是餘展飛看得見、摸得着的人生前景。事實上他也确實接過父親皮鞋帝國的王位，在當下價值觀中，這是年輕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人生。但餘展飛心有不甘，他看過舒曉夏的越劇《盜仙草》之後執意要學習，學習的動力來自越劇演員舒曉夏，餘展飛看過舒曉夏扮演的白素貞之後改變了人生，他原來的人生除了皮鞋還是排洩，是她演的白素貞讓他看到除了皮鞋，他的生活還有夢想，而且是一個隻有他看得見、摸得着的夢想，或者換句話說，她演的白素貞讓他突然從眼前生活中飛出來，讓他看到原來沒有看到的東西，那些東西是他以前沒有想過的。于是餘展飛便和越劇團的前輩俞小茹學戲，餘展飛确實是一個學戲的材料，他學演白素貞能夠讓越劇團台柱子舒曉夏感到巨大的威脅。這個威脅對舒曉夏來說并不陌生，她曾經給過俞老師這種威脅，當她第一次正式登上舞台成為白素貞後，她從俞老師的眼神看出來她是多麼哀傷，多麼無奈，那是走投無路的絕望，這種感覺不是長驅直入的，而是馄饨的、彌漫的，是眼睜睜看着自己枯萎的悲涼，眼睜睜看着自己消亡卻無能為力。
梨園行确實有這麼一個問題，它和學界不一樣，學界抓住一個好學子喜出望外，巴不得你的文章比我好。但是演戲真是不一樣，為什麼有的老師要留一手？就怕你超過他。包括武行也是。
舒曉夏的感受，從一個方面表達了餘展飛在學習方面的精進，餘展飛天才的演戲能力使他有機會進入越劇團做一個專業演員，當這一切都有可能的時候，餘展飛拒絕了，餘展飛還是子承父業繼承皮鞋帝國，但是餘展飛的夢想還在《盜仙草》中展翅翺翔，一上台餘展飛就忘了音樂，他不需要音樂，他要的是仙草，音樂變成一種提醒，讓他不斷向前，不斷飛翔的提醒，回到台下餘展飛依然沉浸在那種情緒和情節中，白素貞口弦仙草飛向許仙，她似乎聽見舞台下巨大的掌聲，看到俞老師跑到背景，激動的抱住他，不停的跺腳。這個寫得太精彩了，這一個跺腳動作把一個人一覽無餘呈現出來，這是哲貴的高明。
據哲貴說，這個小說是源于一個鼓詞藝人辦起服裝公司，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在上海挂牌上市，成為全國很有特點的服裝企業，除了做服裝特别注重文化建設，建立中國第一所服飾文化博物館，請專家編撰服飾書籍，他每次出現在公共場合，眼鏡一次一換，頭發絲毫不亂，有人說他身上穿的都是自己設計和定制的，看不出和其他企業家有什麼不同，這估計是有意為之的，他每次強調穿的是公司生産的牌子，再平凡不過。有人也注意過，他發言講到忘情處會翹起蘭花指，臉色绯紅，連聲調也變了，可仔細一聽又沒有變，他是受人尊敬的企業家。很多時候大家忘記他曾經是鼓詞藝人，可是在兒子結婚典禮上，他突然搬出鼓詞樂器上台唱了十四娘收妖。
這個鼓詞藝人的經曆平平常常，沒有特别之處，但是鼓詞藝人的所作所為都是正常的、可能的，而《仙境》确實是由一系列不可能構成的，如前所述，大結構是魚和熊掌兼得的結構，餘展飛既繼承父親的産業，同時也實作他在舞台上名副其實的白素貞。在一系列細節上是不可能推動小說的發展，舒曉夏将排練場所挪到宿舍是為了以身相許，但餘展飛拒絕了舒曉夏的申請，雖然後來舒曉夏說餘展飛愛的是白素貞，并不愛現實的舒曉夏，但現場餘展飛沒有确實拒絕舒曉夏的理由。你雖然當過和尚，當你還俗之後，你有可能嗎？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餘展飛成為33億富豪向舒曉夏求婚的時候，舒曉夏拒絕了。這在現實中也是不可能的，一個女孩子嫁33億的富豪，那個富豪除了有不可接受的理由，他是不可能去拒絕的。按照現在的價值觀，舒曉夏過于書生氣的理由沒有說服力，更何況舒曉夏那麼喜歡餘展飛，餘展飛父親突然去世，舒曉夏不同意嫁給餘展飛，卻同意在餘展飛父親葬禮上出演白素貞，最後舞台上出現舒曉夏和餘展飛兩個白素貞，現實中也是不可能的，一個戲裡面出兩個白素貞算怎麼回事？有趣的是正式這些不可能成就了《仙境》的可能。
李敬澤有一次講這個小說是寫不可能的事情，這是對的。不可能的是小說，可能的是報告文學，這就是虛構和非虛構的重要差别。非虛構一定是可能的，虛構一定是不可能的。《仙境》是一段時間以來特别優秀的小說，寫得結實、感人，在小說内部幾乎很難找出可以诟病的漏洞，但是讀過之後我還是難以釋然。一方面信河街的富人們無所不能的既擁有價值33億的資本帝國，同時也擁有可以任意飛翔的藝術之夢，如果這還不是仙境，什麼是仙境？或者這個世界就是為能夠進入仙境的富人們準備的。哲貴這些年來執意書寫信河街的商人群體，這是他對書寫對象選擇的自由。但是對信河街富人無所不能，甚至可以自由進入仙境的神功偉力，這究竟是炫耀？還是示威？無論富人還是窮人，在文學意義上他們是平等的，作家都可以書寫。但是如果略去富人擁有巨大資本的前史，僅僅肆意放大他們今天的從容、執着、追逐做夢，這真實嗎？
另一方面，《仙境》并沒有凸顯金錢的價值，特别是舒曉夏，并不是因為餘展飛有33億就恨不得早早委身于他。她在排練的時候試圖一身相須，因為她真實喜歡餘展飛，當她發現餘展飛喜歡舞台白素貞的時候，斷然拒絕餘展飛的求婚甚至對排練場的投資。對于餘展飛來說，家庭的富裕和後來的富有，金錢使他獲得自由，他可以造皮鞋，也可以演《盜仙草》，金錢并沒有使他膚淺和庸俗，如果這樣，這有什麼不好？是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沖突，我這個困惑不管是不是有意思，我都不能否認《仙境》在當下語境中确實是一部特别好的小說。
還有一點，哲貴這個宏大的抱負，起碼在小說創作領域裡面獨具一格，我就是要寫富人。你們寫窮人，寫打工族、底層寫作，我不是，我寫富人階層。富人階層也是人，執着的去這樣一個階層在今天的生存狀态，特别是他們的精神和思想狀态，我覺得特别需要。至于寫沒寫他的前史，你如果沒寫，可能有人還會寫。現在寫富人絕對政治正确，特别是受到底層人普遍的歡迎，但是這裡确實有民粹主義思想，如果我們完全支援這種民粹主義思想，我們的文學創作可能是有問題的。
評論家們：左二，孟繁華。三四張莉。
【張莉：他不會按社會學的思路去處理他的商人】
張莉說《仙境》——
《仙境》我去年的時候年選選過，哲貴的寫作在中國當代文學創作裡也是獨樹一幟的，這個獨樹一幟首先是信河街已經構成它的文學原鄉，這個文學原鄉在最初剛認識哲貴的時候是一個雛形，但現在越來越豐富，越來越飽滿，先前也跟哲貴讨論他裡面提到的那些人物有可能有一些單薄或者有一些我們進不去的，孟老剛才也提到那些富人們的生活不是特别能夠引起共情，但是這個《仙境》，我去年就跟哲貴說，我特别喜歡《仙境》，它非常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人的複雜性，已經讓我們忘記他是一個有錢人或者沒錢人。很重要的是他是怎麼建構人的複雜性，我的發言标題叫“通靈的手藝人”，這個小說裡面的餘展飛有自己暗示的人，女性文學裡面有“一個人的房間”，對于《仙境》裡面的餘展飛來講，他有自己的房間，就是那個戲台。那個戲台承載了他作為一個個人的、非公共空間裡面人物形象的部分。是以不論是《盜仙草》還是白素貞這個形象，一方面他熱愛藝術，在白素貞身上有他對整個世界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在白素貞身上也有他難以為别人所了解或者所認知的暧昧的性格那一面，他把這個性格比賦到白素貞身上，是以他為什麼看到白素貞特别渴望成為她，渴望在舞台上演繹，從我的角度來講，他勢必有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傳達的内容借助人物去表達，因為這個人物不僅僅在皮鞋廠工作，不僅僅是一個家業，不僅僅是賺錢，還有那個妖娆的、傳奇性的白素貞的一面，是以這個人物氣語鮮活生動，是以這是認識餘展飛的一個抓手，進入他之後就進入特别有意思的一個人的空間。
進入餘展飛這個人物的時候，他建構的時候有兩個線，一個是他和《盜仙草》、皮鞋廠之間的選擇，第二個是他和舒曉夏之間的關系，如果用心理分析的角度講就太多了，他使不可能成為可能，兩個白素貞在舞台上，一個白素貞是非常英氣的，另外一個是哀傷的、凄婉的，我們原本以為哀傷的、凄婉的是舒曉夏，那個雄健的我們原本以為是餘展飛，但是恰恰他們兩個做了性别的置換，哀婉的是餘展飛，另一個是舒曉夏，這兩個白素貞，從表面上來講代表我們今天對白素貞的兩種了解，兩種了解都是對的，當然也可以合二為一，但是這兩個人物他給分成兩個部分，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實際上餘展飛和舒曉夏是兩個自我。
看《仙境》的時候勢必會讨論到他前面有一個中篇小說《青衣》，《青衣》寫嫦娥奔月，一個女性飾演嫦娥中遭遇的困境，那裡面也寫兩個自我，一個人的分裂，一個中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在不斷的日常磨損裡面已經沒有那個仙氣，但是你在舞台上特别渴望獲得他，是以人的自我割裂，在這個自我割裂裡面有一個年輕的角兒和老的角兒之間的争鬥，筱燕秋和他的師傅、和他的徒弟的争鬥，《仙境》裡面也講到一種争鬥，但這個争鬥變成一個男和一個女，這個男和女之間關系發生變化，他們兩個有床上戲，這個男人跟他講不能，從我作為一個女性的角度來講，他們倆永遠不可能結婚了。他們兩個有錢了，他願意跟那個女人結婚，舒曉夏已經成團長，為什麼要跟他結婚？很明顯的，他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幸福都沒有，為什麼要跟他？一看這就是一個樣子。是以從這個角度上講，他寫了非常隐秘的人性的幽微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信河街商人就是這樣，他所向披靡，他有錢，也沒有什麼性格缺點。但是餘展飛這個人有很大的心，在外人看來他有一個性格缺陷，但是皮鞋廠讓他看起來成為一個正常的人，成為一個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活着的人，但是《盜仙草》和白素貞有他非生的一面。我覺得好的小說其實是寫出一個人的兩面性，一個人有他的社會性，他在社會環境裡所說的、所想的、所表達的，但那恰恰不是他想做的，那些所謂見不得人的、被人看不見的，他自己其實是覺得舒服的，而哲貴用白素貞和《盜仙草》的方式，尤其是《盜仙草》這個名字也講得很好，當然它是一出戲的名字，當他盜仙草的時候，一個人内心的渴望，如何把外在自我和内在自我進行結合，如果這個人皮鞋廠也很成功，在塑造白素貞的時候又能夠真正感受到那種換角色的幸福，那可真的是精神上的仙境。但他是不是真的找到了？我們看到最後的時候發現也未必，他有内心的巨大遺憾，即使他什麼都有了，但是依然得不到另外一個白素貞，而且那個白素貞永遠不可能嫁給他，因為什麼？一個人不能嫁給同一個自我。到了形而上層面的時候，這個小說就特别有意思了。以前做女性文學研究有一個觀點，我在性别觀調查的時候也問過很多作家，就是你是否同意好的小說家雌雄同體。很多作家的回答，理想狀态肯定是雌雄同體，但是你要跨越自己的性别達到雌雄同體很難。
我覺得《仙境》倒不是說小說家想跨越，而是這個人物一直内在渴望跨越一個障礙，然後達到他自身的雌雄同體，達到他的平衡。但是他是否做到？小說後邊也沒有告訴我們，但是我們通過這個能夠感受到一個人通靈以後，我為什麼說主題是“通靈的手藝人”，手藝人是說他是皮鞋廠老闆，《盜仙草》和白素貞是他通靈的方式，他通過這樣的方式，既表現作為餘展飛這樣的富人階層内在精神上的某種困境或者某種可能都可以，但另外一方面，他的确也書寫了這個階層特别的地方，一個皮鞋廠的老闆做鞋做得好，有幾十億，其實并不是讓人覺得特别有趣的事，但是他在他父親的靈堂上出殡的時候唱一出《盜仙草》，這個人就有意思了，就是因為這個複雜性、多面性和雙面性，這構成《仙境》吸引人的地方。從這個角度來講，哲貴以他的這個短篇顯示他對人的了解的複雜性和對富人了解的複雜性。我們為什麼覺得哲貴以前寫的富人哪裡缺了什麼，但是《仙境》讓我們看到哲貴某種程度也盜到他的仙草。當然它的前世部分，對于餘展飛來講可能是他的父親，再往前推，可能我們想看到曆史的深處，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重點不是讓我們看到這個人的曆史深處，但是讓我們看到他的靈魂和心靈、對自我認識的深處，這種對自我認知的深度在當代小說創作裡還是拓展了一個方向。
我們通過哲貴的小說已經非常熟悉在溫州有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商業上非常有名的街——信河街，他熟悉信河街，熟悉信河街的商人，他也熟悉這些商業活動。它跟我們讀到的那些寫商人的小說的确非常不同，而且大家都在讨論哲貴寫商人從來不按大家的那種思路寫無商不奸，不從大家普遍接受的思路去寫商人，當然首先有一個情感原因，他熟悉他身邊的朋友經商，他并不一定要站在共同的道德立場上對他們的商業活動進行批判，有這種情感原因。但我覺得更主要還不是情感原因，他了解他們，他從他們身上找到另外一種進入文學的路徑，哲貴要超越我們比較熟悉的而且公共化的二進制對立的思路，财富和道德是對立的，物質和精神是對立的，世俗和理想是對立的，對于哲貴來說，他想找到另外一個進入文學的路徑，而不是從二進制對立的路徑去處理他的那些材料。他找到另外一個路徑，是以我們讀他的小說，可能社會學層面的東西被淡化了，他會寫到商人，會寫到商業活動，但是他不會按社會學的思路去處理他的商人。是以階層這樣的思路不能很好的解讀哲貴的小說，比如《仙境》裡面的制鞋老闆30億的身價，你完全可以說他是資本家，他是富人階層，但是用這樣的思路去解讀小說不是很妥當。他更多的是想進入人性的層面，他又有他的重點目标，對于哲貴來說内心更向往自我，向往精神自由，他更看重個性，看重藝術，看重美，在他的心目中，他去寫商人，他更願意寫商人的自我怎麼實作的，他們的那種精神自由是在商業活動中怎麼處理的，他是從這個層面進入商人。是以他寫商人跟我們文學構成的譜系不是太搭界，他不是從道德層面對商業這樣的社會活動進行思考，是以我是這麼了解哲貴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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